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祖父是崩得分子：20世纪反锡安主义的犹太左翼运动

“崩得”（译注：bund，意思为“联盟”，也可理解为犹太人工会、犹太人同盟）在1897年成立于维尔纳（即今天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在二战时的波兰达到了其影响力的顶峰，它有时作为一个地下党进行活动，标榜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世俗化以及反犹太复国主义。崩得分子们反对沙皇，也反对种族屠杀，他们在犹太人村落里开展教育工作，并最终领导了华沙犹太区的起义。尽管崩得基本上被纳粹德国和苏联消灭殆尽，但该组织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也称“锡安主义”，Zionism）立场更能说明他们在当下政治理念中的缺席。而尽管崩得分子主张犹太人群体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但他们却毫不让步地反对在巴勒斯坦开辟出以色列这个独立的犹太人国度。崩得分子坚信犹太人的散居地就是他们的家园。犹太人不可能通过对其他族群的压制来逃避自己应当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崩得成员们强调所谓的“此在性”原则（Hereness），即无论在哪里，犹太人都有权利活得自由而有尊严。

“我们生活之处，即是我们的国度。”

——犹太人工会“崩得”（Jewish Labor Bund）的格言

一

我的外曾祖父、后印象派艺术家萨姆·罗斯伯特（Sam Rothbort）在晚年试着重新描绘他儿时在犹太人小镇（shtetl）所经历过的悲惨世界。在被他称为“记忆绘画”（Memory Paintings）的上百幅水彩画里，有一幅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画面上）一个女孩在一些农舍的映衬下，身上穿着的衣服颜色就像头顶昏黄的天空一样。在此之前，她朝业已破碎的一扇窗户扔去了一块石头。而在画面的边缘，她的男友为她准备了更多的石块。

“崩得成员伊塔卡（Itka）打碎了窗户。”萨姆给这幅作品起了这样的标题。

当我看到这些作品时，我可能已经十五岁还是十七岁，或者是二十岁了，可能是在我姨太家那个采光很好的客厅，或者是在我妈妈的公寓里；我记不太清楚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主角那带有旧时代尴尬气息的名字。我转用意第绪语发出了“伊塔卡”这个名字。还有“崩得分子”（Bundist），那又是什么意思？

这也成为引导我开始了解崩得的源头，后者是一个革命社团，我妈妈的爷爷，也就是萨姆，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他的经历和东欧犹太人的苦难与辉煌交织在一起，但他的名字却被从中抹去了。

“崩得”（译注：bund，意思为“联盟”，也可理解为犹太人工会、犹太人同盟）在1897年成立于维尔纳（即今天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在二战时的波兰达到了其影响力的顶峰，它有时作为一个地下党进行活动，标榜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世俗化以及反犹太复国主义。崩得分子们反对沙皇，也反对种族屠杀，他们在犹太人村落里开展教育工作，并最终领导了华沙犹太区的起义。尽管崩得基本上被纳粹德国和苏联消灭殆尽，但该组织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也称“锡安主义”，Zionism）立场更能说明他们在当下政治理念中的缺席。而尽管崩得分子主张犹太人群体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但他们却毫不让步地反对在巴勒斯坦开辟出以色列这个独立的犹太人国度。崩得分子坚信犹太人的散居地就是他们的家园。犹太人不可能通过对其他族群的压制来逃避自己应当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崩得成员们强调所谓的“此在性”原则（Hereness），即无论在哪里，犹太人都有权利活得自由而有尊严。

在崩得已经被普遍承认的今天，它常常被描述为天真的理想主义，而且所谓“此在性”理念在大屠杀之中也被证明完全站不住脚。但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以色列狙击手的子弹射杀巴勒斯坦抗议人群时，我想历史证明了，崩得和犹太社会主义，以及其表现出的既充满同情心又如同钢铁般坚硬的犹太民族品质是正确的。

二

当十三个犹太人在维尔纳的安全屋里创立崩得时，十来岁的孤儿萨姆·罗斯伯特还在伏尔加维斯克（Volkavisk），那里离维尔纳有五天车程。他居住在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一个典型的村镇里，位于沙皇俄国西部的穷困省份，沙皇曾下令将这里设置为犹太人的居住点。在栅栏区，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儿童征兵令，还有就业、教育还有土地所有权等禁令，以及最为可怕的，来自政府授意下的种族屠杀。凡此种种也呈现在萨姆的记忆绘画的画面上。在他的水彩画里，俄罗斯人砍断了羽毛床，烧毁房屋——鹅群和火焰则意味着强奸和谋杀的出现。这些显得有些程式化的暴力场景在画作中反复出现，也代表着对犹太人反复的羞辱。就像其中一幅画的标题所言，俄国人对犹太人大吼道：“犹太佬，脱下你的帽子！”而犹太人们只得乖乖听话。

在一场霍乱瘟疫中，年幼的萨姆失去了母亲，他只在过去唱过歌的犹太教堂里接受仅有的一点点教育。之后没多久，他就去给皮革工人的当学徒了。尽管他在描述家乡风光的时候带有一丝感性的乡愁，但如今遗留下来的伏尔加维斯克的照片却和他的描述大相径庭。他童年居住的村落满是木屋和脏乱的街道，被涅曼河（Neimen River）一分为二，由名流组成的委员会管理着，后者一方面代表穷苦的犹太人向统治者们摇尾乞怜，但反过来又剥削这些犹太居民。

村子里的通用语是意第绪语，而犹太教堂则是整个村落的文化中心。这里等级森明：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长者凌驾于年轻人之上。生活就在假日、收获和安息日之间流转。美国人基本上是从《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这部音乐剧里知晓关于这里的一切的，但崩得丝毫不认同剧中主角特维（Tevye）和他所谓的“传统”。崩得成员伯纳德·戈尔茨坦在他的回忆录Stars Bear Witness里控诉了犹太人村落里的“无知”，以及那里“古老的宗教迷信”。这些都是“利用人们的兄弟情谊、彼此尊重以及个人尊严所构建起的新的伦理教条”。

崩得成立数月之后，一些崩得成员来到了伏尔加维斯克，在那里，他们给萨姆这样的年轻学徒传授了劳工权利等原则。在崩得成员的影响下，学徒们开始罢工。老板们则雇了一批打手。一时间从街道到犹太教堂，到处都可以看到两方的战斗，崩得成员和雇佣来的打手们手持棍棒互相打斗，一如萨姆后来在画布上重现的场景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萨姆袖手旁观，“我也加入了战斗，”他写道，“我成为了一个革命家。”暴动的胜利为学徒们赢得了极具突破性的权利：周六晚上可以休息，不用做工。

在这次成功的鼓动下，伏尔加维斯克的崩得壮大为一个拥有80余名成员的秘密社团，许多成员是通过该组织的意第绪语图书馆加入的。在这里，所有人都可以读到儒勒·凡尔纳著作的译本，但其中一些有志于崩得活动的读者可以借阅到马克思著作这样的禁书。尽管该组织仍是一个非法政党，但在夏天的时候，他们聚集在萨莫科夫森林（Samokoven Forest）的一杆红旗下，唱响了崩得的会歌：“红旗高高飘扬，在愤怒中摇荡，和血一样鲜红。”

在那里，他们开始谋划更有野心的行动。在伊萨贝林（Izabelin），他们抢劫了一家政府专营的酒业公司。在罢工期间，他们切断电话线，捣毁工厂，殴打工贼。他们埋伏截击了监狱车队，把烟草粉末（像发射胡椒喷雾一样）甩到司机脸上，解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凿穿了友人Berl Dzhukin的牢房，当警察找到他的时候，他打扮成一个老太太悄悄溜走了。

在1902年，崩得是帝俄唯一的犹太革命政党，也是在这一年，一名崩得成员用枪打伤了维尔纳的行政长官。在非法出版物、栅栏区的走私网络以及海外离散犹太人对反种族屠杀民兵组织的资助等层面，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与之相媲美。在那时，俄国位于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有三分之一的囚犯都是崩得成员，随着该组织的成员们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不断逃亡流窜，犹太人联合崩得也不断壮大了起来。

到1904年，崩得已经有三万五千名成员。当年二月，日本在日俄战场上用鱼雷击沉了俄国的战列舰，这也是沙皇的军队首次在这场日俄战争中蒙羞。罢工随之而来，但伴随着罢工的还有报复性的围捕行动。在比亚维斯托克（Białystok，位于今天的波兰），武装警察可以肆意屠杀犹太人而免遭处罚。萨姆既不想去西伯利亚坐牢，也不想被送到黄海上当炮灰，于是他从沙俄逃往新大陆。但他乘坐的船只停靠在埃利斯岛时，我的外曾祖父签署了一份声明，表明自己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效忠沙皇。后者的真实性毫无疑问，但我比较怀疑的是第一条。

他离开的时间点刚刚好。愚蠢的战争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叛乱，在整个俄罗斯，沙皇的臣民们都认定他大限将至。崩得是种种激进组织中的一个，他们发誓要“把这个老弱的怪物推入深渊”。而在一月，当革命爆发时，崩得在栅栏区揭竿而起，民兵们与警察和官兵作战，足迹遍布于波兰的罗兹（Łódź）到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

1905年，萨姆的朋友们寄给他一张来自祖国的照片。就像在老式摄影棚里拍摄的所有肖像照一样，十名崩得成员站立在一幅华丽的画作前面，每个人都穿着符合革命潮流的黑色农民装上衣。Chaim Shalke面相太年轻以至于他的胡子看起来很突兀。Moshe Katriel则凝视着别处。锁匠以色列歪着他英俊的脑袋。

这些人又经历了些什么呢？他们在那之后能够活上一年吗？革命失败之后，种族清洗浪潮扑涌而至。俄罗斯人还有乌克兰人——崩得成员的所谓外族工人兄弟们——杀害了成百上千的犹太人。另有十二万五千人逃到了纽约。

像萨姆一样，许多难民都开始在纽约的犹太人圈子里找到了出路，而在那里崩得影响深远。如果你知道下东区的Vladeck Houses，那么你也许会对它们是以崩得革命家Baruch Charney Vladeck的名字命名的感兴趣，在从拉瓜迪亚市长主政下的住房管理局谋得职位的多年以前，他曾被判处到西伯利亚服刑。又比如布朗克斯区的联合住宅区（Amalgamated Housing）？那是由服装工人联合工会赞助建成的，崩得的主席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的劳工运动生涯始于在崩得里担任组织者，在任上他领导了立陶宛科夫罗（Kovno）的第一场五一游行。另有一项著名的新闻奖也是以希尔曼之名命名的。移民中的崩得成员还领导了妇女服装工人崩得和犹太社会主义联合会。他们主导着工人圈（Workmen’s Circle），这是一个世俗的犹太互助社团，直到今天还存在着，在该组织的标语上，还可以看到对特朗普总统的抗议。

这样的环境也有助于萨姆融入到新大陆的生活中去。他加入了工人圈，每天早晨都会阅读《犹太人前进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上面的标红的意第绪语。他成为了一名素食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艺术家。

三

我的外曾祖父在布鲁克林安然无恙的生活着，这也让我们需要从其他地方寻找崩得接下来的历史。不妨看看伯纳德·戈尔茨坦的经历，他是华沙民兵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回忆录《华沙犹太区的五年》（Five Years in the Warsaw Ghetto: The Stars Bear Witness）与《犹太人工会“崩得”二十年》（Twenty Years with the Jewish Labor Bund）两书的作者。

戈尔茨坦同志不认识罗斯伯特。他比我外曾祖父小七岁，在很多方面都和萨姆截然不同。他是一个好交友的人，不是什么离群索居的艺术家，也不是街头的斗殴者，更不是拥护和平主义的嬉皮士。戈尔茨坦在华沙郊外的村庄里出生，并在1902年加入了崩得，时年十三岁。十六岁时他曾蹲过一段时间的监狱，下巴上狱警留下的刀伤记录着这一切。接下来的十年里，他越狱并组织起了崩得，然后在1905年的革命里浴血奋战——萨姆则差点因此丧命。1915年，在西伯利亚服刑期间，戈尔茨坦一跃成为崩得传奇人物。一个看守羞辱了戈尔茨坦，戈尔茨坦抄起煤油灯砸在他脑袋上，而后遭到了对方疯狂的报复。但像多数崩得成员一样，戈尔茨坦也富有同情心。在一月，革命爆发之后，囚犯们推翻了看守们的管理，并把那个管理员绑到了一棵树上，以让戈尔茨坦处决他。但戈尔茨坦拒绝了，他强调，这场革命必须是人道的。

1917年，他到基辅领导了一队民兵，并且在市议会谋得一席之地。但这种乌托邦式的好景不长，很快被俄罗斯恐怖、压迫和内战淹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看到，在革命法庭上，更多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党人会处决更多的犯人。‘犹太的’或‘正统的’社会主义者的圈子将越来越狭小。”崩得领导人Vladimir Medem如是说。1921年，布尔什维克解散了崩得和其他政党。对此感到厌烦的戈尔茨坦回到了华沙。可能在俄罗斯，他的团体已经寿终正寝，但在新获独立的波兰，却又重新生根发芽。

在华沙，戈尔茨坦在犹太工人阶级中四处奔走，远在美国的犹太人们在社会地位逐渐上移之后似乎也失去了对这一群体的记忆。这些犹太人里有屠夫、马车夫、裁缝、妓女还有搬运工——城里的货物都驮在他们背上。这些男男女女们忍辱负重，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时不时和暴力相伴，他们会和黑帮分子喝酒，用小刀结账，给彼此起一些黑帮气息浓厚的绰号，比如“刀疤脸Yankl”（Yankl Scar），或者是“硬骨头Shloyme”（Shloyme the Bone）。戈尔茨坦和他的同志们将这批粗野的无产者们组织了起来，吸收进了崩得之中，到1939年该组织成员壮大到了十万人次之多。他们不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平等与正义，还建立起了自有的一套文教体系，包括报刊、剧院、图书馆和世俗的犹太学校。崩得成员可以把孩子送到SKIF，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童子军团体，然后还可以进入到崩得青年团“Tsukunft”里。健康的年轻人才在崩得的体育俱乐部” Morgenstern”里锻炼，而不那么走运的贫民窟孩子们则可以在风景优美的Medem疗养院里接受肺结核治疗。

“我们是一个国家之中的一个民族，在千年来的斗争中形成，并经受住了种种考验，我们珍视自己从并不友好的宿主们那里获取的遗产和权利。”戈尔茨坦如此写道。而档案中保存的照片也证明了这个犹太世界的丰富多彩：贝拉·夏皮罗（Bella Shapiro）是崩得为数众多的女性领导人中的一员，在1936年卢布林（Lublin）的五一示威活动上演讲；书有金色条文和优美的意第绪文字的红旗飘扬在空中；崩得工人们举起了他们的拳头；女体操运动员们穿着短裤，上身的衣服紧贴着胸口；年轻的男子在沙滩上进行拳击比赛，开口笑着，皮肤晒成了古铜色。这些影像给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走向了怎样的结局。

崩得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敌人。有组织犯罪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例子则是那些对反宗教挑衅感到愤怒的哈西德派犹太人（Hasidic Jews）；自然还也包括工厂主们；登记在册的反犹分子等等。崩得的敌人不只是右翼人士，苏维埃政权授意下的共产主义者也会通过渗透、搞破坏和谋杀等手段打击崩得。而当崩得成员和共产主义者们在街头巷尾战斗时，该组织在思想观念上的主要对手却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们，他们认为自己是从应许之地被流放到东欧的居所的。崩得成员认识到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总是伴随着他者的流血牺牲，并预见到了建立以色列国家可能面临的致命冲突，这会导致犹太人国家与邻国无休无止的战斗。“犹太复国主义意味着和阿拉伯民众的战斗，”崩得里的知识分子Moishe Olgin在1929年写道，“他们会被剥夺土地的所有权，阿拉伯人将被奴役。”

崩得也见识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如何落入到波兰的种族主义者手中。1937年，名为民族团结阵营的政党（Oboz Zjednoczenia Narodowego , Camp of National Unity）就呼吁驱逐该国90%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是外来入侵者。当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贾鲍京斯基（Ze’ev Jabotinsky）在首度访问维尔纳的那年，崩得组织游行示威，反对这位被他们称为“犹太法西斯主义精神教父”的男人。当民族团结阵营要求驱逐犹太人时，贾鲍京斯基却呼吁犹太人主动“撤离”——崩得成员并不承认这种表述上的细微差异。“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合法居民，享有平等的权利！”一张传单上写道，“为了工作，为了面包，为了生活，为了在波兰生活的权利，我们将战斗下去！我们不允许江湖骗子以我们之名四处宣讲！”

受到希特勒种族法案以及德国这个邻邦日益猖獗的反犹倾向的鼓舞，同时也受到当地“褐衫党”的鼓动，波兰政府转向了狠毒的反犹主义政策。崩得有时会同波兰的社会主义政党处于同一阵营，以对抗公然的殴打、屠杀，以及发生在校园里“犹太人专用长凳”（ghetto benches）这种种族隔离座位的设置。波兰的法西斯分子炸掉了崩得的总部。五一示威游行变成了街头械斗。“我们反击波兰的反犹分子们，并相信只有证明犹太人有能力保护自己，才有可能获得平等的权利。”戈尔茨坦写道。同时，他们也呼吁国际各界对法西斯暴行的干预，“但我们的努力是如此微不足道，没有办法击退那股强大的势力，它正把这个冷漠而无所作为的世界推向深渊。”尽管崩得的求助毫无响应，但在波兰的抵抗行动受到了国内众多犹太社群的认同。到1938年，崩得成为了波兰最受欢迎的犹太政党。

戈尔茨坦在回忆录里写道，1939年，警察在布雷兹（Bretz）发动了一场屠杀，戈尔茨坦悄悄溜了进去。他发现，屠杀随时可能到来的消息会让一个犹太社区陷入崩溃。在破败的犹太人区，戈尔茨坦遇到了一个波兰同志。当他们两个人在谋划下一场战斗时，他们看见了窗户里闪烁着的安息日蜡烛的火光。

“我给迪布劳斯基解释了安息日蜡烛的意义……我们都陷入了沉思之中，一同悄悄地走过那条空旷的街道……一个犹太人，和一个波兰社会主义者。我想，也许这里寄寓着某种希望，我们俩，迪布劳斯基和我，我们一同走过这里，怀揣着一个同样的目标。

我同意伯纳德同志所说的，尽管我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四

有这样一个说法，称在以色列出现之前，犹太人不曾战斗。就连汉娜·阿伦特也在她那富有争议性的犹太领导人和纳粹苟合的言论里犯了这个错误。崩得，作为欧洲最大的犹太社群的领导，从德军占领的第一天起，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

1939年9月，在华沙保卫战的最后时刻，一大半的犹太社区是由崩得组织建立的。当华沙沦陷后，崩得的领导人Victor Alter和Henryk Erlich才东逃到苏联。但很快，他们两个都被苏联内务部杀害了。

与此同时，戈尔茨坦秘密返回华沙，暗地里把他在崩得里的老友们组织起来。崩得创立了青年团、报纸、地下学校以及能在波兰各地寄送消息的信使机构，后者的工作人员们在崩得设立的一家用于掩人耳目的施粥场里交换情报。总部位于纽约的组织，例如犹太劳工委员会（由Vladeck创立）提供了资金，物资由以非犹太族人身份作掩护的犹太女孩偷运进来。这笔钱在此后会用于租用隐藏地点和购买武器。1940年十月之后，纳粹开始把犹太人赶进犹太人聚居区，崩得则将公寓改造成为负责文化生产——当然也包括生存的委员会所在地。

贫困和压迫让犹太人聚居区里饱受创伤的人们难以拾起武器反抗变得不足为奇。这还说明了在长期的教派政治分歧面前，克服这些分歧显得如此可悲如此艰难，仅有的几百个愿意战斗的人们也不得不面临清算，而难以团结在一起。1942年7月23日，在纳粹开始大规模地运送犹太人到集中营之后，崩得终于和共产主义者以及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联合组成了犹太人战斗阵线ZOB（Jewish Combat Organization）。但在他们的回忆录里，这些崩得成员会嘲讽另一个武装抵抗组织，右翼的犹太军事联盟ZZW（Jewish Military Union），因为它是由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的。有些怨恨永远不会消失。

崩得成员和波兰社会主义者常年的往来使得他们能够轻松进入到犹太区里，成为波兰抵抗军的一份子，通过Zalman Freidrych和Jan Karski的证言让纳粹的种族屠杀暴行得以大白于天下。通过这些关系网，战地新闻被发送出去，武器则得以流入犹太区。1943年四月，华沙犹太区起义第一场战斗打响后的三个月，崩得成员的最后一批走私武器被运了进来。

有多少纳粹士兵死于这场战斗至今仍未有定论。根据崩得成员、曾接管ZOB的Marek Edelman的说法，在ZOB的第一任领导拒降自杀后，俘虏有三百个人。党卫军指挥官Jürgen Stroop则称是16个，但他可能也把数字往少了报。人们所知道的是，欧洲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花了三周时间击败了750名饥饿且战备不足的抵抗者。而即使在那个时候，犹太人聚居区也没有陷入战斗状态，而是被纳粹的喷火器和燃烧弹变成了一片火海。约有一万三千名犹太人在起义中丧生。流亡在伦敦的波兰议员、崩得党员Artur Ziegelboim通过自杀以唤起世界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他在遗书里写道：“我爱你们所有人。崩得万岁。”

5月10号，在犹太人聚居区被夷为平地之后，由Edelman、崩得成员Abrasha Blum以及ZOB唯一一个女性领导人、劳工派犹太复国主义Zivia Lubetkin领导的一部分抵抗者从下水道逃生。在“雅利安人”聚居区，戈尔茨坦写道：“一大群人看着这帮突然出现的、瘦骨嶙峋的人们，他们脖子上挂着机关枪。他们铅色的双眼仿佛警告所有人，开枪时他们不会犹豫。”

Blum在逃脱后没多久就被盖世太保杀害了。Lubetkin和Edelman作为游击队员一直战斗到波兰解放。Lubetkin在1946年移居以色列。她在一个专为犹太游击队员建立的基布兹里度过余生，这个基布兹建立在一处阿拉伯村落的废墟上，原来的阿拉伯居民们被民兵组织、后来被以色列国防军接管的哈加纳（Haganah）驱逐掉了。

五

曾经，成千上万的犹太社群就像蕾丝花边一样摊开在东欧的版图上。他们阐发了崩得“此在性”观念中的“此在”（here）一说。到1945年，这个犹太世界，连同这里的居民一同消失殆尽。戈尔茨坦的“华沙”没了，萨姆的“伏尔加维斯克”也没有了。

1945年1月16日，戈尔茨坦从过去两年栖身的、几乎葬身地下的掩体中走了出来，发现整座城市都已经被夷为平地。90%的波兰犹太人被谋杀，而绝大多数波兰人用一种疯狂的种族主义倾向对待剩余的10%。与此同时，占领波兰的苏联军队则忙着抓捕那些曾经和波兰抵抗运动有关联的人们。“这并不是我在长年累月的心碎中所盼来的解放，”戈尔茨坦写道，“在纳粹的统治下，我们失去了成百上千万的男女老幼……但如今，我们失去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经历过在刽子手统治下暗无天日的噩梦时光之后，我们能够迎来充满正义、人类尊严和兄弟情谊的新生活。”戈尔茨坦利用伪造的文件偷渡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难民营，然后去往美国，在那里，他用余生撰写了两大卷回忆录以纪念失去的战友们。戈尔茨坦于1959年去世，并安葬在纽约。其他崩得成员试着重建他们的组织，在接下来那个夏天，受到反犹分子的煽动，波兰人在该国南部的凯尔采（Kielce）杀害了四十二名犹太人。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九万五千名波兰犹太人幸存者通过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的秘密关系网络，逃到了美国势力范围下欧洲各地的难民营里去。

种族屠杀没有做到的事情，斯大林主义却办到了。“许多犹太人本来还想着不管反犹主义多么猖獗也要固守自己的家园，但最后却都不得不逃离共产主义。”戈尔茨坦说。波兰的亲苏政府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逮捕、监视以及处决运动，以打压一切会取代其统治的苗头。波兰解放后的三年里，它就把崩得给铲除了。

和戈尔茨坦一样，其他的崩得成员也四散逃离。有些运气不好的成员来到脏乱的DP营地，那里通常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管理，在这里崩得成员会被殴打，并因为抵制哈加纳的强制征兵令而被勒令停发配给卡。有的人会因此放弃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抵抗，坐上哈加纳的走私船前往巴勒斯坦。运气好的崩得成员则能拿到外国签证，并流落到上海、约翰内斯堡、巴黎以及蒙得维的亚的犹太人社区。在1947年，崩得重组为一个国际组织，当时的总部位于纽约。当年，崩得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提供平等与自治的权力，并在所有国家重新接纳和安置犹太难民，还呼吁犹太复国主义者“放弃建立独立犹太人国家的目标”。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崩得立即主张那些被以色列国防军驱逐的阿拉伯难民重回巴勒斯坦的权利。

但经历过纳粹浩劫之后，这样普世的人道主义少了很多追随者。“600万犹太人兄弟的死亡让犹太人沉浸在悲痛之中，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开始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意的宣传所引导利用，引发了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癔症与弥赛亚幻想。”崩得的协调委员会在1948年这样写道。毕竟文明的西方不就是在过去十五年间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并声称他们并非真正的欧洲人吗？谁知道伊拉克会不会以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由再驱逐十几万犹太公民呢？

大概像崩得这样一个出现在东欧的团体，从来就无法在其他地方扎根吧。看起来，崩得对米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 Jews）和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也帮助甚少。在特拉维夫，哪怕是最小的崩得政党组织也无法负担竞选所需要的资金。在资本主义的、民主的美国，崩得看起来就像是历史遗迹，哪怕是在前几代崩得成员所建立的、扎根于美国的组织中也是如此，而这些移民过来的崩得成员也只有在坚持强调自身的犹太人身份认同时才会感到某种疏远感，后者早已为他们的孩子们所抛弃。

崩得的全球组织委员会在2003年解散，但仍有一些附属团体遗留下来。2018年八月，当有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广告牌上粘贴纳粹标志时，那些标志很快就被我外曾祖父曾在1898年加入的那个组织的贴纸所覆盖。

六

虽然早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去世了，但我成长的过程中还是被我外曾祖父的各种印记所包围着。不仅仅是我姨太位于羊头湾的家里所堆满的他数量繁多的绘画、雕塑、水彩以及马赛克作品，而且还有萨姆爷爷本人的存在，他的个性过于生动，以至于让他本人像幽灵一样继续存在着。也是从我姨太和我妈妈的口中，我得知了他的故事。

萨姆在布鲁克林为有钱人家当装潢设计师和看门人。在深夜时分，他会用木头雕出一些小雕像来打发时间。他的老板鼓励他去发挥自己的天分，随后他辞去了工作。从那时候起，他成为了一名艺术家。他疯狂地自学绘画，并在上世纪20年代展出作品。在大萧条最难熬的日子里，他搬到了长岛的农村里，开了一家不杀生的鸡蛋农场（那时候他是一名素食主义者）。不出所料，他破产了。

他和他的妻子，来自波兰比亚维斯托克附近的卢那沃达（Luna Voda）的萝丝一同搬回了羊头湾，从她的脸上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一些长相特征。在布鲁克林，由于再也买不起油漆，他开始利用老旧房门和篱笆做雕塑。“没有艺术，你就玩完了！”后来他这样说。虽然他有画廊，但几十年来他都会在每个早晨，在自家草坪上展出自己的画作，美其名曰“罗斯伯特的直观艺术家庭博物馆”。他自费出版了一本关于自己雕塑的书，名为Out of Wood and Stone，里面满是对伏尔加维斯克的美好回忆。在他的回忆里，犹太人聚居的村落如同夏加尔的画作一样朦朦胧胧，这个仙境里有着古老的山羊，美好爱情也生发而出，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普遍，丝毫没有部落气息。和伦勃朗一样，他在画里用一千种伪装把自己画了进去。这些涂抹在他脸上的颜料可能导致了在1971年夺走他生命的皮肤癌。而即便在弥留之际，他还是把护士们逗笑了。

我的妈妈一直在他身旁学画画，所以也很清楚他的信条。对她来说，他是永远的萨姆爷爷，一个自学成才的艺术家，他会在80多岁的时候点燃一把火然后倒挂在高挂杆上的老顽童，他相信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当然艺术家要高所有人一等，他还会读意第绪语的莎士比亚戏剧。她从没见过他去犹太教堂，尽管她的父亲也研习过《塔木德》。

我知道萨姆·罗斯伯特是一个反叛者，但我只能隐约知晓那意味着什么。也许他的确和旧大陆的所谓“革命家”们有过联系，但这个词，在我关于我母亲所深爱的爷爷的认知里变得苍白无力。照片显示，他就像一个迷人的上了年纪的小丑，有一头白发，还有斧头一样锋利的鼻子，笑容朴实真挚。在美国，他既不是民主党人，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活动仅限于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并坚信这加速了朝鲜战争的结束。

因此，当我第一次看到“崩得成员”的字样出现在他的画作标题里时，我很快登上谷歌浏览这个词的意思，随后也没有深究。只有在我结束了在加沙和其他地方的报道工作之后，我才开始进一步研究起这个事情。我需要知道崩得的种种，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我外曾祖父的同志和占有，而是因为我需要让这个一度销声匿迹——尽管它的立场如此公正如此正当——的组织重新为人所知。我订购了几本还在付印中的有关崩得的书，花了好几天时间浏览纽约公共图书馆里满是灰尘的宣传单，还有伊沃犹太研究所（YIVO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的图片，以及网页上有关崩得的报道档案。

最后，我雇了一位懂意第绪语的翻译为我译出了一本关于伏尔加维斯克崩得的Yizkor Book中的一章（Yizkor Book是在二战之后编纂而成的口述史，记录了东欧无数遇害者的生活）。当翻译返回页面时，萨姆的名字，作为其中一位口述者，赫然在列，就在一群女孩的照片上面，这些女孩里就包括那个著名的“伊塔卡”，第一眼看到的是她令人陌生的顺滑短发。这证明：萨姆的确参加了武装抵抗运动，这是我从未想过他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什么经历和转变让他转向了对和平主义的信仰，这种信仰又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不肯杀一只鸡，我只能猜了又猜。

追随着他从伏尔加维斯克离开的脚步，我能够觉察到他身上带有的崩得气质：他为人是如此温和；他视金钱为粪土；他对我来自波多黎各的父亲以及来自韩国的舅妈十分热情；他和以色列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做的一个工人拳头形状的雕塑，充满了共产主义艺术的气息——尽管他在标题里嘲讽了共产主义；他的波西米亚人道主义气息是如此浓郁，足以传播到各个角落。

七

在以色列，崩得要么被无视，要么被轻视。“（他们）被认为是一些顽固地坚持认为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能够以某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方式得到解决的人，相应地，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提供了‘正确’的方案，就是移民到巴勒斯坦。”以色列人权活动人士Elizabeth Tsurkov告诉我。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自洽的理论逻辑。他们认为对犹太人来说，有且仅有两种选择，一是像温顺的绵羊一样走进毒气室，要么就是做一个勇敢的以色列人，勇敢地打压阿拉伯人。他们利用离散犹太人的弱点来鼓动那些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的力量。

我曾以记者的身份到访过以色列和一些为其所占领的土地。我惊叹于耶路撒冷的美丽，也看到过希伯伦的居民在投掷石块，在加沙亲历炮弹落在我们身边。尽管以色列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就像其他所有民族主义思想一样，犹太民族主义同样是一剂毒药，它只会继续带来压迫和死亡。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跨越宗教和种族的团结，就像迪布劳斯基和戈尔茨坦在那个安息日的晚上，共同走过布雷兹空旷大街时所感受到的那样。

说回“此在性”原则，这是由离散的无神论犹太人所创立的信条，用希伯来文字书写着杂交的词句，然后由那些使用假护照四处云游的“出头鸟”们传播开来，而他们的基本诉求就是有留下来居住的权利。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大规模移民的时代，“此在性”意味着什么？我想是一种尝试的可能性，让人可以在流散中寻找自我，也让人可以自由出入自己的祖国。

萨姆还画有另一副画，标题是《没有护照》。画面上，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月光照射下的森林里，被沙俄警察拉拽着。他们可能没有让他们得以在栅栏区外自由出入的“内部护照”。但不管怎样，他们试着到栅栏区外面去。这是某种对“此在性”的背反吗？又或者“此在”与他们同在，融入到了他们的非法举措中？他们的叛逆举措有任何家的气息吗？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那天夜里，萨姆和他的战友们锯穿了三人牢房的窗户栏杆。他们继续在月光下赶路，夫妇俩可能会停下来亲吻彼此，然后继续前行，越过被大雪覆盖的边界，去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 

来源：《纽约书评》https://www.nybooks.com/daily/2018/10/06/my-great-grandfather-the-bund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