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上）

座谈会合影

10月13日，《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商务印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举办。《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商务印书馆2023年7月出版）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的新著，上下两册共1125页，超百万字，对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源流加以系统梳理，揭示了美国建国一代政治思维的方式、内涵及其意义，展现了美国早期政治史上诸多纷纭复杂、变幻多姿的场景。本次座谈会，邀请了国内史学界一众学者，围绕李剑鸣教授的新著，以“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为题展开座谈。

陈恒

在致辞环节，陈恒教授说，“人类对世界的发现或者在任何方面的进一步好奇心，本质上都是竞争性的，学术也不例外，美国研究也是如此。文字所表现出来既是个体的思想追求与文化理想，亦是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彼此竞争。然而，竞争并非你死我活，而是在思想的交流中、文明的互鉴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个体的价值于学术发展，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而另一方面，任何个体学术表达的背后都有国家意志、民族意志的支撑，或大或小，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人人脱离不了时代”。由此而言，“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在当下无疑是一个颇具价值和意义的讨论议题。本文整理自座谈会上的学者发言，限于篇幅，分两篇刊发。

李剑鸣：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写这本书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简单介绍一下，以便为大家了解这本书提供一点背景性的信息。

李剑鸣

第一，我想就现代民主的起源和形成做一点反思，说一些不一样的话。关于现代民主的起源和形成，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的把现代民主同英国挂钩，通常从《大宪章》、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讲起。还有的把现代民主的诞生归之于法国革命，把法国人说成现代民主真正的缔造者。人们一般都不太讲美国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从表面看，美国革命者也确实很少说他们缔造了现代民主，他们甚至公开表示不太喜欢民主，他们要建立的是现代共和制。可是，我在读书和看材料的过程中，发现美国革命在世界民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现代民主其实诞生于美国。所以，我想通过这本书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至少能为现代民主的起源提供另一种说法。除了用美国的材料，我还上观古代希腊罗马，横看同期的英国和欧陆，想把这个故事讲的更清晰、更充分、更细致一点。

第二，我想通过这本书来重新思考一下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在学术界，有人说美国革命是一场保守的革命，有人说是一场激进的革命；有人说是共和主义革命，现在更多地把它说成一场或多场社会革命。其实，后世学者对美国革命的界定，同革命参与者的看法并不是一回事。要是能够回到革命参与者的视角，看看他们如何确定革命的目标，如何看待革命的成就，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换一种说法就是，如果把后世史家涂上去的各种颜料剥离掉以后，就可以把美国革命还原成一场政治革命，这样才能真正看出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美国革命带给世界的最大遗产，不是印第安人捍卫自己主权的行动，不是妇女自由意识的觉醒，也不是黑人奴隶的抗争，而是它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确立了一种新的体制，形成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从而开启了世界政治变迁的新方向。

第三，我想通过这本书就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做一番演练。我从涉足美国早期史开始，就比较关注政治文化，一直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有一些跟我有接触的年轻学者，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政治文化史的研究究竟要采取什么方式，调动哪些资源，做成何种样式，我想通过这本书做一点呈现。在史学的传统方法之外，我还努力向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取法，尽量构筑一种有针对性的解释框架，这就是“精英和民众的博弈”、“精英主义和民众主义的平衡”。我也比较重视历史语义学，希望把文本解读和语境分析结合起来。此外，我还做了一些“概念化”的尝试，比如提出“被统治者政治思维”、“国家的中立化”、“精英与民众的共治”等命题。在以往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中，这些词儿都是很少有人提及的。总之，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理论和方法从来不是停留在纸面的东西，而需要我们在具体课题的研究中细心加以揣摩和运用。

第四，我想看看自己在真正意义的历史研究的路上究竟能走多远。在国内史学界，外国史研究长期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确实有明显的欠缺和不足。在国内史学同行的心目中，我们多少有点像知识搬运工，或者说是国外学问的“二道贩子”。不过，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世界古代史和冷战史在国内成熟得比较早，他们重视对史料的解读和运用，基于原始材料做出了不少有创造性的成果。在美国史研究方面，外交史的学者比较早地大量利用原始材料，而研究国内问题的学者步子迈得稍慢一些。现在，美国早期史的材料相当完备，真正基于原始材料来做研究，说一点自己的话，或者同以往的研究形成一种良性的对话，这方面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我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在充分掌握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原始材料来提炼问题意识，说一点以往别人没说或说得不太透的想法，至少能让国内同行理解和尊重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再背着“二道贩子”的标签。

以上这四个方面的考虑，是不是在书里有很好的体现，能不能得到同行的认可，我并没有多大的把握。归根到底，菜已经摆上了桌，到底味道如何，完全取决于各位的品尝。我期待聆听大家的高见。

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在这次新书发布会上，我简单地谈几点感想，可能也会涉及到座谈的主题，也就是“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研究”。

王晓德

首先，在中国，世界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历史不是很长，充其量也就是六七十年的历史。近些年世界史研究发展很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通过数据库或其他途径可以更容易得到所要研究的原始资料。不过有了资料不见得能够做出产生影响的研究成果，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深刻体会。在研究某一专题时面对大量的资料，最初往往不知从何处找到突破的切入点，要是再不鉴别分析，就难免把研究变成纯粹对原始资料的释读，资料堆积起来的东西很难看到作者提出的与别人研究不同的学术观点，更谈不上能在自己构思的一种合理构建下进行深入研究了。我自己的体会是，有了很好的研究选题，也搜集到大量的相关原始资料，如果能够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构建起研究框架或找到突破的理论路径，那么肯定能做出在学术界弥补不足或具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种方法对国内世界史学科能够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显然是非常重要。传统治学讲究“才、学、识”，大概“识”在其中为最难，一部上乘的历史著述不仅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梳理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中提出具有重要启迪的独到见解。剑鸣教授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楷模，新的见解贯穿于全书，读后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即使没有阅读全文，仅从研究框架上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本书的学术分量，大大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美国历史上这一重要时期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解读对认识美国随后的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我们现在报刊杂志经常有学者发文提到要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体系，一些学者也发表文章进行这方面的论证。这种话语体系显然是一种宏大叙事，其基础还是应该在世界史各个分支领域有一大批中观和微观研究成果作为支撑，而这些研究成果又能够代表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与主流。我个人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应该有所突破，以促进国内的世界史研究向着纵深发展。剑鸣教授的这本书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内容上以及研究方法上，都具有这方面的意义，为近些年出版的不可多得的高质量作品。剑鸣教授与我相识数十年，他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但在做学问上又是非常严谨，对史学有着很深的感悟。这一点从他发表的文章与出版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撰写一部高质量的著作仅有才华恐怕是不够的，“冷板凳”的精神可能更为重要。在国内学术界，“十年磨一剑”的著述恐怕不是很多，剑鸣这部新作从构思、写作到完成早已超过了十年，一个在史学界耕耘这么多年的学者在这么长的时段内写出一部著作，出版之后势必会在学术界产生影响。事实也的确如此，据我所知，这部著作出版之后，很多年轻学子即刻在网上下单购买，一位年轻教师见我之后还特此谈到读后体会。还有一位好友告知她已将这部著作邮寄到美国，我们戏称这部著作“跨越了太平洋”，一定会在大洋彼岸产生回响。

再次，近些年每年出版的世界史著作很多，有中青年学者撰写的专著，还有一些学者领衔主编的大部头著作，这些著作对推进国内世界史研究向着更高层面迈进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比较赞成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个人独立完成要比多人共同完成或由一个学者主编，研究会更有深度，出版之后学术影响自然也会更大。当年刘绪贻先生和杨生茂先生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大概就是剑鸣教授撰写的《美国的奠基时代》是独自完成的。这部著作在世界史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做美国史研究的学者都应该比较清楚，不断地有出版社再版。剑鸣教授的这部新作一百万字，为多年研究之所得，从材料引证、研究方法、框架体系以及观点阐述等方面来看无疑是学界的一部难得的精品。

最后，现在每年出版的史学著作数量很大，能够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肯定不是很多。如何衡量作品质量的高低，当然有很多指标，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应该有前期研究成果，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的学术著作很难说能够是一部高质量的著作。撰写学术论文对研究者的要求比较高，论文写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简单陈述，而是要有自己的基本观点或研究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下对所谈及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得出至少能够自圆其说的结论。剑鸣教授在研究这个课题期间，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月刊》《史学集刊》《清华大学学报》《世界历史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多在三万字以上，一部专著要是有若干篇高水平的论文作为支撑，专著的学术分量自然会大增，因此说这部著作为精品力作丝毫不为过。

沃伦斯坦1973年出版他的《世界体系论》第一卷时，出版社请依附论的代表人物弗兰克对这本书做个简短的评价，弗兰克不愧为大家，只说了一句话，这本书出版之后注定成为经典。我记不大清楚是在哪本书看过这段话，大致是这样的意思。对剑鸣这部新作，我不敢做出这样的评价，但这部著作的出版必会促进美国早期史以及美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对人们客观地认知美国也会起到启蒙之效。葛兆光先生曾提出衡量一本好书的几个标准，其中一个标准便是“是给学界提供典范、提供方法，它不仅能在本专业领域产生影响、提供启发，而且能给其他领域提供样板”。剑鸣教授的这部新作无疑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一句话，要是我们的世界史学科能够有更多这样的研究成果问世，何愁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不振！

顾云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从研究和写作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剑鸣是一个有自己的研究志向和学术抱负的学者。从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徐国琦引见他去拜访美国早期史和思想史泰斗伯纳德·贝林时，他就有志向要做一个这样的课题，即探讨美国民主的起源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宏大主题，他几乎用了20多年的时间去阅读、思考、研究、讨论和写作。当年他也就是个37岁的年轻学者，就有这样的学术抱负，且能坚持不懈地去完成自己的目标。

顾云深

对于今天的青年学者和博士生们来说，不啻为树立了一个努力做学问的榜样。他对整部书的谋篇布局，我觉得是独具匠心的，把书名定为《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主流”两个字，我觉得是很高明的，实际上可以使研究主题更凸显，避免了一般历史叙述中的许多枝蔓细节，使研究的范围和对象更为集中，问题意识也更加突出。何谓“政治文化”？政治学界有很多讨论，我校青年学者胡鹏在2020年出版的《政治文化新论》中将其定义为：“被普遍接受的有关人类群体秩序和权力关系安排的意义系统（是超越个体的意义系统）。”

剑鸣对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研究，并非一种纯粹的理论阐释，而是根据大量的文献档案资料，将当时纷繁复杂的思想、观念、思潮和舆论等置于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中进行梳理、辨析、考察和阐释。也就是说，他在一个重大问题的场域当中精深地钻研，围绕着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综合了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采用了思想史、概念史、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通过政治文化史的路径，为我们呈现了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主流的各种历史面相。要将那么多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糅合在一部作品里面，怎么样能够很好地借鉴相关学科、领域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为这个研究主题服务？这个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从他的六大章来看，第一章就是“革命中的精英和民众”。这是政治文化里面两个最主要的附着人群载体，是政治文化的参与者和塑造者。第二章是“大变动时代的政治想象”，谈的是人和时代的关系，研究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历史语境。第三、四、五、六章“以‘自由’立国”、“代表制的理念”、“‘民主’概念的重构”、“‘现代民主’的形成”，这四大章就是阐释何谓“美国的民主”。围绕着美国革命与民主的关系，集中讨论了五个中心议题，并指出：美国建国一代不是将古代民主重光于世，也非直接将民主理念植入国家构建的实践，使之成为新国家政治体制的灵魂，由于机缘促成，悄然不觉地改造和扩展了民主的定义，塑造了一种新的民主，在一种新的社会语境中重新界定了民主。其叙述、辨析、论证和阐释都是非常实证和客观的。表达了一个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对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革命与民主制形成的观点和看法，是一部可以和美国史学界和国际学界进行对话的高水平学术著作。这在全书的总纲“导言”里是有明确体现的，在“导言”中，他对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许多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详实的梳理。对美国史学界那些最权威最有代表性学者的研究和主要观点作出了深刻的评述，包括政治革命、民主革命、双重革命、王权主义革命、作为社会运动的革命等等，逐一进行归纳总结，把存在的问题提炼出来，并提出批判性的思考，后面六章的阐释和论证，就是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与美国史家们展开对话，表达出一个中国学者对问题场域“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研究的看法和观点，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反映了他的批判性思考和学术研究的前沿性。我觉得对国内学界的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会有很好的启发。长达58页的“导言”部分，其实就是全书的总纲，“纲举才能目张”。我觉得是最难写的，而本书的导言写得非常好，成为全书最为出彩的部分，读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之叹服。

刚才晓德教授也说了，剑鸣是才华横溢的、兴趣广泛的。他关注的问题也挺多，是个勤学好问多思的人，在我们历史系，他常常向黄洋、张巍、向荣、李宏图等教授请教有古希腊、英国和法国的历史问题，在他主持的研究生读书班上，也时常和学生一起认真探讨，也会谦虚地向学生讨教。我觉得这是一个学者的眼界、胸襟所决定的。陈小文总编认为剑鸣写作的文体是非常好的，遣字用句很精当，修辞也很讲究，读起来畅快得很。这一点，我也有同感。因为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文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好的文体，作品是很难流传的，尤其是很难被非本专业的人能够很好地去接受。我想，在这方面他是有精心考虑的。你看，全书的开篇即是法国人沙吕特侯爵与塞缪尔·亚当斯讨论美国革命一个场景和对话，而全书的结尾又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考察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后，提出了对美国革命和民主的思考，这并非巧合，恰恰反映了当时“旧大陆”对“新大陆”的发问。首尾的呼应能给人带来一种历史的现场感。

从方法论上来讲，剑鸣就像一个下围棋的高手，他围绕着一个重大问题，一步一步不断地在做活他的“棋眼”，他是不走死棋的，他发表的每一篇文章其实都是有研究全局性考虑的，所以我们看到全书的六大章都是有前期的一系列研究论文作为基础的，因此一旦把它们组合起来，就是一局成“势”的活棋，妙棋。我觉得这是他做学问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对年轻学者来讲，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一辈子走很多臭棋、死棋的话，是不可能成“势”的。我统计了一下，每一章的篇幅和容量都几乎等同和超过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容量，除了“导言”有58页之外，其他各章少的136页，多的则有206页。每一章都是一个大问题，我戏称他又攻读了6个博士学位。像这样一部超过100万字，逾1000页的鸿篇巨制，没有持之以恒，厚积薄发的精神，是写不出来的。

本书引用的文献资料是非常丰富的，我粗略数了一下，大概有491种。其中重要的文献是81种，小册子和当事人的著作122种，论文106种，报纸44种，相关的学术网站5个。这是一个概述。当然中文的著作也有，加在一起大概一共是有491种。这些文献资料中有些是电子资料库，容量是非常大的。最早的历史文献是1642年的文献，最新的文献是2016年出版的论著。所以文献来源的跨度、出版物的跨度是很大的，所以这个范围是非常大的。资料宏富，来源广泛，有时候就让人不知道怎么下手，要从浩瀚的资料里面能够结合研究的问题加以钩稽、考辨和论证等，再聚焦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进行阐释，这就是要见治史的真功夫了。作为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书后编制了主题索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编书环节，对于读者而言，提供了检索和查考的便捷。但是，本书的索引还编得不够精细，考究一点的话，重要的主题词下面要有一些分项的索引。使读者使用更加方便。再版时，希望能进一步改进。

以上是我读了这部书以后大概的一些想法和感受。

最后，回到今天座谈的题目上来——“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研究？”这部书对国内世界史研究，尤其是美国史研究，会起到一个标杆性典范性的作用。当下国内世界史研究著作中，主要还是以翻译国外论著为主，国内学者原创性的大部头研究著作还是不多见的，而专题性的大部头研究著作更是凤毛麟角。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国内世界史学界还是有很好的鼓舞作用。我们一直说中国要有自己学术研究的中国学派，要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概而言之，就是要表达中国学者对世界对域外问题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应该有一个“南开学派”，从杨生茂先生以降已经有了四代到五代的传承，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杨先生之后的张友伦先生，以及他们的学生王晓德、徐国琦、任东来、李剑鸣、原祖杰、王立新、赵学功等，目前都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顶尖学者。他们的学生辈如梁志、谢国荣、蔡萌、董瑜、丁见民、杜华等均是当下美国史研究的中坚力量。还有一大批青年才俊正在成长之中如王禹等。如果世界史研究多涌现出来这样的研究成果，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有更多像美国史研究的南开学派一样的学派，我觉得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繁荣何愁不振！

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研究？”这个题目又让我们突然想起2003年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访华的时候对我说的几句话。当时他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刚刚出版，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邀请他来中国访问，主要是访问北京和上海，但后来加上了长春，目的是让他看到中国并不都是北京和上海，还有比较落后的地方，以减弱他认知“中国威胁”的动力。我当时是吉大历史系主任，与国际关系学界还没有什么接触，突然有一天接到复旦一位国关老师的电话，谈了他们的想法，我就接受了。没想到，米尔斯海默看到中国东北早已经城市化和工业化了，也有高速公路，长春竟然早就有了汽车制造业，甚至能与德国大众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奥迪轿车，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东亚。在到中国之前，他还以为中国东北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呢！临别之前，他对我说：“我认为，只有真正的世界大国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学问，也只有真正的世界大国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国际关系理论。原来是英国，现在是美国，接下来，轮到你们了！”（Next, it’s your turn!）第一句话，我以为是客套，因为我是以历史学教授的身份接待他的。但是到了今天，看到李剑鸣教授这本书，我觉得我们作为世界大国的世界历史学问真正产生了。实际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出版了一批可以比肩国际一流学者的作品，包括好几位在座学者的作品。以前我们“引经据典”，往往引的都是国外领军学者的作品，现在我们也可以更有信心地引证中国学者的“经典”之作了！ 

刘德斌

关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研究？”，我觉得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关于世界史学科本身，应该有它的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规律。我们和西方的那些大国比，正在渐入佳境，我们既要摸索西方学界世界史学科的发展逻辑和规律，同时也要有所创新，有所超越。百年变局正在深化之中，这为我们反思和批判西方世界史学科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我们应该捉住这样的机遇。

第二，我觉得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世界史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我们的历史学家、历史学人往往比较“老实”，只要同行之间彼此相互欣赏、承认，就不再有其他追求而来了。但是实际上，世界史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其他学科需要世界史学科不断地提供新的观点、视野和思想，提供新的研究资源。最近看到一本书，书名是《帝国新论》，写得很简略，很严谨。但是它引用的那些论文，有许多并不是世界史研究名家、名刊的作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些作品的内容恰恰是作者所需要的。在西方学术界，世界史名家作品的影响力往往是跨领域的，是许多其他学科“引经据典”的来源。因为我和政治学接触更多一些，就更多一点这方面的体会。我相信李剑鸣教授的这本书也是政治学界同行希望看到的。我希望世界史学界的同行，在写作过程中能够更多地考虑一下其他学科的需求，使中国世界史学界的作品更多地参与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中来。

第三，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研究？”的问题，还应该和我们的历史教育联系起来。目前，各高校都在努力优化人才培养体系，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培养后备人才。而历史知识是学生深入学习和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但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如果学的不是历史专业，几乎就没有系统学习历史知识，特别是世界历史知识的机会了。既然我们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就需要把中国的历史经验、非西方的历史经验和经过中国学者深入研究和精心阐释的世界历史经验梳理出来，从而为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理论创新奠定更为牢固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的世界历史学家的作品既要精深，又要有亲和力，通俗易懂，融入到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理论创新的主流中来。我们看到，已经有“域外历史学家”开始撰写历史著作了，他们以不同的视角解读中国或世界历史进程，别出心裁，形成了其他学科与历史学科之间新的纽带，也对我们传统的历史阐释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期待世界历史学界有更多新的世界历史作品呈现出来。

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我想先从托克维尔谈起。大家知道，托克维尔在1830年用10个月的时间来考察美国，为什么考察美国呢？原因很简单，自18世纪美国建国之后，当时整个欧洲精英们就形成了共同认知，和欧洲相比，美国是一个新大陆，展现崭新的气象，像歌德就说过我们是旧大陆，美国是新大陆。具体到法国而言，托克维尔一直在思考，法国在走向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和挫折？因此，托克维尔就很希望能够去美国进行考察。他当时在法国司法部工作，于是编了一个要考察美国监狱制度改革的理由，就是找了一个借口提出了申请，然后就批准了。实际上托克维尔是想弄明白，为什么美国能把民主和自由结合得这么好，既是民主的，又避免了多数人的暴政，保障了自由，对于法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而言，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宏图

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大家肯定都能明白。美国的经验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也对当时的欧洲具有昭示性价值，也可以说也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在自己的国度中发育成长，但又不是美国的特例，即美国并非例外，其实它具有普遍性历史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更能凸显剑鸣这本书关涉的主题，以及对这些问题思考的重要性。这本书是对美国建国时期主流政治文化的考察，展现了其既是起源性的，又是世界历史意义的。因此，对这一议题进行历史化维度上的思考，才有可能更清楚地知道美国民主和自由怎么成长起来，如何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意义，从中可以汲取的营养又是什么。

由此引出今天的议题，我们今天怎样研究世界历史？我觉得剑鸣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在于，我们一定要抓住那个民族的特性或者那个社会的、那个国家的最为基本本质性的问题，或者说，每个国家和民族安身立命的那些基本要素。如果从托克维尔说起，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在实现民主的同时又保障了人的自由，同样，是地方自治等要素支撑了它这样的体系运转。因此，剑鸣的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书写历史的主旨，那就是，在今天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时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研究最为基本的那些问题。

只要我们简单地浏览一下这本书，就会发现，剑鸣在书中考察了民主、自由、人民、代表、同意、人民主权、共和等，你看这些内容哪一个不是社会最为基本的问题呢？不仅这是美国最基本的问题，其实也是对于世界各国来讲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对中国来讲同样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人民是什么呢？共和政体是什么呢？我们都要去重新界定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剑鸣把宏大叙事和微观史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给我们很好的研究示范。

因此，如果我们要回答“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研究”这一会议主题，我认为，历史研究还是要回归到关乎国家和民族，关乎人和人类发展的那些基本的要素和主题来展开研究，就像托克维尔那样，一直在思考法国的民族性，这样才能做出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给人们以启迪，知晓未来前行的方向。这是第一。

第二，读剑鸣的这本书，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在学术研究中，你要研究一个领域，那你就要踏踏实实地深耕这个领域，做它10年或15年，最后一定能够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剑鸣这本书就是多年积累思考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我们不去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剑鸣的这本书中就吸收了很多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不仅是美国史的研究成果，还有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等。我只是想说，我们要有坚持坐冷板凳的精神，我们不要跟风，围着热点转，今天这个热就转做这个研究课题，申请课题等等，记得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就说过，不要追逐热点，因为你不知道下个热点会在哪里。今天，剑鸣这本书的出版，获得了这么多好评，我觉得这对在座的青年一代进行世界史研究定会有所启发，那就是一定要踏实、一定要定心，心要静、身要定。前辈们常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并没有过时，如果我们要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一定是深耕细作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剑鸣的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

沐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我拿到这本书以后，就立即好好拜读了。第一感觉就是剑鸣教授特别能写，六章写了上下两卷，非常不容易，章章都引经据典，引人入胜。我感觉通篇下来的关键词是：人民、自由、代表制和民主，其中的核心是“民主”。在他的“导言”部分，58页中大部分是在宏观阐述“民主”。正文六章中又有两章是写美国民主问题，像前面讲的人民、自由、代表制，实际上也是为民主做铺垫的，包括讲到托马斯·潘恩、托克维尔等人有关美国民主的论述后，阐述了自己对美国民主如何产生的看法。剑鸣教授刚才也讲到了，“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话题，它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同时，民主也是一个与现实联系非常密切的研究课题，是现代化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曾经掀起过一股民主研究的热潮，当时翻译和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约翰·邓恩的《民主的历程》（人文译丛）、塞缪尔·鲍尔斯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等，2006年俞可平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更是引起了很大的讨论。但是，近年来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有所沉寂，很期待剑鸣教授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在国内学界引起对美国建国初期的民主建构问题的新思考。

沐涛

在《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中，有两章专门论述民主问题：“‘民主’概念的重构”和“‘现代民主’的形成”。剑鸣教授认为：民主的概念是变化的，多样化的，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再到1787年《美国宪法》，从其实质内容看，美国革命不只是独立战争，还是一场“民主革命”，把民主上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剑鸣教授在书中还特别强调当时美国的精英阶层和民众在国家民主建构中的作用。

最后，我用“导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我发言的收尾：“在世界现代史上……以改良方式建立的民主，因与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具有较强的亲和性，而易于成为稳定、持续和有效的体制。”这既是同其他国家民主化道路的比较，也是对美国民主化道路的一个很好总结。

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

我是搞日本史的，感受是：在中国有两种日本学，一种是中国的日本学，一种是在中国的日本学。前者的特征是，中国学者往往带上自己主观的观察去思考日本问题，以为这就是日本，容易流为“没有日本的日本学”；后者则是完全翻译的日本学，结果也多半呈现为“只有日本的日本学”。这种观察其实完全可以适用任何国别研究，包括区域研究。剑鸣教授这套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他是把这两种极端美国学中间的第三种美国学写出来了，涉及的问题广度与深度兼备，没有极好的知识结构是做不到的。这是第一个感受。

韩东育

第二，正因为有如此广度和深度，所以我认为，著作本身才真正呈现了与美国历史本身的契合度。我们都认为美国历史很短，才几百年。其实在我看来，欧洲的历史有多长，美国的历史就有多长。剑鸣教授对美国政治文化、民主、人权等概念、范畴和理论指归包括对这些概念的精当分析，我觉得已萃取出了欧美文明的舍利。

第三，刚才大家都提到了知识跨度的问题，包括中国知识储备的问题。刚才有一位老师讲到“才、学、识”。在我看来，“才、学、识”就是“文、史、哲”，“文、史、哲”就是“才、学、识”。“才”就是表达上的文采，“学”就是资料积累的厚度，“识”就是见识，是哲学。我想这三个兼备以后，才有剑鸣教授这样厚重的著作出版。还有就是史德，这个“德”最重要的是讲公正、客观和实事求是。我们经常讲这个立场、那个立场，其实学术研究或许不能有私人立场，学术需要的是全立场，而没有私人的立场便是全立场，这无疑是更高的格局和站位。老子被称为哲学家，但我认为他实际上是历史哲学家。不难发现，这么多年有那么多外行鼓噪的所谓“理论”，有的简直不知所云，可剑鸣教授居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纯粹的学理世界里一直目不转睛，深耕细耨。

刚才也有老师提到了书中海量的文献，这恐怕决定于以下两点：一方面有宏大的组织构架，一方面有深入的学理思考。我不懂美国史，但我对剑鸣教授论著中的“人民”议题，却一直兴趣盎然。在我印象当中，《历史研究》在创刊60年选编文集中，就收进过他《“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建构》一文。我对文中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他说的亚当斯悖论。那么，这个悖论是怎么产生的呢？剑鸣教授的叙事显示，在英国殖民地时期，亚当斯对作为反抗者“人民”的赞美和褒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可在美国独立并建国后，他对“人民”的看法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反映了下面的逻辑，即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易位使然。尽管如此，剑鸣教授指出，虽然美国的精英层一直在利用人民做文章，但是尚未达到对概念滥用的程度，也没有造成滥用造成的社会危害，这成为美国发展历程中非常重要的特点。

我在想，剑鸣教授的书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我说得不一定对，就是他在写这部美国研究著作的时候，对自己的祖国应该是有所关切的。在我看来，剑鸣教授的笔下，有关亚当斯对“人民”的两极表达，已被他处理成“中道”价值。这也就牵涉到如果把美国政治文化和中国政治文化做一个良性的对接，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的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显然，荀子最后是把治乱的权力都收到先王那里。而这一点，从根上就与霍布斯所言不同，不一样。所以在讨论美国政治文化时倘能对中国相应文化寄予深切的关怀，我则很希望剑鸣教授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作出更进一步的深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