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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窑洞对话穿越历史到如今

2023-11-12 08:2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朱鸿召档案春秋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党史上的一段往事：“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习总书记提到的第一个答案诞生于毛泽东与到访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的一场对话，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窑洞对”。在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为何要到访延安？在延安五天的访问中，是怎样的所见所闻彻底改变了黄炎培的政治倾向和人生选择？而“窑洞对”又如何化解了以黄炎培为代表的大多数爱国民主人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思？

延安社会最接近其理想

1945年7月1日中午时分，黄炎培和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从重庆飞抵延安，在机场受到了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等人的隆重欢迎。在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用餐后，他们便入住陕甘宁边区招待所。小憩之后，黄炎培和褚辅成、冷遹三人就迫不及待地悄悄出门，自由自在地散步到南门外的延安新市场。

延安新市场是延安的商贸集聚区，也是延安平时最热闹的地方。黄炎培三人来到市场，仔细询问商品价格、商业运营模式，留心观察街市人情。“三个人走了好多时候，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却没有看到茶馆，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他们叫做二流子。男女都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硕……在街上绝对没有看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

延安新市场

7月2日上午，黄炎培在住处陆续接待了在延安的新朋旧友，包括丁玲、陈学昭、陈毅、张仲实、张曙时、范文澜等人。他们不全都是中共党员。交谈中黄炎培获悉了更多关于延安社会的深层信息。

共产党初到延安时，城外一片荒凉，有很多土匪，医院也遭到过抢劫。共产党主政延安十年间，极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当初只有几孔破窑洞的吴起镇，如今已成闹市；在延安西北的志丹县，当初叫保安县，县城里只有9户人家，如今已是陕北重镇。

1944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镜头下的革命圣地延安

共产党在边区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下的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既保护富农，又保护耕农。对农村传统民俗，在尊重保护的前提下，变革利用之，“到处有庙会，不禁止的，但趁此举行各种有关教育卫生等宣传。”边区银行以服务边区民众经济生产为宗旨，“在信用社资金调剂不过来或无法调剂时，银行负责扶助，给以必要的贷款。”在农忙时节，广泛组织变工队和扎工队，前者是交换工作，后者是替人做工，或受酬金，或答还工作，都发挥着逐步改变农村生产关系的作用。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他的村庄工作得太好了，不但自己工作，还替人工作，还劝人家替人工作，所以称为劳动英雄，借来鼓励各地方，仿他的作风。”这项工作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在全边区推进发展，涌现出很多劳动英雄。

延安军民在观看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政府对于边区群众，呵护有加。“绝对不拉兵，前方士兵缺额，都就地补充。这里也常有志愿从军的青年，最近有二十多人愿赴东北，政府替他们饯行，勉励了他们不少的话。”这与此前中国乡村流行数千年的抓壮丁，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只有民众对于政府发自内心的爱戴，才会主动站出来，志愿保护这个政权。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好像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为弥补乡村医疗资源的不足，边区政府组织医疗队，巡回各村庄替老百姓看病，倡导中西医合作，因时因地制宜，确保边区群众的生命健康。为了提高医院护士的社会地位，延安举办护士节，为这些默默无闻的服务者献上荣誉和慰劳。

延安大学医学系的学生在用显微镜观察标本。延安大学成立于1941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对于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实行生活供给制，确保物质条件总体比较贫乏中的公平和温饱。黄炎培好奇地询问，无论公家供给如何周到，总有涵盖不了的地方，例如个性化的购买图书、小食品和香烟等一切费用，哪里来呢？得到的回答是：大生产运动后，政府奖励每个公家人及其家属努力生产，或就屋旁余地种植蔬菜，或纺纱织布制衣服及其他手工艺品，个人完成劳动任务后的剩余所得，都归个人所有，换取报酬，自由支配。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丰富了物质生活条件，调剂了个人生活必需品，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延安社会勤劳淳朴，积极进步。

延安机关干部在窑洞前摇车纺线

当天下午，黄炎培一行人与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正式商谈。在当晚由中共中央主持的欢迎晚宴上，黄炎培应邀致辞。他说：“我们来到这里，还只有一天半，当然不够资格说什么话。不过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这是真情实感，肺腑之言。

7月3日第三天，黄炎培抽空参观光华农场，会见更多的故旧新知。他了解到，“中共军队每到一地方，必首先争取民众。现时他们所用的方法，是使民众站起来，聚拢来，让他们自由投票选出他们所认为满意的人，做这一地方的乡长或其他公职。军队绝对不参加意见，地方政治，就让这地方民众去监督。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兴奋地出心出力。”这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就和业绩。

边区群众通过向碗里投豆子的方式进行选举

交流应酬中，黄炎培发现赫赫有名的共产党将领，并非如某些人所宣传的如同洪水猛兽，相反都很儒雅有礼，见面谈笑，如坐春风。

在为期5天的行程中，延安的这些新奇而美好的印象，深深地吸引了黄炎培的关注和思考。在比较广泛的观察交流中，他发现，延安社会就是最接近自己追求多年的理想世界。

延安之行是其一生的转折点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生于上海川沙。早年曾游历美国和东南亚诸国，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社会，于是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1917年，黄炎培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其办学的目的在于“唤醒民众”，能使国民用自力来解除痛苦，为实业界供应急需的人才，以实际行动支持实业界人士“实业救国”。

黄炎培

爱祖国，救同胞，是贯穿黄炎培人生的一条主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黄炎培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作为，并积极谋求具体合作机会。1937年12月28日，在长沙拜会八路军办事处代表徐特立。1938年5月19日，在重庆结识周恩来，随后又陆续结识董必武、吴玉章等人。同年6月21日，黄炎培入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以其急公好义，厚待朋友，操守纯洁的高尚品德，很快就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爱国民主人士代表。

黄炎培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牺牲的抗日将士，在炮弹底盘上的题词

1939年11月，黄炎培参与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是一部分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民党对社会各界压迫益趋加重，对共产党摩擦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感到需要联合起来，形成第三方的立场和力量，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表现。虽然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组织，但为后来各党派进一步联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1940年12月，黄炎培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代表，与其他中间党派代表及无党派社会贤达，经过多次协商后，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新的民主政治联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36年11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师生为抗日将士募捐的御寒衣物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这些中间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都表示出对共产党的同情，对国民党消灭异己、破坏团结抗日的愤慨。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打击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加紧新闻检查，肆意摧残民主等专制统治行为，促使他们越发感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对抗国民党的迫害，开展民主运动，发展民主力量，团结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并最终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特园”是著名爱国人士、民盟元老鲜特生的公馆，也是中共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场所之一）正式成立，黄炎培被推举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后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10月10日，在香港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发表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及其对时局的主张纲领，倡言“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

1944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组织抗日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一致拥护。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同年10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国民党为了维护其一党独裁统治，抵制联合政府主张，竟然修改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增加国民党在国民参政会中的比例。同时，蒋介石宣布将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决定提交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审议通过。为表示抗议，中国共产党决定不参加1945年7月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国共谈判陷于僵局。

重庆特园，抗战期间民主人士的重要活动场所。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次到访特园，与民主人士深入交谈

1945年4月，黄炎培注意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严厉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灾难，更加明确提出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那么，怎样才能建立民主政府，真正实行民主政治？面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黄炎培忧心如焚。

同时，作为民主党派代表，他希望能够促进国共谈判继续进行。为协调国共关系，坚持团结抗战，防止内战爆发，6月2日，黄炎培等七名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明他们访问延安的愿望。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欢迎他们来延安共商国是。在征询各方意见后，就有了这次延安之行。因七人中的王云五临行前身体不适，实际成行的是六人。

在延安期间，六位参政员与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连续举行三次正式会谈，就国是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彼此坦诚相待，最后由中共方面整理出《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会谈记录包含两部分内容：其一是双方同意下列两点：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其二是共产党方面提出“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政治会议应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会议的任务应为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研究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和将来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会议的性质应为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

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

延安之行，成为黄炎培一生的转折点。

“窑洞对”化解其忧思

在延安访问期间，黄炎培注意到街头设置的黑板公告栏旁边，都设有意见箱，如果对政府工作有意见，“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这样一种公开倾听民意的渠道，让政府权力运行和公务人员工作行为，完全放置在民众的监督之下。这表明共产党能够敞开胸怀，倾听民声，尊重民意，关心民生疾苦，改善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权，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组织。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交谈

当毛泽东询问黄炎培对于延安的观感时，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大势上提出了自己的深深疑虑：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闻名于世的“窑洞对”，展现的是共产党人身在窑洞，心系天下的情怀。在陕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践行人民民主，探索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今天，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毛泽东的这番话和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无疑化解了黄炎培的忧思。“我想：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短暂的访问，深入的交流，黄炎培对延安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由不熟悉到敬佩，由中立到亲密合作，并从此由“不左倾，不右袒”转向中间偏左，最终成为共产党的挚友。

1945年出版的《延安归来》封面（上海市档案馆藏）

从延安回到重庆，黄炎培应邀多次介绍此行观感。为了满足社会各界更多的需求，他干脆以日记为依据，口述延安行程和观感，由夫人笔录整理成书《延安归来》，冲破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向社会各界广为发行，影响甚广。这个记忆整理、传播的过程，实际上是观点放大、信念增强的过程。

1949年，中共地下党组织获悉黄炎培已受到国民党宪警特务的监视，处境危险，经请示中央同意，组织安排黄炎培秘密离开上海，转道香港，于3月25日到达北平。当天下午，黄炎培与其他党外人士一起赶赴西郊机场，应邀随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检阅人民解放军。当晚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还设宴招待各民主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