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史学百年︱冯尔康、阎崇年：让历史学充满魅力

2023年10月3日，“南开史学百年大讲堂——让历史学充满魅力”作为南开史学百年庆典的第一场盛会，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东方艺术大楼一楼报告厅举行。活动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冯尔康先生与阎崇年先生展开学术对谈，对谈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杜家骥教授、常建华教授担任导言人。该活动启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创建100周年纪念之序章，既扬研史务探赜索隐之旨，亦发读史可知古明智之微。

从左至右：常建华、冯尔康、阎崇年、杜家骥，四位先生手持鲜花合影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在致辞中说，自己在1994年受冯先生学术召唤，来到南开求学，一路得先生教诲提携多矣；虽未受阎先生直接教诲，但一则受益于其功力深厚、扎实精湛、文笔出众又兼锐意进取的著作，二则受益于阎先生谦谦君子之风，得阎先生奖掖友爱后学之惠。冯阎二先生的对谈，是百年庆典的重要一环，更是机缘巧合的佳话。两先生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俱为学界大家。冯先生、阎先生于癸卯，同登鲐背，今年又恰逢南开百年，他感激两位先生出席活动、祝福南开百年。余新忠教授希望，此次对谈能展现对人类正面价值的激励，引发思想火花和人生智慧。历史学院常建华教授则在发言中表示，历史学是重要的精神需求，其领域的扩大、内容的丰富、重大的发现，都离不开观念的更新、视角的转换，及长年的积累。两位先生在以上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建树，树立学人榜样。两位先生九十高龄身体康健，思维敏捷，王利华教授称本次对谈为“仁者寿的历史对谈”。

四位先生对谈中

冯先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倡导中国社会史研究，影响卓著，故常建华教授的第一个问题是请冯尔康先生略谈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和发展方向。冯先生回顾了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史。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悄然兴起，与文化史的兴起同时。其出现改变了历史学以阶级斗争史为主线的状况，更为全面地探讨历史，并凸显出史学的社会文化功能，削弱了过往的政治功能。这种转化符合社会的进步潮流，也使得历史学从史学危机的困境走出来，进入发展繁荣的新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进入历史系的学生普遍有“历史无用”的压抑感，而现在大家乐于填报历史系志愿，这正是社会史研究带来的新面貌。当下，社会史研究往往被指责为“碎片化”，但社会史更需要的是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宽，拓展研究领域，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南开史学目前已有常建华教授的日常生活史，王利华教授的生态环境史，余新忠教授的医疗社会史，李金铮、江沛教授的华北地域社会史，许檀教授的社会经济史，卞利教授的民间契约与诉讼史，何孝荣教授的民间宗教信仰研究，陈絜、闫爱民、夏炎、常建华诸教授的宗族史，侯杰教授的女性史等。冯先生寄望有关研究继续推进，取得更多成果。

常建华教授接着请教阎先生，请阎先生讲讲在受人瞩目的满学研究方面的心得体会。作为满学的开创者，阎先生首先回顾了学科发展创立的历史。满族有一千多万人口，有三千年的历史，而且建立了清王朝，统治中国达268年，影响延及今日。但过去受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学界有蒙古学、藏学，而无满学。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难以关照到满学研究，直到改革开放后，满学研究的需求在国内和国际交流中出现。阎先生遂接洽建立满学社会科学研究，得到有关部门批准，获得编制、经费等支持，建立研究机构，受到国际关注。国际学术会议连续召开，《满学研究》共刊七辑，《满学论丛》刊出十二辑，满学研究提要、个人满学论文集等也得到出版。一支满学研究的队伍已经建立，而这支队伍的中心在中国北京，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

常建华教授向冯尔康先生所提的第二个问题是，请冯先生谈谈他在宗族史和谱牒学方面的学研所得。冯尔康先生讲到，自己很早即受社会思潮影响，关注宗族史研究。但早期主要是应时而做，在上世纪60年代批判农村封建主义复辟的政治形势中批判宗族活动和族长，即使认识到宗族活动发起者不乏善心实意，亦取批判态度。几十年后回头审视自己的做法，冯先生强调对历史应有完整全面的认识，不能根据情况、形势的需要进行论述。史学研究必须求真，从实际而不是从观念出发。冯先生注重南开传统的通史研究，又主要将时间、精力放在近当代宗亲会研究，将之作为海内外华人的普遍现象，他走遍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又远赴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广搜资料，考察宗亲会会址，了解华人的家族观念和宗族组织的扩展。以相关研究为基础，冯先生与南开大学图书馆馆员惠清楼合作，承担常建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级项目《中国宗族通史》清代卷与近现代卷的编写任务。冯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经历，指出现当代史研究不管是否自觉，都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置身事内”的关系，因此研究者应树立正确态度，在需要进行现实评价时要明确褒与贬的立场。

常建华教授向阎先生继续提问，请阎先生对所倡之紫禁城学研究的意义与希望进行阐释。阎先生认为，由于清承明制，研究清史离不开明史。而明清两朝政治、文化中心主要在北京，核心是故宫，所以故宫又是研究明清史绕不开的问题。而阎先生做故宫研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得益于亲缘、人缘、学缘、地缘。其曾祖父以来四代皆在北京谋生，幼时听家人讲北京见闻，少时至北京求学，至今已在北京寓居七十五年。阎先生勤于查档，在中国第一档案历史馆扎根，入馆逾千次，又重视实地考察，在故宫亲自丈量，解决雍正居住的后寝殿前门到养心殿后门的距离、三希堂面积、中和殿和交泰殿呈方形等问题。阎崇年先生强调“大故宫”概念，不仅将太庙、社稷坛、端门、天安门等处纳入故宫，亦将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视作故宫外缘，从而建立紫禁城学。阎先生认为，历史学做故宫研究应重视扬长避短，综合过往研究成果，从宏观入手，重新分析、分类，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回馈学界和大众。

常建华教授对阎崇年先生的研究表示敬佩，其故宫研究颇有特色，重视“大故宫”，下踏查的功夫，以出众文笔将史料、研究融会贯通，著作印售量达四十万册。杜家骥教授总结，两位先生已从宏观及专门领域方面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情况，希望以清史为主，提出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杜家骥教授首先请冯先生概括清代历史特点及其在中国古代史中的地位。

冯先生认为清朝有四大特点。其一，清代是君主专制登峰造极的朝代。明代大学士尚有宰相的影子，至清代军机大臣则完全只是皇帝的参谋，所谓“朕一人治天下”，缺乏对皇帝的制约性机制。在这里，需要注意皇帝专政的高峰时间并不长，但辛亥革命、帝制消失后清除帝王崇拜的文化心态仍是长期使命。其二，清朝是多民族国家。但我们更要看到当时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一国两制”正是清代适应各个民族地区实际状况的多元管理体制的遗产——清廷在汉地实行行省制，在东北早期实行将军制，在蒙古实行盟旗制，在新疆实行伯克制，在西藏则采取政教合一制度。这些遗产值得后人总结。其三，中国疆域最终底定于清朝，乾隆朝将版图拓展到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其四，清朝已经出现了某些近代化的因素，可以与今日相链接。

冯尔康、阎崇年两位先生切磋琢磨

清朝皇帝研究受到学界关注，而阎崇年先生很早就研究努尔哈赤，并在学术界专著甚少之际便出版专著，之后对皇太极时期的历史也有较多考察。故而杜家骥教授请阎崇年先生连续性地介绍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在清入关前的业绩与事迹。阎先生认为，自己谈论太祖太宗朝历史，实际和冯先生所讲清代特点问题是一个问题，只是冯先生说果，而自己说因。清朝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太宗皇太极，两帝三朝，播下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其贡献有三条，第一，在版图上收拢了原属明廷、疏于管理的辽东都指挥使司、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地区，将约三百万平方公里纳入统治，避免了沙俄东进带来的严峻威胁。第二，在族群上改族名为满洲，涵括女真人、汉人、赫哲人、锡伯人等，改变了明朝末年东北族群部落分散、战乱不断的状况，将之统合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即后来的满族。这为后来五十六个民族奠定了族群基础。第三，在文化上创制了满文，解决了金朝女真文消亡后缺乏民族文字的问题，得以记录、保存整个东北地区的文化、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等方面的宝贵资料。

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在短短几十年中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埋下了很多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是采取首崇满洲的国策，圈地占房，开启了无偿用行政手段剥夺物质财富供给统治者的恶劣先例，而且权力高度集中在上三旗权贵的小范围里，埋下了皇权专制、满洲贵族专制的基因。第二个问题是八旗特权。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八旗形成一个阶层，无业可务，游手好闲。八旗制度的特权异化了整个八旗子弟，造成普遍的腐败，而清朝的基础是八旗制度，八旗制度腐败，清朝的垮台也就成为必然。第三是文字狱和屠儒，延续了秦朝焚书坑儒以来钳制屠杀知识分子的做法。在入关前努尔哈赤即实行屠儒政策，入关后清帝以法律为名，滥兴文字狱，轻者杀头，重者灭门。这三个问题牵涉一批人的利益，难以进行改革，代代积累，最终积重难返，导致了清朝政权的崩溃。

杜家骥教授指出，阎先生讲清朝开国帝王奠定了长期统治的根基，又能将正反两方面的因素都纳入观点。雍正帝对清代历史有着重大影响。而冯先生重视求实，对其历史功绩和不足之处做了深入研究，所作《雍正传》多次再版，名声远播海外。杜家骥教授希望冯先生能对雍正皇帝及雍正朝的历史一陈所见。

冯先生指出，自己所述清朝历史特点的第四点，清代所存近代因素即主要根据雍正的作为。旧有观点往往延续其在世时社会舆论所定“十大罪”，这种评论失于简单。雍正实际同王安石、张居正等人一样，是面临社会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加以改革的改革家。他实行的三种制度，说明他是一个提倡社会改革的帝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改革君主。其一，摊丁入亩。雍正将人口税放在地亩中，根据土地数量征税，减少了户口统计所需的财政开支，而且基本取消了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的束缚，将大量劳动力解放到手工业和商业之中，从而促进了其发展。其二，养廉银制度。雍正将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公开化、制度化。早在民国，孟森先生便提出实行养廉银制度，而地方财政预算，正是近代的管理制度，是清朝统治中的近代因素。其三，除贱为良。徽州一带的庄仆、绍兴一带的贱民、福闽粤一带的疍民本是世业。雍正准其改业从良，三代之后还可科举入仕，放宽了等级制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古人未必能意识到其中的“近代因素”，但这些制度在客观上无疑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同近代相联结。冯尔康先生在批判雍正屠杀政敌的同时，肯定其作为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杰出帝王与改革家的地位。

阎崇年先生对清朝皇帝多有考察，遍及十二帝，有助于对其做出整体评价，杜家骥教授故请阎崇年先生谈谈对清朝皇帝的总体看法。阎先生认为，清朝历史可以分为四段，第一段是太祖、太宗朝及顺治朝，第二段是康雍乾三朝，第三段是嘉道咸三朝，最后一段是同光宣三朝。阎先生经过实地调查后指出，满洲在入关前是森林渔猎文明，而不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文明，其生产生活方式明显与蒙古族不同。蒙古人吃羊肉，喝马乳，穿羊皮，向朝廷进贡羊；而满洲人没有羊，不吃牛肉，打猎也养猪，向朝廷进贡鹿、虎、海东青等野兽飞禽，两族生产生活方式明显不同。阎崇年先生还观察到，满洲人在辛亥前都于庭院立祭杆，这同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做法，都是森林文化下祭祀森林的反映。在此，阎崇年先生也为听众介绍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森林帝国》。中华文明具有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和岛屿海洋文化等五种文化形态。满洲祖先最早居于黑龙江地区，处在森林带，其先人是森林民族，吃飞禽走兽之肉，穿飞禽走兽皮毛之衣，属于森林文化。努尔哈赤、皇太极以森林文化为主体，将同属阿尔泰语系的满蒙联合在一起，建立军队，创制八旗，其勇武与协作精神正是以森林文化为后盾。

康雍乾三朝幸而有强势皇帝支撑，政权尚属稳定。但乾隆讲求“持盈保泰”，不思改革、振兴。随后嘉道咸三朝，其始便因白莲教起义元气大伤，随后更为外国侵略。这三帝不察己过，不求行动，更等而下之。至同光宣三朝，统治者空喊改革口号而没有实际行动，维护既得利益者，最终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被推翻。阎崇年先生指出，历史是严酷的，不改革则必失其“泰”，违反历史的规律、人民的愿望、大部分人的利益的政权必然被历史淘汰。

现场听众

在对谈中，阎崇年先生在回答有关问题时也对冯尔康先生的学术脉络及成就进行了说明，凸显出冯先生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的新贡献。在此予以总结，以飨读者。

阎先生首先强调了冯先生在史学史上的贡献。冯先生是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创者，因此冯先生被选为中国社会史学会的创会会长，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也在南开创立。在过去，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不关注妇女等边缘群体，也很少涉及社会、民生等问题。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建立民国，学者从西方引进社会学。但民国三十八年即告终结，时间太短，尚未孕育出社会史研究。1952年，高等院系调整，关闭社会学系，社会史研究自然停滞。从此以后一直到1976年，史学研究以“五朵金花”为核心展开，缺乏社会史研究的空间。到七十年代中期，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关照社会史研究。冯先生带头从事社会研究，资料整理、专著出版，成为社会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冯先生对史学理论也多有贡献。传统上认为，农村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这也是研究社会史特别是农村社会史无法回避的问题。冯先生就此提出新见解。农民在农村分五个小阶层，富裕农民、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在农村占大多数。农民还有一部分是雇农，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够，数量很少。地主和雇农之间不存在封建生产关系矛盾，是雇佣关系；而富裕农民、上中农不租地，中农基本不租地，下中农、贫农只有部分租地，因此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农村基本矛盾的问题值得讨论。阎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史学理论上的突破，充分体现了冯先生求实的学术勇气和魄力。

就具体研究，阎先生强调冯先生在雍正朝和雍正帝研究上的地位。了解雍正朝必须了解康熙朝、乾隆朝，总计121年的史料数量巨大。而冯先生将之尽皆把握，了然于胸。冯先生掌握史料之广，看档案、做研究之深入持久是惊人的，因此能有丰硕成果，在海内外影响巍然称首。

最后，两位先生寄语青年学子。阎先生认为，做历史学者要求真、求是、求新，所谓求是，即从现象中找到历史联系。青年学子研究史学一是为职业，为工作，养家糊口；二是为事业；但只有将史学作为生命，做一辈子，才能真正做好研究。

冯先生认同阎先生的发言，认为阎先生把史学研究当作生命是要点，具有哲理性。而冯先生研究史学，继承了郑天挺先生等老一辈南开学人的精神，讲究求真求新，而又以求真为基础，故而冯先生文集以《顾真斋文丛》为名。冯先生并指出，历史学的魅力在于把真实的历史给读者，同读者交朋友，而不滥用社会发展规律、摆学者架子。同时，历史学正应“碎片化”，与读者共享具体的历史，讲个性化的日常生活史，看到不同类型、有个性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从而给人以启发、带来创造力。冯先生期待通过对多元生活的研究，可以解放思想与个性，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涌现更有魅力的史学研究著作。冯先生认为，历史学的魅力还在于关注民众所关心的问题，比如生命史学或生命安全史。亲历三年世界性的新冠灾难与次生灾害，其中有许多值得总结注意的问题。当然，生命安全的内容非常广泛，学者们还应该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照，思考如何与各种生物共生、如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及伦理等问题。冯先生也关注到写作观念、传播方式对历史学魅力的影响。史学固然强调求真求实，但历史学的想象力也相当重要。史家鼻祖司马迁对鸿门宴的细节的描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以紫禁城盘旋的乌鸦为开头等等都是历史的想象，但受到大众欢迎，也异常生动。因此学者首先要阅读、掌握大量史料，进行田野调查，再富有想象力地将之综合起来。纸媒也要和影像结合起来，刘和平所作《大明王朝1566》是在史实基础上加以想象的一部代表作，阎先生的百家讲坛更是其中典范，《清朝十二帝》《大故宫》系列提供给读者清朝历史的形象。

对谈的最后，两位先生寄语南开史学，庆祝南开史学百年的同时，也鞭策南开前进，期待南开史学再创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