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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工有业 | 男儿何不带吴钩——迷雾中的吴越青铜剑

2023-10-07 07:0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作者：马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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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苏州古城区，有一条东西向的干线，名为干将路，干将路在护城河外与南北向的莫邪路交汇，而与交汇路口隔护城河相望的，是相门城门。干将、莫邪，是春秋时期两位吴国铸剑师的名字，他们夫妇二人与莫邪之父欧冶子，都是当时名震诸夏的铸剑师；而相门，原名“匠门”或“将门”，《吴郡图经续记》记载：“将门者，吴王使干将于此铸宝剑，今谓之‘匠’，声之变也。”这座千年城门，是吴地铸剑行业在城市中留下的地标，而1982年与2003年相继命名的两路，则是城市对工匠的尊崇。

老相门图源：苏州姑苏发布

在青铜时代，刀剑堪称与吴越捆绑在一起的关键词。传说中的轩辕、湛卢、赤霄、太阿、龙渊、干将、莫邪、鱼肠、纯钧、承影这十大名剑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干将与莫邪，湛卢、太阿、龙渊、鱼肠、纯钧亦出自吴越，在历史的关键转折中露出过凛凛寒光。天下名刃，十居其七，以至后世吴越的青铜刀剑一度成为中国文化中武器的代名词，将青铜时代的血色烂漫在文字中延续：唐人提吴钩出塞，宋人抚吴钩北望，即便到了康熙二十一年，纳兰性德前往黑龙江流域侦查沙俄动向时，也写下了：“何处淬吴钩?一片城荒枕碧流。曾是当年龙战地，飕飕。塞草霜风满地秋”的词句。

春秋素剑故宫博物院藏

吴地青铜刀剑与吴地曾经“断发文身”“悍不畏死”的习气一起，淹没于时间长河，那长河上泛起遮天大雾，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的惊异与疑惑。

铜与瓷：吴越的资源与技术交流

吴与越，是两个文化、血缘与社会结构高度相似的诸侯国。两国都是华夏人在百越地建立的邦国，吴的贵族阶层出自周王室及其亲随，而越的贵族阶层则来源于为大禹守灵的奉祀人。至于两国的平民，本就是良渚、马家桥以来即生活于此的土著，故虽分属两国，但其资源与技术交流从未中断。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下，诞生出了吴越铸剑技术。

青铜时代的吴国，是一个冶炼业大国，也是一个铸剑大国。吴国本身虽然被长期作为蛮夷排斥，但吴剑在当时的文明中心黄河流域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史记》中记载着季札挂剑的典故，《吕氏春秋》中也有赝品吴剑横行中原的记载，但仿制品质量始终不能赶超正品，即《考工记》所言：“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能够实现这种产业集聚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吴国对于分布于今天皖南与宁镇一代的铜矿的控制。《周礼·职方》有言：“东南曰扬州，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中的金，指的并非黄金，而是铜。而铜与锡，正是青铜合金中最重要的两种组元。扬州盛产铜与锡的记载不但见于《禹贡》《周礼》《史记》《汉书》《盐铁论》《考工记》等等文献资料，即便到今天，长江中下游铜矿带仍然是我国最主要的铜产区。在这个横跨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的大矿场当中，至今还有大冶、铜陵、冶山、铜岭、铜官山等等与铜矿冶炼相关的地名。

春秋吴王光剑安徽博物院藏

更重要的是，其中皖南至宁镇一带的矿床，多属于矽卡岩矿床，在风化作用下，次生富集的氧化带厚可达数十米至百米，矿石品位亦较高，富矿可达40%左右。其中高品位、距地表浅近的矿床，中国人从商周时期就已经可以实现开采与冶炼，直至宋代永丰监时期，这一带的浅表矿才被采掘殆尽。对皖南矿坑的考古发掘和对遗物的碳十四测定也表明，对其的第一次大规模开采正是发生在西周时期。吴王夫差年间，吴国于宁镇山脉间设置冶城，作为吴国的开采冶炼基地，使用火法冶炼对矿石进行脱硫，生产出名为冰铜锭的铜铁合金，是为吴国铸造业朝贡、调拨与对外贸易过程中最主流的铜锭。而冶城的位置，位于今南京市朝天宫，也是南京立城之始。

与吴国不同，越国是一个贫铜国，但却拥有高度发达的小件青铜器铸造技术。越国人如何在缺铜的情况下，却点开了青铜铸造的科技树，仍然是一个谜团，但于墓葬遗存来看，其铜料来源却是相对明确的，也即吴越之间的铜瓷贸易。越国的陶瓷窑口主要分布于浦阳江和东苕溪一带，这也是后世越窑的主要分布区，与吴国的铸造业一样，越国陶瓷业是受到官方管制的“官工业”。吴国的冰铜锭输入越国，换来了越国的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这两种陶瓷器除了展示出越人对陶土与瓷土的高超应用能力外，同时也昭示着越人对于1100至1200度这样一个温度区间的控制能力。此外，近乎于陨铁品质的高品位铁矿在越国境内的存在，很可能也是助推越国铸剑技术发展的一个因素，《越绝书》载：“春秋时欧冶子凿茨山，泄其溪，取山中铁英，作剑三枚，曰：‘龙渊、泰阿、工布’”。宋人考证，所谓的“茨山”，在今浙江龙泉。

春秋越王勾践剑湖北省博物馆藏

阖闾时期，吴国铸剑师干将娶欧冶子之女莫邪，并向阖闾进献宝剑。夫差时期，越王勾践又战败献剑。这两个故事尽管见诸汉魏以来的诸多史籍与笔记，但其中有太多光怪陆离的情节。不过两个故事所透露出的那些最基础的信息应当是真实的：即在吴国的大扩张及越国最终吞并吴国的时代，吴越铸剑技术在吴地完成合流。而这次合流中产生的那批堪称国宝的吴越刀剑，正摆在我们这些后来人的面前。

迷雾重重的吴越铸剑三绝

1964年，吴王光剑出土，圆剑首，剑格两面有兽面纹，剑身两侧饰火焰纹；1965年，越王勾践剑出土，剑色金黄，剑身遍布黑色菱形暗纹，几无锈迹，剑格正面嵌蓝色琉璃，反面嵌绿松石；1973年，越王州勾剑出土，形制与勾践剑略同，剑脊两旁近格处各有错金鸟篆铭文；1983年，吴王夫差矛出土，矛头有黑色米字型暗纹，脊呈三棱形，两侧带饮血槽，矛头后端有浮雕兽头；1996年，浙江省博征集得越王者旨於赐剑，剑体宽阔，中脊起线，双刃呈弧形于近锋处收狭，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2014年，苏州博物馆征集得吴王余眜剑，窄格圆首，中起脊，弧线内收刃，铭文75字，是目前所见先秦剑类兵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

春秋吴王余眜剑苏州博物馆西馆藏

这些从夫差以前三代到勾践以后三代的吴越刀剑，不但形制上一脉相承，其技术特点上也高度一致，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被称为“吴越铸剑三绝”：

其一曰复合剑。对于一把理想的武器而言，自然是希望其既足够坚硬，能够顺利地破坏剪切防护装具与人体组织；又足够坚韧，能够扛住高强度的碰撞与挤压，不至于在战斗中断裂。这样一组需求对于青铜材料而言是一对矛盾的需求，在青铜这种合金中，铜与锡两种组分对其理化性质影响最为显著：锡的含量偏高，则青铜合金硬而脆；铜的含量偏高，则青铜合金软而韧。为了解决这对矛盾，吴越铸剑师们开发出了以榫卯结构将低锡青铜的剑脊与高锡青铜的剑锋以两次浇铸方式铸接成一体的复合铸剑法。于是，作为主要战斗部的剑锋得以刚硬锋利；而作为主要承力部的剑脊得以坚韧耐耐久，刚柔并济，扬长避短。对出土文物的无伤检验结果显示，吴越复合剑剑脊部分的成分配比为95%左右的铜与4%左右的锡，其合金塑性位于最佳配比区间内，延伸率在50% 以上；而剑锋部分的成分配比则为78%左右的铜与18%左右的锡。同时，观察出土文物的金相组织，可以倒推出铸造顺序应为低锡青铜先铸成放入剑体型腔中，再浇铸高锡青铜。低锡青铜色泽偏棕黄，而高锡青铜色泽偏银灰，于是成品又呈现出一剑双色的特点，挥砍之时，于落日一般的残影中闪动着一线寒光。

战国越王者旨於睗剑浙江省博物馆藏

其二曰菱形纹饰。即吴越剑表面的网状纹路，其多由双线交叉构成，至锋部菱形逐渐缩小，大多数线条匀称规整，经氧化以后纹饰呈暗黑色，所以也被称为“菱形暗格纹”。对越王勾践剑等文物的纹饰检测分析证实，这种纹饰的主要成分为高锡青铜，但在生产工艺上，却众说纷纭。曾经出现过的“硫化说”与“植物酸腐蚀”说已经基本被推翻，但目前却仍然存在两种比较成功的复原路径，且各有与其效果相近的出土文物作为支撑。其一是金属膏剂涂层工艺，也即涂抹高锡膏剂在剑体表面形成反应层，在对膏剂进行热处理后，保留膏剂的位置即形成菱形纹饰，这种复原方法也是目前复原效果比较好的一种；其二则是在铸造时即在泥范中贴片，于是铸造好的剑身上就会留下阴刻凹槽，凹槽中填充锡料再进行打磨后即可得到纹饰，这种技术路径也是一般青铜器阴刻纹饰与铭文的技术路径。吴越剑表面究竟有没有经历过膏剂处理，不单为解答为什么出现了如此多锈迹极其稀少的吴越剑文物提供重要线索，还将继续引发吴越铸造工艺中对金属流体把控的谜团，委实是关节所在。

战国越王州句剑上海博物馆藏

而如果说，复合剑技术中对金属配比的掌握可以通过长期摸索而得，菱形纹饰仍然大体没有超出当时技术条件和加工能力的限制的话，那么剑首同心圆工艺能够在吴越剑中大规模应用就堪称诡谲了。吴越剑的剑首位置多有同心圆装饰，即厚度0.3-0.8毫米、间距0.3-1.2毫米的多圈薄壁凸棱，勾践剑的剑首同心圆有11层，多的可达13 层，同时，同心圆的槽底还分布着极细的凸起的栉齿纹。这种细密的刻纹，现代一般采用车削工艺；而在数控车床出现之前，这样精细的薄壁同心圆结构和槽底栉齿纹的加工也是相当困难的工艺。但问题在于，哪怕吴越铸剑使用了尚在萌芽期的人力车床甚至更加原始的曲轴研磨机，青铜时代也还没有能够如此稳定地对青铜进行车削加工的车刀材料。而考虑到目前在吴越剑剑首普遍发现的铸接工艺痕迹和榫头结构，则剑首及其同心圆纹系单独铸造的工艺流程就更加可行。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即如何保障在泥范上刻制出同心度如此之高，又如此细密的纹样，又如何实现在泥范烧制后脱模时如此薄的陶壁不会断裂？更不要说如何同步制作出比同心圆更加精细的栉齿纹陶范了。凡此种种困难，目前只有使用车板轮制法直接车出剑首范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工人自身天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可行性。那么，这种精细的泥面加工便成为了吴越陶瓷技术向铸造技术扩散的一个实证。至于这种精加工又如何实现了普及，就是一个目前无法解答的谜团了。

战国越王州句剑上海博物馆藏

奔袭的轻步兵：孙武与伍员锻造的吴军

拥有高超铸剑技术却身处华夏文明核心圈以外的吴国，亦长期游离于中国军事史之外。吴越地遍布沼泽与森林的地理环境，一方面难于组织大兵团的机动，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此地“厥土涂泥,田下下”的恶劣农业生产条件和艰难的生存环境。于是，尽管吴人有“好用剑，轻死易发”的风气，但长期没有能力组织起中原式的以战车为核心的兵团。于是吴国在楚国的扩张过程中备受挤压，吴越刀剑仍被封印于剑鞘之中，等待着拔剑而出的英杰。

第十九代吴王寿梦在位时，来到吴国的晋使巫臣才首先为吴军带来了战车的制造与使用技术，以及配套的射手与御手教官。至此，吴国军队才仿效中原，以战车为核心建立起“两偏为卒，五偏为伍”的编制，拥有了与世仇楚人在局部对垒的能力，摆脱了一边倒挨打的局面。在这种中原式的建军思路指导下，吴国得以与楚国争夺对长江流域土著部落的控制权，与楚国并立为可以得到中原诸侯正视的南方大国。《左传》记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需要承认的是，巫臣带来的正规化建军思想对吴国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车兵本身，吴地沼泽森林广布地理条件并不适宜车兵的机动，吴人墓葬中出土的武器也多为步兵使用的剑和短戈，少见车战长兵器。车兵对于吴国而言，主要是与攻入吴地的楚人车兵对垒的防御措施。

战国早期越王者旨於睗剑上海博物馆藏

七十年后，第二十代吴王阖闾通过宫廷政变登上王位，与其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还有来自楚国与齐国的流亡者伍员和孙武。正是在两位流亡者的锻造下，一支从建军思想到作战方式都异于诸夏的吴军出现，吴国进攻的时代开始。《越绝书》载，伍员仿照车兵的编练方式，为阖闾建立起了一支分工明确的水师，即“今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而孙武则在吴国引入了已经于中原出现的丘役制度，将吴军的征兵范围从华夏族“国人”扩大到了百越族“野人”，在严明纪律的约束下，为吴国打造出了一支三万人的常备军。同时，孙武将吴军作为了实践其领先于时代的战略思想的舞台，吴国的军事行动至此真正成为了政治目的的延伸，攻伐的主要目标从敌军本身变成了敌国的战争能力。至此，一支拥有完整参谋研判机制，以水师作为主要机动能力，以轻步兵为主力，运动战为专长的新吴军诞生。孙武的这种建军思想，也被整理为了《孙子兵法》，成为了后世中华文明军事思想的主流。而首先证明其实战价值的，便是吴军打出的三路疲楚与柏举之战。

阖闾三年起，在伍员和孙武的谋划下，三万吴军被分成三路，利用水师在江淮之间频繁机动，多头出击袭扰楚国的东部边境与附庸国。在对楚国反应的判断上，熟悉楚国内情的伍员贡献尤其大，他点明了楚国“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的低下组织协调能力，因而判断吴军的每一次进攻都将引发楚军主力的扑救追击。伍员的敌情研判非常准确，在之后的六年中，楚国左司马沈尹戌和麾下的二十万楚军主力被三路吴军调动于江淮之间，疲于奔命，不但没能成功打击任何一路吴军，反而被吴国破坏了其位于东部边境的潜、六、弦、养等主要据点，灭亡了钟吾和徐两个附庸国。楚国的东部边防线崩溃，主力兵团士气低迷，国内民生也因长达六年的不断出征而陷入萧条。随着楚蔡之战的爆发，吴国决战的时机到来。

春秋吴王光戈上海博物馆藏

阖闾九年，孙武带领吴军出征，在南北两路军通过水师机动到大别山麓的潜和淮讷后，两军避开了楚军为防备吴军水师重点布防的长江与淮河，而是发挥轻步兵的灵活优势，分别从青苔关-松子关和大隧-直辕-冥厄路线翻越大别山无人区，直扑江汉平原上的郢都。这种突袭出乎楚人意料，吴人无数次的袭扰当中居然真的出现了一次直插腹地的进攻。于是楚军在沈尹戍的指挥下，一面向汉水收缩，一面向吴军后路包抄，而吴军则在汉水敌前转向，引诱楚军向西北方向的柏举追击。于是，二十万楚军在郢都到柏举的三百里范围内被吴军拉开成断断续续而首位不能相顾的长蛇，这条长蛇的蛇头在柏举撞上了阖闾从全军挑选出的“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及他们手中“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的利剑，于是一触即溃。江汉平原之上，二十万兵种齐全、战具精良的楚军反被三万轻装吴军一路追杀，五次反击均告失败，沈尹戌自杀殉国，郢都陷落。孙武指挥的这场大奔袭以吴军的全面胜利告终，它改变了中国商周以来使用堂堂战阵对垒的战争形态，以大范围的机动实现了寻机歼敌，以弱胜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评价其为“东周时期第一个大战争”，而《中国军事通史》则给予了其“自商周以来规模最大、战场最广、战线最长的战争”这一高度评价。

春秋晚期吴王夫差鑑上海博物馆藏

阖闾之后，夫差即位。这一时期的吴国，将水师机动与步兵奔袭战术推向了顶峰。夫差元年，吴国凿通自今苏州望亭经无锡、常州入长江的孟河；夫差十年，再开今扬州至淮安的邗沟，长江与淮河得以沟通；夫差十二年，吴军从陆海两路齐出，再度以穿插分割的方式，与鲁人一起围歼了十万齐军，俘获兵车八百乘，势力进入中原；夫差十四年，吴国开凿了将淮水、泗水、沂水连通的黄沟，并在黄池会盟诸侯，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连通，姑苏城的支援可以通过水路直达齐鲁。而在黄池之会中，吴国用以展示武力的正是其左、中、右三军组成的三个巨大步兵方阵。《国语》记载：“中军皆白裳、白旃、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军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白红黑三个巨大方阵在晨曦中动地而来，不但说服了参与会盟的诸侯承认夫差的霸主地位，也为后世留下了如火如荼这样一个成语，成为春秋时代的注脚。而战国时代以后，战争的烈度将陡然提升，军事思想迅速迭代，青铜也将逐渐披上墨绿锈装。

春秋晚期吴王夫差盉上海博物馆藏

销金为鐻：钢铁时代的到来

在世界主流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是进入钢铁时代比较晚的一个。公元前1400年，小亚细亚进入铁器时代，之后技术由此传布，中东与环地中海地区相继步入铁器时代。的确，与青铜相比，铁的硬度更高，也更难产生塑性变形，是一种更加理想的武器材料。甚至由于铁元素在诸元素中最大的比结合能，它的分布与储量也远远要优于铜，不但在地壳的诸组成元素中排行第四，在宇宙中的丰度也极高。但问题在于，铁在自然界中绝少以单质形态出现，铁矿石熔点高达1500度以上，这是一座工业时代前都无法逾越的高山。而如果以炼铜炉所能达到的1000度温度冶炼铁矿石，则只能得到一种海绵状的块炼铁，杂质极多，制造出的兵器品质比较差，但西方的铁质兵器却的确就是以此为材料发展起来。而在中国，青铜时代的铁质武器，其材料则往往来自于天外陨石，那是一种天然的铁镍合金。材料的稀缺自然也就彻底限制住了铁的应用，中华文明于是受自己的技术惯性驱使在青铜道路上一路狂奔，不断迭代青铜兵器技术，于是中国兵器虽然与中亚和环地中海地区在材料上存在代差，但技术上的优势却使得武器的品质差距并不大。

战国早期越王大子矛上海博物馆藏

越王翳三十三年，越国从琅琊还都姑苏，夫差、勾践以来吴地政权北上争霸的进程终结。在此之前一年，田氏代齐；在此之后两年，三家分晋，战国时代的激荡风云正在中原翻涌。频繁的灭国战争之中，基于块炼铁的块炼渗碳钢技术出现，进入西汉，又在官营的铁官作坊中迭代为百炼钢技术，中国始有高成本制造优质钢制武器的能力。继而又有东汉普及的炒钢法与萌芽的灌钢法，青铜兵器逐渐退出实战。尤其是北齐时期綦毋怀文对灌钢法进行改进后，中国人可以在没有翻越铁矿石熔点这座高山的情况下，通过将熔融的生铁与反复锻打而得的熟铁混合，直接得到优质钢。再结合其对淬火技术的改进，中国开始有能力以较低的成本量产钢制武器，不但填平了进入铁器时代较晚的劣势，还一举在规模生产和应用领域反超了其他文明。北齐之后，我们已经可以听到唐军的奔雷铁蹄。而彼时的吴地，已经开始转变为兵戈稀疏的温柔富贵之乡，偶有剑池下铮铮回响，那是吴越青铜刀剑穿越时间的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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