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历史制度如何塑造地区经济发展：基于越南的断点回归

2023-10-07 14: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编者荐语：

基于大越国和高棉的历史边界，通过断点回归解释历史制度遗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利用越南的多个数据库，作者揭示了公民社会何以成为历史制度延续性的机制。本文也是“由小见大“的典范：一条不长的边界讲述了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不同故事。本文进行平滑性假设检验的方式、排除其它潜在可能的技术、贝叶斯潜在类别分析（LCA）等研究方法都值得研究者学习。

历史制度如何塑造地区经济发展：基于越南的断点回归

摘要：

本文基于一次越南的自然实验考察历史制度遗产对国家长期发展的影响。越南北部（大越国，Dai Viet）以村庄为基本行政单位，曾被一个强大的中心化政权统治。越南南部是则是高棉（Khmer）-柬埔寨（Cambodian）的外围朝贡国，以非正式、个人化权力关系进行统治。本文利用断点回归（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揭示了在法国殖民前受大越国统治的地区在后续150年有更好的经济表现。在这些地区，居民可以通过公民社会或地方政府更好地投资公共品或进行再分配。本文说明了制度化的村庄治理催生了地方合作，且该传统在原始制度消失后依然具有韧性。

作者简介：

Melissa Dell 哈佛大学经济学系

Nathan Lane 牛津大学经济学系

Pablo Querubín 纽约大学经济学系

文献来源：

Dell, M., Lane, N., & Querubin, P. (2018). The historical state, local collective a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 Econometrica, 86(6), 2083-2121.

自左向右：Melissa Dell, Nathan Lane, Pablo Querubín

一、引言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出较大差异。在原本贫穷的经济体中，东北亚（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比南亚（菲律宾、柬埔寨）发展更为迅速。这些地区间一个最主要的差异是它们曾受不同国家统治。然而，揭示出历史制度对国家贫富的影响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本文通过把目光聚焦在越南——一个介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来回应这一挑战。利用断点回归，本文比较了处于不同历史国家统治下的越南村庄，并通过大量历史数据来揭露历史制度何以延续。

文献通常将亚洲社会分为东北亚的华夏国家（受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和东南亚的印度支那国家（受到从印度引进的印度教-佛教的影响）。东北亚国家拥有完善的税收体系、官僚机构和法律法规，村庄自治构成了行政的核心。中央政权在村级别设定税收和兵役征集的配额，但没有能力对地方行政进行过度干预。村庄在政策执行上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村民们必须共同努力以提供当地的公共品、保持人口规模、提供税赋兵役。相比之下，东南亚国家采用了更为分散的宗主-客户模式，村庄不是行政组织的核心单位。权力关系是个人化的，农民向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宗主献上贡品并获得保护，而这些宗主则与更高层次的宗主又有着自己的关系网络。

公元一千年前，越南北部的大越地区由中国统治，独立后保留了许多华夏政权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越逐渐向南扩张，征服了相对较弱、位于越南中部的占婆国（Champa，见图1）。相比之下，现代越南最南端历史上曾是东南亚高棉国（柬埔寨）的一个外围朝贡国，最终并入了大越。表1概括了大越和高棉两国的关键特征。

表1：大越与高棉在殖民前的区别

本文通过比较受过和没有受过大越统治的地区来考察历史国家制度的持久影响。图1所示的黑色阴影区域的东侧，于1698年（法国殖民前的150年）开始受大越的统治。相比之下，西侧的地区直到法国人抵达前几十年才成为越南省份，大越的制度在殖民统治到来之前几乎没有扎根。行政区域扩张的延迟是因为大越和高棉帝国核心地区的特殊政治情况造成的，而不是边界处的经济、文化、人口变迁的结果。

国家是个复杂的概念，包括一系列特征，原则上所有这些特征都可能产生长期影响。但越南的情境表明一个特征尤为重要：村庄自治制度。首先，高棉的大地主早已消失。此外，殖民主义一并拆解了大越和高棉的中央政权，整个地区此后一直由三个不同但连续的中央政权统治（法国、南越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法国却没有资源来重塑成千上万村庄的地方治理传统。

通过断点回归，本文发现当今大越（东部）地区的住户消费水平比左侧高1/3，且这一结果在不同的样本选择标准（距边界不同距离）、排除胡志明市或把样本拓展至整个南越后均保持显著。历史制度的延续并非通过正式制度来实现，法国殖民者废除了殖民前的制度，而非正式制度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地方合作可以通过解决中央权威和市场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不完全契约或信息问题）来影响经济发展。地方合作通常是难以观察的，但对于1969年至1973年间的近1.8万个南越村庄而言，我们恰巧能获得民间社会和地方政府的详细信息。

1969年至1973年期间，大越一侧的公民参与当地公民组织的可能性几乎是另一侧的两倍。他们也更有可能组织和参与地方发展项目、自卫武装、民主集会、公民组织、慈善事业。越南实施基层民主后，大越地区实施得更好。这进一步影响了大越地区医疗、教育、执法的水平。本文同时排除了其它可能的解释，包括民族差异、越南战争、土地分配等。

本文显示历史国家在塑造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有历史制度遗产的文献中，公民资本的出现非常有限。政治经济学文献也倾向于强调国家能力，包括保护财产权、征税和发动战争的能力。本文的结果突显出第三个维度——地方合作，它在促进经济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同时提供了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新见解。许多学者认为强大的国家会抑制公民社会。例如，帕特南的著作《使民主的运转起来》假设强大的官僚化国家会排挤公民社会。福山也认为，强大的国家通过将过去由公民组织协调的职能委托给中央政府，从而挤出了地方合作。然而，公民社会的特定特点（比如制度化的村庄制度）比起国家能力的宏大理念和公民社会本身的联系更为紧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强大国家会减少地方合作的抽象论断。当国家和公民社会相辅相成时，长期的增长更可能实现。历史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很可能对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二、模型框架

上文所述的历史行政边界（1698）是一个由经纬度二维组成的非连续性空间断面，本文的主回归为：

其中out是村庄v的结果变量，若Dai Vait为1，说明村庄v位于边界的大越国一侧，函数f是地理位置的多项式函数。本文把边界线截为各25千米的曲线，且将离村庄最近的seg赋值为1，这一固定效应可以保证我们在比较同一段截线附近的村庄。Dist_hcm是村庄v距离胡志明市的距离。对于被解释变量为住户消费的回归，本文还引入了更多控制变量。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以25公里为界选择样本。

为了构造反事实，任何断点回归都需要满足平滑性假设，本文也不例外：所有除处理变量外的因素都在断面处平滑变化。表2是平滑性假设检验的结果，该表表明海拔、地形、温度、降雨量、水稻等农作物产量、水文等变量并不在断面两侧显著变化，而且历史证据也说明了这一边界的产生与经济变量（初始资本量等）无关。

表2：平滑性假设检验

断点回归的另一个假设是没有样本的自选择效应（selecting sorting）。当个体从高棉地区向大越国迁移时，这一假设将被违背。本文说明边界附近居民的定居是一个相对连续的过程。土地被原始占有后，村民对外部人员有一种排斥，使人们更难迁移。一些价值观调查也指出越南人安土重迁，不乐于迁移。另外，人口统计的数据也表明该地区的人口迁移规模很小。

三、历史国家对经济繁荣的长期影响

本节将研究历史国家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对经济繁荣的影响。从17世纪开始接触大越行政制度的地区，无论是今天还是历史上，都比那些接触时间更短的毗邻地区经济发展得更加成熟。

3.1 今天的经济繁荣

我们使用每两年进行一次的越南家庭生活水准调查（VHLSS）来衡量当今的经济繁荣。这些调查是由越南统计局在世界银行的技术协助下，于2002年至2012年之间进行的。为了构建一个面板数据，我们将一半的家庭从一个调查周期转移到下一个调查周期。为了避免对同一个家庭进行重复观测，我们在2004年剔除了那些在2002年也被调查过的家庭，依此类推（如果保留所有观测结果，结果在数量上也是相似的）。为了构建一个反映生产能力的消费度量，我们从总消费中减去转移支付（如果包括转移支付，估计结果也是相似的）。

表3：越南当代住户消费水平与历史国家

表3报告了估计1的结果，并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对数变化，对儿童使用了等值消费参数，且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住户数，标准误在村级聚类。点估计显示住户消费在曾受大越统治的地区高出进1/3，且这一估计具有稳健型，图2显示了不同样本选择距离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图2：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图3在地图上标注了这一区别。在典型的RD中，预测值图是一个二维曲线，而在这里它是一个三维曲面，第三维由颜色渐变来表示。较浅的色调表示结果变量的数值较高。面板(a)显示了家庭消费的情况，描绘了在边界附近预测值的跃升，而较深的（表示较低收入的）点往往覆盖在较深的阴影区域上，表明预测值很好地拟合了数据。

图3：RD结果的地图显示

本文同时回应了以下顾虑：1）在边界的大越一侧的村中集中地区是胡志明市，它可能影响到断点回归结果；2）河流流域可能影响运输成本；3）人口迁移等。（编者注：作者如何调整识别方法以回应这些顾虑请参考原文。）

人力资本是经济繁荣差异的重要直接原因。在从 VHLSS中提取了关于受访者受教育年限的个体层面数据，本文获得了表4的结果。第一栏报告了25岁以上所有个体的平均效应，而第二栏至第四栏则分别考虑了其它情况。大越地区的个体受教育年限平均多出0.95年。教育的直接影响足以解释经济差异的三分之一。

表4：人力资本与与历史国家

3.2 殖民阶段的经济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经济变量进行研究。当法国人到达时，他们确实收集了一些系统性的数据，但细节的数据几乎不存在。唯一的村庄层面信息来源是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持有的1878年、1901年、1910年和1926年的地图，我们对其进行了地理编码并与村庄边界匹配，以获得基础设施的信息。这些地图包含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道路、铁路和电报线。分别以它们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大多数结果显示大越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充分，且具备统计显著性和稳健性。

表5：越南殖民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历史国家

3.3 对南越的经济影响

最后，我们转向了独立后的时期，当时该地区尚未由越共统治。即使历史不断变迁，旧制度的影响仍然存在。

收入数据通过PAAS(Pacification Attitudes and Analysis Survey)的样本获得。PAAS重点关注公民的态度和意见，但也询问了过去一年家庭收入的情况。我们也从HES(Hamlet Evaluation System)中获得各种经济指标，该指标由美国和南越在1969年至1973年间共同收集。HES包含了所有南越村庄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状况信息，数据以季度为单位进行收集。

本文将分类响应的问题编码为哑变量，并将之在同期样本中取平均值，以处理样本变化不足时难以估计多变量Logit模型的问题，同时反馈贝叶斯潜在类别分析（LCA，旨在解决分类数据中的多重比较问题）的估计结果。表6报告了有关结果，表明曾受大越统治的地区的家庭收入更高，非稻谷类食物（肉类等“奢侈品”）更多，被分在高经济繁荣类别、制造业发展、拥有交通工具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6：越南后殖民时代的经济发展与历史国家

四、影响机制

这些结果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在随后发生的重大动荡事件（包括殖民主义、越南战争以及实施计划经济后的市场改革）中，历史国家的影响会如此持久？本文假设大越在历史上建立起了长期的村庄治理制度，培养了高度持久的地方集体行传统，这些传统在大越灭亡后仍保持着重要性。

4.1 公民社会

一个运作良好的公民社会可以协调提供公共产品并应对危机，这一机制很可能将历史制度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为了研究这一点，我们使用贝叶斯潜在类别分析和HES调查回答构建了一个总体性指标。表7中的因变量（第1列）是村庄属于高公民社会群体的后验概率。历史上，大越地区必须共同努力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并提供地方公共品。相对于样本平均后验概率0.79，大越村庄属于高公民社会潜在群体的概率高出20个百分点。同时，大越地区的家庭更有可能参与当地的公民组织，更有可能参与人民自卫军、地区发展项目和活动、慈善捐款等。

表7：越南公民社会的活跃度与历史国家

4.2 地方政府

接下来，我们将转向当地治理和公共品供应，主要从HES中获取数据。从理论上讲，我们不清楚是否可以期望在那些拥有更活跃公民社会的地方会有更好的地方政府运作。一方面，当地政府未能提供公共品时，公民可能通过民间组织补偿这一缺憾，公民组织也可能存在于政府能力过于薄弱以致无法利用它们的地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都可能反映出长期以来在社区内传承的地方合作基本传统。本文支持后一种假设：以民主参与为特色的地方政府分权实践在历史上有参与式治理的地区（大越）的效果更好。这主要体现在税收水平、乡村治理官僚化水平、公共物品提供水平、教育提供水平和司法水平在大越更高。表8呈现了这些结果。关于公众价值观、越战、土地和市场的机制性作用，请参考原文。

表8：越南地方行政与历史国家

五、结论

一个在历史上长期具备机构化乡村治理传统的地区，相比于欠缺这一历史制度的地区，在过去150年里经济发展更好。在这些地区的村庄里，公民更能够通过公民社会和地方政府组织起来争取公共品和再分配。本文认为机构化的乡村治理促进了当地的合作，这些规范在原始制度消失后仍然持续存在。

经验研究表明，历史制度在许多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到信任和行为规范，再到基础设施投资等各个领域。我们预期在越南的背景下，持久的地方规范会出于各种原因变得重要。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越南迁移率很低，这可能增加了地方规范持久存在的概率。同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类似，殖民地的中央政权相当薄弱，市场机制也受到限制。当中央政权缺席时，正是在地化的合作可以用于协调提供公共品，并在市场缺失时执行非正式互动。

此外，定性证据表明，机构化的乡村治理是历史上东北亚各国共同具备的一个特点，它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即使是在中央政权和市场活动比越南更为活跃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例如，对日本企业的研究表明，在日本村庄中发展起来的横向合作规范转化为企业内部的横向合作，使其能够克服可能阻碍高科技制造业发展的委托-代理与信息问题。

社会学家Peter Evans假设了国家韦伯官僚制与当地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对于东亚的增长奇迹至关重要。尽管人们可以说，一些特定的细节导致了日本的成功，完全不同的一套特殊细节对韩国等国的发展也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将奥卡姆剃刀应用于许多国家共同具有的核心特征，构建一个简明的亚洲发展框架更为具有吸引力。将目前研究（国家政策与市场）的范围扩大以考察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如何影响亚洲的增长轨迹，是未来研究的可能前景。

编译 | 白昊天

审核 | 梁梦

终审 | 何升宇

©Political理论志

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理论志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