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评论 | 孙立坚：诺贝尔经济学奖从实践中寻找遗漏问题研究的价值

                             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实践中寻找遗漏问题研究的价值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了2023年最后一个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项——经济学奖，这次无论是获奖内容还是获奖者自身的特点，都带来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甚至某种意义上盖过了其学术价值的影响力。

首先，在今天全球经济低迷的环境中，评委把殊荣给了唯一一位长期从事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问题研究的杰出学者——美国哈佛大学亨利·李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因为她用经济学视角和经济学方法很好地诠释了社会大众一直以来极其关注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受“歧视”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世界各国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抱着极大的学术热情在研究她们体会最深的这类由性别差异带来的各类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成果用其独特的融为一体的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等，颠覆了很多从单一的规范经济学视角(诺奖长期以来的学术贡献程度的评价标准)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她的发现有力地影响了各国政府政策设计和社会实践的效果(日本今天在探索“消失20年”的通缩困境中也在引入女性的平等地位改善激发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和积极性)，打破了经济学诺奖长期被圈外人士诟病其深不可测、甚至以“自娱自乐”的方法论驱动的“小圈子”印象（它与现实世界经济问题的本质相距甚远）。

其次，诺奖评委在刻意挖掘经济学遗漏问题研究的价值。虽然，性别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起源较早，但它和近几年的环境经济学、贫困经济学一样，与主流经济学中更多学者关注和从事的规范经济学主导的市场效率改善这类问题的研究相比，不得不承认它们都属于”小众”的领域。尽管如此，这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公平的问题越来越被重视，甚至这类问题已经越来越挑战主流经济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的分析能力。于是，这类遗漏问题的研究价值就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倾注更多的研究精力。这也是经济学领域永葆青春与时俱进的必要条件。

第三，重视获奖者的代表性而不仅仅是学术界的影响力，是引发更多的社会关注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保障。比如，这次获奖者有很多突出的代表性特点，是唯一一次女性学者单独获得此项殊荣，这不仅反映了诺奖评委对她长期不懈努力的高度肯定，更是对女性学术影响力的高度评价。又比如获奖者是哈佛大学最早确立教授地位的女性学者，而且他们夫妇都是志同道合的劳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大咖，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引领世界经济学潮流的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妻在先），同时她自己更是通过积极奔赴各国的学术会议现场和接受媒体的采访来展示她引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她在2021年就来过中国参加北大举办的国际研讨会），由此引起了各国不同阶层人士的高度关注和较强共鸣。所以，她的影响力是世界性的，诺奖委员会也期待能通过此次评奖引来全球广泛的关注，而不是走向”政治正确”价值观所形成的类聚化的偏好选择和无法得到广泛认可的偏见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克劳迪娅·戈尔丁教授的学术研究不是靠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方法来奠定她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的，而是通过她宽泛的知识体系和将其融为一体的独特方法以及超强的经济问题的发现和识别能力（这种能力也许从她幼小的时候喜欢探险和观察的兴趣爱好上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颠覆了很多经济学家基于规范经济学理论体系所引出的已被大家接受的各种结论，甚至很多理论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统计和实证意义上的认可。

她的学术价值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用经济史的方法论细致入微地重新梳理了衡量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各项关键指标，解决了过去实证研究在有偏样本的基础上所做出估计和检验的有偏判断的问题（哪怕后者方法论的严谨性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她的历史视角可以确定劳动力市场变革的驱动因素，并为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和职业生涯提供很多击中要害的新见解。它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对现在的妇女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和其性别差异化带来的待遇不公平的问题以及对妇女劳动意愿的影响，同时也能通过她展示的历史的这面镜子，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社会障碍是如何在历史上产生和得以解决的，以及未来改进的空间又在哪里。

其二，应用统一的经济框架来分析这类问题，避免不同学者用不同的经济学框架得出的完全不同的结论，哪怕他们使用的是同样的数据源。而且很多结论是相互矛盾的，无法形成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有了统一框架就容易让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具备可验证的条件，从而产生很多关键性的共识。比如，社会规范、制度障碍以及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需要，才是限制女性的劳动力供应选择的关键因素。

其三，通过深度的国别研究，去探索异质性存在的重要意义。以往很多研究虽然发现了一些没有国界差异的共同事实，如社会进步会增加女性就业的比例，但克劳迪娅·戈尔丁教授通过对美国就业和收入性别差距的长期演变的追踪，发现美国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长期演变实际上是U形的结论。虽然她也认为劳动力需求结构的根本转变确实使女性受益，但是性别薪酬差异因为女性育儿的职业中断而大受影响（不过避孕药的可得性降低了妇女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机会成本，她称之为技术效应）。更有趣的是通过她深入的国别（美国）研究，发现妇女劳动选择的时差效应决定了其最后固化的低收入的职业生涯（她称之为群体效应）。同时，她还发现，在美国大多数劳动力市场中，足够灵活的工作场景和随之而来薪酬待遇的恶化，让有家有孩的女性不得不成为“随叫随到”的弱势群体（她称之为父母效应）。这些美国拥有的“异质性”特点，如果套用放之四海皆准的规范经济学的框架以及使用和它匹配的实证方法是难以发现的。

有了上述研究成果的社会性特点和克劳迪娅·戈尔丁教授对于解决问题的学术研究热情和宽泛且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对今天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努力探索走出经济低谷和化解通胀压力的发展新动能的时间窗口上，政策意义显得更为突出。

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她告诉政策设计者，为了制定有效的政策，必须了解所要解决问题的根源。她给出了历史学视角和国别研究结合的方法论来探索复杂问题的根源。其次，她提醒政策设计者由于性别差距的许多来源经常相互作用，针对一个渠道的政策可能不足以产生重大变化。此外，在一种情况或一个国家有效的政策却可能在另一些情况或其他国家无效，所以也要避免政策上的刻舟求剑和拿来主义。第三，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注意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化问题隐藏着它内在放大这种差异的机制。原因有两个，首先，社会规范和期望，例如，关于谁照顾孩子，谁料理家务，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改变会很艰难。其次，影响整个职业生涯的人力资本决策取决于做出这种选择的关键时刻的期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的发力点应该放在通过多种渠道去改变和优化对劳动力市场形成桎梏的歧视女性的观念，和由此形成的不合理的惯例，以及看似”合理”但不公平的操作行为。尤其在美国这样的遵循丛林法则的竞争环境中，女性能力和待遇被严重压抑，作者认为它的后果就是今天美国经济繁荣不可持续的关键原因之一。

这次诺奖的评价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问题，虽然中国劳动力市场女性公平参与的问题早已解决，甚至薪酬待遇也能得到制度的关怀和保障，但是女性参与决策的机会和其领导力的重视程度还有一些改善空间，她们的更多贡献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意义非凡。另一方面，这次研究中所强调的异质性特点和准确把握的方法论要求也是我们今天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可以共享的人类文明的智慧。

* 作者感谢复旦大学孙立坚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小组成员所提供的丰富材料和创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