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梅-布莱特・莫索尔：不要让性别成为刻薄的借口

·“有时候我也会问出愚蠢的问题，但这是被允许的，因为如果我们扼杀了问题，就扼杀了好奇心。我们应该有好奇心，并且被允许有好奇心。”

·“当时作为男性，在办公室带孩子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但后来我们系里的男同事也向我学习，把他们的孩子带到办公室。”

王红阳（右）和梅-布莱特・莫索尔（左）。澎湃新闻记者 曹年润 摄

“最重要的是，不要认为他人的刻薄是因为你是女性而他是男性。不要让性别成为借口，无论一些人对男性刻薄，还是对女性刻薄，都不要认为那是你应得的，要相信自己，你只需要想：‘愚蠢！为什么你表现得这么刻薄？’然后继续在自己的领域前行。然后尝试做‘海湾清洁工’，活在海里的时候，就努力减少其中的‘垃圾’。”

11月6日下午，在2023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梅-布莱特・莫索尔（May-Britt Moser）向澎湃科技记者表示。梅-布莱特是挪威科技大学系统神经科学卡夫利研究所创始主任、神经计算中心联合创始主任，2014年，她和丈夫爱德华·莫索尔（Edvard Moser）共同获得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世界顶尖科学家‘她’论坛：树立‘她’榜样，激发新活力”（以下简称“‘她’论坛”）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原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kova）在演讲中表示，尽管女性在提高高等教育参与率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是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各个学科中，仍然存在巨大的性别差距。一旦进入学校，女性面临严重的性别偏见，阻碍她们选择科学作为自己追求的事业。

“如今，从事理工科的教育和职业的女性仍是少数，工程专业毕业生中女性只占28%，人工智能专业的女性毕业生只有22%，全球科技业员工中，女性人数不到1/3。在这些领域，如果没有平等的代表权，女性参与制定技术、研究、投资、政策等决策过程，就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她说，“谁更适合、或者更不适合从事理工科相关研究，这种刻板印象严重阻碍了女性在这些方面的深造，并导致自我认知方面的闭环，使女性缺乏相关的知识，不会进一步深造，也不会有兴趣来追求相关的工作。”

不要把不平等完全归因于性别

至今，梅-布莱特和丈夫爱德华仍是紧密合作的工作伙伴。她说，二人之间的讨论和其他人讨论一样，有时她不同意对方的意见，分歧可能持续几天，她会变得脾气暴躁，但这不意味着她有推动研究前进的话语权，她们必须再次见面，进行很好的讨论。“需要思考的是，为了赢得讨论而赢得讨论重要吗？讨论会使研究前进还是倒退？如果你不想使研究倒退，就试着找到解决方案，推动它向前发展。这并不容易，但很有趣，我觉得很快乐。”她说。

当男性科学家被邀请参与学术报告时，女性科学家经常被邀请谈论性别议题。梅-布莱特笑称，虽然她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但当有人要求她回答作为一名科研界的女性是什么样的感觉时，她会变得粗鲁。“因为我从来没有尝试成为男性，所以我无法比较，我只能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比如成为一名母亲的感觉，成为一名养狗的科学家的感觉。我可以说很多故事，但我无法比较。有一些人可以比较，比如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性别。”

11月6日上午，她被邀请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而不是丈夫爱德华，她觉得很自豪，而爱德华也是。

“我喜欢谈论科学。” 梅-布莱特说。她形容科学探索就像登山，可能会面临很多挑战，比如下雪、刮风，此时登山者就要转变方向，寻找其他的道路。“先忘记这个问题，直到你找到合适的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

梅-布莱特不喜欢把不平等完全归结于性别的原因，一些问题是超越性别的。例如在实验室中，领导者同样对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负有责任。“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团队举行会议时，如果有人在提问时被嘲笑，领导者的责任是说：‘这很有趣，我们能一起重新组织下你的问题，让大家都能理解吗？’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很重要，尽管它可能不是一个好问题，但至少我们关注到了它。有时候我也会问出愚蠢的问题，但这是被允许的，因为如果我们扼杀了问题，就扼杀了好奇心。我们应该有好奇心，并且被允许有好奇心。”

男性也可以为产假和陪产假做贡献

直到现在，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仍然是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的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主任王红阳表示，工作和生活上的完全平衡是不可能达到的。“对于女性来说，家庭和事业都很重要，当事业有需要时，女性可能无法把孩子照顾得很精细，时刻陪伴着他/她。每个人都面临选择，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重要的是，女性要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追求。”

梅-布莱特在成为博士生时怀上第一个孩子，她和丈夫共同决定，只要有时间，他们就把孩子带去办公室，那样的话，当一个人在办公室时，另一个人就可以去实验室。她说，带她的第一个女儿去办公室很有趣，因为她很随和，不会哭闹，人们不会介意她的在场。1.5个月大时，小女儿就和莫索尔夫妇一起参加了第一场学术会议。

“做母亲的感觉很好，你会很想和自己的孩子亲近。”她回忆，有一次去参加会议时，她把孩子留在家里，觉得非常伤心，以至于忘记了自己身在会议中。

“为了同时成为母亲和科学家，你必须有所牺牲。所以我牺牲了一部分电影、戏剧、和朋友见面，以及做运动的时间。但是我很享受工作和带孩子，我的工作、我的爱好和带孩子同时也是我的生活。”她说道。

1998年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物理学冠名名誉教授迈克尔・贝里 （Michael Berry）作为一名男性参加了“她”论坛，并强烈推荐男性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在工作场合带孩子。

贝里的第一个孩子在41年前出生，另外一个孩子在36年前出生，两个孩子都是他在办公室带大的。他的太太是生物学家，她不希望因为孩子而停止工作。比起经常去实验室的太太，他作为理论物理学家，更适合照顾孩子。“当时作为男性，在办公室带孩子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但后来我们系里的男同事也向我学习，把他们的孩子带到办公室。”

“男性也可以在产假、陪产假等制度性的政策上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