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人提倡有志之士学习曾国藩

早在1863年，“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就对曾国藩“独服”之至，在《西学东渐记》中说他“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如果说这是私人的溢美之词，那么待曾国藩造就掀天揭地的事功，1873年3月12日逝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后不再注）之后的第八天，朝廷赐谥“文正”，这个来自官方的盖棺论定，无疑是传统士大夫的无上荣光。曾国藩是清朝第六位获此谥号的人，但其文韬武略，可谓举世无双。容闳《西学东渐记》说：“文正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Everest）高峰，独耸于喜马拉耶诸峰之上”“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门生晚辈，无不对他顶礼膜拜，尊为圣哲。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中也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曾国藩的健身之法、文史之学，皆入其法眼。1924年10月蒋介石作《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亦曰：“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龙梦荪有感于“当今世风，以视有清，变本加厉，浇薄至极”，提倡有志之士学习曾国藩，以期强毅谦谨，勇猛精进，自立立人。1925年10月，费时近三年的《曾文正公学案》面世。顾名思义，窃以为可从“文正”和“学案”两个角度稍作申论。

首言“文正”。自北宋司马光提出“谥之美者，极于文正”（苏轼《司马温公行状》）之说以来，历朝历代获此美谥者屈指可数。《左传》有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论树立德行，前有容闳的确论：“其所以成为大人物，在于道德过人。”后有《清儒学案》卷一七七、一七八专列“湘乡学案”，以曾国藩为首，称他力挽清中叶以来宋学衰歇的积弊，以程朱理学为根本，撷取精华，讲究实用。论建立功业，曾国藩作为“中兴四大名臣之首”，创建湘军，戡定洪杨之役，倡导洋务，兴办教育，培养人才，超越谥号“文成”的明人王阳明。论创立学说，曾国藩也不落人后，政事上倡导洋务运动，高举“自强”“求富”旗帜；辞章上标榜“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说，推崇杜、韩、苏、黄之诗。据此观之，曾国藩洵为人臣之极致，容闳《西学东渐记》也说“谥以文正，可谓名副其实”，世人对此并无异议。

次说“学案”。曾国藩从湖南湘乡一个笨拙的读书人成为斡转近代世运的“中兴名臣”，他实现人生逆袭的思想根基是程朱理学，并终生服膺笃行之。定日课，立“八本”，举凡读书、作文、事亲、养生、立身、居家、为官、行军，无不契合宋儒推扬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虽说学案体始创于明末清初黄宗羲之手，但肇萌于南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其体例是诸学案前总设一表，备举师友弟子，标明学派源流，选取案主平生精义，后录各家评论。由此来看，曾国藩与宋学真可谓因缘早结。曾国藩作为“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容闳《西学东渐记》），“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堪为师表。单是湘乡曾氏家族，人才辈出，遍布政治、军事、外交、科学、文艺、教育诸多领域。龙梦荪编选《曾文正公学案》，“取公遗集，提其精要，以类相从”，全书分为19类，即修养类、正心类、忠诚类、强毅类、勤劳类、谦谨类、节俭类、廉介类、摄生类、治家类、交际类、厚俗类、处事类、人才类、将才类、军谋类、从政类、学术类、文艺类。以曾国藩为案主，下开十数家法门，名曰“学案”，倒也未尝不可。

龙梦荪，据《曾文正公学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刊行本所附序文，署名“马平龙梦荪”，版权页上的著作者兼发行者也作“马平龙梦荪”。马平为清朝柳州府辖县，民国二年（1913）改属广西柳江道。推知龙梦荪籍贯为广西马平。其他生平事迹待考。

编者自序作于“癸亥五月廿四日”，癸亥即1923年。此当为龙梦荪编定《曾文正公学案》的时间。版权页载：“中华民国十三年正月印刷，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发行。”可知该书自1923年5月编定，迄1925年10月发行，前后近三年，这与序中所言的“欲付手民”“又已三载”大致吻合。

为了适合儒家语录体的需要，《曾文正公学案》除照录曾国藩原文之外，龙梦荪还作了删减、改写、增添、倒置、合并等，少部分条文标明了出处。原文中特指某人某事的，均改为泛指，如10.17则开头增添“凡少年之人”，11.47则“与洋人交际”五字删去“洋”字，等等。有时为了适应普通读者的需要，如4.18则“有所激而挢之”的“挢”、15.22则“不致来怨讟（dú）之声”的“讟”，均将难识的字分别改为意相近且易辨认的“矫”“毁”。

《曾文正公学案》难免有纰漏。一是单字误改，如形近之误，14.17则“梁丽可以冲城”，将“冲（衝）”误作“衡”；19.41则“为之鑯围以识别之”，将“鑯（通‘尖’）”误作“纖（纤）”。他如臆改之误，19.75则“学颜、柳，学其秀而能雄”，“能”字误作“难”。又如人名之误，16.62则“李迪庵用兵得一‘暇’字诀”，将“迪庵”误作“希庵”。二是出处误标，如6.44则本为致沅弟（曾国荃）却误作“致曾国华书”，10.10则本为致澄弟（曾国潢）而误作“致曾国荃”，15.61则本是宋梦兰（子久）却误作“宋子文”，17.30则本是毛鸿宾（寄云）却误作“毛奇云”。三是脱字，如19.41则“为之评注以显之”，“显”字脱，当补录。

2010年12月，岳麓书社将此书列入“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以商务印书馆1925年发行本为底本，重新整理，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旧式标点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进行处理。岳麓书社简排本功不可没，但仍有不少问题。比如《整理说明》将龙梦荪的籍贯“马平”误作人名，封面、版权页、扉页均误标编者为马平、龙梦荪二人。若马平为人名，则自序中绝不可能称“余”，每类案语只见“梦荪案”而无一处“马平案”。另外，由于未能核对编者龙梦荪选录曾国藩原文的出处，如上举的出处误标现象，均袭其讹误而未予校改；文字的校正也多有错漏，如“应务”误作“应物”，以及前文所举“冲（衝）”误作“衡”、“鑯”误作“纖”等，皆未辨正；对编者龙梦荪删改增补曾国藩原文的具体情况，也付诸阙如。

此次整理，以商务印书馆1925年发行本为底本，校以《曾文正公全集》清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刻本、唐浩明编《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2011年修订本。本着尊重原著和编者的原则，遵循“国学句典丛书”的体例要求，此次整理分为“注释”和“解析”两部分。“注释”部分：主要是疏解字义，或考索典故。“解析”部分：首先，逐条标明原始出处，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核对，出处均依据《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2011年修订本，标示出自何种体式、何时所作，鉴于编者所标出处讹误较多，为了统一体例，一并删去底本诸则所标出处；全书914则仅1则未详所自。其次，对诸则文字是否删改增倒等情况作简要说明。最后，或挖掘写作背景，或串讲大意，或略陈一己管见。总之，希望最大限度彰显《曾文正公学案》的优长，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方位了解曾国藩人生智慧的窗口，从而达到开卷有益、修养身心的目的。

2019年7月底，陈斐老师盛情邀我来注析《曾文正公学案》。每当我摊书展读，思接古人，偶有会心，便觉得真不枉这次涤垢洗心的书山问道之旅。感谢陈斐老师君子般的大德和包容，感谢东方出版中心梁惠老师、裴宏江兄的认真与负责！这让我联想到曾国藩所说的“守约笃行”和“推诚相与”，也真切地感受到同道们的学术热情和人世间的温情。

辛丑仲秋于闽江之畔梦鸿轩

本文为《曾文正公学案》前言，作者谢海林，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9月版

《曾文正公学案》 龙梦荪 纂辑 谢海林 注析 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9月

内容简介

《曾文正公学案》是在民国学者龙梦荪纂辑的基础上，作者予以注释并简要评点，揭示出文本微言大义的作品，是“国学句典丛书”之一。全书共分“修养”“正心”“忠诚”“强毅”等二十类，涉及曾氏对修身养性、道德人品、治家理政、识人带兵、人际交往、论学谈艺诸方面的见解。结合注析细读其书，领略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曾国藩的修养与智慧。在弘扬传统文化、加强文化自信的今天，该书自有其思想价值和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

龙梦荪，民国年间人，籍贯广西马平，生平待考。

谢海林，文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诗学批评、清代诗文及文献文化史研究。主持国家、省社科基金项目多项,曾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出版专著多种，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