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晚沉浸赶集，宋人的市集有多少花式玩法？

市集

“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从事商业的空间扩大到除了皇宫以外的各条街巷，甚至扩大到城郊。

宋代是中国人文文化最为昌盛的时代，上至皇家庙堂，下至民间百姓，对“美”的追求渗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生活的日常又反哺审美理论及思潮以养分。如何表现、传达宋朝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表里相依，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在近期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宋式艺术生活》书中，作者以“图像”为依托，聚焦“艺术与生活”，以史料中的故事，讲述宋代皇帝、文人、画家、工匠等对艺术的创造。分析苏东坡和岳飞长什么样、追问宋徽宗真迹是否真的存在、解答宋代的美术高考、探究《清明上河图》里的开封市集……

今天夜读，进入宋代市集的夜市时间，在那里我们将看到各种国内与进口商品场景，感受宋人如何从商业生活里获取日常烟火气的乐趣。

邵晓峰 /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

夜市开到凌晨一点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都实行严格的“宵禁”政策，但北宋的夜市却拥有着无法比拟的活力。凌晨一点的汴京城，依旧可以看到人流如织、灯火璀璨。

夜市的出现突破了营业时间的限制，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的市场商业气氛较以前更为浓厚。据《东京梦华录·州桥夜市》记载，北宋开封的夜市营业时间被允许延长到三更甚至四更。古时一夜分为五更。和现在的时间对应大约是这样的：一更 19—21 时；二更21—23 时；三更 23—1 时；四更 1—3 时；五更 3—5 时。

▲ 电视剧《清平乐》（2020）

另据《宋会要·食货六七之一》记载：“太祖乾德三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北宋蔡京之子蔡絛在其《铁围山丛谈》卷四中描述北宋都城开封街头为“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而且在都城里，从事商业的空间扩大到除了皇宫以外的各条街巷，甚至扩大到城郊。

汴京的夜市发展得益于商业的发展。北宋的各大城市， 既无唐代长安、洛阳那样的坊（居住区）与市（贸易区）之别，这使得市井贸易发展迅速；又无昼与夜之界， 这使得汴京的夜市非常著名。南宋的商业甚至比北宋更为发达， 除临安外， 建康、平江、成都、鄂州、福州、泉州、广州等城市， 人口都很多， 也均是著名商埠。

交往尽在市场中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全国的城镇多达 1800 个，多数分布在南方，南方诸路就有 1300 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城市改变了原来的州郡格局和性质，由区域单一的政治中心变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中心。此外，在城巿城墙外周围的广大地区，也突破了以前的“巿”制，逐渐出现了新兴的商业区——镇市和草市，有些镇市和草巿还因贸易发达和人口增加，逐渐发展成为州县的一部分，有的甚至成为独立的小城市。城乡之界也逐渐模糊，使得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不再受到区域的束缚而蓬勃日上。集镇的发展增进了宋朝经济的繁荣，集镇的出现及分布也影响着风俗画的发展，集镇生活也成为两宋风俗画家的重要创作内容。

“清明上河”是北宋的民间风俗，类似现在的节日集会，人们进行各种商贸活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北宋都城汴京繁荣的景象，成为宋代风俗图像的典范之作，对后世影响甚大。画面中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药店、修车，甚至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

▲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朝市场上的商品种类繁多，居民的生活用品几乎都要到巿场上购买。在当时的汴京市场上，不但能买到北方的牛羊马匹，南方的水果干品，江淮的粮米鱼虾，而且能购得沿海的海产品，福建、杭州的印本，名窑的瓷器等。市场上的热销货物甚至还有来自海外的日本扇、高丽墨以及大食（阿拉伯）香料等。这些有力促进了基层经济的发展，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为风俗画家们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素材。

据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市场上的各类商品多达 414 类，一些城市居民甚至还是奢侈品的消费者，据南宋王迈《丁丑对策》记载：“士夫一领之费，至靡十金之产，不唯素官为之，新仕尤效其尤者；妇女饰簪之微，至当十万之直，不唯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矣。”在这种消费气氛的刺激下，市场日趋繁荣。

商品远销海外

宋朝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主要在榷场进行。北宋时期，在与辽的交界处设立榷场；南宋时期，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宋朝出口茶叶、瓷器、药材、棉花、犀角、象牙等货物，进口马匹、毛皮等货物。

宋代海外的交通与贸易比前代更为发达与兴盛，其技术基础的因素在于罗盘的发明和使用以及海船制造技术的提高，其国家政策的因素则在于通商口岸的增加。唐代沿海的通商口岸仅有登州和广州，海船航程最远到达波斯湾一带。宋代沿海通商口岸则陆续增加，前后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十多处，海船的航程更是延伸到红海口和东非诸国。这样一来，宋朝的大批农产品、手工业产品、铜钱等运往海外各国。由于宋朝的铜钱信用佳，曾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国家与地区，当时的朝鲜和日本甚至一度停用自己的货币，改用宋钱，宋钱成为大受欢迎的硬通货。

在当时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欧亚地区的数十个国家。宋朝出口的货物有丝绸、茶叶、瓷器、纺织品等，进口货物有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香料、胡椒、玳瑁等。宋朝市舶司每年征收进口货物的税收，北宋仁宗皇祐（1049—1054）年间为 53 万贯，北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间为 63 万贯，到了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更达 200 万贯，这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6%，对宋代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货币流通的新型变化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宋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衡量一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是支付手段，北宋时商品流通和支付的手段主要是铜钱，每年的铜钱铸造额要比唐代多几倍到十几倍。南宋时主要的支付手段则是纸币“交子”“会子”，金、银等金属的货币机能在不断增大，而绢、布等传统辅助货币的支付作用在逐步缩小。

商业经济的发达使宋朝的财政收入为历代之冠，北宋极盛时岁入白银一亿六千万两，这大约是明朝的十倍，这得归功于宋朝重视商业的发展，其财政总收入约有 70% 源于商业。

全民经商，出家人亦做买卖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社会生活之中甚至形成了一种“全民经商”的态势。宋代经商群体的构成除职业化商人之外，还包括了依赖国家供给的军人、官吏、皇室成员和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宗教界人士。在一般逻辑上，他们经商营利的行为超出了其职业的范畴，也多为国法和传统道德规范所不容。但若将其放入特定的历史发展语境中去考察，就带有一定的合理性。

僧侣道士开始从事商业买卖一类的经济行为与宗教日益世俗化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宋代以前的寺院经济主要立足于土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寺院经济也开始转向寺院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因为这一时期财富的标志除了土地以外，手工业和商业产品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在其《宋代经济史》中认为，以东京大相国寺为例，在那里除了熙熙攘攘的俗人参与交换之外，还有所谓的“王道人”自制“蜜煎”出售，“诸寺师姑”自制“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帽子、冠子”出售，而天下闻名的“寺绫”也开始从寺院自我消费走向市场买卖。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寺内“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也要以金钱论价，“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咄而辩”。虽然这种争利场面与宗教人士清净无为、淡泊名利的本分似乎格格不入，但是在全民经商的大潮下，宗教人士为了寺庙事业的发展而获得利益，这在时人看来也是自然而然的，成为宋代商品经济格外发达的一个另类缩影。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剧照、历史资料

原标题：《早晚沉浸赶集，宋人的市集有多少花式玩法？｜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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