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道德哲学内涵

《<中庸>在英语世界的译释》，宋晓春 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年5月

中国哲学以道德哲学见长，这一点在中西方已形成共识。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是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认为孔子教导给中国人的是“最纯粹的道德”，他曾在其《哲学词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论中国哲学》中说：“中国哲学‘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莱布尼茨把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观与欧洲做了比较后得出结论：“在我看来，由于我们这里的道德败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境况实在令人堪忧，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请中国给我们派遣使臣过来……所以，我相信，当一个智者被任命为法官……由他来裁定这个民族的优秀与否，那么他就会向中国人献上金苹果”。钱穆认为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极大不同在于，西方有所谓哲学家，但中国则一向无哲学家之称。西方有所谓思想家，但中国也一向无思想家之称。中国人一向不大喜欢说某人的哲学理论，或某人的思想体系如何好，却总喜欢说某人的德行如何好。这一层，可以说，在中国思想里，重德行，更胜于重思想与理论。类似上述的观点不胜枚举，可见中国哲学以道德哲学而见长的这一特征在中西方早已达成了共识。儒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显学，其实质也是道德哲学。

《中庸》是中国道德修身哲学之经典。《中庸》能享有连接儒家道统之枢纽的崇高地位，主要还是源于其对儒家道德哲学的贡献，《中庸》从道德本体、道德主体、道德伦理和德性宇宙等方面做出了全面、深入地阐发。

首先，在道德本体论方面，《中庸》论证了“德性之天”。《中庸》第17章引孔子之言“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明确了“天”为万物之本。又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表明唯有至德者方可合天而膺命。“德性之天”在生人生物之初，已将德性赋予人物，这就是开篇“天命之谓性”之意，“率性之谓道”说明人物若遵守天赋德性而行，便可合乎天道。据朱熹的解释，人物虽受天赋德性，但因气禀存有差异，是而并非都能尽性合天。德性之天依赖“诚”而使纷繁复杂、生生不已的社会人事乃至宇宙万物得以生成实在。

其次，在道德主体论方面，《中庸》认为德性之天化生人物，根据宋儒朱熹的解释，由于气禀的不同，一般人物的德性往往为形欲所锢蔽，唯有君子才是道德自觉和道德践履的主体，《中庸》论述了君子由“中庸”所衍发的诸多德性，如“时中”“中和”“慎独”“诚”等。

再次，《中庸》在德性伦理政治方面也有着独特的论说。《中庸》认为君子成己成人的过程，一切的人伦关系和政治事务均以德性为本。《中庸》第20 章“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将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类（所谓“五达道”）。《中庸》第13 章“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强调了在相对的人伦关系中，道德主体的自责自修、尽伦尽道乃是第一位的。在政治领域《中庸》同样强调以德为本，德性是上至统治者，下至各个层次的从政者首先必备的基本素质。《中庸》第20 章“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将统治者的行政事务归为九项，首要的就是修身养德。第20 章“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用否定性的逆推句式，凸显了一条各个层次的从政者从明善、诚身到顺亲、信友，从而到获上、治民的进路，这条进路得以实现的最终必要条件仍在于修身养德。

最后，在德性宇宙论方面，《中庸》构建了天、地、人三极并立的德性宇宙论。《中庸》第22 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认为道德主体若充极德性，诚身合天，不仅能成就一个道德统治的人伦社会，而且可以卓然挺立于宇宙之中。第26 章“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至诚”的道德主体，与真实无妄、生物不测的天地具有相同的性体和功用。

无论是对道德本体、道德主体、德性伦理政治还是对德性宇宙，《中庸》都予以了精辟的论述。可以说，《中庸》是以道德本体为始基，以道德主体为核心，展现了一个本于“诚”的天道与人道相贯通、个人与社会相协调、人类与宇宙相和谐的存有界。《中庸》因而成为中华道德哲学之经典。那么，《中庸》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是否也是以此为主题，凸显了其道德论说的优势呢？20世纪以前《中庸》有两种英译本，译者分别为柯大卫和理雅各，均为传教士，这两种翻译囿于译者传教士的身份，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基督教化的阐释，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传教手段，《中庸》俨然成了一部宗教典籍，《中庸》的哲学性尤其是道德哲学的主导内涵被遮蔽，不能彰显中华思想在西方的优势。正是基于对这一现状的深为不满，辜鸿铭于1904年选择了重译《中庸》，他通过在译本中精心显化或建构《中庸》的道德哲学内核来向欧美人展示《中庸》道德论说的优势。

本文转载自《<中庸>在英语世界的译释》，宋晓春 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