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孩子（节选二）：性别和种族偏见在美国仍有强大势力

编者按：

《我们的孩子》是美国当代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最新作品，用“以点带面”的叙述方式，展示了美国社会在过去半世纪以来日渐扩大的“阶级鸿沟”，讨论了穷孩子和富家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差距。

全书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贫富阶级之间的“剪刀差”——在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方式、学校教育、邻里社区内都有鲜明的反映。在这个生而不平等的时代，仅仅谈机会均等是不公正的。

以下为节选章节：

性别和种族又将会如何影响我们那代人的人生？在展开我们对这些关键问题的讨论之前，还是先来倾听我以下三位同学的故事。

莉比的父亲是一位农民，也是美标公司工厂的一名熟练技工，而莉比的母亲则是一位全职主妇。父母都只念到高中一年级。全家人住在市镇以外一个破落的空旷农舍里。莉比，在家里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六，常常只能穿上面五个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有这么多张嘴嗷嗷待哺，家里的钱很是紧张。

莉比从来没有过自行车，也没有学过滑冰。“那些东西，”莉比说，“可不在我家的预算之列。”但所幸，莉比家有30英亩良田，父母勤劳，哥哥姐姐吃苦能干，一家人种植蔬菜，养鸡饲牛，倒是从来不知挨冻受饿是什么滋味。

莉比的父母是孩子们的好榜样，支撑着一个可以同甘共苦的和睦家庭。全家人总是共进晚餐，饭前还要一起祈祷。父母坚持让孩子们在家里也要说“请”和“谢谢”，直到最后一人用餐完毕，全家人方能离开餐桌。这种凝聚的精神承袭至今：莉比和她的兄弟姐妹如今均已人到古稀，但每当逆境袭来时，她们仍然“胼手胝足，患难与共”。

这个模范家庭的社会生活主要围绕着学校和教堂。莉比的父母都参与了家长—教师联合会（PTA），关注孩子们在课业以外的追求；每到周末，全家人会一起前往教堂。机缘巧合时，教会中的年轻学生要承担起成年信徒的工作，一次完成布道后，莉比收到了来自教友们的卡片，表扬她出色地完成了布道的任务。莉比的第一份工作也得益于此，当时镇中心的商铺老板认出她就是布道坛上的女孩，当场就雇用了她。

在学业方面，莉比的父母对子女们期望很高。而莉比也不负所望：她是大学预科班内的优等生。同样重要的是，莉比人缘很好，朋友们都相信她的做事为人。“广结善缘，”记忆中母亲曾这样告诉她，“才能马到成功。”莉比是天生的政治家，曾当选过德语俱乐部、美国预备教师组织、荣誉学会及低年级协会的主席。六十年弹指一挥间，高中仍是莉比记忆中最引以为豪的阶段。“我那时真是如鱼得水，”莉比如是说。

高中毕业后，在一位英语老师的帮助下，莉比拿到了托莱多大学的奖学金。按照一开始的规划，莉比想要当个老师，但在她进入大学校园后，却发现自己和高中恋人完全无法承受彼此间的相思之苦。接下来，和为数众多的同龄女孩子一样，莉比放弃学业，返回家乡，结婚成家，专心做一位热心公益的家庭主妇。

但是，当这段婚姻在二十年后结束时，莉比失去了依靠。恍然之间，莉比发现自己既没有大学文凭，也缺乏工作经验，再加上无所不在的性别偏见，使得她在社会上寸步难行。有生以来头一遭，莉比因前途不明而心生恐惧。

但莉比展现出了她的坚韧。数十年来，她在这个小镇上生活，生于斯长于斯，素有为人真诚和办事认真的美誉。莉比起初在一家储木场做店员，很快就成了当地报纸的一位写手，接下来又担任了一家非营利性组织的负责人。莉比的父亲向来全力支持她，鼓励她参加当地的政治选举，仅仅十年之间，莉比就成功当选为一名县级官员，现在近三十年过去了，她仍在这一职位上为全县人民服务。正如莉比当年在克林顿港高中的优异表现，她有着不俗的情商和公民精神，似乎冥冥之中要进入公共生活。

莉比现已年届七十，现在的她，不仅是一位政府官员，还是地方政党政治中的一股清流，在俄亥俄全州境内都广受尊重。但内心深处，她仍感受到服务公众的召唤，于是莉比开始学习做一位牧师。时至今日她还在数家地区教堂做兼职牧师。

当年那个穿着破旧衣服的农家女孩，是如何走到了今天。莉比拥有出众的人际交往能力，这是与生俱来的，但毫无疑问，她还是受到了50年代的文化规范的束缚，在她高中毕业后的这段时间内，这种束缚尤其绑住了她的手脚。设想莉比若晚生几十年，她大有机会完成高等职业教育，完全可能在俄亥俄州的政治中登顶。在莉比的人生道路上，性别是她向上流动的一堵高墙，但她卑微的阶级出身却并没有阻挡她。

莉比的经历是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女生的典型。在我们这辈人中间，男生和女生一度是齐头并进的，大家同样有可能进入高中，同样投身到学业内外的各种活动，课堂内外也有同等程度的表现，同样怀抱着进入大学的渴望，最终也同样可能地进入了大学。在我们离开克林顿港高中之前，男生和女生就进步机会而言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性别差异。

但是，性别因素极大地影响到哪些人最终完成了大学学业，正如莉比的人生故事，我高中班上的女同学没有拿到一纸大学文凭，也因此被剥夺了在社会上向上流动的最重要凭证。统计1959届的同学，进入大学的男女生人数不相上下，但有88%的男生最终拿到了学位，相比之下，拿到学位的女生只有22%！简言之，在读大学之前，没有任何性别筛选，但在读大学后，则有极为严重的性别筛选。

半个世纪过去后，我班上的女同学对此解释道，无论她们在学业和职业上有何种志向，她们还是要服从那个时代的社会规范——女人就应该结婚成家，相夫教子。当然，女性世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正如莉比回首过往，大多数女性（包括莉比在内）并没有因成家过日子而放弃大学学业而追悔不已。但话虽如此说，无论这种选择是否心甘情愿，女性要舍事业才能顾家庭，这会导致个人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以上所述，同21世纪美国的教育筛选机制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现如今，女生的大学毕业率较男性反而更高。五十年前，学生的家庭出身并不会影响到他们能否完成大学学业，但现在，家庭背景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那么，种族作为一种因素呢？昔日如何，现如今又有何变化？

杰西和谢丽尔

“你的过去并非我的过去，你的现在甚至也不是我的现在。”

虽然在1959届这个集体中，人人都活出了不平凡的人生故事，但我们班上仍有两位同学在其中脱颖而出——他们是我们这一届仅有的两名黑人同学，杰西和谢丽尔。他们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

两人都是在孩提时代来到克林顿港，他们的家庭为了逃离南方的种族暴力，在历史学界所称的“大迁徙”（Great Migration）潮流中举家搬迁至此。杰西的家庭原居密西西比州，在他的姐姐被无辜杀害后，举家迁至俄亥俄州；而谢丽尔家原在田纳西州，在父亲同一名白人发生口角冲突后，全家不得不离开故土。

在吉姆·克罗制的南方，他们两人的父母只有小学教育水平，但这两个家庭都是团结友爱、吃苦耐劳、虔信宗教、父母感情融洽的，也正因如此，杰西和谢丽尔都从他们的家庭中受益良多。

两人都住在镇里比较贫穷的地区。杰西的父亲在当地一家制造公司装卸货物。旅游旺季时，他的母亲会到附近的一家宾馆做服务员。谢丽尔的父亲同时打两份工，一份在石膏矿场，另一份在一家水果包装厂，她的母亲则在家操持家务。虽然这样，两个人都不认为自己家很穷。“在我们来到俄亥俄后，”杰西回忆道，“我爸总有工作做，所以我们既没有挨过饿，也从未受过冻。”

两人都是出类拔萃的高中生。杰西可以说是全校最出色的全能运动员，曾被提名为橄榄球队的最有价值球员，还曾当选为学生会的主席。谢丽尔在高年级时被选为班干部，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也是名列前茅。

高中毕业后，两人都拿到半额奖学金，进入邻近的好大学，最终取得了硕士学位，投身于公共教育领域，在度过了漫长的成功职业生涯后，他们最近刚退休。他们的父母都是只有小学教育程度的体力劳动者，而他们却成为了受过研究生教育的职业人士，在仅仅一代人之间完成了这种社会流动，这固然反映出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勤奋，但也证明了阶级壁垒在当时并非个人进步路上不可逾越的大山。

以上只是纲要式的个人小传，但从中也可看出，杰西和谢丽尔在克林顿港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相对轻松地取得了他们人生的成功。但也不要忘记，他们终归是黑孩子，在民权运动尚未到来的20世纪50年代，生活在一个以白人居民为主的小镇上，社会大环境使然，人们一眼望去首先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肤色，种族也因此成为了贴在他们身上最显眼的标签。

初到克林顿港时，杰西在班上非常扎眼，他的同学从来没有和黑人孩子一起上过学，当然，杰西自己此前也没有同白人孩子同过窗。但是，杰西很快就有了朋友，尤其是他在体育运动上展现出骄人的天赋之后。受一位白人同学的帮助，杰西加入了少年棒球联盟队，这位同学的父亲不仅是棒球联盟队的教练，而且恰好也是杰西父亲所在公司的主管。“自从我加入棒球队后，”杰西告诉我们，“我的朋友就多了起来。球场上不分肤色，全看个人表现，只要你证明了自己对球队有价值，大家自然会喜欢你。我在自己的队伍里很受欢迎，但其他的球队可就不这么想了。”

杰西是四项全能的天才运动员，读高中时，他在运动场上全神贯注。父母以外，对杰西人生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的橄榄球队教练——但这倒不是因为这位教练特别爱护或同情杰西。“他就是那种人，”杰西回忆道，“你会不由自主地仿效他的价值观——能吃苦，守纪律，有冲劲，重合作，渴望成功。这伙计可是个白人，因此在打交道时并没有特别关照过我，他喜欢我，只是因为我球打得好。他会给我布置任务，而我就按照他要求的完成。”

杰西性格平和，处处与人为善。“你若想在密西西比州活下去，那你就只能这么做，”他说，“如果当年在密西西比州时，我但凡回应了白人的挑衅，大概今天就不能在这里同你说话了。”杰西回忆起自己的高中时代，“我很有人格魅力，所以大家选我做了学生会的主席。”回忆起这件事时，杰西非常开心，因为他所击败的候选人正是本书的作者。

读高中时，杰西从未想过自己要上大学，因为家里没钱，负担不起大学的费用。但在杰西读高三那年，一位来自附近大学的橄榄球教练登门拜访，为他提供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当杰西同父母商议这件事时，他的父亲告诉他，“儿子，要是你不读大学，就得跟老爸一样出苦力。”父亲同意借给他500美元，用以支付奖学金没有负担的各种杂费开支，就这样，杰西离开了家，走进了大学校园。

大学毕业后，杰西原本希望去读法学院，但问题还是出在他没有钱。于是，他搭便车去往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只能在一家电子设备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终日劳作在流水线上。有位朋友建议杰西可以找一份教职，一边教书，一边申请教师资格。最终，杰西取得了硕士学位，四十多年如一日投身于教育，他从一名普通教师做起，历任院长、副校长、校长，最后担任了洛杉矶地区教育系统的主管。

杰西的家庭住在一个种族杂居的贫穷社区。“我们有很多白人邻居，每天我都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去学校，”他回忆道，“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彼此间从没有发生过不愉快。每个人都在讨生活，你是什么肤色，真的无关紧要。”橄榄球队里有个白人队友，在他得知杰西家境不好后，还邀请杰西到他家吃午饭。

杰西和他的朋友们关系融洽，但不要忘记，这种关系还是存在于更普遍的种族偏见和对抗的社会风气中。“最让人难过的是，有些人就是不把你当作正常人来看待。有些人喜欢你，但就是另有一些人要排斥你，即便你和这些人毫不相干。”

杰西回想起来，他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一个是黑人的世界，另一个是白人的世界。黑人孩子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要同白人孩子交朋友，而当我同黑人小孩打成一片时，我的白人朋友也会生气。我夹在两方之间，如履薄冰，但求自己能做到双方不得罪，尝试着让他们明白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的白人朋友带我去参加邻镇的白人派对，但那里的孩子还有他们的父母可能就不是那么宽容了。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我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而这一切只因我是黑人。”

谢丽尔和她的姐姐曾想加入女生军乐队，但她们很清楚自己没有机会，因为军乐团会到各地巡回演出，那些地方对黑人可不比克林顿港这般宽容。“我们甚至试都没试，”谢丽尔告诉我，“因为有些事情大家心知肚明，那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有一次，谢丽尔和杰西同一对白人情侣一起约会，四人路过镇上溜冰场的门口，却没有进去，因为这俩黑人孩子预计到会被拒绝入场——正如一位白人同学后来所确证的，他们的担忧完全在情理之中。“倒不是说有人守在门口，告诉你黑人不得入内，”谢丽尔说，“你就是知道，根本没必要做无谓的尝试。”

谢丽尔是个早慧的孩子，勤学好问的她在班上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最后在克林顿港高中修完了大学预科课程，她这样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的白人朋友都要上大学”。但是，谢丽尔的父母并不鼓励她追求高等教育的理想。“这种事情，是他们想都不敢去想的，我们在家里甚至不会谈论学校这回事。”曾有一度，她写信咨询一家位于克利夫兰的商学院，但她的母亲让她打消这个念头，“我们可没钱让你上什么大学”——这个回答，深深刺痛了谢丽尔。

高三那年，谢丽尔的人生迎来了一次转机。谢丽尔和她的母亲都曾为一位白人女士做过家政清洁，而这位女士是克林顿港那家最大公司总裁的太太，她很欣赏谢丽尔做事时的专注力，也知道这个女孩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但偌大的学校却无人关心谢丽尔去哪儿读大学。惊讶之余，她满怀热忱地接管了这件事。“若没有那位好心女士为我不遗余力地奔走，我会一无所成，”谢丽尔回忆道，“她披上那件皮草，径直走向校长办公室，为我奔波。一次不行，就两次！”在那位女士的争取下，校长终于勉为其难，答应带谢丽尔去访问一所邻近的州立大学。

最终，谢丽尔成功进入了那所州立大学，还拿到了半额奖学金。为了支付余下的费用，整整四年的暑假，谢丽尔都在打零工挣钱。她告诉我，如果同高中时代相比，她更喜欢大学的生活，因为校园里有更多的黑人同学。“在高中时所缺失的社会交往，在大学校园里是随处可得的。”回首自己的大学时光，谢丽尔还是抱有缺憾，目光所及，她能看到的未来只有做老师或社工，而未能摸索其他任何人生道路。“有些同学说，‘我以后要当律师，因为我爸也是律师’，”谢丽尔告诉我，“如果我能对外面的世界多些了解，我可能不会选择做教师，因为世界如此广阔，人生无不可能。当然，60年代还不是这般格局。”

谈到谢丽尔的兄弟们，他们在克林顿港的生活就曾遭遇了更多的成长烦恼。“我总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如果你自己不越界，不做出格的事，”谢丽尔说，“麻烦就不会找上门来。但假如你非要越过那条线，就难免惹出事情。”在谢丽尔的回忆中，她的一个弟弟就这样闯过祸。事情发生在一堂历史课上，授课老师在讲到奴隶制时宣称黑人都没有灵魂，“他当时就火冒三丈，闯下了大祸”。谢丽尔此前也上过这门课，同样听到过这位老师的这一番话，但是她强压住了满腔怒火，直至愤怒在沉默中消亡。谢丽尔的一个哥哥从朝鲜战场上归来，打算在镇上买一栋房子，但就是这一单纯的举动也越过界。“我不管你有多少钱，”镇上最大的房产经纪告诉他，“在这地界，你就是不可能买到房子。”

当谢丽尔回首她在克林顿港的生活时，虽然她特别强调，市镇上的白人都友好地对她伸出过援手，但她那种无归属感仍在心头萦绕不去。“拉尔夫·埃里森有本书，《看不见的人》，写的就好像是我在克林顿港的生活，”谢丽尔说，“我是个非裔美国人，作为1959届高中毕业班的一员，我虽身在其中，但却从未感到自己是这个集体的一分子。”对于谢丽尔来说，美国始终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体制，无论是她个人，还是她的家庭，都难以完全融入其中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过去是这样，现在仍是如此。对于白人孩子而言，50年代的克林顿港是一个美好的成长家园，但谢丽尔告诉我这样一句话，语气温和，却一针见血，“你的过去并非我的过去，你的现在甚至也不是我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