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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至西汉初期的敦煌与河西

2023-10-30 12:2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下文为《先秦至西汉初期的敦煌与河西》，郑炳林著，摘自《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9辑）：粟特研究专号》。

先秦至西汉初期的敦煌与河西

郑炳林

对于汉武帝取得河西、设置敦煌郡之前的敦煌归属和居民以及建置沿革，虽然历史文献有零星的记载，但学术界仍然没有进行全面的梳理。敦煌文献P.4640《阴处士碑》记载，敦煌“天成厥壤，允姓曾居。地载流沙，陶唐所治。河分千溜，法序九畴。据五服而为郊，开一门而展掖”。《史记·五帝本纪》称“帝尧为陶唐”。帝尧时肯定管辖不到敦煌，这是敦煌文士有意将其历史沿革附会到帝尧时期，但是了解到敦煌是有可能的。P.4640《吴僧统碑》记载禹流放三苗于三危：“《记》曰：天之经则悬星应分，地之理则岳镇随方。三苗远适于金行，敦煌因基于火德。”论述的就是先秦时期敦煌的沿革，是说允姓曾经居住在这里，陶唐也管理到这个地区，《禹贡》所记载的九畴和五服范围，开辟河西地区就是张汉朝之掖。因此要了解先秦河西敦煌地区的居民和沿革，首先必须了解河西及敦煌在设郡之前都有哪些居民生活在这里，他们的迁徙变化情况如何；其次要探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缘由和目的。

一乌孙大月氏时期的河西与敦煌

匈奴进入河西地区之前，河西和敦煌地区生活的主要是乌孙和大月氏人。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发生在河西走廊的酒泉到敦煌一带，敦煌文献中留下了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由于历史久远，且夹杂有很多传说成分，这些珍贵的历史记载变得扑朔迷离。为了还原秦至西汉初期敦煌历史的原貌，有必要对这些记载进行探索。这个时期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即乌孙、大月氏时期的敦煌，匈奴右部统治下的敦煌，以及张骞出使西域经过河西时期的情况。

秦至西汉初年，敦煌河西地区居民应当进行过三次更替。首先是乌孙人生活时期的敦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乌孙：

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鸟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

从这条记载可知，乌孙在昆莫之父时，为匈奴西边小国，匈奴杀其父，降服其民，而没有记载乌孙最初生活的地区。这些记载同《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乌孙略有不同：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弥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虽强大，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语在《张骞传》。武帝即位，令骞赍金币往。……骞既致赐，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

从这些记载看，乌孙最早生活的地方和大月氏一样，在敦煌间。是生活在东部还是敦煌西部，这里有个关键地名就是悬度。悬度，根据《汉书·西域传》，在乌秅之西南：“其西则有县度，去阳关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护治所五千二十里。县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就是说大月氏迁徙至悬度北部之前，居住地是乌孙故地。乌孙人生活的地方就是西汉政府准备迁徙乌孙并进行安置的地方。张骞出使乌孙时，汉武帝给乌孙预留的地方在哪里，是整个河西走廊还是仅仅是敦煌？《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二年（前121）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汉武帝以其地置武威、酒泉郡，并修筑了令居塞以西至酒泉的亭障。《汉书·张骞传》记载：

其秋，浑邪王率众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幕北。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燉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鸟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未能得其决。语在《西域传》。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颜师古曰：

祁连山以东，燉煌以西。

燉煌就是敦煌，颜师古的注释基于将祁连山比勘为天山，这样祁连、敦煌间，只能在祁连山以东敦煌之西。颜师古的注释错误，学术界已经有明确的论述，但是仍然有很多学者至今沿用这一论断，遭到学术界的不断批判。如果将祁连比勘作张掖酒泉南部的祁连山，乌孙原来的生活地域就与大月氏一致，都在河西地区。我们从这段记载中得知，首先乌孙的故地是在敦煌、祁连间；其次张骞向汉武帝建议将乌孙迁徙回故地的时间是在浑邪王投降汉朝的元狩二年之后两年，即元狩四年（前119）。元朔六年（前123），张骞因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而军得以不乏得到封侯，张骞失侯的时间是元狩二年击匈奴后期。张骞出使乌孙的时间是元狩四年，这个时期西汉政府虽然得到河西，但还没有设郡，仅在河西地区驻军屯守。《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二年浑邪王投降汉朝，当时就设置了武威、酒泉郡。此外如《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等都没有记载酒泉郡的具体设置时间，如果结合《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分析，“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实际上是元狩二年之后做的事情。就是说元狩二年浑邪王投降汉朝后金城河以西至盐泽空无匈奴，西汉政府在这里也没有进行任何政区建置。

酒泉郡何时设置？即西汉政府在河西何时进行政区设置？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在综合分析整个资料的基础上，认为酒泉郡设置于元鼎二年（前115）。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浑邪王降汉之后，“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胡三省认为金城河指自允吾以西通谓之金城河。没有记载设酒泉郡，仅记载得浑邪王地，陇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诏减三郡戍卒之半。元狩三年（前120），“是岁，得神马于渥洼水中”。因此西汉取得河西之后，没有进行政区建置，仅仅驻军并设置屯田官而已。而《汉书·武帝纪》作元鼎四年秋。元狩四年霍去病击败匈奴，“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匈奴以北”。到这个时期，汉朝仍仅在河西设置田官吏卒而已。元鼎二年，“浑邪王既降汉，汉兵击逐匈奴于幕北，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西域可通”。张骞建言汉武帝招乌孙东居浑邪故地，并得拜中郎将出使乌孙等西域诸国，“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根据《汉书·匈奴传》的记载，汉武帝置酒泉郡的时间是在元鼎三年之后，“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汉书·张骞传》亦记载张骞元鼎二年出使乌孙返回，拜为大行，岁余卒，“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从此之后汉与西域通使开始频繁起来，使者相望于道。通过这些记载可知，从元狩二年浑邪王投降汉朝到元鼎二年这七年时间里，西汉政府仅在河西驻军屯田，如何对河西这块新得到的土地进行管理，汉武帝还没有一个想法，直到张骞建言招来乌孙东居河西，都不想直接管理。因此乌孙的故地是哪个地方就很明确，就是河西地区。

秦汉之际大月氏人的生活地区和乌孙人一样，都是在河西地区。大月氏人最初是和乌孙人共同生活在河西地区，后来赶走乌孙人独居河西地区，还是原先就与乌孙人共同生活在敦煌河西地区，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

月氏王，《史记正义》：“凉、甘、肃、沙等州，本月氏国之地。《汉书》云‘本居敦煌、祁连间’是也。”唐张守节认为大月氏人的生活区域为整个河西地区，而《汉书》记载大月氏人的活动地区是敦煌到张掖，即河西走廊的西部地区。汉武帝依据张骞的建言，准备将乌孙招来东居浑邪故地，就是指河西走廊，而不是单单指浑邪王原来居住的地方。《史记·大宛列传》亦记载大月氏：

大月氏……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对于该条记载，《史记正义》曰：“初，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连山在甘州西南。”明确了大月氏的生活区域是张掖西南祁连山之西到敦煌，即酒泉、敦煌间，而不是前面记载的凉、甘、肃、沙等州。笔者推测，大月氏将乌孙人驱逐出河西之后，乌孙人实际上投靠了匈奴，部落人民都归属了匈奴，并在匈奴的帮助下逐渐强大起来，在帮助匈奴打败大月氏后重新在匈奴西部建立了政权。而大月氏人驱逐乌孙人，整个河西地区包括南山一部分归属于大月氏。大月氏被匈奴打败后，部分月氏人南迁到南山，羌人将其称为小月氏，因为归属诸羌，有时将其称为南山羌。

这里我们需要弄清楚两个地点，即南山和羌中。南山指哪些地方？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资治通鉴》，浑邪王投降汉朝之后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毫无疑问，南山就是指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羌中，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等的记载，河湟地区、祁连山及其以南的柴达木盆地诸羌生活的地方都统称为羌中。

留居河西或者保南山羌的小月氏归附于诸羌或者匈奴，成为其管辖下的部落。根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元狩二年夏霍去病出北地击匈奴，“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赐校尉从至小月氏爵左庶长”。这里记载的小月氏实际上已经成为匈奴右部管辖下的小王或者附属性的地域政权。

留居河西保南山羌号称小月氏的，就是后来在敦煌西南建立政权的南山羌，又被称为狼何羌。《汉书·赵充国传》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记载：

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

阳关西南就是《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婼羌，“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很显然狼何羌与婼羌的方位是一致的，东北部就是鄯善和敦煌，因此婼羌与狼何羌有某种关系。在西汉对诸羌的征伐中，小月氏很快就在破羌将军辛武贤的打击之下臣服于西汉，成为辛武贤率领下攻打诸羌的主要力量。根据《汉书·赵充国传》，西汉政府配合赵充国准备从西部攻击罕羌的军队有：“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虏万二千人。”其中婼、月氏兵就是指来自婼羌和狼何羌的部队，在破羌将军辛武贤打击之下已经臣服于西汉，由于其与诸羌之间人种上的不同，所以很快就归属西汉攻击诸羌。笔者认为狼何羌很可能就是南山羌，狼何羌与婼羌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又记载婼羌“又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数相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婼羌与其他诸羌间存在很大不同，实际上往北就进入西域都护管辖范围，就可以得到西域都护的护持，往东北就进入敦煌郡的管辖范围，可以得到西汉政府的庇护。将婼羌归入西域范围，很可能就是基于婼羌同诸羌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南山羌就在这个方位，《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记载张骞出使大月氏，“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返回时“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很显然羌中是指祁连山南，张骞选择羌中就是希望经过羌中地区顺利返回汉朝。如果从羌中道，可避开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但是很快张骞被俘，很可能首先进入的羌人地区与匈奴关系亲密，这个羌人地区就是婼羌或者南山羌，即狼何羌。在西汉政府已经打败匈奴置河西四郡据两关后，元凤四年（前77）汉朝已经在鄯善伊循城置司马吏士屯田，元康二年（前64）西汉以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而元康三年（前63）狼何羌还向匈奴借兵攻打鄯善、敦煌，足见狼何羌与匈奴关系非常亲密，应当说他们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盟。因此赵充国平定诸羌期间，破羌将军就首先平定了狼何羌，带领这些小月氏的部队准备从西部对诸羌形成东西夹击之势。由于狼何羌属于小月氏，虽然与匈奴之间关系密切，但是与诸羌处于游离状态，当辛武贤率军征伐时，他们很快就投降西汉，跟随敦煌太守出击诸羌。

狼何羌是连接匈奴与诸羌的枢纽，匈奴就力图借助狼何羌建立通诸羌的联盟。《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根据诸羌解仇交质盟诅，认为：

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间者匈奴困于西方，闻乌孙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计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

匈奴通过小月氏通使诸羌，说明小月氏与匈奴之间关系密切，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不是临时动机。沙阴地就是指居延北部的遮虏障附近，盐泽指罗布泊，匈奴通过罗布泊地区与小月氏通使，这个首先接触的小月氏就是婼羌或者号称南山羌的狼何羌。也就是先零羌通使匈奴或者匈奴通使诸羌，都必须经过小月氏，小月氏处于诸羌通过罗布泊通使匈奴的交通道路上，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婼羌和狼何羌。

由此可知，大月氏在匈奴打击之下西迁之后，留居的小月氏进入南山，附属于诸羌，所建政权叫狼何羌，又称为南山羌，往西北紧邻婼羌。因此，南山作为方位泛指祁连山及其以南地区，作为地名指青海海西州的所在地德令哈附近，作为地域政权指以小月氏为主建立的狼何羌，因为他们是从大月氏中分裂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称之为小月氏。

二匈奴统治时期的敦煌与河西

《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主要生活在秦朝以北的地区。秦代西部临边主要有三个郡，即上郡、北地郡和陇西郡，其中上郡是夺匈奴河南地设立的。《汉书·匈奴传》记载：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距胡。

秦代置北地郡、陇西郡，沿着黄河修筑长城，这个长城就是西起临洮并沿河修筑的亭障。根据《汉书·韩安国传》：

昔秦缪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

西戎是秦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统称，其中包括义渠胡等。汉朝初年基本上维持秦代面貌，西部疆域主要控制在黄河沿线，主要有陇西郡和北地郡。《汉书·李广传》记载李广在汉武帝前任职上谷太守、上郡太守，“后徙为陇西、北地、雁门、云中太守”。陇西、北地就是西汉初期最西部的边界。《汉书·东方朔传》记载：“初，建元三年……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直到汉武帝即位初期，陇西郡、北地郡都是西汉政府所能控制的最西部疆域范围。而西汉邻接的河西地区，就是在汉朝初年被匈奴所占领。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匈奴进入河西走廊是匈奴冒顿单于时期的事情，匈奴西邻大月氏、氐、羌，氐人生活的区域是陇西郡南部，羌人生活的地区是陇西郡的西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汉之际的匈奴：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

根据《汉书·匈奴传》，匈奴在冒顿单于之前，西邻大月氏、氐和羌。冒顿单于之后，匈奴强盛，打败大月氏占领河西走廊之后，西部疆界有所变化，西接氐、羌：

当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单于有太子，名曰冒顿。后有爱阏氏，生少子，头曼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亡归。……及冒顿以兵至，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

匈奴右王位于上郡以西，邻接大月氏和氐、羌。楚汉之际，刘邦与项羽相争，疲于兵戈，冒顿单于率部西击大月氏，进入敦煌河西地区，河西成为匈奴右贤王管辖下领地，这样匈奴西部就与羌、氐邻接。汉高祖白登之役后，汉与匈奴相安无事，至汉文帝四年，匈奴单于遗汉书称：

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

汉朝公卿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汉文帝六年，汉朝遗匈奴书称：“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从这些记载可知，匈奴冒顿对河西大月氏的战争发生在汉文帝四年之前。这次战争，匈奴将大月氏直接驱赶到中亚地区，其管辖范围到达了罗布泊地区，而势力控制范围到西域地区。由此，在匈奴进入河西地区之前，河西地区生活的主要是大月氏人，大月氏人紧邻氐、羌，西部与楼兰等西域二十六国相接。匈奴南下进入河西地区之后，这里就成为匈奴右贤王管辖下浑邪王、休屠王部落属地。《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月氏被匈奴大破之后遁逃到匈奴之北，实际上是匈奴之西。大月氏退出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成为匈奴右部管辖下的地方。匈奴右贤王的控制范围有多大，《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

就是说陇西郡西邻匈奴右贤王的辖区，主要标志是陇西郡的长城；西部以罗布泊为线与楼兰、姑师相邻。

匈奴完成对河西地区的占领时间，应当是汉高祖被围白登之前。《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附娄敬传》记载：“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数苦北边。”说明冒顿单于已经完成内部的统一，西边击败大月氏，东边降服了东胡。《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逾乌盭，讨遬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这年夏天霍去病出北地，逾居延，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鹰击司马赵破奴斩遬濮王、捕稽沮王，校尉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从霍去病等人的这些战功中我们得知匈奴河西地区及其附近都有匈奴的哪些部落，由此得知河西地区是匈奴右部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其秋，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骠骑之兵也。单于怒，欲召诛浑邪王。”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投降汉朝，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可知河西地区主要生活的是匈奴右部的浑邪王和休屠王等。

《汉书·西域传》记载：“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这就是秦汉之际，河西地区居民变化、政权更替的主要脉络。

三张骞出使西域行经敦煌河西

在汉武帝取得河西地区之前最大的壮举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打通西汉同西方联系的通道，同时收取西域地区诸方面的信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

《汉书·张骞传》也记载了张骞出使西域：

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张骞出使西域行经的地方主要是羌中，羌中所指，应该是羌人生活的地区，即洮河以西的河湟地区和柴达木盆地。羌中，《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并六国设三十六郡，“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正义》：“《括地志》云：‘临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从临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并古诸羌地也。’”按照《括地志》的记载，临洮应当是羌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按照秦朝的疆域范围，秦的西部疆域到临洮，邻接羌中，即羌人生活的地区。根据《汉书·靳歙传》：“从定三秦，别西击章平军于陇西，破之，定陇西六县，所将卒斩车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靳歙平定陇西郡之后没有西行用兵，说明陇西郡是秦汉之际中原政府管辖的最西部之郡，陇西郡管辖有六个县。《汉书·郦商传》记载：“沛公为汉王，赐商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别定北地郡，破章邯别将于乌氏、栒邑、泥阳，赐食邑武城六千户。”郦商应当是接替靳歙出任陇西郡都尉，从陇西郡出兵平定北地郡，说明陇西郡紧邻北地郡，这两个郡是当时中原政府管辖的最西部的两个郡。另外据《汉书·爰盎传》记载，爰盎曾调为陇西都尉。《汉书·晁错传》记载：“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表明汉文帝时西汉与匈奴相邻的是上郡、北地郡、陇西郡。

笔者查阅地图，西汉与匈奴邻接河右安定郡，而汉武帝末年才设置安定郡，《汉书·王传》记载武帝末年，“上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就是说西汉政府取得河西之前，安定郡还没有设置。

经匈奴即道经匈奴，出陇西即从西汉出陇西郡离开进入匈奴地区。西汉初期与河西一带匈奴接触的主要是陇西郡和北地郡，陇西郡最西部管辖范围约沿着黄河西起临夏积石县，东到白银的青城，从这里往西经匈奴管辖的河西走廊，最好的行经路线是经兰州、永登翻越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但是笔者推测张骞的行经路线是从兰州翻越乌鞘岭，沿着祁连山的北麓经匈奴与羌人的接合部往西到西域地区，所经过的地区主要是河西走廊和西蒙古高原。张骞从自己亲身经历得出当时通使大月氏的情况：“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羌中道必须经过青藏高原或者祁连山脉，道路艰险不仅表现在诸羌部落间往往积怨有仇，行旅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而且匈奴与诸羌的交通都不是很顺利，张骞西行更是这样。诸羌与西汉关系并不密切，特别是作为附属于羌和匈奴的小月氏更是这样。所谓少北，就是靠近匈奴地区行走，往往被匈奴捕捉。这次张骞没有从羌中道前往西域，而是出陇西经匈奴，从而为匈奴所得。羌中，即羌中道，羌中道危险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羌中道所经过的各个部落间没有统属关系，且矛盾很深，很难协调放行；其二，羌中地区自然环境恶劣，道路难行。就是说张骞是从羌中少北西行的，所以被匈奴所得，他应当走的是祁连山北麓羌与匈奴的接合部。

张骞被匈奴俘虏后，在匈奴生活了十余年。他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河西走廊及匈奴的右方地区，这可以从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中得到证实。张骞被封博望侯，主要功绩是出使西域和作为卫青的行军向导取得胜利。元狩二年，霍去病分别从陇西郡、北地郡出兵攻打匈奴都取得了胜利，除了赵破奴对匈奴地区情况很了解外，很可能得益于张骞出使西域得到的情报信息。最了解匈奴右方河西地区的山川形势和物产水草的，只有在这一带生活了十余年时间的张骞，因此敦煌河西地区的取得应当是张骞的主要贡献。《史记·大宛列传》称：

单于留之……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张骞出使西域就是要联合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由于大月氏适应了西域的环境，不愿与匈奴为敌，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这些信息的获得，使汉武帝增加了对西域的了解，特别是增强了汉武帝出兵征伐匈奴的决心。获取西域地区的信息是张骞出使的主要目的，了解出使地方的风土人情、山川形势等几乎是汉代使者的共同职责，如张安世长子张千秋与霍光子霍禹以中郎将击乌桓回，谒大将军霍光，“问千秋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忘失”。同样汉武帝也向张骞询问西域的山川地形和人物物产等信息。这些信息在西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张骞出使大月氏收集的情报主要有汉朝通往西域的交通道路，此外还有西域各国的物产、气候、居民等内容。由此得知，张骞生活在匈奴右贤王管辖地区，在这十余年时间，他主要收集了匈奴地区的交通和自然环境等情况，这也为他以后在汉武帝出兵攻打匈奴的战争中充当向导储备了知识。当然有些是他实际勘察的，有些是打听到的，如西南夷通西域的消息就是道听途说，汉武帝通西南夷的战争检验了该消息的不可靠。但是在他亲身经历的地区战争进行得非常顺利，这些都得益于他情报的准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

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是岁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骞为卫尉，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幕北。

从这些记载可知，首先，张骞作为军事向导，参与了汉朝对匈奴战争的几乎每次大型的战役；其次，他对匈奴右部情况比较熟悉，而对于左部比较生疏，所以出右北平攻打匈奴就失道而延误了军期。霍去病攻打河西地区的匈奴时就显得异常顺利，这可能与张骞两次被俘期间主要活动于河西及匈奴右部有关。敦煌名称的使用也可能与张骞有关，是他在作为行军向导的过程中将敦薨作为敦煌，张骞是汉中人，如果他使用的是关中方言，那么敦煌和敦薨的发音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区别。

张骞从河西走廊西行，从西域返回的路线同样也是计划经河西走廊，《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在大月氏：“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另外《汉书·张骞传》也记载：“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南山，《史记正义》认为：“南山即连终南山，从京南东至华山过河，东北连延至海，即中条山也。从京南连接至葱岭万余里，故云‘并南山’也。《西域传》云：‘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张骞从西域地区返回，原计划是经过羌中道，避免被匈奴抓到，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幸免。是他没有走羌中道还是经过羌中道时被某个政权所俘交给匈奴？笔者认为应是后者。张骞从西域返回时被俘的地点是哪里？笔者认为是在罗布泊地区，因为这里是匈奴与西域诸国接合部，罗布泊之东是匈奴管辖区。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南接羌，鬲汉道焉。”姑师即车师，楼兰在罗布泊西南部，张骞从西域返回很显然是傍南山走羌中道，即从疏勒经莎车、于阗、且末、楼兰，楼兰往东是匈奴控制区，往东南经婼羌、狼何羌准备过柴达木盆地到湟水流域，最终到西汉陇西郡，这就是羌中道，历史时期这条道路经常被使用。但是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复为匈奴所得。鉴于当时小月氏与匈奴之间关系甚好，而张骞经羌中道东行首先必须经过婼羌和狼何羌，所以他很可能就是被狼何羌俘虏送给匈奴的，而不是被匈奴俘虏的。

书籍简介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9辑）：粟特研究专号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编

2023年8月出版/198.00元

978-7-5228-1316-5

内容简介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任务是借同道之力，深入挖掘丝路历史、地理、民族、宗教、语言、文字、考古、艺术等问题的新材料，尤其关注与丝绸之路有关的美术考古、艺术考古等图像的相关研究，倡导“图像证史”的研究方法，试图透过历史文物，探索丝路上“人”的历史。本书是第9辑，收录33篇论文，从考古发掘、石窟壁画墓志研究、史实考辨等各个方面论述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相关领域的问题，彰显了学术价值，弘扬了丝路文化。

书籍目录

先秦至西汉初期的敦煌与河西郑炳林／001

月氏在西迁前的活动范围及其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兼论张家川马家塬文化的性质张德芳／014

《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版本及年代作者研究叙要李大伟黄冬秀／024

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花剌子模的新发现葛乐耐著李思飞译／039

粟特艺术之龙座神蒂什特里雅/蒂什身份比定康马泰著李思飞译／051

粟特人与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印章（珠饰）传播韩香／063

Paikend: From a Fortress to a Sogdian City Results of Studies of the Bukhara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Andrey V. Omel'chenko／077

“永安五铢”背后出现的异像阎焰／105

云冈十二窟乐舞图像中的“胡腾” 刘晓伟／127

The Central Asian Nomadic World and the Name Sogdiana Paolo Ognibene／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