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城市｜产业转移背后，到底哪些规律在起作用

从全球产业流动看，为何工厂首先从欧美国家转移到中国东部沿海，再转移到中国中西部地区，继而转移到东南亚地区。本期解释城市将从产业集聚与扩散视角切入，探讨其经济学背后的城市空间演变规律。

一、产业从集聚到扩散的规律

在今天看来，产业在城市中集聚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每天所经过的金融街、商务区、科技园、产业园等，都是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但是理解这些稀疏平常的区域背后产业集聚的机理，以及产业在城市中从集聚到扩散的演化过程，却花费了经济学家和城市学者差不多1个世纪的时间。

早在19世纪末期，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已经指出产业集聚的三大原因：一是产业集聚容易形成丰富的劳动力市场，有效解决就业问题；二是产业集聚促进了专门化投入，能够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三是产业集聚能够产生信息溢出，从而使单个企业具有更优的生产函数。1909年，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这个韦伯也被称为小韦伯，他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弟弟，因为哥哥的光芒过于耀眼，所以常常被人忽视）在其经典著作《工业区位论》中首先明确了经济的集聚现象，当时距离19世纪中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一些区域开始出现了一些产业集聚的雏形，比如工业区中分成了城市中的工业集聚区和矿山区的工业集聚区。阿尔弗雷德·韦伯认为，交通成本和工人工资是决定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时至今日，这些理论一定程度上还是成立的）。

到了20世纪中期，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的概念，他主张国家区域中不可能处处均衡增长，而是有一个推动性单元（propulsive unit），经济增长从这个推动性单元开始向其他部门、区域进行传导。推动性单元可能是一个工厂，也可以是一组同质性的工厂，还可以是一片不同功能的工厂。总之，这个推动性单元能够带动其他区域和部门的经济增长。这个理论到今天也是适用的，以伦敦为例，伦敦金融城作为绝对的金融集聚区和增长极，其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倍多，同样投入1万英镑，伦敦金融城的产出是英国其他区域平均产出的3倍多。这个增长极的效应就相当明显。现在，我们在各地的产业或经济政策中经常见到的“增长极”一词最早也是来源于此。

其实，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就已经暗含了产业的扩散现象，“增长极”包含着极化和扩散两大特征，前者是产业和经济的局部高密度现象，后者是从局部高密度向周边梯队衰减的现象。只不过明确提出产业扩散现象与特征的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他在1978年出版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中提出了“产业梯度转移”的概念，他主张，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产业发展的一个梯度上，产业会从梯度高位地区向梯度低位地区逐级转移。今天，我们来看这种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很多工厂首先从欧美国家转移到中国东部沿海，再转移到中国中西部地区，继而转移到东南亚地区。这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兴起，有了更多诠释产业集聚和扩散的视角。克鲁格曼首先根据供给-需求平衡推导出了产业集聚的两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内部市场效应，前者是产业集聚商品种类越丰富，该地区产品的均衡价格指数就越低的现象；后者是产业集聚导致劳动力集聚，劳动力集聚带来人口集聚，形成区域内部市场的现象。而考虑产业扩散时，地租差异和运输成本就是关键推动力，克鲁格曼他们推导出来产业从集聚向扩散转变的一个临界点，就是工业生产者和农业生产者的实际工资比，如果工业生产者实际工资超过农业生产者，产业继续向城市中集聚；反之，则会向郊区扩散。 

二、从产业集聚与扩散的临界点看城市合理规模

什么样的城市尺度和城市人口才是一个最优的城市规模？这不仅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也是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经常探讨的问题。城市太小，部分功能尚未发挥出来，同时部分功能就已经溢出了，有时候不得不借助区域之外的一些地方发挥功能，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众多的海外园区承载了城市的溢出效应。而城市太大，也会有各种问题，这里需要看是哪种大，如果是人口规模大，而空间尺度小，就会产生各种城市病，带来管理上的难度（北上广深就是这类城市）；如果是人口规模大，空间尺度也大，城市就变成了事实上的更大尺度的地理单元（比如重庆就是这类城市，说是城市，本质上与一个省并无区别）；如果是人口规模小，城市尺度大（中西部很多城市属于这类，人口规模小，面积超大）也有产业过于分散，用地不够集约等问题。

产业集聚与扩散，则提供了一个设计合理城市规模的思路，城市化本质上就是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变的过程。因此，工业人口增加带来的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会产生高用地成本，这时候，需要进行产业扩散以对冲这类成本，在这个临界点上往往就是城市的合理规模。在更宽松的条件下，一个城市合理的人口规模和面积尺度就是既要形成产业集聚的空间约束力，同时又能够容纳一定程度的产业扩散而使得产业不发生转移。当然，从城市本位思想出发，产业移出城市对城市有所损失，但从更大的都市圈和城市群范围看，产业转移也会带来创新协同等机遇。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不仅认为产业集聚与扩散的临界点蕴含着城市的合理规模。同时也认为，城市合理规模下，城市达到一种平衡，即农业与工业的平衡。农业产品能够出清，农业劳动者和工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相等。这些都为确定城市合理规模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互联网经济爆发、服务经济崛起的年代，产业与空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产业集聚与扩散不再局限于农业与工业两部门，载体也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新经济条件下，产业集聚与扩散将如何塑造城市的未来形态又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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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城市”专栏由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戴跃华博士主持，关注城市科学发展的前沿趋势，解释城市科学以及城市中人类行为动力学的一般特征和规律，探究利用前沿城市科学理论优化城市治理的路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