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互联网出现士绅化

【编者按】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副教授杰西·林格尔（Jessa Lingel）看来，近二十年来的互联网，就像遭遇士绅化的老城区，变得更加便捷但缺乏多样性，极端重视利润而轻视社群，急着把最初搭建社区但已不再贡献最多利润的人群扫地出门。本书以美国为例，记录这个过程怎样发生，它的实质危害如何，以及网民可以如何行动。本文摘自《被互联网辜负的人：互联网的士绅化如何制造了数字不正义》，有删节，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被互联网辜负的人》，[美]杰西·林格尔著，冯诺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3年10月

不同的城市和社区，士绅化扩大了不平等，普及了特定的社会价值，但也排斥了另一些社会价值。互联网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记者、立法者、活动家和科技人士表达了对网络中歧视、种族隔离和商业化的担忧。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弥漫的科技乐观主义渐已消退，很多人都在疑惑，我们竟然曾认为网络可以带来民主和平等。然而，一旦越过这些相当乌托邦的期待，我们就能更加批判性地思考互联网及其政治。主流网络上正在积极提倡什么样的社群和规范？科技巨头里谁在赚大钱？谁落后了？能够用不同方式改变权力的规则是什么？秉持士绅化的理论，我在当代互联网中看到了士绅化的三种特征，这些特征为了支持主要的科技公司而限制了个人的网络自由。

失所

当人与权力出现转变，士绅化便会发生。洛杉矶租户工会（LA Tenants Union）把当地活动家召集起来对抗士绅化。根据该组织的共同创始人特蕾西·珍妮·罗森塔尔（Tracy Jeanne Rosenthal）的观点，我们应该把士绅化视为“为了利润而使穷人失所与被替代的过程”。这一过程常是缓慢展开的。渐渐地，新邻居拉高了房价和房产税。不断增长的成本导致原来的居民及同个圈层的人负担不起。拥有历史的社会关系才更具效力，而士绅化则威胁了现存的这种社会关系，消除了地方历史。人口开始流动。道路、社区和地标得到重新命名。维系了社区的商店被收购，改头换面吸引新的顾客。网络上，当旧平台难以和新平台掌握的资源和价值相抗衡时，便会产生士绅化。对于网络上存在已久的社群，和脸书、Instagram这样的新平台竞争注定要失败，因为在资金投入和编程开发上无法匹敌科技巨头看似无限的资源。结果造成在获得主要投资的平台上，创造性和多样性减少。此处之危险在于，平台及其社群被抛下不是因为它们不再运行了，而是它们看起来或感觉起来跟其他网络不一样了。留给我们的平台变得更加不包容了。结果不只是网络上的哪些人改变了，而是网络上的哪些东西更容易遭受偏见，其力量更容易被削弱，或者就是更容易变得浅薄无聊。

孤立

渐渐地，士绅化导致一系列的孤立，久居于此的居民被新邻居包围，后者常常更加富裕，对什么人什么物更适合本社区持有不同意见。邻里之间可以变得非常割裂，比邻而居但去不同的教堂，送孩子上不同的学校，在不同的商店购物。我们可以将此和网络上用户如何被主流平台贴标签和分类作比较。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在网络上形成社群主要意味着结识趣味相投者，《星际迷航》、嘻哈音乐和足球，不一而足。那时并没有给用户分类的算法，没有基于平台的朋友推荐或内容推荐。人们只是出现在留言板或聊天室中，与在线者互动。（当然，谁能出现主要取决于谁买得起调制解调器并有时间学习使用方法。）

Reddit和4chan依然遵循此道，但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都使用既有的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网来连接用户和推送内容。渐渐地，基于用户的点赞内容和个人喜好推荐链接和视频成了平台的常规操作，造成了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所称的“滤泡”（filter bubbles）。看了一条关于朋克摇滚的YouTube视频，就会给你推送一长串关于朋克的视频，而不是关于斯卡音乐、洛卡比里音乐或暴女运动的视频。点赞一条把气候变化视为骗局的脸书帖子会带来更多否认气候变化的帖子。用户不会接触到多样的人群和内容，而是越来越被隔离，过滤越来越严重。当然，并不是互联网发明了滤泡。互联网研究者阿克塞尔·布伦斯（Axel Bruns）论称，人总是以观念而群分。移民报纸、宗教电台、兴趣俱乐部新闻信——人们总是创造反映其观点和价值观的社群和媒体。滤泡不仅制造你所偏好的链接，也会加大志同道合者的紧密结合而不是接触新观念。网络孤立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是，现实中人们已经在社会网络方面相互隔绝了，我们通常跟相同种族和阶级背景的人结交。早期网络社群被寄予了让我们走出泡泡的期待，但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越来越限制了此可能性。

商业化

人们常常从经济学角度捍卫士绅化，强调商业机遇和更高的税收。如果你只关心税收，社区里有钱的新来者确实比原居民更有价值。生意人和市政府官员支持士绅化的理由是税基更高的新居民带来了更多的城市资金。得到房产经纪人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士绅可能会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占领空间、表达喜好。

这些考量没考虑到的是社会和文化价值，比如社群纽带和当地历史。仅仅考虑利润就决定什么对某个社区最好是非常狭隘的。士绅化的问题不是把商业主义首次引入社区，而是只满足特定种类的消费者和商业。士绅化社区的商业地产常常单调得出奇。

正如一个写过纽约市士绅化的记者所观察到的：“曾经在纽约无人知晓的连锁店现在遍地都是。在我所住社区的10个街区，曾经太多店面被腾空，我数了数现在有3家药店，6家银行分行，7家美甲美容店，3家星巴克，2家唐恩都乐、3家7-11便利店，5家手机店和4家眼镜店。紧急护理似乎是朝阳产业，已经出现2家机构，服务于我们这里保险严重不足的人口。”

尽管店面的同质化，商业机会还是成为支持士绅化的关键理由。同样地，科技行业常以利润自我辩护。为什么脸书把我们的个人数据卖给广告商？利润。为什么亚马逊不对自己的员工好一点或者让他们成立工会？利润。为什么科技公司不更积极地保护隐私？利润。决定科技公司是否成功的是最大化的利润。只要科技巨头认为自己更应该对股东负责而不是对用户负责，那么普通人要求改变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活动组织者用电子科技沟通交流，策划事件，促进变革。依靠这些工具来组织，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对这项技术提出尖锐的问题。

……

反击互联网士绅化的工具箱

对于想遏制士绅化的城市，没有一刀切的答案，反击网络的孤立、失所和商业化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多功能的工具箱。反抗士绅化中的互联网，需要不同的策略。不是所有策略都是直接从城市反士绅化工作中得来的，但它们之间有共通点，都致力于用多方面的措施为更美好更公平的互联网而斗争。本书结尾附有术语汇编和参考资料，此外我还列出了致力于网络中立性和反抗数字歧视的活动团体。构建另一种更好的互联网，支持和学习这些团体是重要的第一步。

成为你自己的算法。我们不要被动地接受平台投喂给我们的网络和内容，对于网络应如何，我们要掌握更多的自主权。作为用户，我们可以一步步多元化我们的网络内容。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一部分便利和娱乐，是它们传递内容。算法处理我们的状态更新、照片、视频和链接，创造个性化的信息流，让我们时刻得到最新内容，得到娱乐。跟所有算法一样，驱动我们社交媒体信息流的规则可以是有用的。它们推送我们网络里来自他人的内容，让我们知道熟人发生了什么。但是尽管信息流对用户来说很方便，它也有局限性。它们的动机不是为了帮助我们，而是给公司挣钱。信息流的设计是为了让我们尽量久地在线——以便向我们展示尽量多的广告。

脸书、YouTube这样的平台调整了推荐内容的算法，因为它们在促进病毒式传播的新闻和极端内容的传播方面受到了压力。2020年全球性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则提醒我们，平台需要监控内容。在病毒如何传播、本地有何资源可用等方面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脸书和YouTube奋力地打击恶作剧、骗局和虚假信息。在记者、决策者、医保专业人士、相关用户的压力下，平台封禁了“直接造成身体伤害”的广告和帖子。虚假信息不只是因为人们分享才传播开来，还因为算法推送的是引发共鸣而不是引发讨论的内容。我们应该不停点名批评那些把广告利润置于公共健康和个人福祉之上的社交媒体公司。但是在平台继续调整算法公式时，我们可以行动起来成为自己的算法，有意地多样化我们的网络和看到的内容。

在实际操作的层面，这意味着我们要检查自己关注的人，问自己：我该如何多样化这些声音和视角？这或许意味着要寻找更多的有色人种、女性、性少数者、身障人士或者非典型神经学失调者，或者要暴露在与我们持不同政治观点者的内容里，这些人可能生活在这个国家或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重组我们的网络内容可以让我们更多地意识到平台是如何运行的，更深入地了解平台的优先事项。这也可以抗击隔离和网络平台的滤泡。成为自己的算法并向多样性倾斜，我们能够收回早期互联网宣扬的一些关于遇见新人群、学习新视角的东西。

我们需要科技巨头成功的新叙事。……谷歌员工在周末当志愿者，科技巨头高管一次性的慈善捐款，这种让人感觉良好的新闻已经够了。我们需要社交媒体公司拥抱新的商业模式和成功的新定义。行业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些改革科技巨头的压力。正如第三章所述，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正在产出他们自己的科技巨头基层叙事。他们向公司领导层写公开信，组织罢工，有时候还建立工会。我们需要支持科技巨头内部为公平和包容作出的努力，可以是线上抵制或者媒体造势。记住愤怒的汤博乐用户拿自己的注意力当筹码，保护自己的在线规范，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对科技巨头的价值。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能想象和要求科技巨头采用新叙事。

你的方便不比别人的安全更有价值。安全是权利还是特权？什么时候一个人感到安全需要牺牲别人的权利了？线上隐私越来越是人们付出的代价，不论是用付费串流服务去除广告，还是花钱买反病毒保护。但很多时候，最需要保护的人正是那些最无力支付费用的人。女性、有色人种和性少数群体受到线上骚扰的程度比其他人多得多。这些群体更有可能被喷子攻击、曝光（隐私信息被人发帖公开）或报假警（一种高风险的恶作剧，包括制作假炸弹，引执法部门出现在被恶搞目标的家门口）。即使受害者没有受到身体攻击，但线上骚扰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也造成了重大影响，它也可能让我们的网络公共平台变得更不多元——如果历史上就被边缘化的人群出于恐惧害怕发声。

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种族和阶级都跟谁被视为威胁关系莫大。网络平台士绅化之时，会排挤或歧视边缘人群。但是士绅化和通过科技危害他人福祉之间也可能存在直接和实际的联系。比如，“我们的数据身体”活动家把士绅对安全的担忧与伤害了有色社群的科技联系在一起：“对无证件者、黑人及其他边缘社群，一座城市越想变得安全，这些社群就变得越不安全。当城市为了社区安全增加监控摄像头、提升警察部门的军事化，对那些常常被认为可以抛弃的居民来说，便是逼近的威胁。没有人性元素的安全思维，内在地就不安全。”

许诺了安全的产品会对顾虑多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包裹海盗，也就是偷别人放在邮箱或家门口的包裹的人。放在门口的东西被偷令人沮丧或害怕。但是保证邮件安全并不是士绅化、地方警察和科技巨头合作的借口。在正经历士绅化的社区里，用来炒卖的房子和新房里常常安装了家庭安全设备。在有些城市，这些设备背后的科技公司和地方警察携手合作。劳伦·斯迈利（Lauren Smiley）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描写了亚马逊如何协助警察部门开展“诱饵盒”行动，警察把装了全球定位系统追踪器的诱饵盒随机放在别人的家门口。如果有人上钩，警察就一拥而上抓人。盗窃是犯罪，但我们应该权衡，被偷的亚马逊包裹（该公司几乎肯定会免费补发）是否值得邀请警察监控进入我们的家，然后对准我们的邻居。在正经历士绅化的社区里，大部分富裕白人居民都与科技巨头和当地警方合作，监控更贫穷的邻居，这一点尤其值得思考。当有公司向我们承诺用数字技术保证安全，我们要记得问：是谁的安全？我们使用的设备和技术会如何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正如“我们的数据身体”活动家所言，我们应该走向更像廊灯而不是家庭警报系统的科技。警报系统是为了保护一户家庭，但廊灯是为了保护一片社区。

在城市里，如同在线上，我们需要监管。正如洛杉矶租户工会提醒我们：“我们没有住房危机。我们有的是租户权利危机。”正如活动家们在努力与立法者合作提升租户的权利，互联网用户也在努力寻找介入硅谷的政治同盟。科技公司的高管们多次被召唤去（美国或其他地方的）政府官员面前听证，但这似乎并没有让平台如何运营产生实质性改变。这当然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利润率。2018年，在脸书允许政治咨询集团剑桥分析公司获得其8700万用户账号的访问权限后，马克·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前作证。该新闻传开后，脸书股价暴跌370亿美元。在扎克伯格作证期间，投资者对他的回应——以及政客明显不愿意监管科技巨头的姿态——感到非常欣慰，以至于脸书股价因此暴涨。在作证的几个小时期间，扎克伯格为公司挣了210亿美元。脸书的股价涨了4.5％，从一天前的157.93美元涨到了165美元，这是该公司在过去大约2年里最高的单日涨幅。作为主要股东，扎克伯格的身价涨了30亿美元。扎克伯格作证的主要结果，不是让脸书担责或者立法者监管，而是脸书的股价增长。

在城市里，士绅化不只是一小撮人决定住在哪里，它还要求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或者换句话说，抵制士绅化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是地方的住房和区划政策。当地方决策者给开发商减税，有人就会炒房，建造大量的公寓大楼，令当地人失所。对城市开发商来说，弄清楚怎么让地方监管为我所用非常有利可图。科技行业也是如此，他们雇佣说客左右联邦立法。科技公司投入到游说联邦政府的钱越来越多。2018年，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一共在游说上花了5500万美元，是2016年2740万美元投入的2倍。但是正如我们在迈阿密和蒙特利尔所见，政策制定者也可能制定法规，减缓士绅化进程或减少其影响。

我们需要要求立法者介入网络中立性、用户隐私和线上骚扰等方面。这个过程可以从了解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地方图景开始。你的社区有多少ISP ？其中有小型提供商或者作为替代的网状网络吗？黑暗光纤呢？当地的代表中，有多少代表接受来自康卡斯特等主要提供商的捐款？从代表你的众议员或市议员开始，他们可能会有职员专人接听你的电话，而不是把你转入语音信箱。问一问他们的立场，关于网络中立性，关于互联网渗透率，关于对方对数字媒体素养的支持。要掌握彻底变革会面临的障碍，了解情况是重要一步。

呼吁触达政府官员可能会令人感到沮丧。这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该做的吗，和我们的代表接触？给代表打电话不是我们唯一的应对方式——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必须作出不同的决策，加入抵制等行动中。但是了解议题的来龙去脉和联系政客能产生作用。在我的经验里，给代表们打电话能了解政客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如果你通过邮件和社交媒体接触，代表或他的职员就会用其政策立场回复。我曾经给我的共和党参议员发过很多关于网络中立性（及其他议题）的邮件。尽管我从来没觉得是在真正地交换观点，但这个过程确实让我了解了他的投票记录——我也总会更新自己的目标，试图让另一个人在下一次选举中当选。

但仅仅是学习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政治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学习平台的政治。平台喜欢创建诸如“社区指导原则”类的文档，但这些文本通常难以卒读，公司也能随意改动它们。而且，它们总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就像参加地方区划会议能帮助住户了解社区的冲突，学习网络平台政策的基本情况也不难，只需要很少的时间。如果有足够多的用户提出要求，平台就可以改变政策。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知，2014年，脸书在同性恋、跨性别者和原住民活动家要求制定新规则之后，改变了“真名”政策。为了达成目标，用户成了活动家。他们为了要求修改规则而学习了平台政策。他们组建联盟，组织抗议，令平台满足自己的要求。除了把自己组织成用户，我们也可以支持行业内为改变而奋斗的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我们可以要求平台改变，但这意味着克服一种无力感，了解其利害关系和利益相关者，认真思索我们如何度过线上时光，以及和谁度过线上时光。

我在此勾勒出的步骤不是对抗士绅化互联网中孤立、失所和商业化现象的唯一路径。它们只是我们开始设想完全不同的互联网的一种方式。关于科技巨头，存在着很多人皆为己的论调和怀疑，其理由也充分。但是我想用积极的语调——和来自白蚁的教训——结束本书。2019年11月，我去费城参加了一场由工人团结网络（Worker Solidarity Network）主办的活动。该活动请来了一群活动家讨论他们与种族平等和环境公平作斗争的经历。其中一名叫雅尼娜·阿非利加（Janine Africa）的活动家，因为与费城的激进政治组织MOVE有关而入狱将近40年。在被问道如何始终投入活动工作时，她用了一个白蚁的比喻回答：“当白蚁开始侵蚀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最初在表面是看不出什么的。它看起来还是跟原来一样光滑。但是在底部，我们正在侵蚀。渐渐地，整个结构就会崩塌。”科技巨头看上去无法阻挡。它有资本主义、科技乐观主义者以及一大群有钱有权者的支持。但是我们中如果有足够的人坚持营造包容和开放的空间，我们就有可能颠覆科技巨头，建造出更美好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