《探索与争鸣》｜管窥1950年代法国周刊上的“中国形象”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报刊文明”

21世纪伊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报刊文明”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以及巴黎和里昂的几个研究团队内部开始兴起，后来逐渐扩散到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比利时、巴西和以色列等地。新一代学者沿着报刊研究先驱罗杰·贝莱（Roger Bellet）、让-克洛德·瓦雷耶（Jean-Claude Vareille）、罗兰·肖莱（Roland Chollet）、勒内·吉斯（René Guise）、亨利·密特朗（Henri Mitterand）、莉斯·杜马西（Lise Dumasy）、马克·安吉诺（Marc Angenot）和安妮-玛丽·提埃瑟（Anne-Marie Thiesse）等人开拓的研究道路，基于一种普遍的共识——“报刊媒体的飞跃，加之其创作与传播的大众性和它赋予日常生活运行的新节奏，使之对各类社会活动和世界的整体展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世界的表征逐渐投射在一种周期性和媒体流的文化甚至文明中”，组织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不少相关论著。其中最有分量的代表性成果是2012年出版的长达1760页的《报刊文明：十九世纪法国报刊媒体文化文学史》（La Civilisation du journal. Histoire culturelle et littéraire de la presse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 Éditions du Nouveau Monde），由多米尼克·卡里法（Dominique Kalifa）、菲利浦·雷尼埃（Philippe Régnier）、玛丽-艾芙·泰朗蒂（Marie-Ève Thérenty）和阿兰·瓦扬（Alain Vaillant）主编，六十多位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参与撰写。该书深入探讨了19世纪报刊媒体对法国文明进程的影响，研究其内在机制与诗学：19世纪著名的作家/记者，报刊写作的方式与主要素材，报刊的发行频率及排版，报刊的运作及发行对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技术发展的影响，报刊媒体对社会伦理、文化习俗和科学艺术的影响等。在这里，文化文学史的建构比以往更注重社会人类学的维度，报刊媒体不再被视为文学或者历史研究的附属物，而是作为辐射各个学科的中心点，自成一体。

此后十年，“报刊文明”的研究方法在法国乃至整个欧美学界推广，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甚至出现了集整合资源、信息传播和学术发表功能为一体的网络平台Média 19（www.medias19.org），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Gallica近年来也在不断把19世纪以来的旧报刊数字化并于2021年推出了《新闻回溯》（Rétronews）系列电子杂志。阿梅莉·夏布利埃（Amélie Chabrier）、玛丽-阿斯特里德·沙布利耶（Marie-Astrid Charlier）、劳拉·德穆然（Laure Demougin）、马修·勒图讷（Matthieu Letourneux）、阿莱克西斯·勒弗利耶（Alexis Lévrier）、菲利普斯·卡萨诺斯（Filippos Katsanos）、朱利安·舒赫（Julien Schuh）、梅罗迪·西马尔-伍德（Mélodie Simard-Houde）和约安·维里拉克（Yoan Vérilhac）等新一代年轻学者都进一步拓展了报刊文明研究的视野。

Rétronews系列电子杂志

无独有偶，2001年11月，中国学者陈平原在北大主持召开中日“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研讨会，作了题为《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思路为中心》的开创性发言。他指出，2001年受北大之邀来演讲的三位外国学者，德国海德堡大学瓦格纳（Rudolf Wagner）、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何碧玉（Isabelle Rabut）与英国伦敦大学贺麦晓（Michel Hockx），不约而同都谈到中国近现代史上三种重要报刊——《申报》《新青年》和《现代》，而他本人也在2001年10月应邀在武汉大学做了《报刊研究的策略——以〈点石斋画报〉为中心》的专题演讲。除了受外国思潮的影响，陈平原认为“北大学者之从文学史角度关注现代报刊，由来已久”，他的老师王瑶先生也强调“研究者必须阅读报刊，而不能仅限于作家文集”。北大自1990年代就训练研究生挖掘旧报刊，以报刊为基本史料或研究对象的论文或许并非创新之举，但陈平原对报刊研究策略方法论的探索与批评在当时颇具前瞻性。在报刊研究刚刚兴起时他就曾这样发问：“文学史家眼中的大众传媒，与传统的新闻史家、文化史家或新兴的文化研究者眼中的大众传媒，到底有何区别？”七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6月，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所作报告《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中探讨了报刊研究存在的困难与陷阱。他意识到“在现代文学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报刊并非仅仅‘提供园地’，而是以其独特的立场与趣味深深地介入，以至影响了某些作家的写作心态，也制约着某一时期的文学风貌”。不难发现，和法国学者一样，陈平原也认为对文学史述有贡献的报刊研究，既不能满足于新闻史巨细无遗的陈述，也不可单纯将之作为社会史的资料库，而是要在困难中“‘左手’新闻，右手‘思想’，头顶‘文化’，肩扛‘学术’，还要将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想象与记忆等融为一体”。2015年庆祝《新青年》杂志百年诞辰之际，陈平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基于报刊研究的历史观：“我之所以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目的是恢复某种真切、生动、具体的历史感觉，避免因为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历史事件早就远去，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记忆。流行的‘大理论’，必须与个人的‘小感觉’合拍，这样做出来的才是好文章，不僵硬，有温情。所谓小感觉，根基在于你大量触摸旧报刊，根基在于你的过往经验。”

中国形象研究：从西方到法国

1990年代中期，跨文化研究先驱周宁开始着重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并于2004年出版“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丛书八卷，系统地研究七个多世纪里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在他看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属于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观念史的研究，它建立在‘异域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理论假设上，在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中，解析中国形象，在跨文化公共空间中，分析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在这些基础史料与论题的初步研究之上，两年后他又出版著作《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并通过深入梳理和揭示诸多形象话语、文化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以及相关理论话语，尝试为该研究提供一种历史格局与逻辑框架，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与延续的过程、方式和意义。

周宁的系列学术著作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领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基础理论共识，法国在近十年也出现了相当数量学术论文讨论中国形象的建构及其表征，但因受限于一手资料分析和主流研究思潮，年轻一代学者大多是从法国文学文化史的角度出发进行个案研究，相关博士论文涉及“七月王朝到世纪之交法国文学的中国表征”（Les représentations de la Chine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au tournant du siècle）、“从皮埃尔·洛蒂、维克多·谢阁兰、皮埃尔-让·雷米和苏珊娜·伯纳德看20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北京形象”（L'image de Pékin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XXe siècle: Pierre Loti, Victor Segalen, Pierre-Jean Remy, Suzanne Bernard）、“文化摆渡人程抱一作品中的中国形象”（L'image de la Chine chez le passeur de culture François Cheng）、“安德烈·马尔罗笔下的中国形象”（L'image de la Chine chez André Malraux）、“17、18世纪法国旅行家笔下的中央帝国形象”（L'image de l'empire de Chine sous la plume des voyageurs français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等等。不难发现，他们探讨的大多是法国作家对中国形象的追寻，与21世纪初钱林森先生《光从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所开创的研究道路一脉相承。不过法国学者对中国形象的探索并不只限于文学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深入触至宗教哲学、地缘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形象大概率不再是研究目的而更多偏向于一种研究手段，是线索而非本质。

曾到中国游历的法国作家维克多·谢阁兰作品

受“报刊文明”研究思潮强调一手资料的影响，在继承西方尤其是法国的中国形象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上，我们希望从文学文化史的角度分析1955—1960年间发表在《法兰西观察家》和《快报》上的与中国相关的文章，解读两大周刊如何在1950年代中期这个关键时间节点重塑了中国形象，并结合这一时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及其与报纸内在运行机制的相互影响，多维度地解读这一形象复杂而丰富的内涵。需要提到的是，《法兰西观察家》和《快报》的所有期号在法国都尚未进入公共版权领域，所以文章一手资料的引用均来自法国国家研究总署项目 Numapresse（ANR-17-CE27-0014）的内部数据库，呈现的整体大观和详述的历史细节都离不开项目开发的数字工具对相关信息的抓取。而随着分析的展开，我们还将发现1950年代中后期的法国纸媒由于其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很难与同期英美国家更快走向通俗化、同质化和非政治化的信息媒体纳入同一系统。不同的权力话语体系下，法国的左派周刊在这一时期仍然保持着较大程度的自主性，在它创立的特殊公共空间里呈现出独特而又意涵丰满的中国形象，这不仅是一种折射的文化现实，更显示出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隐喻性表达，将一切置身于自我与他者的镜像观照之上。

法国最早的新闻杂志：《法兰西观察家》《快报》

“二战”后，法国文化经历了清洗时代，不少德占期间附敌的知识分子受到惩处，关于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引发前所未有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进入了“介入社会的时代”。殖民地风起云涌的独立解放运动、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冷战的阴影，加速了法国社会各阶层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化，报纸和杂志——尤其是1950年创刊的《观察家》（1954年更名为《法兰西观察家》）和1953年创刊的《快报》这两大时政周刊——成了社会主要思潮的传声筒和共鸣箱。从法国报刊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观察家》和《快报》被认为是法国出现最早、最具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新闻杂志，开启了聚焦时事新闻与政治观点周刊的新时代。《观察家》由吉勒·马丁内特（Gilles Martinet）、罗杰－斯特凡（Roger Stéphane）、赫克托·德·加拉尔（Hector de Galard）和克劳德·布尔戴（Claude Bourdet）创立，不仅是1950年代法国周刊的重要根基，还形成了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联络网。1954年，《法兰西观察家》每周发行量突破50000份，由于它观点性强、方向激进、针砭时事且容易引发论战，大力迎合“新左派”的兴趣与品位，成功吸引了大批大学生和政治文化界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快报》的政治性没有那么强，更加偏重实地深入调查报道和紧贴实事的新闻评论。周刊的两位创立者吉恩-雅克·塞尔万-施赖伯（Jean-Jacques Servant-Schreiber）和弗朗索瓦兹·吉鲁（Françoise Giroud）的天才之处在于大胆约请当时法国文坛最负盛名的笔杆子，从萨特到马尔罗到加缪，连莫里亚克都离开《费加罗报》转而在《快报》开设专栏“备忘录”（Bloc-notes），从而彻底打开了周刊的知名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即将展开分析的一手资料中，关于中国政治论战和意识形态的文章多发表于《法兰西观察家》，而《快报》则容纳了大部分讲述社会现实和文化演变的报道。

法国报刊史学界一致认为，《法兰西观察家》和《快报》影响之巨，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的政治介入。两大时政周刊站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前沿，最早揭露法国伞兵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公然与国家机器叫板，并因此遭到审核机构的多次查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姿态其实是19世纪末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我控诉》传统的延续，也许还是20世纪后半叶资本逐渐腐蚀并收编媒体之前属于报刊的最后荣光，因为它不仅彰显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良心，还透露出两个周刊内部运行机制的独立与外部传播观点的自由。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虽然《法兰西观察家》和《快报》上的文章放在当时的环境下属于紧随时事、讨论热点，但相关的批评并非简单化，相反，周刊所传递的观点触及“新左派”的思维结构，旨在改变战后年轻一代观察世界和深度思考的方式。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本应只具备即时效应的作品，在战争与冲突带来的迷雾散去后，最终成为历史的书写者和见证人。

左拉发表在报刊上的《我控诉》

那么，法国“新左派”知识分子在属于自己的新闻场里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呢？进入Numapresse数据库以“中国”（Chine）为关键字进行检索，我们得到以下结果：1955—1960年间，《法兰西观察家》共发表相关文章796篇，其中1955年140篇，1956年139篇，1957年130篇，1958年141篇，1959年118篇，1960年128篇，而《快报》共发表相关文章713篇，其中1955年118篇，1956年158篇，1957年122篇，1958年142篇，1959年64篇，1960年109篇。迅速浏览这些资料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中国作为国际新闻栏目中的重要坐标出现，负责书写文章的记者大概率并不身在中国，而是通过内部信息渠道或者当地通讯员整合的与中国相关的一手信息，提供不带观点性输出的时事新闻播报，该类文章通常出现在前四页，大多没有署名；第二，中国作为批评法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参照物出现，该类文章供稿者大概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记者，而是在某一领域有较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从业人员，比如律师、政治家、大学老师、文艺批评家等，而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多是基于二手资料；第三，中国作为文章的核心主题，也就是说不论是探索中国文化还是研究中国政治，在这类报道中，中国不再是一带而过的地理坐标或者用以对照的他者，而是贯穿全文的线索和灵魂，这也要求撰稿人对中国的了解不仅仅限于书面和社会想象，而应该有现实接触和切身经历，这一点对于负责深度报道的记者来说尤为关键。本文想要着重探索的也是第三类文章，我们将选取文艺批评、深度报道和国际政治三个专栏里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阐述，不仅尝试分析法国两大周刊在1950年代对中国形象乌托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继承与创新，更希望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中寻找被社会集体想象美化、掩盖或曲解的真实，与此同时批判性地理解这种真实是如何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新闻场中生成、传播、容受，并通过参与西方中国形象话语谱系转型，最终进入社会人类学视域下的文化文学史。

浪漫理想的“他者”

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也历经时代变迁。17世纪，耶稣会士来华为法国人打开了认识中国的大门，他们的信件以及著作初步讲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现实和哲学思想。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对中国的批评与解读曾一度引发了“中国热”，尽管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借远东的“政治理想国”来批判和改造封建教会。19世纪，中国的形象在法国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在雨果、巴尔扎克、泰奥菲尔·戈蒂耶等作家的笔下，中国依然有着异国情调的美感与诗意，而鸦片战争后讲述中国现实的相关报刊文章逐渐变多，中国形象在遥远东方古国与落后封建王朝之间摇摆不定，充满了矛盾性。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作家如克洛岱尔（Claudel）、谢阁兰（Segalen）、米修（Michaux）和马尔罗（Malraux）等人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和对中国文化的探觅与容受”。《法兰西观察家》和《快报》的文艺批评栏目延续了17世纪以来法国作家对中国的幻想，将其异化成一个非我的神话——历史悠久的儒家传统、超然物外的佛教文化、与西方审美迥异的国画和京剧，这些元素都激发并强化了法国人对遥远东方古国的神往。

1958年3月13日，出生于印度支那的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法兰西观察家》发表了对瑟伊出版社新书《孔子与中国人文精神》（Confucius et l′humanisme chinois）的书评。她把孔子摆在和他同时期的印度的佛陀、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和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一样的高度，圣化其个人形象，“他的故乡鲁国面朝大海，居于圣山泰山之巅，那里雪松常青；二十二岁他就创立了自己的学派，教人音乐、诗歌和礼仪；后来他开始传授君子之道，提倡克己复礼，遵循统治阶级的意愿”，最后她总结，在中国恢宏的2500年历史里，儒道合流的思想影响了亿万中国人的哲学与行为准则。这一定论延续了17世纪以来法国作家对“孔教理想国”的想象：儒家的文化精神逐渐哲学化，孔夫子因而成为“东方的苏格拉底”。

维克多·雨果的画作

儒道思想之外，佛教文化无疑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根基。在《中国的“奥德赛”》（Une Odyssée chinoise）一文中，曾与丈夫安德烈·马尔罗一起游历过亚洲的记者克拉拉·马尔罗（Clara Malraux）回顾了629—645年玄奘长途跋涉、历经万难终于抵达印度取得真经返回中原的传奇故事。不过玄奘西渡的史实只是为了引出《西游记》这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神魔小说，因为它就像“《一千零一夜》《堂吉诃德》《格列夫游记》和《圣杯故事》一样充满新奇与未知”。克拉拉对吴承恩的《西游记》有着高度评价：“首先，它展现了一个充满智慧、理性、讽刺与坦率的博大中国；其次，一些文学创造充满了喜剧色彩，比如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故事里它变成药丸到妖怪的肚子里捣蛋；还有对地狱的精彩描写，如果耶罗尼米斯·博斯（Jérôme Bosch）能看到一定会很高兴。”文章的最后详尽讲述了无字真经的情节，虽然没有旁加任何个人评述，但隐晦地传达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思想，正如作者结尾所言：“这为我们了解另一种文明打开了一扇门。”

法语版《西游记》

除却哲学思想外，中国古代绘画和戏剧也是呈现异国情调的重要因素。让-弗朗索瓦·夏布朗（Jean-François Chabrun）在《快报》上谈中国的木雕、年画和山水画，还采访了后来成为法兰西艺术院第一位华裔院士的朱德群。胡恩（P .P. Huyn）则在《法兰西观察家》上讲述了中国戏剧在1955年6月登上巴黎戏剧舞台时一票难求的盛况，他称“中国拥有最古老的戏剧遗产，他们的戏剧富有艺术性，绝不粗俗，代表着下层人民的心声，又不过分政治化”，在那段时间，除了《三岔口》《断桥》和《大闹天宫》等经典片段在剧院演出外，中国的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也在巴黎上映了，这个爱情悲剧让影评人联想到萨特的小说《人事已尽》（Les jeux sont faits，1947）。超越生死的爱情混合着吹弹拉拨的伴奏乐器、独特的戏剧服装以及油彩扮相，无疑带给法国人民一种“异国情调的魅惑”。而如何去调整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实现“理智和情感双重层面上的祛魅过程”，把握住历史“幽微的真实”，使得中国形象达到一定程度的去浪漫化，那就是深度报道栏目记者们的任务了。

客观存在的“真实”

20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媒体界熠熠生辉的明星记者，往往都与发表在报刊头条上的“深度报道”（Grand reportage）有密切联系：安德烈·维奥利斯（Andrée Viollis）曾亲历1932年的淞沪会战，她为《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撰写的文章后来以《上海或中国的命运》之名结集出版；更有悲情色彩的是法国新闻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阿尔贝·伦敦（Albert Londres），1932年初他为《新闻报》（Le Journal）撰写的中日战争文章竟成为其生命的绝响，因为同年3月中旬在回法国的轮船上，他本人连同大批记录中国社会的文章因一场意外失火化为灰烬。

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体裁，“深度报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比起放任记者与破坏分子接触从而过多参与内政相关的论战，国家更希望把他们派遣到意大利、克里米亚和墨西哥等战场做通讯记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电报、铁路等通讯交通工具的发展，一种脱胎于游记（récit de voyage）又区别于游记的新体裁记事（récit du fait）诞生了。实际上，“深度报道”相当重要的一种特性就是远距离、即时且客观地报道“眼见之实”（la chose vue），这也是为什么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前线的战地记者把“深度报道”推上了新闻体裁的神坛。安妮·雷诺尔（Anne Renoult）在《女记者安德烈·维奥利斯》（Andrée Viollis: Une femme journaliste）中，进一步阐述了“深度报道”区别于其他新闻体裁的几点标准：“讲述事件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实地调研地点与所处地相比有较远的地理距离或社会差别；持续时间和调研方法；作者目标及其实现手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出版社将一些‘深度报道’结集出版也成了一个指标。”

萨特与波伏瓦的中国之行也契合了这一标准，他们于1955年9月应邀来到中国访问，进行了为期45天的实地考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还在国庆阅兵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回到法国后，萨特先是于1955年11月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随后，又在12月1日和12月8日的《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我所见到的中国》（La Chine que j′ai vue）。《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中，萨特一开始就这样说道：“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一些法国朋友们从中国回到法国后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等过了一个星期，我再说的话，也不会是完全正确的了。”这与他在《法兰西观察家》发表文章的引言无疑是相呼应的：“我们没有形成对中国的客观印象：这个泱泱大国的魅力无法在一开始就被捕捉到，只有长久的了解后才会感受到它的迷人；即使尝试去描述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展现所见’与‘展现所思’不可分割。这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把中国日常生活的真实场景与其文字和数据描述分开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区分面对这些我们脑海里的第一感觉到底是怀疑还是深入思考”，但有一点儿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是一个客观真实”。

萨特和波伏娃在北京

萨特尝试以客观口吻叙述大量与新中国相关的历史细节，来打破法国人脑海中的刻板印象：清明的政治格局，备受爱戴的军队，民主的选举制度以及普罗大众重拾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甚至亲自去农村调研并且采访当地的农民，了解合作社运作的细节及其优缺点，用亲眼所见证明中国底层民众并非强权下不得不屈从的无力反抗者，以此对抗巴黎右派报纸不断渲染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体系。在萨特看来，中国的社会化进程是一个个体命运与集体命运息息相关的共同前行进程，上海的“资本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支持态度进一步展现出中国历史形象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中国是“进步的中国”：“中国直接的现实，在于它的未来：十五年后，黄河将被疏通杜绝隐患；二十余年后，中国文字将会拥有自己的语言体系。1957年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东北机械厂将生产出自己的第一台拖拉机；1960年完全推广农业生产合作社。”萨特和波伏瓦被中国人建设新生活的热情深深感染：他们用文字再现在这次旅行中亲眼见证的中国真实社会生活，在这个专属于“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里，展现出一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期景象，不仅仅给了报刊读者认识和了解中国客观真实的机会，更赋予传统乌托邦以新的含义，满足了信仰共产主义的特定人群对遥远政治理想国的初步幻想。

中国之行后，波伏瓦先是于1957年4月在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长征：中国纪行》，四个月后，她又在《快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女性生存境况的文章——《拥有不爱的权利》（Avoir le droit de ne pas aimer）。波伏瓦文章的作用机制与萨特大致相同，那就是通过以特殊角度切入的历史细节去打破停滞的中华帝国形象而展现出一个进步的中国：女性摆脱三从四德的束缚，告别缠足陋习，进入学堂接受教育，并通过识字、读报纸、听广播等方式接受新思想。在与一个医学系女学生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一对一谈话后，波伏瓦尝试通过这个原型塑造出中国女性的新形象，并以点带面地展示整个国家的演变：她着一身红色的羊毛套衫和海军蓝短裙，麻花辫垂在两侧，说话时带着孩子般的严肃和中国人特有的朴实与真诚；她没表现出任何复杂的自卑情结，也没有任何想要自我证明的急迫，带着安然自若的美丽；她在男女关系中把爱情放在很低的位置，仿佛是为了摆脱过往所经受奴役所带来的痛苦而需要将之全盘否定。在观赏京剧的一个细节里，当年轻的女主人公奋力反抗好色淫荡的皇帝对她的强暴时，波伏瓦注意到坐在身旁的女观众愤怒地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女性要革命，为了拥有不爱的权利。”19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现实意义也许已经超越了口号本身，但“为拥有不爱的权利而革命”反映的不仅是女人单纯的情感诉求，还是被压迫女性政治意识的觉醒，而新中国女性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与自由，不仅是波伏娃毕生追求的政治愿景之折射，“半边天”的意识更促进了其“第二性”的未来思考，二十年后克里斯蒂娃将在《中国妇女》中继续观察和探索这些问题。

《中国妇女》作者克里斯蒂娃

如果说萨特和波伏瓦依旧是站在法国人的立场上去看待中国的话，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口中的中国也许更加接近本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完全不同于文学家们的深思熟虑和咬文嚼字，韩素音的口吻轻松自然。“中国共产党员简直就是圣人”，面对《快报》的提问时韩素音这样解释，“首先他们要经过非常严格的选拔，在中国根本不是人人都是共产党员；其次他们要很有战斗精神，时时冲在第一线，帮助别人，给别人提建议，有良好的品行，且始终保持谦逊；他们做的事情是别人的十倍，收到的钱却不足别人的十分之一”。当《快报》提出很多外国记者表示中国的社会氛围很压抑时，韩素音更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那是对于你们欧洲人，对中国人来说，并非如此。不论在任何一种社会里，个体都会承受一种集体带来的道德压力，这样的事儿即使到了美国也一样。”中欧混血的韩素音脱离了西方的进步大叙事，她通过在中国生活的父母而关注到的历史进步，所延续的其实是远东视角：普通百姓从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逐渐走向富足，她在北京的家所属的街区安上了电话，共产党甚至完成了她父亲几十年来的愿望，在杭州重庆之间建设铁路线……

华裔女作家韩素音

这也是为什么韩素音能够犀利地指出欧亚思想的差别：“我们不像你们那么在乎自己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我们更加社会化，更习惯从人际关系中去看待自己。你们太悲观了，我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解释，但我不知道说出来会不会令你们不快……你们把文明和身为西方人等同起来。而这并不是一回事儿。对我而言，未来你们成为文化意义上的混血儿，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种族和文化的融合是慢慢实现的，非常缓慢……你们要摆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地去看待他者。”中国于韩素音而言不是需要从外部关注的他者，而是向内探看的自我，她对新中国激扬的褒奖态度来自镌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所以尽管她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却能在这群人身上发现一种伟大，一种“无意识的内在的光芒……它在一直推动着人类走向更美好的远方”。

20世纪中叶正值中国形象的话语谱系进行转型的重要时刻：“孔教理想国”在左翼思潮中转化为“红色圣地”，而这两者所代表的想象特征和精神价值的激烈对抗在这三篇深度报道中得到了充分显示。作为朝圣者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带着无限神往进入新中国，将社会主义建设视为人类向往政治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在田园牧歌式的美丽新世界中找寻失落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启蒙与革命理想。与其说他们是在歌颂和赞美以中国为缩影的进步乌托邦，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法国社会的政治期待，在无意识中扮演着先知的角色，向新闻场内的公众传播革命理想的“福音书”，因为中国这个足以否定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绝对“他者”所带来的社会想象，不仅符合《法兰西观察家》和《快报》的政治气质和激进立场，更将成为十年后撼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五月风暴”的重要旗帜。

简化的政治符号

纵观1955—1960年间《法兰西观察家》与《快报》上涉及中国社会情况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韩素音代表的观点相对小众且偏个人化，而萨特与波伏瓦“眼中的真实”也难免带上某种专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滤镜。与他们不同的是，专业记者往往带着审慎的目光小心翼翼地进行实地调研，他们的笔触经常会存在犹豫与纠结，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对事态将如何发展充满了疑虑和不确定，很多看似客观中立的文章实则隐含着意识形态的批判，夹杂着反讽与影射，但也确实揭露了当时新中国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破除传奇找寻真相，祛魅政治乌托邦，回归实实在在的生活，《快报》几篇关于中国的国际报道（Les affaires étrangères）无一不着眼在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在新中国落实这个问题上。但这一时期的中国在两大周刊上有被简化为一种政治符号的倾向，这不仅代表着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化，更是记者对异化政治现实的试探性批判，背后还隐含着温和“左”派与激进“左”派的对抗，务实主义者对理想主义者的不满，专业记者对知识分子记者的怀疑与挑战等。

1957年1月11日发表在《快报》上的文章《处于历史拐点的中国》（La Chine dans le virage）可以说是一篇内容翔实、角度全面的国际报道。瑞士记者费尔南德·吉贡（Fernand Gigon）在详尽讲述中国政治时事和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流露出面对这一切的矛盾态度。在他看来，早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前，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对共产主义道路有了新思考，因为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工业集体化的加速发展引发了一些不满情绪，而普通百姓为响应号召建设现代化国家已经做出了太多的个人牺牲。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面临严峻考验的情况下，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中国领导人将采取什么措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记者认为当下最需要关注的重点。

与萨特温和而赞许的笔触截然相反，费尔南德·吉贡的文章从开篇就流露出一丝反讽的意味：他描述了上海大资本家为庆祝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举行大型宴会的盛况，随即他表示探究这些人是否真诚并不重要，因为一些无须明言的规定已经随着社会改革降临。从这一事件中，吉贡看到了新中国区别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独特精神纲领：实行一种“温和的专政”（dictature en douceur），采取更加灵活和善意的方式改革资产阶级，尽可能减少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对立和冲突。同时他也指出，资产阶级不得不面临要么适应要么消失的命运。

尽管脑海中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但吉贡并非只看主义丝毫不关注复杂政治现实的盲从派，相反，他对新中国的民主党派发展、文化方针确立、法治制度创建以及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划等都有明确而深入的了解：李维汉1956年6月在国民会议上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方针引起了巨大反响，而邓小平和刘少奇也在9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上再次肯定了这一原则，吉贡对此无疑是持积极态度的；毛泽东倡导实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使吉贡认识到新中国走的道路与苏联是不同的，而作为双百方针的阐述者，陆定一更是提出“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发展就会停滞。相反，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此外，吉贡还将视线聚焦到法制建设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在中共八大所作的《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言中指出新中国目前法制还不完备，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律，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对比吉贡的论述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现有资料可以发现，法国记者引用的政府报告严谨忠实，视角客观公允，并且在成文时没有任何歪曲与篡改，足以证明《快报》编辑部对历史真实的尊重。

当然，对于吉贡来说，新中国的新气象并不单单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类的重大举措上，以小见大，透过一个工厂女工衣服颜色变化的微小细节也可以一窥社会风气的转变，更不用说在1956年上半年北京还举办过一场有五百多名模特参加的时装展览会。不过中国的未来到底将走向何处，吉贡并不给出自己的个人意见，而是参阅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八大上所作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作出预期，至于共产主义究竟如何在中国实行，吉贡依旧是借陈云在高层会议上的发言来委婉表达自己看好的可能性：在“左”倾与右倾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吉贡的《处于历史拐点的中国》并不是唯一一篇深度聚焦中国社会现实和政治进程的报道，这一时期《快报》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有维克多·法依（Victor Fay）的《中国接力》（La Chine prend le relais）、K.S.卡洛尔（K.S. Karol）的《北京之西》（À l′ouest de Pékin）等。《快报》之外，《法兰西观察家》也发表了一定数目与中国政治符号相关的文章，只不过相较之下意识形态更加浓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费朗索瓦·费特（François Fejto）的一系列社论，它们从侧面勾画出1957—1959年间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左右摇摆中逐渐前进的运行轨迹。

如果说费尔南德·吉贡的文章深度解读了1956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那么，英国记者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1959年1月22日发表在《快报》上的报道《走访新农人》（Visite aux nouveaux paysans）则揭开了“大跃进”初期农村生产生活的神秘面纱。作为第一个能够长期且自由地走访天津、郑州和武汉周边地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西方记者，理查德·克罗斯曼的笔触冷静而犀利，在实地调研中他凭借敏锐的直觉挖掘出许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细节，不过他的观察角度与萨特、波伏娃等激进左派知识分子相比显然更实际、更批判且更悲观，但这不代表他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俯就新中国，只是对于他而言，他乡更像是一面负向的镜子。挣扎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之间无法找到一种平衡，于是，记者幻想也许可以通过一条既不美化又不丑化中国的中间途径去讲述自身见闻，这也是为什么理查德·克罗斯曼很喜欢在行文中穿插一些带点黑色幽默对话的原因，仿佛要用夸张与诙谐来对抗他所不能理解的荒诞现实。

比如，他在天津农村发现的一个细节是灯泡下的试验田，随行翻译向他解释，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水稻夜间也能跟白天一样生长。理查德·克罗斯曼观察到，没有技术指导其实代表“大跃进”潜藏的危机——目标脱离现实。他每到一处，农民都会告诉他今年的收成又创了新纪录，他起初怀着怀疑的态度，但看着外面成片的稻田，考虑到种植方法的普遍改进，他似乎又打消了自己的疑问。中国农民心甘情愿搬进人民公社建造的集体农庄，并从内心深处看不起“即将消亡的资本主义”。理查德·克罗斯曼相信“大跃进”在宏观上并非完全来自官方的意志，它是特殊时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国家意愿的时代产物。面对变革的中国，他的观点输出尽力保持基本的客观中立：“一个不会说汉语的外国人在讲述自己所见所闻时应非常谨慎。”他在几处农村进行沉浸式的田野调查，和当地农民做了面对面的访谈，较之其他政论文章，他的报道不仅所涉地域广、历时长，还有极强的画面感，仿佛一部1950年代末中国新农村的纪录片，场景和穿插其间的对话严丝合缝、相得益彰。而在这部文字纪录片里，我们不仅透过外国记者的视角见证了亿万国人建设新生活的热情与活力，还深刻理解了社会主义探索的未知与艰难。理查德·克罗斯曼用诙谐幽默的口吻提出的疑问，本质上是一种对“红色圣地”中国形象的解构尝试，不过他罕见地没有陷入意识形态的陷阱，甚至巧妙避开了立场选择和直抒胸臆，只是时不时借用夸张幽默的手法委婉迂回地表达内心所思所想。这种解构过程中的迟疑背后隐藏着西方中国形象话语谱系的革新，因为“红色圣地”与浪漫唯美主义异国情调传统不同，已经从美学层面进入了哲学形而上学层面，它是真实的现实与政治的神话混合的另类生活方式，一种甚至等待超脱出意识形态领域的全新可能性。

结语

综上所述，一方面，1955—1960年间中国在《法兰西观察家》和《快报》两大周刊上展现的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古国形象主要是依靠文艺批评栏目来维持，而这种“孔教理想国”本身是乌托邦化中国形象传统的一种形式，用以满足依然沉浸在17世纪以来的文学想象里的一部分法国读者对虚幻又遥远的他者的迷恋。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正值西方中国形象的话语谱系进行转型的重要时刻：“孔教理想国”在左翼思潮中逐渐转化为“红色圣地”，这一时期曾访问过中国的萨特、波伏瓦，以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抓住了“深度报道”所倡导的“即时客观的眼见之实”，发挥“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主观能动性，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切，着力将中国呈现为一个真实的“进步乌托邦”，一个充满未来和希望的“美丽新世界”。这两种中国形象的强烈反差不仅让我们在两大周刊的新闻场中感受到1950年代中法交流的积极，更隐喻了背后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对寻找失落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启蒙与革命理想的孜孜追求，这也是为什么摆脱初期孤岛形象的新中国成为萨特眼中“客观存在的真实”，波伏瓦更在《长征：中国纪行》中称之为“一部需要耐心才能读完的史诗”的原因。除却知识分子记者之外，这一时期两大周刊的专业记者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无一例外都落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质问题上，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化他者的过程中难免有将新中国简化成一种政治符号的趋势。但考虑到哲学形而上学领域的“红色圣地”形象代表着现实真实和政治神话混合的全新可能性，专业记者的政治倾向和个人立场并未让他们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相反，他们阐述事件角度客观，实地调研资料翔实，不吝于公允正确地引用政府的官方报告和文章，甚至深入农村实地走访社会主义建设现场，聆听并传达普通民众的心声。今天重读，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报道还原了某些被集体想象美化、掩盖或曲解的历史细节，也揭露出在那个时代隐藏于政治烟云之中无法触碰又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法兰西观察家》和《快报》是1950年代具有深远政治影响力的法国左派新闻杂志，借助个例分析其新闻场内新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形象构建，只能触摸社会想象意义上西方中国形象叙事的冰山一角，但对历史现场的重建和对历史感觉的恢复，不仅还原出对这一形象不断重塑和完善的方式——对遥远他者的想象与异化、对客观真实多角度的理解与刻画、对社会主义建设深入的观察与报道等，更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到“中国形象”是如何通过参与权力话语体系的转型，进而影响社会人类学视域下20世纪中叶法国文化文学史的演变。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8期。原题为《冯清、黄荭｜旧报纸灰尘里的历史现场——管窥1950年代法国两大周刊之“中国形象”》，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转载，略有删节，原文注释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