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安娜、高晞：本草的全球环游足迹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与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安娜（Anne Gerritsen）主编的《本草环球记：5世纪以来全球市场上的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生产》（中华书局，2023年9月）一书以本草环球史为主线，对1600多年长时段、跨地区的医药产品，如大黄、阿魏、人参、丁香、中国根、金鸡纳等进行追踪，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多维度展现了贸易与全球医药产品流通及健康知识生产的关系。本文系该书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本草环球记：5世纪以来全球市场上的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生产》书影

2010年1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发布了意大利新闻摄影师皮埃罗·克拉萨蒂（Piero Cruciatti）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重庆附近一家药店的一角……这幅图片展示了本书讲述的内容，即医学知识和实践所依存的物质文化背景。

重庆附近的药店，摄于2010年1月14日

仔细观察图中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型木柜，它由很多带有标签的抽屉组成，每个标签上都写着药物名称。在柜子的顶部，有一排带盖子的陶瓷器皿，贴有标签；后排较高的架子上，放着一排透明的玻璃瓶和塑料罐，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里面放着什么；在架子的最左边，有一张被放入相框的纸，这很可能是该店的营业执照；罐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装裱过的字：有几行诗，还有诗人和书法家的名字。

即使我们不了解2010年拍摄当时这家店的其他情况，通过这张图片，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关于这家店经营活动的大量文化背景信息。例如，这些标签不仅告诉我们商店里有哪些药品可供出售，而且还显示了标签的不同样式、颜色和书写者；上面被划掉的文字则说明，所售药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信息表明了该店陈列药物的多种方式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偏好。药物容器的材料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木制抽屉、陶瓷罐、玻璃瓶和塑料罐。虽然它们材质不同，但都是用来存储药物的。这些容器显示了价格的变化、自身材质的用途，以及药店老板和顾客看到这些材质而可能产生的联想。

对比一下照片中两张带框的纸，也非常有趣。其中一张不太显眼，放在陶瓷罐后面的架子上；而另一张则挂在墙上，很醒目。两者都向进入商店的人传达了重要的信息——左边的营业执照，印有简短几个字，并在纸的右上方有一个标志，这些都表明该店存在于一个工商市场监管和认证的政治制度中，是合法的，这让来客能放心该店的信用；照片中间上方的带框书法提供了正统性的证明，但这是通过一个非常不同的价值体系来实现的。字体的风格、日期的标明方式（甲申十月）、纸上的红色落款以及诗的选择，这些都是通过引用文化精英的文学经典来宣示正统性的重要因素。诗的选择也出于这些考量，《全唐诗》中，有一首贾岛（779—843）的五言绝句，名为《寻隐者不遇》，方葆珍（Paula M. Varsano）翻译如下：

松下问童子  Beneath the pines, I ask the boy

言师采药去  He says his master's gone to gather herbs

只在此山中  Only in these mountains

云深不知处  The clouds are so deep, I know not where.

诗文显示，师傅为了寻觅草药，离开了他的常居地。这喻示了道人在世人未知的地方——高山和密云中，寻求长生不老药。那个地方在哪里？我们不知道。那个世人无法抵达之地，定有非常重要的草药吸引了师傅，使其往之。这首诗中的“药”是与这家店的关键联系，但不幸的是，这个“药”字被一个带有红色盖子的破损的高塑料罐遮住了。然而，即使没有表现出这一中心特征，这首绝句也发挥了它的作用——将唐诗的文化权威性、道家追求长生不老的神秘主义以及隐士寻药的保障和希望赋予了这家药店。

因此，这张照片展示了医学实践的本身：药店售卖的药物依凭医生为治疗所配制的药方，并满足病家的需求。但同时，它也揭示了此类医疗活动存在的背景： 一个配备药材，为消费者获取药物的空间；汇集世界各地医药商品的商业网络；拥有家具和各种材质容器的物质网络；能保证商店合法使用医学知识的权力机构；9世纪时创作的一首诗文所传达的文化力量。这首诗可比这家店早了一千多年呢。上述内容并不都是清晰可见的，但它们无疑都是由这张照片揭示的。

当然，“治疗的实践存在于语境之中”的说法并不新鲜；研究亚洲和西方传统医学史的学者长期以来都依赖于语境来理解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就本书所涉的研究而言，有两个方面在方法论上是创新的，即医疗商品研究的全球史方法，以及对医学史的物质文化方法的强调。这两者都与西方学术界历史学研究领域广泛向外拓展的改变有关，这个改变至少有20年了。全球史方法要求学者从超越民族国家（the nation state）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民族国家一直是历史学家展开研究的框架，这是有很多原因的。书写过去史往往是一项与国家政治合法性相关的任务；官方任命史学家撰写过去的历史是要用来证明当下政府的合法性的。一般而言，历史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书写的，因为学者们通常是在单一的学术或语言背景下展开研究的，而且并不总是有跨越文化和政治边界的意愿或机会。即便是在美国和中国，许多大学中标准的世界史领域，也是将“过去”作为割裂的单元来理解：国家、文化或文明单元，比如，玛雅人、希腊和罗马文明、室利佛逝王国（Srivijaya）。在迥异的时空里，这些单元构成了独立的世界，可以被单独进行研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著作《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于2000年问世，该书对历史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彭慕兰不仅对西欧和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重要的修正性对比，而且还论述了“联系”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他的研究表明，17、1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与中国南海、日本、印度洋和欧洲的发展有关。同样，英国经济在同一时期的增长不仅应该从英国国内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理解，也应该从殖民扩张和获取大英帝国偏远地区资源的角度来认识。在《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引领下，涌现了一大批探讨全球联系重要性和质疑孤立研究国家的学术论著。

在学者们希望了解全球而不是一个国家历史的背景下，医学史研究领域也发生了变化。流行病的传播、医学知识的流通和医疗物品的贸易等话题都非常适合在全球史范围内进行研究。正如我们所知，传染病、知识和贸易都是流动的，无论政治、文化或法律界限如何，它们都会广泛传播。本书中的几篇文章明确地涉及了人、思想和事物跨越各种边界的活动。还有一些文章展示了另一种历史发展，它改变了许多历史学家构思其作品的方式，即所谓的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当然，科学史学家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书写关于物质的东西；药物就像医疗设备或针刺穴位图一样重要。但是，学者们书写的方式已经改变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艺术史、文学研究和历史之间以及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之间的边界流动性启发了全世界的学者跨界思考研究对象及其载体，质疑“事物”是什么，并批判性地思考对象本身及其所代表的东西。通过这些问题，研究对象本身就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丰富的信息来源。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得益于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一书的深刻影响。该书鼓励学者不要将“物”视为单一意义和价值的静态实体来研究，而是把它们视作在研究对象的生命周期或传记中反复改变意义的移动实体。阿帕杜莱和他的合著者们建议，价值（货币、文化、情感、政治等方面）在研究对象一生中的每个作用点都要重新考量。采用这种方法，特别是与全球史方法相结合，历史学家会在各个领域都发现，物是用于分析和探索的有效史料。

本书中的论文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历史研究中全球和物质转向的影响。首先，我们从药物的研究方法中看到了这一点。与将植物或药物视为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物”不同，作者们都从一个完整的综合角度展开研究，其中包含了意义、联想和情感反应的完整综合。例如，梁其姿和陈明合著的关于阿魏（也叫“hing”“asafetida”）的文章没有将其简化为单一认识论背景下的单一对象，而是包含了所有名称和含义，并追溯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跨界活动。王家葵从药理学和毒理学两个角度对古代草药记录进行了探讨。徐冠勉对丁香的研究，考虑到了这种香料的广阔背景，通过跨越时空追踪这种香料体系的痕迹，单一“物”的历史可以揭示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变化。

本书中的其他几篇文章探讨了药物和植物跨越政治、文化边界的轨迹或路线。例如，林日杖和何安娜研究大黄的两篇文章，不是在单一的特殊背景或知识框架内探讨这种植物的特征，而是研究其在中华帝国内外被认知的多种途径。罗婉娴和拉胡尔·马科维茨跨文化、地理和商业三界展开研究。罗氏对“万金油”的研究和马科维茨对人参的研究，形成了从北美、东南亚延伸到中国的诱人的商业提议。这些医疗商品的确切来源不如其质量和可获得性来得重要。高晞的研究对象——中国根（China root），显然与一个地方有关，它的“异国情调”（偏远而鲜为人知的原产地），强烈地吸引了欧洲的医学专家。

全球史观也影响了本书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尽管它们与全球史学的关系不那么明确。这些作者没有跨越文化边界去追踪单一药物，而是探索医学思想和实践如何在单一空间内发生转变，而在这个单一空间之外，人和思想产生了流动。例如，埃丝特·海伦娜·阿伦斯对摩鹿加群岛医疗市场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来自特殊地方的知识在这个地域之外广泛传播，如安汶（Ambon）。萨米尔·布迈丁的文章展示了中国本草知识如何通过耶稣会士的努力进入欧洲人的知识框架。正如克莱尔·格里芬所说，在近代早期的俄罗斯医疗市场上出现的“异国情调”改变了医疗实践以外更多的东西：它改变了人们对更广泛世界的看法。近代早期世界和现代世界之间的对比，揭示了这里明显的相似之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正如张淑卿和皮国立所论证的那样，“西方”知识的传播为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民众提供了新的医疗制度，同时激发了他们回归中国传统做法的愿望。又如刘士永和郑洪所言，由于医疗商品和专业知识在全球的流通，古老的、另类的和“民间（folk）”的知识获得了新的认可。最后，徐源和周英杰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来理解通过文本传播的医学知识。他们使用数字人文工具分析了早期佛教和道教文本中出现的本草，并认为这种知识在各个体裁和宗教派别中都很普遍。即使没有直接借鉴全球史或物质史学的方法，他们的论文也显示了数字人文工具可以为医学史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他们分析的最早的宗教文本，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222—589）。

本书所收文章以及我们在本文开头所用的皮埃罗·克拉萨蒂的照片都表明： 医学史领域的未来不仅需要对物质文化展开全球史研究，还需要探索新的史料和数字模拟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跟踪本草的全球旅行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