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中国海外债务融资合作的发展有效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研究课题组基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的测算表明，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贷款具有“发展有效性”，在促进债务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方面的表现优于传统债权人。中国贷款可以使债务国人均GDP增速提高0.6~1个百分点，美国贷款效果不显著，国际开发复兴银行贷款甚至会拉低其经济增长近1个百分点。中国应坚定发挥自身优势，深化和优化与其他国家的债务融资合作，从发展优先的角度打破美西方“债务陷阱”谎言和重塑国际债务危机治理逻辑。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债务融资合作面临严峻挑战

由于部分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和“债务陷阱”谎言发酵，发展中国家债务融资合作意愿受阻。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已有多个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73个低收入国家中超过一半面临高债务风险或已陷入债务困境。与此同时，美西方部分智库和媒体长期宣扬“债务陷阱”谎言，指责中国不配合低收入国家的债务重组，鼓动债务国减少对中国偿债。其意图是把债务危机归咎于中国的过度贷款，降低其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和参与全球发展倡议的意愿，乃至从国际债务治理规则上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融资合作进行规锁。

这一背景下，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海外贷款规模已开始收缩。波士顿大学中国海外发展融资数据库显示，2016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对其他国家的海外贷款规模逐年下降，2021年贷款承诺总额仅为历史峰值的4%。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债务融资合作受阻会产生多重负面影响，不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1、短期内贷款资金断崖式下跌可能加剧债务国流动性短缺，导致后者经济复苏不及预期乃至进一步恶化，最终转化为偿付危机。2、债务危机会造成借贷双方前期投资收益的损失，底层资产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3、配套资金的缺乏会削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不利于优化跨国产业链布局。4、加剧全球发展融资赤字，不利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需求。

正确看待问题症结，充分认识中国优势

问题症结：本轮主权债务危机潮的关键是发展受阻，而非中国海外贷款过多。近期主权债务危机频发的本质是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美联储加息等多负面冲击导致债务国还款能力骤然下降，无力支持前期许下的偿债承诺。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并非中国贷款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中国贷款规模的增加不等于债务风险的增加，不能带来还款能力提升的美西方优惠贷款仍会引发债务危机。一味要求债权人减免债务的危机治理方案只会加大全球发展融资赤字，国际社会不应只关注债务可持续性而忽视融资可持续。只有强劲的经济发展才是债务人和债权人实现共赢的根本途径。

中国优势：中国海外贷款的根本优势在于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海外贷款是“生产性金融”，可以填补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融资缺口，通过生产性投资有效促进债务国的生产力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以不断增强的还款能力来确保债务可持续性，最终形成“融资—投资—还款”的良性循环。由于中国贷款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债务积累效应，因此不会加剧、反而可以缓解债务国的偿债负担。

课题组基于世界银行关于116个中低收入国家1995-2019年期间的主权借贷数据对中国、美国和世界银行贷款在促进债务国经济增长方面的有效性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贷款能够显著促进债务国经济增长，但美国和世行贷款表现不佳。世行贷款可分为国际开发协会贷款和国际开发复兴银行贷款两类，前者的资金优惠度更高。具体而言，获得中国贷款承诺可以使债务国人均GDP增速提高0.6~1个百分点，是否获得美国贷款和是否获得国际开发协会贷款对债务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获得国际开发复兴银行贷款甚至会拉低债务国经济增长近1个百分点。

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贷款可以通过融资、投资和还款三个渠道影响债务国经济增长，并在三方面都表现出了积极影响。在融资方面，中国贷款既可以直接填补债务国国内融资缺口，也可以间接撬动其他外部资本。在投资方面，中国贷款能够有效促进生产性投资，助力债务国的资本形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在还款方面，中国贷款并未加重债务国的债务负担，反而有一定缓解作用。而美国和世行贷款表现出了不利于债务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尤其在促进工业发展方面的表现逊色于中国贷款。

相比美国和世界银行等传统官方债权人，中国海外贷款有三点优势。1、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债务融资合作，是中低收入国家发展需求和中国比较优势的契合点。中国贷款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资本形成和助力工业发展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更能促进债务国的生产力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2、国有银行是中国贷款的主力，大量使用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工具，具有资金规模和耐心资本优势，不仅更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大规模、长期限和逆周期资金的融资需求，而且更能撬动私人部门资金。3、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机遇。更为紧密的政府合作为有关项目的成功提供了宏观政策保障，并可以通过更大范围的互联互通和跨国产能合作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与中国相比，美西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融资合作有四点不足。1、官方资金过于强调优惠度而导致规模不足，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求。2、私人资金成本高昂且顺周期性强，在经济下行期容易成为金融危机的催化剂。3、与债务国的发展阶段相距过大，产能合作的匹配性差，公共和私人部门资金难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联动效应。4、贷款附加条件多，不尊重债务国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不利于发挥债务国的主观能动性。

以合作共谋发展，以自主发展化解危机

逆全球化背景下，以“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为平台，在全球南方构建发展优先的债务融资合作机制，深化和优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合作，既是发展中国家“以发展化危机”的突破口，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之举。

首先，中国应坚定自信，强化国际社会对中国海外贷款经济增长促进效果的认识，有力破除“债务陷阱”谎言。美西方所鼓吹的“债务陷阱说”既忽视了中国贷款在其他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贡献，也忽视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公共资产的再融资功能和债务风险缓解作用。如果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债务融资合作因此而受阻，那么全球发展融资的赤字必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加剧有关国家的发展困境。

其次，为了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应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与其他债权人开展差异化竞争和互补性合作。中国发展融资的比较优势在于交通、能源、通信等生产性领域，美西方的比较优势在于教育、医疗、商业金融等制度性领域。为了实现风险分担和互利共赢，中国应与其他官方债权人实现差异化竞争，并与其开展优势互补的多边合作。

最后，为了化解债务危机，中国可从“以发展化危机”的角度为全球债务治理提供新思路。中国贷款规模的增加不等于债务风险的增加，不能带来还款能力提升的美西方优惠贷款仍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一味要求债权人减免债务的危机治理方案只会加大全球发展融资赤字，国际社会不应只关注债务可持续性而忽视融资可持续。事实上，只有强劲的经济发展才是债务人和债权人实现共赢的根本途径，即“以发展化危机”。在这一理念下，应把促进经济增长、提供稳定融资支持和恰当的债务重组和减免共同作为全球主权债务危机治理方案的三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