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原：大河的隐喻——序何倩《西江逝水》

原创 冯原

冯原，建筑学博士，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样式的对策：建筑的符号生产及其象徵的逻辑》《被压迫的美学：视觉表象的文化批评》等。

西江是条大河，起自于我读大学时与它的相遇，1980年代初，从桂林到广州念书，大都坐火车经衡阳中转，时逢改革初起，广东已成热土，如大潮涌珠江，南下火车没有不挤成闷罐里的沙丁鱼，个中之辛酸苦辣简直不堪回忆，直到1982年，有了桂林—广州的水陆联运，于是，即使是极害怕晕车的我也毫不犹豫的选择这条南下之路，原因就是经过白天的班车颠簸之后，只要到了梧州，就可以坐上西江上的红星客轮。

珠江-西江经济带简图

在西江上，那可能真是时值青春期的我能遇到的最惬意的旅程了，黄昏时在梧州码头上船，居然人人都有铺位，无须争抢的，且有一个窗口临江，凭窗远眺，江风吹拂，西江的暮色尽入眼里，轮船发出有节奏的、低沉的轰鸣，入夜八点，客船的厨房供应夜宵，有艇仔粥等广府味的小食，那种轻松与火车之苦闷简直成天壤之别，一夜入眠后，凌晨六点多抵达广州大沙头码头，一点不觉辛苦的。

大学毕业后即告别了西江上的旅程，但也是与西江有缘，我来到肇庆师范学校任老师，在肇庆呆了三年，见证了珠三角修路建桥的热潮，直至1995年后，我们开始自驾走两广，大多会走三水转四会、沿著绥江过怀集入广西，偶尔也会走321国道经梧州过，不过那时，西江就没那么引人注目了。转眼到了我读完建筑学博士，入职中山大学之后，我为上海《东方早报》撰写专栏，专写建筑与文化等，就这样，西江与水运、梧州和骑楼等等又跃入脑海，于我而言，竟突然活化为一种方法论的感悟，我本来兴趣颇杂，涉猎社会经济史、地方史和生物学、人类学等。所谓方法论，似乎是找到了一种结构主义式的观察和分析方法，如此，水运与骑楼的贸易成本与地理意义上的珠江水系和西江相联，我觉得找到了一把解题的钥匙，2005年为广东规划协会的年会写了一篇长文“水运与城市”，便把香港、肇庆和梧州等西江边城市串连起来思考，岭南两广的地理二元论，作为分水岭的五岭和作为血管的珠江（西江）成为了解释文化演变的初始条件，到后来2013年，与南都报南岛的团队和深圳的左氏兄弟团队等一同参加“走读国际大都市”的考查活动，那时，在纽约的广场上的拍摄间隙，我打开随身带的戴蒙德的《枪炮病菌钢铁》来看，其实思绪却是飞向了两广的西江，恍然间，我觉得自己领悟了戴氏的地理决定论，2015年春节前，我居然突发奇想，要亲身考查春节返乡潮的摩托大军，我谓之为三文鱼回游式的奇观，于是只身一人开一辆雅马哈FZ1000，沿西江走321国道，经肇庆德庆封开到梧州，有时停车在江边极目，思绪万千，甚至想，1850年前后的洪天王从广东花县到广西桂平，恐怕定是坐船走西江水路的，近至中山先生，1920年代到桂林策动北伐，走的就是西江到桂江及漓江之路，平乐码头还有船家菜流行，都与中山先生那二十多天的江上之旅有关，于是再沿浔江西进，经藤县至桂平，再沿黔江经武宣象州荔浦至桂林，在飞驰的摩托上总是试图领略这片江河土地的特征，联系到2006年南京大学高华先生引荐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也是关注20世纪两广的文化地理，其中有读1968年的香港旧报纸，说到西江上的“漂流物”居然可以漂到香港水域，瞬间将68年发生于桂中地区的人伦惨剧与西江这条大河的流域联系起来了。

回想起来，在摩旅西江流域的过程中，这种沿途即见即兴的感慨之多，偶发微信抒发，直至被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所见，刘志伟是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的大家，我们的对话也颇有意思，我本在藤县吃鱼生，感慨这藤县鱼生与顺德鱼生之异同，断言一切都拜西江的主人疍家所赐，疍家行船沿江往来，食随人走，于是形成流域和文化的圈，鱼生便是水路文化传播的证明。刘志伟教授笑言：历史学家吵了几十年的问题，你在广西吃个鱼生就解决了。他说的是袁崇焕原籍贯属地的公案，历史学界划分了两派，一派说他是东莞人；另一派说他是广西人，刘教授说，袁家本就是疍民，船家哪来定居之地，随船而行，走到哪里就是家，所以鱼生传播之说完全成立。

终至有一天，从方法论及至观念创作，2015年后我著手做自己的“假设历史学”创作，由假设历史到“假设地理学”其实也是跨越一步而已，目标仍是转向珠江—西江这片流域和土地。那是2017年深圳双年展，由好友刘珩（香港中大教授）策划的研讨会，我便拟定了假设地理学的讲题“大河的隐喻”，说是假设，其实绝非随便编造，假设是以真实为前提，只是打破历史的线性逻辑，引入反转和颠倒等手法，颇像当代艺术创作的产品。在“大河的隐喻”里，我开篇就以珠江水系的地图为先导，开始了一系列假想测试，以珠江水系的入海口为例，将之反转向上，变成珠江—尼罗河；将之镜象反转，变成珠江—恒河或珠江—扬子江。如此等等，然后进一步推导下去，假设岭南—珠江水系的条件发生逆转或颠倒，那么，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们，其文化选择会发生改变吗，那些已成事实的历史进程会发生剧变吗？

其实，假设与真实是不可分离的，直到2021年在珠海唐家湾，华南理工冯江邀请参加七校工作坊，看到同学们有放1964年卫星地图，才知道USGS上可下载1960-1980年份的锁眼卫星图像，于是我万分激动的直扑进去，简直像是阿里巴巴用芝麻开门的密语打开了藏宝的洞穴一样，电脑上，成长条状的地图影像，一条条的覆盖两广和珠三角，时间跨越60到50年前，在影像里，西江与城镇村落，从梧州、肇庆到广州全都跃然而出，其清晰度可达看见江面上的小船，我觉得我在大脑内发生了穿越，我仿佛坐在时光机里，打开当下的彩色的谷歌地球，对照著几十年前黑白的西江流域一带，任意的“飞临”它的上空，俯瞰地面上的一切，村庄祠堂、田野和烟囱，江上的帆船和小艇，某个遥远的时刻被定形在视野之内，事无巨细，一览众山小。我甚至这样来比对，叫多重视角方法，如果你曾位于西江边的某地，例如梧州码头边的大新旅馆，你将肉眼所见和上帝视角合到一起，再将50年跨度的影像进行比对，猛然之间，你就仿佛在茫茫人海中认出一个熟人的脸一样，于是“大地之脸”的题目就应声而出了，2022年，顺德巽美术馆的曼迪愿意来做这个主题，我就把“大地之脸”变成一个假设地理学的进阶之研究，现在，我进一步把这个研究称为“地像学”，我想反复的探寻这一片流域和土地中的密码，我称为水土的DNA遗传单元。

不过我真的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如此迷恋这片流域和土地呢？直到表妹何倩交给我这部书稿《西江逝水》，我仿佛又一次被某种力量击中了心窝一样，是西江这个名字更甚于何倩表妹的前一部《唐家故事》吗？还是从《唐家故事》始，我就意识到，个人的心路历程中似乎有来自基因传承的隐秘的作用，说是隐秘的，是因为它若隐若现的那种状态。

《西江逝水》书影。何倩著，壹嘉2023年10月版，亚马逊及各大网络书店有售，可搜中文书名直达。

说到何倩，就要打开另一条母亲和外婆家的家族线索了，她的外公就是我的小舅公，我自小在桂林太平路的外婆家混，舅公是广西师院的大教授，春节会来太平路拜年，童年时见过舅公，甚是儒雅庄重，如此这般的，时光荏苒，略过不提。一直来到何倩写作《唐家故事》的时候，何倩好像是以她的《唐家故事》和所作所为提示了我，有一种家族的力量，某些遗传了这种基因特质的人传承或延续了隐形的力量，它又表现为感悟和书写，于是内在的、不可见的基因与血脉的力量得以透过文字的形式显形出来，这不就是演化生物学家道金斯假设的颇为迷人的文化基因的概念体现吗？于是我推而及已，前述的那个问题似也有了文化基因式的答案，我与何倩是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上，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同一个领域，它在宏观上是水域和地域的，时空和历史的变迁过程；在微观上是家族、家和个体，每一个社会微粒的行动和选择。

从形式上看，小说当然是虚构，传记也不乏虚构成份，但是什么是真实呢，尤其是变成回忆之后的真实，回到我热衷的视觉领域更是如此，以至我想把丹尼尔-丹内特拿出来作证，因为在当今最显赫的脑科学或意识科学的论辩中，丹内特的关于人类意识是一种虚构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我自己就是丹内特的粉丝，好吧，暂时抛开这个难缠的意识哲学的定义吧，无论如何，当我在看何倩表妹的《西江逝水》，那些地名、人名涌进眼里，杂柔著粤音和气味分子，我又实现了在脑内的穿越，一次又一次，这一次实现穿越的运载工具是小说的文字，但也不全是文字，我那些承载上帝视角的图像穿越划出了更多的空间轮廓，其实，所有的读者都是一样的，何倩书写了又一批道金斯的MEME（文化基因的虚构名字），它将这片流域和土地上的人的故事传输进入了读者的大脑，于是人们在复制和再复制它们。

也许这是从每一条大河被大自然创生出来之后就注定了的，我还是把我对《西江逝水》的感悟归结到大河的隐喻之上。如今是高铁时代，往返于两广之间的旅程早已告别了客轮和大巴，自驾也只是偶尔的选择，从桂林到广州走贵广高铁，只需两小时五十分，每次坐在明净的车厢里遥看窗外风景时，都难免感慨万千，那是因想起了西江上的红星客轮和翻越大桂山的客运班车触发的，所以，每次经过三水的思贤滘的铁路桥时，我都不由自主的拿出手机拍几张连续的风景照，因为这是西江与北江交汇之地，从这里，西江转了一个大弯进入珠三角，地貌和风光随之大变，此地叫三水，哪来三水呢，原来是西江北江还加上怀集流下的绥江，三江汇流而成三水，珠三角的门户之地也。

思绪就是这样，被河流所激发，又因河流的走向而延伸著，若是手捧著《西江逝水》一书，这思绪定然还会神思荡漾的。

是为序。

原标题：《馮原：大河的隱喻——序何倩《西江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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