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FER | 刚博士毕业两年，他就连续在AER...

本文原标题：《SUFER | 刚博士毕业两年，他就连续在AER和Econometrica发文》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黄振兴副教授的合作论文“MeasuringAmbiguityAttitudesforAll(Natural)Events”被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Econometrica正式接受。这是他继2016年在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文后再次在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上发文，也是他博士毕业后短短两年间连续在这两大天王级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发文。同时，这也是他为上财经院实验与行为经济学创新团队贡献的近三年来第5篇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论文。除此之外，黄振兴副教授还在经济学风险决策领域顶尖期刊JournalofRiskandUncertainty和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Theoretical Economics （JITE）发表论文2篇, 其中JITE的文章入选全球ESI前1%高被引论文。

挑战诺奖关注领域核心难题

求解模糊性偏好有效测度

进入21世纪以来，行为经济学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已经涌现了一大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2002)、阿尔文·罗斯(AlvinRoth，2012)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2002)、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2013)、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2017)等都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决策理论则是行为经济学中的核心课题之一。

黄振兴

在决策理论中，不确定性分为两种，风险（Risk）与模糊（Ambiguity）。前者指概率分布已知情况下的不确定性，后者则体现概率分布未知情况下的不确定性。关于模糊性偏好（AmbiguityAttitude）的测度一直是决策理论和经济学的核心难题之一，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于一个事件的主观概率是测度模糊性偏好的重要参数之一，然而对于大多数事件，这一参数却很难被控制。到目前为止，关于模糊性偏好的测度主要是使用人造事件进行，因为人们的主观概率可以通过此类事件的对称性进行控制。然而，现实中大量存在的自然事件却缺乏对称性，以至于无法被用来测度模糊性偏好。

黄振兴副教授与合作者在新接受发表的文章中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方法解决了上述问题，即便自然事件不具有对称性，通过这种方法依然能够控制人们的主观概率。此外，文章还通过对模糊性偏好的两个维度进行测度，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解析这一概念。第一个维度是人们对于模糊性的总体偏好，第二个维度是人们区分不同程度可能性的敏感度。针对现有的主流模糊性理论，作者用于测度的两个指数都是有效的。同时，这一测度的方法也非常容易实践，只需6个问题就能完成，所以无论是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还是普通调研，这一方法都能被运用。

在该文中，黄振兴副教授与合作者使用了这一全新方法来测度时间压力对于模糊性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时间压力下，人们模糊性的总体偏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然而区分不同程度可能性的能力却大大下降。换言之，当一个人有时间压力时，他会不自觉地将有很大可能和很小可能的事件都认知为有中等可能性的事件，从而失去一定的判断和评估能力。这些研究发现证实了该文所用测度方法及指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高冷范学术牛人？

多才艺青年才俊！

黄振兴老师博士毕业于荷兰丁伯根经济研究所和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于2015年作为第十一期海外高层次优秀人才被我院引进，主要研究领域为决策理论、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博士毕业仅两年多时间，文章即已在五大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中最好的两本期刊AmericanEconomicReview和Econometrica上发表（含接受）。

这么频繁地创造如此高的学术成就，可能很多人会认为黄振兴老师是位高冷范的学术牛人。其实不然，用同事们的话说，对黄振兴最贴切的形容是：多才多艺的青年才俊！2015年黄振兴老师刚来学院没多久，就在朋友圈刷屏了！当时，在视频网站上的一段由他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包特一起创作改编、吉他弹唱的《感谢》（原曲为《老男孩》），被学院师生广为点赞，原来黄老师还是一位没有被学术耽误的音乐才子！

早在念高中时，黄老师就组建了摇滚乐队，并担任主音吉他手。本科时，他将兴趣转到了古典吉他上，担任了学校第一届古典吉他乐团团长，多次前往周边高校演出，在高校乐队间小有名声。留学荷兰期间他也不忘发展、分享音乐，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在当地华人中演出。来到学院后，依然可以看到他背着吉他弹唱的身影，在学院新年联欢会上、在经院学子的集中生日会上、在上海夏至音乐节上，黄振兴老师用音乐演绎着大学老师生活的多姿多彩！

勇挑重任担当院长助理

为学院发展献计献策

提倡奉献精神，鼓励海归教师参与学院行政服务工作，是上财经济学院多年来的传统。由于黄振兴老师出色的个人能力，他入职没多久就在田国强院长及学院领导集体的鼓励和支持下担任院长助理一职，勇挑“上财经院学习与交流中心”主管的重任，将学院的留学预科项目开展得如火如荼。

2017上财经院硕士预修秋季班开班合影

黄振兴老师上任后，系统梳理更新了“上财经院学习与交流中心”的相关制度，使其更加具有科学性和激励性；带领团队一手搭建起了“上财经院学习与交流中心”微信公众号平台，树立了学院品牌；拓展了与多所海外知名高校的合作，包括美国纽约大学、马里兰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等全球著名院校，为留学预科项目开拓了资源。在黄振兴老师的带领下，“上财经院学习与交流中心”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深远的发展。

正如黄振兴老师所言，通过行政服务有助于帮助同他一样的海归教师树立主人翁意识，激发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学院学校发展献计献策，在融入学校的工作过程中将能力转化为动力，激发工作潜力，实现自我价值。

▲黄振兴老师参加“经院我的家快乐齐出发”迎新年活动

通过持续十四年海外引才的积淀，上财经院形成了一系列助推海归教师完成“环境适应、角色转变、职业发展、责任意识提升”的举措，打造出独特的吸引海归教师加盟、发挥海归教师潜能的肥沃土壤，被誉为最受广大海归教师欢迎的国内院校之一，也实现了上海财经大学在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上论文发表的大突破。根据对国际公认的五大顶尖期刊及分支领域顶尖期刊论文发表的统计，无论是按照期刊和作者权重及篇数等客观指标衡量，上财经济学科论文发表生产力排名均位居世界前70、国内顶尖；按照荷兰蒂尔堡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最新排名，上财2017年也位居世界前50。这与近年来学院教师连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一道，彰显了在理论经济学上海市高峰（Ⅱ类）学科建设计划的支持下，学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国家急需、服务社会”办学方针的突出成效。

黄振兴老师曾接受上财经院学生段莹和樊仲琛的采访。在这篇题为《生活是一门权衡取舍的艺术》的采访报道中，黄振兴老师谈到了自己对治学与生活的感悟与思考。

D=段莹

F=樊仲琛

D|高考结束后，为何选择了经济学专业？

黄老师：其实当时对各学科的内容以及未来的出路都不是特别明确，所作的决策也是在信息不对称状况下的进行的。我做这个决策的出发点之一是，从高考招生范围上来说，经济学是一个文理兼收的学科，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学所教授的知识是文理兼容的，这对于一个人多方面的知识拓展有益处。事实上，通过之后对于这门学科的学习和逐步加深了解，我也真切地体会到要学好经济学不仅需要深厚的数理基础，还需要对一个国家的历史、人文和宏观结构有系统的了解。

D|感觉您在选择专业时思考的切入点还蛮与众不同的，大多数人在进行选择时，会考虑到的是未来的职业发展、行业前景之类的，还挺少有人从“文理兼容”这个角度考虑的。

黄老师：其实这些也只是我考虑的因素之一。我当时主要的切入点还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个时代的变化非常大，很难预测到四年或者更久之后的形势。八十年代人们流行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看虽然现在数理化很重要，也算是根基，但实际上走上社会之后你会发现缺乏人文积淀就很难实现“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全方位的发展可能会让他在这个变化的社会之中适应性更强。

D|站在现在，您如何看待当时的选择？感觉是对的吗？

黄老师：很难说我当时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换一种选择是否比现在发展得更好。“好”本身就很难界定，什么才能算是“好”？是赚的比现在多，活得更有滋有味，还是达到自己的理想？生活中的很多偶然因素决定了将来的结果，如果你真的是人才，不是只有一条路才能走通；而是不管走哪条路，无论在学术界还是业界，都有相对而言更大的可能在这条路上取得高于常人的成就。所以最主要还是在于这个人本身，选择哪条路可能反而是次要的。

现在有很多鸡汤文章呼吁大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于是就有很多人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找”上，“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便成了不少人的座右铭。但是事实上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尝试每条路后再做出选择。如果要读不同学科、进不同行业、尝试不同类型的工作后再说做什么最适合自己，那半辈子就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本身具备的可塑性和适应性，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有能力使这个选择最优化。在我看来，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享受自己的工作。当你对一个东西完全摸不着章法的时候你很痛苦，而如果你完全懂了又会感到很无聊。最好的状态是在两者之间，懂了一些，但是依然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去探索，并且会不断带来惊喜。这样的职业才能使人始终保持成长性和昂扬的斗志。

D|所以这是您坚持经济学这条道路的原因？

黄老师：我做学术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就像马尔科夫链，每一个未来的选择仅受当前自己的情况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2008年金融危机，如果这个时候直接进入业界工作，可能对于我来说未必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还是选择留在学校里继续深造，一方面加深自己的学术积淀，另一方面也是给自己不断摸索未来更多可能性的机会。

D|您中间就没有想过换其他方向？去业界也好，换专业也好，毕竟从本科到博士，经济学有什么魅力让您坚持这么多年？

黄老师：经济学是解释和分析社会现象非常有用的工具。传统上，我们理解世界有两条路，一条是科学，另一条是哲学，这两条路在山脚分岔，在山顶交汇。但是经济学很有意思，它既有哲学的思想，又有科学的方法，（比如数学，实验等工具）。它本身非常中性，不带有任何情感或者信仰，本着理性的精神去探索和研究世界。现代经济学不但是研究经济本身，还是研究社会运行方方面面问题的一套方法论，和传统的科研结合，形成了一个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比如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等。我研究的领域属于行为经济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放宽了理性人的假设，考虑人本身具有的特质和非理性行为。比如：有时候人们做决策不一定是考虑利益最大化，也会在乎公平（这在行为经济学经典的最终通牒游戏中被多次证实）。

D|做文章的时候焦虑吗？

黄老师：当然，不只是这篇AER文章，做任何文章都会有很多焦虑的地方。在做博士论文时就只有大概方向，需要在不确定的路径上探索。像哥伦布探索新大陆，他从欧洲出发的时候只知道地球是圆的，什么时候到达东方、到达的是不是东方、粮食够不够吃……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甚至还可能会搭上生命。当然做博士论文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你不知道哪里会有风暴，哪里会有暗礁。

D|老师回答问题的时候旁征博引，是不是读很多人文类的书？

黄老师：经济学本来就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比如大卫休谟，既是哲学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他提出了效用这一概念，也可以算作是经济学鼻祖之一。最早研究经济学的学者都是从哲学那边分支过来的，没有人文积淀不可能发展出经济学思想。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写过国富论，但是他还有另外一本名著就是道德情操论。虽然说亚当斯密的数学能力放在现在，任何一个本科生都比他强，但这并非他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数学发展远远不如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做经济学研究，数学、统计、计量工具远超过那个时代，但是没有人文的东西很难有灵感，也很难意识到哪些是重要的问题。

D|那您怎么看现在有人认为经济学界有一种过分重数理而轻思想的倾向？

F|有的经济学论文看上去全是复杂数学，但内容就一般。

黄老师：这个不能笼统地说，每篇文章的侧重不一样，比如很多计量经济学的文章主旨之一就是研究新的算法或者测量方法，数学就需要比较强。但是有些问题，比如科斯定理基本没用到复杂数学，但科斯也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数学是一种语言，一种工具，可以帮你解决许多问题，有些东西确实需要很复杂的数学工具，但是并非所有问题都要用复杂数学来解决。

F|能不能说有了数学经济才能变成严密的科学？

黄老师：加入数学后，经济学确实比以前更加严谨了，但是和物理、化学这种硬科学比还有差距。经济学是科学，但是属于社会科学、物理学研究的是物质规律，一旦被科学的方法所证实，基本很难是错的。经济学本质上研究的是人，很多模型都是基于对人的各种假设。比如理性人假设。然而，今天一个碳原子和300年前另一个碳原子在物理性质上不会有任何差异，但是人与人的差异就太大了，并且人的大多数行为都是受非理性因素或者说潜意识控制的，这样用理性人假设本身很值得商榷了。

D|在荷兰生活了很多年，这座城市给您带来了什么改变？

黄老师：从繁华的上海换到安静的鹿特丹，骑自行车从郊区到市中心也就半个小时。在荷兰，堵车和焦躁很少出现，人也比较少，不过时间长了也会好山好水好无聊。从上海到荷兰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体验。在荷兰可以更多地面对自我，思考很多形而上的问题；在上海更适合进行思想的碰撞，有很多同事交流，各种各样的论坛和沟通渠道比欧洲方便发达许多。所以如果想要一个人安静地思考问题，欧洲这种小国会比较好。

荷兰这个国家本身非常有意思。她是《大国崛起》介绍的历史大国中面积最小的，但是却曾经成为全球霸主、海上马车夫，这说明这个国家有非常强的开拓精神。它虽然国土小但是想得很大，格局很宽。大家耳熟能详的壳牌石油、联合利华、飞利浦、牛栏奶粉……都是荷兰的。同时，荷兰较为开放，在整个欧洲乃至全球，排名都很靠前。在大多数国家所禁止的黄赌毒，以及同性恋婚姻在荷兰都可以有限度地开放。但荷兰的治安依旧非常好，这也体现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水平。

D|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荷兰治安良好也是基于其开放，因为通常国家压制越重可能反抗也越强？

黄老师：这倒不能一概而论。确实有研究和事实表明，适度的社会开放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比如北欧国家开放小电影后，性犯罪率下降了50%。可见如果社会的需求压抑住了，总要有另一个渠道去宣泄。但是并不是说开放必然导致社会治安的改善。我的感觉是只有社会治理强到一定程度了开放才会有正效用。

D|那您刚到荷兰的时候会不会不适应

黄老师：会有一些。首先是语言上的不适应，其次最大的冲击是生活和学习方式不同。荷兰很强调小组合作，而且要上台演讲展示。尤其是管理学，经常要有案例分析，需要用英语演讲，并且还要回答问题。另外，大学里一门课每周都有一节小组讨论课，一个学期大概要六七次。这些差异性对于初到荷兰的我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挑战。

D|您觉得这种小组讨论的效率怎么样，个人经历来看小组讨论效率不高。

F|搭便车的现象比较严重

黄老师：这很难一概而论。组内讨论、共同决策其实是将来大家进入职场后，会面临的真实工作方式。现在的讨论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为以后去业界工作打基础。我的经验是在小组讨论的一开始就设置好激励规则，明确分工。如果发现搭便车者，要么在一开始就提出质疑，要么就干脆做个人情，完全放弃，因为让他们参与的成本很高。

F|您现在在教博弈论，有没有独特的教学方法？

黄老师: 有些不同于传统教学的方法，但不能说独特。我向曾经教过这门课的老师请教和借鉴了很多方法。博弈论涉及两个人或者多人的互动，我需要不仅在数学和原理上向学生阐释清楚，还要让他们实际参与进来，让他们能够直觉性地理解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会安排课堂实验，让学生通过实验的设定，把自己代入不同决策者的角色中做选择。实验结束后会按照预先的规则，将相应的奖励付给学生，然后再分析原理。这样学生在经过实际参与博弈后就比较容易理解模型了。除此之外，我的小组作业一般会让学生们用博弈论知识和模型解释现实问题，或者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若干年后同学们或许不会记得具体概念，但是如果能够学会运用博弈论的思维模式来思考和解决问题，那就达到了这门课程所要教授的目的。

D|为什么选择来上财经院，对经院的印象怎么样？

黄老师：我做的实验和行为经济学，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门类，很多学校并没有这样的学科。在我进入上财前，上财经院已经有一批非常出色的研究实验经济学的老师，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环境，而且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上财经院的背书。经院对海归老师的考核体系是以国际认可的期刊为标准。我目前写的都是英语文章，受的经济学教育也主要来自国外，研究的问题可能不是中国的经济学杂志所重点关注的，所以当时回国有一个很大的顾虑是是否有足够的学术研究自由，能够让我做想做的东西。目前看来，经院的研究环境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

D|您对经院学生的印象怎么样？

黄老师：经院学生的素质很不错，而且将来肯定是会越来越好。中国教育在不断进步，60、70后父母的素质也普遍比50后高，所以现在的学生比过去的学生在视野上更宽，格局上更大，很多生活方式也和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上财这几年录取分数线在不断升高，虽然高考测试的知识内容如果以后不做相关专业的话基本是用不到的，但是智商和情商的综合素质在高考上会得到一定的体现，题目难度越大越容易拉开差距。从我接触的学生来看也是这样的，一些学生的想法非常前卫，做事非常有章法，兼备传统教育的严谨和国际视野。

D|现在我们基本都处于20出头的年龄，面临未来的选择可能会有很多人生困惑，您在这个年龄时是否有类似困惑，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黄老师：本科毕业是非常大的分水岭。每个人都无法走回头路，我基于当时的环境做出了当时看来最适合我的选择。即使现在来看或许有更好地选择，我也不后悔。任何一个决策都没必要后悔，但做出每个决策之前都要非常谨慎。一方面，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优劣势，能够放弃什么，追求什么。另外一方面，要去观察这个时代的特性和趋势，哪些是机会和风口，哪些是红海和夕阳产业。基于对时代和自我的了解，努力去探索，即使在将来遇到了挫折和困惑，也不要去后悔，因为你在任何一个时点所作出的选择都是充满不确定的，基于你所搜索和了解的信息所做出的决定，其期望效用在这个决策时点是最大的。

F|您作为本科生导师，对学生指导最多的是什么？

黄老师：每个人特点不一样，一把钥匙开一扇门，所以我会和不同的学生探讨不同的内容。然而我特别强调的是，同学们进了大学后要活得明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放弃什么。有时看似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比如学英语、考证、参加社团、刷高GPA，这些事单独来看都很有意义，但是结合起来的意义是不是和最终的目标相一致，则是更加重要的。越早了解自己想要什么越好，不管是找工作还是读研究生，提前想清楚都是有好处的。

D|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生活，您会选择哪一句？

黄老师：有一句话是我这30年的感悟：“生活是一门权衡取舍的艺术”。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好和坏，但是了解自己的偏好、特点，知道自己要什么，可以放弃什么才能活得明白、活的开心。取舍之中，知道“取”比较容易，确定“舍”则很难，但是一个人的大智慧往往就看这个“舍”。我也希望用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来源|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