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 | 今天，听先行者谈校媒和理想

今天是2023年11月8日，中国第24个记者节。新窗报邀请了四位毕业后仍从事新闻行业相关工作或继续深造的师兄师姐，谈谈他们和校园媒体的故事、新闻的故事。

在这些故事当中，他们是“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师兄，对现状本能地不安并提出意见的学姐。他们重新探访校媒时代那个自称“记者”，真诚热情的自己、以及那个记忆中一直聊着选题和热点，群聊很“吵”的校媒。

策划 | 新窗报编辑部

美编 | 陈婉珩

排版 | 欧阳思帆

责编 | 黎藜 刘品娴

2023年记者节浅谈新闻专业主义

翁榕涛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014级校友

某报财经记者

新闻从业者最好要有新闻理想，这是对一个社会重要职业的美好想象和希望，也是一股强大的驱动力，但理想的背面是现实，也要意识到，空有新闻理想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

今年是我过的第六个记者节，2018年从广州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我就加入了媒体行业，而且是当时已经在走下坡路的纸媒行业，即便是在广大新闻学院，毕业后会去纸媒的人也是少数，而做财经领域的更是寥寥无几，我平时接触的同事，除了新闻系以外，有许多财经院校其他专业的学生，比如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统计学、法学、工商管理，甚至还有理工科学生等等。

回首过往，我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反而感到十分幸运，过去这几年的工作经历弥足珍贵，记者生涯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和见识，有幸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新闻场合，和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专家学者们一对一、面对面的众多专访，让我接触到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优秀人物，深刻地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每个媒体从业者都应该有新闻理想，或者说起码在刚入行的时候，有对这个行业产生过很美好的想象。如果说新闻理想是不可描述的“仰望星空”，那么新闻专业主义则是可以触摸的“脚踏实地”，关于新闻专业主义在学术上有一些概念和定义，也有许多相关研究，这里只是分享我的个人理解和体会。

我个人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具体可以包括专业精神、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专业精神指记者需要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挖掘事情的真相，这要求记者有自己的原则，即便在碰到一些外部势力阻扰时，内心也要过得了自己那关，也因此为什么许多人说，记者是一个需要良心的职业。

此外，新闻专业主义要求记者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这个含义相对广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一个产业不断发展完善，社会分工也会不断细化，也因此随着媒体行业的不断发展，也就要求记者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记者在新闻学院能学到的采写编评、摄影摄像、视频剪辑等只是一个基本技能，在进入媒体行业后，我发现各个学科专业的人都能参与媒体工作，许多在其他行业十分杰出的人，做起自媒体的优势也很大，金融、互联网、汽车、医药等许多优秀自媒体人，粉丝过百万、千万者不在少数，而他们之所以能构建起自己的优势，与他们丰富的行业知识壁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闻有学，需要学的是新闻规范规则、新闻伦理和新闻采编技能；新闻无学，新闻学子们要去接触一个行业、一个领域的真实情况，必然要深入这个行业，成为里面行业的专家，知识水平达标了，才能与该行业一线人员、负责管理的政府官员、企业高层、负责研究的学者专家平等对话，才能够问出有价值的内容，做出有价值的新闻报道，才能构建自己作为记者的核心竞争力，这就需要每一个记者，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专家。

有一个行业前辈和我说过，纸媒可能衰落，电视台可能衰落，网站可能衰落，但是媒体永远不会衰落。信息的价值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被无限放大，负责信息传递的媒体行业，也应该是最值得从业的职业之一，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新闻理想囿于某一份报纸、某一个电视频道或者某一家网站，而要去追寻更专业的知识，更广阔的世界。

文 | 徐诗琪

广播电视学专业2015级校友

界面新闻科技频道记者

从业四年

2015年夏天，上大学以后第一个晚自习，大约是在文逸楼，我们一整个班的新生坐在教室里，等待社团的师兄姐们轮番宣讲。现在想起来，来了几个社团、讲了哪些东西我都已记不清，只记得田韵学姐走进来聊起“新闻窗”，她个子不高，脸圆圆的有婴儿肥，但聊起做报道这件事却是严肃又亲切，眼里放光。

她讲起做《大学城十年》的系列报道，模仿王天挺的那篇《北京零点后》，讲广大旁边北亭村的宗祠，深夜去亮着灯的教学楼里采访学生们熬夜的原因……我的冲动很朴素：这很酷，很新鲜，好像有点意义。但“新闻”在我脑中的印象还是无趣、八股等等，不想写稿，于是加入新闻窗做摄影，后来还退出了其他消耗精力的组织，继续留在这里。

虽说是在摄影部门，但前辈们也鼓励大家多供稿。记得有一次，我在朋友圈中抱怨《职业生涯规划》这门课程的不专业，何鑫（我们叫他三金，现在在广东台）私聊我，不如就这个话题来写篇稿子？不出意外，写得挺烂，但他也愿意熬夜给我改稿，成果是那一期报纸上的豆腐块。

在经历过高中三年背素材式的八股议论文教育以后，你很难想象，一篇批评大学课程设置的文章被别人视作“有价值”，那感觉我至今很难忘怀。

现在想想，或许是因为我和新闻行业的底色相似，那就是反叛。大概上专业课时你会听到老师说，新闻是对真相的不懈追求，新闻的几大要素云云。但我得说，真正做好报道的人，都是叛逆，执拗，对现状本能地不安并提出意见的人。这话放在当下的新闻环境里显得有些好笑了，但我还是想说出来。

讲回正题。在新闻窗的工作其实我没做多久，后来因各种原因，忙于自己的学业和实习，当然，窗也遭受了很多事，不便赘述。最让我们觉得自豪的时刻，是那一期被回收的“天窗”报道，头版是炒饭学长（现在他在爱范儿）写的《校媒之殇》。这文章现在我偶尔还会拿出来读，回味那种纯粹的思考和表达。

冥冥之中，本来瞧不上记者这行当的我，毕业前还是想尝试入行实习，这一实习就留了下来，留到现在。背后跟新闻窗以及黎藜老师的《深度报道》课、田秋生老师的《新闻评论学》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些因素，大学时我像读小说一样读特稿，开始对政治与哲学有了基本认识，明白文字不仅仅要读起来美，更可以做启发民智的砖。

不过，如今我的看法是，不要带着理想主义和美化后的信念看待新闻业，它首先是一份工作，你需要考虑自己能否吃饱的问题，能否体面生活的问题。其次，信念应该排在责任感，执行力等等“职业素养”之后。最后，当你被工作磨平、打击过后，这信念才会成为安慰人的最后稻草。所以，收到这征稿需求时我跟学妹半开玩笑说，“不建议一毕业就做记者哦，尤其是都市报，吃不饱饭的。”这份职业的平均学历与平均收入并不太匹配，所以，请你慎重考虑。还在上学的你，如果你不想从事新闻业，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不意味着新闻专业对你无意义，我相信这是一门关于学术自由与批判精神的学科。如果你看清真相以后仍然想入行，那也祝你好运，相信你会跟我一样有所收获。

无意义的注脚

邬宇琛

广播电视学专业2017级校友

曾担任每日人物作者，现为自由撰稿人

为《人物》、《女报》、“在人间living”等媒体撰稿

如果不是新窗报的邀请，记者节应该会轻飘飘地过去。于是意识到，如今好像只有记者节这一天才能够被短暂地拉回校媒的记忆里，因为大多数时候，我的身份是“作者”，而不再是“记者”。

但我也记得自称“记者”的那些年。手机里不舍得删掉的短信来自2017年的夏末，短信里写，“亲爱的xxx记者，新闻窗已经收到了你的报名信息”。那是我第一次对记者这个身份产生认同感。那场面试里，染着绿头发的学姐坐在桌子上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夸张地拍了桌子告诉我“你可以直接来了！”

“没有二面了？”

“没有！”

“直接进？”

“直接进。”

我就这样去到了新闻窗，被发了一张塑封的红色卡片，上面写着，“记者证”。

与校媒的记忆有很多，但每次谈及的都是那些和青春息息相关的画面。第一次接选题，和垃圾分类有关，具体怎么做的过程其实有些忘了，但还记得自己接到选题之后和一个室友迈过二号天桥的马路时那种疾步如飞的作态，他问我，“垃圾分类怎么做啊？”我说，“总而言之这个题很重要”，然后装作非常紧急的样子到对面的全家便利店买了关东煮塞进嘴里。“所以怎么做呢？有这么值得生气吗？”室友问。我说，“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垃圾分类啊，学校现在突然就分了，你知道吧......总之要好好做。”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好玩。后来觉得，原来我们在校媒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像这样，在以一种扮演的姿态来践行自己的理想和难易挥发的能量。在路灯下一起讨论选题啦，一起在肯德基熬夜写稿，圣诞节的时候窗里会搞一次大聚餐，大家轮流发言，然后抱着啤酒瓶流眼泪，也不知道哭什么，可能只是感伤每吃一次饭就在校媒过了一年，吃四次，坐在桌上这些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就要聚少离多了。人就这样走了一批又一批，来了一个又一个。直到2021年夏天，自己穿着白衬衫坐在桌前，一个学弟拿着自带的白酒走过来说，“哥，敬你一杯，祝你成为一个好记者。”我知道，这一切真的结束了。

当我回过头再看，校媒给我留下最大的印象并不是那些文字和句式，如何严密的训练自己和丰富社会化经验，而是大家好像都在努力地留下可能毫无意义的注脚，那是年轻人的胜利。

凌晨三点走上海珠桥采访，然后睡五个小时起床，当天下午就把稿子写好。买了南方周末的三本《后台》，然后在窗里传阅，到最后回到手上的时候，只剩下一本。有一个现如今在地级报社郁郁寡欢做新媒体的学妹当年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定要去麻风病村采访病人。我坚实的伙伴，陪我一起做主编到毕业的芬姐在毕业前告诉我，“我想在毕业之前再多做几篇好的报道，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这辈子最后做新闻的机会了”。那时候我们没有钱，没有学分，甚至也没有时间，但我们还是这么做了。

结果最后大部分人真的都没有走上新闻的道路，但都把永远用不完的感动和激情留在了那四年。我算是幸运儿，毕业之后，我去了北京，然后又回来，我还在写报道。但更幸运的是，下飞机后见到的两个朋友，都是校媒的。

从技术上说，校媒的那四年，我们都在自我学习，因为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希望做出更好的内容，不过出于当时的水平和经验有限，绝大部分的文字再看回去，闪动着稚气。但现在，当我工作受挫，写稿卡顿的时候，我还是会翻回自己在校媒写过的文章，它们提醒着我我对文字和世界是充满如此大的热情和好奇，我是那么真诚和诚实地面对自己。

我依然记得2018年的5月，我带着手写的满满2页纸去人大代表王筱虹老师的办公室，敲开了她的门。文章写好以后，有人把她转发到朋友圈的文案给我看，文案里说，我写的比某日报的记者还好。

那年冬天，我去南亭村找一个行为艺术家做采访，离开的时候，他送我到村口，我们踏着满是碎石的小路，他问我，“你以后想做什么？”我支支吾吾地说，“我想做人物记者，最好是《人物》杂志或者是《南方人物周刊》的”，他看着我，我苦笑。两年以后，我在“每日人物”上发了快递员的报道，报道被转发到了《人物》杂志，我算正式进入了新闻行业。

这就是我简短的，可以被描述成鸡汤的故事。但我还年轻，这些事情还历历在目。如果要我给些建议，我只能非常浅薄地说，亲爱的还在校媒的学弟学妹们，希望你们依然勇敢、诚实，喜欢疾步如飞，喜欢流泪，希望你们也留下几个注脚，哪怕今后不会再提。

校媒之外

何夏怡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2019级校友

新窗报第三届监制，曾在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周末实习

现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传播专业

很开心能收到窗窗的邀请。人在香港，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思绪得以回到广州、回到阔别不久的本科生活，强行文艺矫情一下，我是去探望过去的自己。

新窗报是我待过时间最长的校媒，还记得正式加入是2020年3月中旬，居家上网课的时候。印象深刻的是群聊永远很吵，线上例会几乎没人关麦，我们不停地聊选题和热点，特别兴奋。收获也很多，第一是朋友，我现在保持密切联系的大学朋友大多来自新窗报，我们依然毫无保留地讨论一切，于我而言这是新窗报最大的馈赠。

还有满足了探索欲。其实校媒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平台，容许学生记者做许多尝试。我在新窗报做过家暴、校园自行车倒卖现象、北亭“走鬼档”等等选题，当然也被删过稿（最近和朋友们提起，依然忿忿不平），这都曾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有“新闻理想”被建构或被打碎的感觉。现在回想，却觉得全是张扬、恣意与快乐。

其实我们那时并不常谈新闻理想，只希望稿子能被更多人看见，能解决问题，有点公共价值。秉着如此初心找到的选题往往千奇百怪，也许经不起正经媒体的审视，但对学生记者来说，做选题是寻找答案的过程，无论是选题背后的大小症结，还是所谓“新闻理想”的答案。

在校媒做稿，应该是许多新传学生由“新闻理想”走向“新闻实践”的第一步。做新闻是认识世界的一个途径，过程也很有趣，相信还在校媒的大家一定深有体会。但是，离开校媒之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当初在新窗报认识的小伙伴，其实大多没有选择进入媒体，有的去了互联网公司、有的在学传播学、有的在玩音乐，但每每接触，总感觉他们依然对万事万物保有热情与好奇心，其实这便已经足够。他们还在继续探索世界，只不过从前是通过校媒探索。

如果还想做新闻，也许校媒只是一个起点，毕竟很多人始于谈新闻理想，终于大谈新闻理想，对媒体行业大加斥责、痛心疾首，却只是斥责自己对于媒体的想象。在乌托邦里纵横捭阖不难，难的是真正踏入这个行业。

最后，记者节快乐！尽情享受在新窗报的时光吧:) 在这里多做一些大胆的事情，别担心。

写在最后

新闻实践的路上，新窗报追随着前人的步伐，也留下一串串被追随的脚印。在校园媒体，太多恣意转瞬即逝，但好在以文字永恒。

记者节快乐！我们在走，愿你也在。

原标题：《记者节 | 今天，听先行者谈校媒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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