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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与大象：大象何以成为权力象征？

托马斯·R.特劳特曼

2023-11-19 12:08

自王权诞生开始，大象作为王权事业的重要资源就吸引着各国国王。对于他们而言，如果可以在本地获得大象，确实是一件相当诱人的事。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大象庞大的身躯令人敬畏且难于控制。这反而有助于国王建立等级制度，并确保自身处于最高位置。借助场面宏大的猎象活动、在兽园展览被捕获的大象以及收取贡赋等方式，王室对大象的所有权标榜着自身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王国才能承担得起如此庞大复杂的工程，古代印度其他可替代的主要政体，不论是“共和制”还是“森林民族的部落体制”，都无法完成这项任务。

为了追溯这段前史，我们需要研究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如何记录国王与大象的关系；这些文明包括埃及、亚述和美索不达米亚、中国以及印度河流域的诸文明。

埃及

非洲象在埃及的史前时期和前王朝时期便已存在，人们发现的象骨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化妆用的调色板、象牙雕刻、彩绘陶器和岩石壁画上都能找到大象的形象。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埃及前王朝时期之初的两具年轻大象骸骨，埋葬于上埃及埃德富（Edfu）附近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的墓穴中。

蕾妮·弗里德曼（Reneé Friedman）是其中一具大象骸骨的发掘者。她告诉我们，这头动物被完整地埋葬，没有被肢解，墓穴中还陪葬有遮布、陶器和贝壳项链。这头大象的年龄据判断在10到11岁之间，发现于一座高级墓葬群的第24号墓，该墓穴曾经被盗。墓中还保留有一块盆骨、大量的其他骨头和一大块儿兽皮。弗里德曼推断，这头大象是被活捉的，进口自沙漠地区或更远的南方，被关了一段时间之后用来献祭；胃中的残留物表明人们给它喂食过沼泽草。另一头大象据判断为6到10岁，埋于同一个墓葬群的第14号墓。蕾妮·弗里德曼将此处的埋葬解读为献祭，认为这对人们了解“埃及文明诞生之初早期王权的雏形”非常重要。她还认为，捕捉并进口活象可能意味着当地对资源地区的控制，而这种献祭暗示了各位国王“与大象有极为紧密的关系”。在早期文献中，献祭是“国王与强大的野兽相结合”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似乎有确凿的根据证明捕捉幼象的现象已经存在，并且大象与古埃及王权的起源存在联系。

但是，在王朝时期，由于干旱加剧，野生大象从尼罗河谷消失了。农耕和畜牧在整个尼罗河流域扩张，使得野生大象迅速向南撤退。虽然埃及的宗教、王权和晚期的艺术展现出对动物生活的浓厚兴趣，但是大象只是偶尔出现。它们出现在埃及的王室狩猎和异兽展览中，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用处，尽管它们就生活在埃及疆域之外的中部苏丹热带草原。直到更晚的时候，即在亚历山大之后统治埃及的希腊化王国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人才开始使用印度的技术捕获和驯化大象。

埃及法老视象牙为珍宝，会不远万里地寻求。这种材料已经成为奢侈品交易的货物，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并在呈献给君王之前由技艺精湛的工匠制作成华丽的工艺品。埃及的国王拥有完成复杂工程的组织力量，可以从遥远的地方获取象牙。但是，由于运输非常便捷，所以象牙并不能证明埃及存在捕象和驯象的情况。另外，埃及的许多“象牙”其实取自河马。

埃及法老与大象最具戏剧性的邂逅没有发生在埃及本土，而是在新王朝时期发生于叙利亚境内。当时叙利亚生活着一群野生亚洲象。法老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I）和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都曾在北叙利亚奥伦特河（Orontes）一带的尼亚（Niya）猎取过大象。图特摩斯三世的狩猎活动得到了格外详细的记录，关于此事的铭文不少于三处。在苏丹博尔戈尔山（Gebel Barka）一块石碑的铭文上，他谦逊地将自己史无前例的功绩归功于神明。

如今胜利再次眷顾，

拉神统率我等，

令我在尼亚的河水中勇武倍增。

他引导我围住了（?）大象；

我的部队同120头大象的兽群战斗。

自从诸神获得了白王冠以来，从未有国王如此神勇。

我曾言说，此事绝无夸张，亦无半句虚言。

猎象和王权之间存在着关联，这在铭文中已经得到证实。无须解释，大象在埃及王权史上有着空前的重要性。

在艾尔曼特（Armant）也发现了有关图特摩斯三世的石碑铭文，这块石碑再次佐证了这次猎象活动。国王的官员阿蒙阿姆哈布（Amenamhab）在其生平铭文中写道，猎取大象是为了获得象牙。他声称自己在这次狩猎活动中拯救了国王的性命，并获得了丰厚的奖赏：

当法老要为获得象牙而追猎120头大象时，

我再次见证这位两地之主在尼亚取得的伟大功绩。

然后，象群中一头壮硕的大象在法老的附近怒吼。

正是我站在水中的两块岩石之间，

当着国王及众人的面，

砍断了它的象鼻。

然后我的国王赏赐我以黄金，

（数量为？，）

还有衣服五件。

同时期第4处涉及大象的文献资料是雷克米尔（Rekhmire）墓中的一幅画。该墓穴的墓主人为猎象的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大臣。这幅画描绘了被征服的叙利亚人向埃及朝贡，贡品包括一头拴有绳索的大象、象牙、某个品种的野猫、两匹马（根据雷克米尔墓中的记录）。与人物、野猫和马相比，画面中大象的体形仅仅相当于一条大狗，即使不是从它很小的牙上去考虑，人们也倾向于将其解释为幼象。埃及绘画的比例很少有写实的，构图通常会受到空间的限制。但是，当我们对比大象身旁搬运工肩上的巨大象牙，就能看出那头大象的牙有多小，也就知道它十分年幼。这与早期在希拉孔波利斯捕获并埋葬的非洲幼象的年龄是相符的；我们很快就会在亚述看到更为晚近的证据。

图1 埃及：雷克米尔墓中的大象

亚述

数个世纪后，亚述王国的文献也出现了类似的用象模式，如王室狩猎、捕捉和展览，涉及叙利亚的大象。在已出版的亚述楔形文字参考文献中，涉及大象的共计12篇，辑录在《亚述词典》（Assyrian dictionary，s.v.pīru）中，主要记录了下述统治者：

亚述帝国早期君主

这些记载大多数都以固定模式开始，按照国王顺序依次重复。这种固定模式从乞灵于尼努塔（Ninurta）和奈格尔（Nergal）开始，进而给出王室狩猎和展览活捉的动物的结果：

尼努塔和奈格尔，他们喜爱我的祭祀，

赐予我以野兽，（并）命令我去狩猎。

在有关图特摩斯三世及其大臣的记载中，王室狩猎和展览圈养动物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与此不同，在亚述人的一些案例中，狩猎和展览属于同一种活动。

前文的名单始于提革拉毗列色一世。一个滚筒上的铭文记载了他的征战和狩猎信息。就狩猎而言，铭文记载了他在米坦尼国（Mitanni）杀死了4头野牛；在哈兰国（Harran）的哈布尔河（Habur）地区，即幼发拉底河在叙利亚的支流杀死10头强壮的雄象，活捉4头大象，还猎获了象皮和象牙，活捉了其他动物，这些猎物一并被带到首都阿舒尔（Aššur）；他徒步猎杀了120头狮子，用战车猎取了800头狮子；而且他自称，“无论我在何时射出弓箭，都能射中野兽和天上带翅的鸟儿”。很显然，我们在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的关系：对王权来说，大象既是一种实质性资源，也是一种象征性资源。在盛大的狩猎活动中，大象同野牛、狮子一样，都是重要的猎取目标。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们体形巨大且难以被杀死，于是捕杀大象成为国王拥有无上勇气和技艺的标志。这些颂词随后成为国王功绩的一部分，然后通过文字记录公之于众；在此过程中，这些功绩被夸大了。我们还可以看到，捕获的大象是狩猎的副产品。它们随同象皮和象牙一起被带到首都。毫无疑问，这是为了在王室兽园中公开展览。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被捕获的大象是因狩猎而成为孤儿的幼象。最后我们还能看出，大象与其他野生动物一起出现在早期国王举办的新兴展览活动中，包括一些野兽和天空中的飞鸟。异域奇兽似乎成为国王疆域和权势的标志，而它们的皮毛和牙齿则成了高档的消费品。

我在前文列出了提革拉毗列色一世的5位继任者，他们留下了与大象相关的楔形文字记录，证实并补充了上述王权与大象的关系模式。这些记录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印度发明战象的时间范围。亚述贝卡拉用弓箭杀死大象，并捕获其他大象带回阿舒尔。亚述丹二世杀死了56头大象，还有一些狮子和野牛。阿达德纳雷二世杀死了6头大象；沙尔马那塞尔三世杀死了23或29头大象。

亚述纳西尔帕二世的铭文特别清楚地记载了大象如何通过朝贡、征收、展览和狩猎等途径得以流通。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对地中海地区进行过一次军事征服，并对生活在那里的民族征收贡赋。这些贡赋包括银子、黄金、锡、铜、亚麻衣服和海兽的长牙以及大小不一的猴子；亚述纳西尔帕二世还把猴子带回都城卡拉赫（Calah），并“展示给生活在我土地上的所有人”。凭借自身的勇气和力量，亚述纳西尔帕二世捕获了15头狮子和50头狮崽，并将它们关在笼子里，置于自己的宫殿中；他还捕获了成群的野牛、大象、狮子、鸵鸟、猴子、野驴、鹿、熊、黑豹和其他动物，并说道：“山川和平原上的野兽，全部都在我的卡拉赫城，展示给生活在我土地上的所有人。”在另一次狩猎中，他杀死了30头大象、257头野牛和370头狮子，之后也说出同样的话。当时，异域而来的动物，包括大象在内，已成为边远从属国的国王和地方长官需要缴纳的贡赋。例如，对沙尔马那塞尔三世的记载：“我从埃及收取贡赋：双峰骆驼数只、水牛1头、犀牛1头、羚羊1只、雌象数头和雌猴数只”。这一记录刻在了著名的黑色方尖碑上，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碑上还有他向被征服民族征缴贡赋的浮雕。浮雕中有一个画面描绘了上文所说的大象，还有一种猴子或是猿类。另一个关于沙尔马那塞尔三世的记载则提到，他从苏赫（Suhi，叙利亚）和鲁巴达（Lubda）的地方长官那里获得了5头活象作为贡赋。整体情况是相同的。韦斯曼（Wiseman）认为，“与前任君王自我夸耀一样，国王沙尔马那塞尔三世也非常重视他在狩猎中的英勇表现，还在自己王宫大殿的墙壁上描绘了这些情景。除了450头狮子和390头野牛外，这位国王还收集了成群的活野牛、狮子、鸵鸟和猿猴以及至少5头大象，置于兽园进行繁殖”。

除了这几位国王以外，我们再也没有从现存记载中找到有关狩猎大象的情况了，而且叙利亚的大象很快就灭绝了。我们确实在之后的楔形文字记载中看到了对战象的描述，但这些记载源自希腊化的塞琉古（Seleucids）王朝统治时期。塞琉古王朝从印度获得了大象及使用大象的技术。因此，我们才在塞琉古—巴比伦王国的楔形文字天文簿籍中发现公元前273年“巴克特里亚（Bactria）总督向国王敬献20头大象”的记载；还看到了公元前149年德米特里（Demetrius）国王的一支军队中有25头大象的情况。

在亚述的一些占卜文献中，大象也出现了，而且是以罕见且可怕的占卜预言出现的，类似彗星突然出现。如果一头大象出现在城门前，这预示着什么？如果一条狗在我居住城市的圣殿前吠叫，而大象对此作出回应，这意味着什么？这些属于占卜诠释学中更高级、更理论化的领域，它假想了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并对此进行解读。预兆往往与那些不寻常的事件有关；因此，大象在占卜文献中出现意味着它极其罕见，而且鲜为人知。亚述人对大象怀有憧憬，认为它们是野性、有趣、带有异域风情的动物，平常是看不到的。

大象体形庞大，捕捉并进行展览的过程复杂且浩大，这些都让大象成为无须解释就能让观者理解的王室象征；这种动物实际上是王权的天然象征。记载亚述纳西尔帕二世的文献清楚无误地表明，大象命中注定要供公众参观。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在他的都城展览大象和其他动物，以彰显自己的威严。大象吸引着国王，如同磁石吸引铁一般。

图2 亚述：沙尔马那塞尔三世黑色方尖碑上的大象和狮子图

美索不达米亚

临近亚述的美索不达米亚，有一块大象形象的陶像发现于乌尔城。伦纳德·伍尔利（Leonard Wooley）和马克斯·马洛温（Max Mallowan）在考古报告中将这块陶象命名为“骑象人”。如果这种解读是正确的，那么无论它属于哪一个早期文明，都将成为公元前2000年存在骑乘大象的唯一直接证据。此陶像如图3所示。图4展示了相似的场景，那是一个人骑在一头瘤牛身上，可以与图3相对照来看。那么，这个解读站得住脚吗？

图3 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大象和骑乘者（？）

图4 美索不达米亚（伊沙利）：瘤牛和骑乘者

该报告引用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的莱昂·勒格雷恩（Leon Legrain）的注释——此陶像目前收藏于该博物馆：

这件罕见且奇特的陶像，见证了印度的贸易和模式在拉尔萨（Larsa）时期的影响。该动物被刻画为正在行走的姿态，其直背、小耳、粗腿的形象表明它属于印度品种。如印度河文明的徽章那样，陶像上的大象没有长牙，因此可能是一头雌象。陶像雕刻有略长的尾巴和卷曲的长鼻，仿佛在采集食物；脖子上的痕迹可能是褶皱的皮肤或是项链。骑乘的方式更为独特。一条宽大的编织的带子系在这个动物的身上，印度现在也使用这种宽带子固定象轿。雕刻上的驭象人既没有坐在大象头部，也没有坐在大象背部，而是以一种不自然的姿态坐在大象腹部一侧，并且驭象人的右膝卡在宽带子上。这恰恰与伊沙利（Ischali）的一块浮雕类似，那块浮雕上雕刻的男子以同样的姿势骑在印度瘤牛的背上。在两块雕刻中，人物的上半身和双臂都被表现出来了，左手放在动物的脊瘤或肩上，右手握着稍微弯曲的驭棒；除了轻巧的缠腰布和腰带外，两位骑者都是裸身的。

首先必须指出，如我们所见，象轿在较晚近的时期才被发明出来，这一点毫无疑问。本书很快就会考察上文提到的印度品种的大象陶像。

在另一部著作中，勒格雷恩写道，该陶像“明显是由不熟悉大象或不知道如何正确驾驭大象的工匠制作的”。他认为，大象的形象与上文提到的印度品种相吻合。但是，驭象人，即印度象夫，“在雕像上的姿势很不自然——既没有坐在大象的头部，也没有坐在大象的颈部，而是悬在大象的腹侧中央，左手放在大象的肩膀上，右手持短弯棍，骑于象上静止不动”。总体上，人们在解读该形象时都在指责工匠，但从未怀疑当时的印度人就是这样骑乘大象的。我希望能证实这一点，而不仅仅停留在假设阶段。

解读一个独特的陶像本就困难，更何况用其表现的骑乘方式控制如此庞大的动物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勒格雷恩认为，这位当地工匠的创作受到了印度的影响，因为陶象上有着与印度那块浮雕类似的骑乘方式，这个推测很有可能，尽管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叙利亚的工匠与当地大象的距离更近一些。虽然骑瘤牛之人的姿势看起来像是跨坐式骑乘，但是除非能在象背上找到同牛一样的U形凹陷，否则我们无法解释骑象人的骑乘姿势，毕竟自然条件下我们无法在大象身上找到这样的生理结构。我赞同勒格雷恩的说法：这个人的骑象姿势不可能存在。我们不知道如何分析这个案例，也不知道该案例意味着什么。或许，这是对印度河文明骑象方式的遥远共鸣，证明印度河文明在这一时期与美索不达米亚有贸易往来；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需要从印度河文明的遗迹中找到相应的证据。但是，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印度河文明的遗迹中并没有证据能支持这种说法。

中国

自有文字开始，中国就出现了“象”字，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出现了“象”字（如图5）。甲骨为牛肩胛骨和龟甲，占卜者用拨火棍将其加热至出现裂纹，就可以根据裂纹图案回答求卜者提出的问题。这些解读不管是否会成为事实，都会被记录在该甲骨上。商朝都城殷（今河南安阳）的出现可追溯至公元前1400年。人们在此发现了大象的下颌、鲸鱼的肩胛骨和众多野生动物的骨头，还有刻着字的甲骨和青铜武器。安阳现在是河南省北部一座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大象的残骸最初被认为是从南方引进的，但是后来有证据显示，野象曾遍布中国北方。很明显，自中华文明开端起，大象就在权力象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图5 中国：早期大象形象

在中国神话中，有一则关于舜帝的美妙故事。舜为人简朴、谦逊，自幼在家中田间辛勤劳作，因而远近闻名。后来，元朝郭居业编纂的《二十四孝》，将舜树立为孩童的榜样，其事迹也在《二十四孝》中位列第一。虽然舜的父母和弟弟虐待他，但是出于孝道，舜的态度依然如以前一样，还更加孝顺父母，友爱弟弟。舜的美德高洁，以至于大象都替他耕地，鸟儿都为他除草；也就是说，舜的美德使农民的敌人变成了朋友。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介绍了文焕然对中国历史中大象存在的证据进行了调查。在这里，我将探讨文焕然在研究中涉及的公元前500年的文献。这些文献历史久远，数量很少，有一定的可信度，显示了当时的人捕捉并驯养活象的可能性。

除了已提到的涉及大象的早期文献外，商朝（公元前1600至前1046）还有华丽精美的青铜礼器，如图6所示。虽然这些青铜器表面的刻画纷繁复杂，但是整体形象栩栩如生。在此时期，有两份文献佐证了“人象关系”。不过，这些文献的成书时间比其所述事件的发生时间要晚很多。

图6 商朝晚期的象形铜制礼器

第一份文献来自《吕氏春秋》。在秦即将成为帝国之前，宰相吕不韦召集学者编纂了这部关于善治国家的哲学著作纲要。其中，《古乐》一章曾这样描述大象：“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当时大象可能被用于军事行动中，但文献没有记载它们的使用方式，而且可能只使用了3头大象。它们隶属于前政权的残余势力，并且被驱赶到了江南——这里更适合大象生存。这些文献著成于该事件发生的数百年之后，我们有理由怀疑其可靠程度。即使这是商朝真实的传统，我们也不得不说，中国在军事行动中使用大象的记录始于周公战胜大象的赞歌，也终于此。因为在中国（如汉族）的军队中没有使用训练有素的大象的惯例。

另一份文献来自著名思想家孟子的著作，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孟子说，周公辅佐武王出力甚多，曾经“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此文献的成书时间同样是其所述事件的数百年之后。在这个例子中，周公将野兽驱逐出森林，使土地可以居住耕作。很明显，与舜帝的故事相比，一个不同的“仁政”观念出现了，并且显示出更强的影响力。

还有另一份证据，记载了公元前506年楚国被吴国军队击败的历史。楚国的都城被包围，于是楚军把燃烧着的火把系在大象的尾巴上，控制并驱使大象冲向敌军，但是没有成功。显然，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做法，并非常规操作。当时孙武就在吴国的进攻部队中，而这一情况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因为在其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中并没有提及大象。但是，这暗示着，楚国与中原文明存在文化差异，其都城中饲养着驯化的大象，不过原因不详。

因此，我们找到了两个疑似的案例，记录了人们捕捉大象并将其应用到战争之中；但是，即使这两个案例记录了真实的历史，那也只是一种尝试，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总体而言，中国的君主似乎已经将大象用于展览并获取象牙。而且，他们还因可以驱逐森林中的野兽使得人们能够安全耕种而获得赞誉。中国的君王并没有将战象发展为一种制度，在后世也没有接受印度东传的战象制度。

印度河文明

最后，我们考察印度河文明（公元前2500-前1900）。这一早期文明对于理解吠陀时代晚期出现的战象最为重要，因为它是紧邻吠陀时代的更早的文明阶段。

据说，印度河文明的民族最先驯化了大象。在学术文献中，这已经成为主流观点；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印度河文明之前，驯化就已经开始了。但这种观点只是对那些模棱两可的文字资料较为乐观的解读。我认为，重要的是先将上述学术观点搁置不论，重新审视这些资料，检视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大象是否被捕获并训练；如果确实如此，则可以继续研究驯养大象的用途是什么。

虽然印度河文明是我们研究的最重要的早期文明，但它也是最神秘的，因此在解读上存在着一些困难。与其他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也有其书写系统；我们现在已发掘出许多简短的印章铭文，但与其他文明的文字不同，人们至今都未能成功破解该文字。因此，我们不能像研究埃及、亚述、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时那样利用他们的文献记载；我们拥有的信息仅限于刻画大象形象的资料。另外，虽然在其大型城市的遗址上发现了集权统治迹象，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印度河文明的人们采用何种政治制度，是王权政体还是其他政体形式。除了一些防御性的城墙和纯铜或青铜制的武器外，我们对其军事特征也一无所知；无论如何，印度河文明都与吠陀时代不同，不是以“马拉战车”的军事文化为基础。总之，在印度河文明被发现一个世纪以后，我们已经知道该文明的城市遗迹属于吠陀文献成书以前的青铜时代，但依旧不能明确了解它向之后的文明留传了什么样的文化和制度。假如印度河文明的延续性足够强势，毫无疑问，我们就能使用吠陀时代的梵语文献来解读印度河文明的物质遗迹；但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没有自信能这样做。就用象问题而言，最好的办法是研究其他早期文明的相关证据，将其与印度河文明的材料进行比较分析。

从视觉表现上看，毫无疑问，印度河文明的民族熟悉大象；并且，大象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使用马哈德万（Mahadevan）编写的索引来获得相关材料的整体概述。在一份拥有超过4000个雕刻在印章和铜牌上的图片资料库中，我们发现了57个大象图案。大多数（44个）刻在滑石印章上（其中有1个是印戳，即钤好印章图案的黏土），另外13个刻在铜牌上，被认为是护身符。在一块铜牌上还有一头长着角和长牙的大象，另有几个长着象鼻的组合型神话动物。最后，我们还发现了几个用黏土做成的大象玩具。所有这些物品都很小：印章不大于5平方厘米，而铜牌稍大一些。大象的遗骨留存几乎没有，只有一处遗迹发现了一些骨头、若干被做成珠子的象牙和一根完整的象牙。研究印度河文明如何捕获和训练大象，主要依据是这些印章、护身符和玩具大象，但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尽管这些大象的图案很小，但却做得非常好，特别逼真，它们一定是由亲眼见过大象的工匠制作的。

在印章和铜牌形象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所谓的独角兽，即长着一只角的类似牛的动物；另一种动物就是牛（全是公牛），形态各异，有的有背峰，有的没有。目前为止，牛的形象是最常见的。而大象的形象有57个，数量也很多。

此外，数量相当可观的还有犀牛（40个）和老虎（21个）的精美形象。更重要的是，还有2块印章上出现了大象、犀牛、老虎的组合形象。其中1块上，众多动物簇拥一个人类，他看起来正在做瑜伽（如图7）。马歇尔（Marshall）称其为原始湿婆神（Proto-Śiva），这使得人们联想到湿婆的头衔“百兽之主”（Paśupati）和“瑜伽之主”（Yogeśvara）。但是，梵语中的“Paśu”一词一般是指驯化的动物，或特别指代牛；相反，“mṛga”一词通常是指野生动物，尤其指代鹿。在这块印章中，这些作为整体出现的动物肯定是野生动物，如大象、犀牛、老虎、鹿。同时，我们还在一块铜板上发现一头大象站在一排动物中间，有犀牛、野牛、一条嘴里叼着鱼的鳄鱼和一只鸟。现在，在印度东北的加济兰加（Kaziranga）国家公园，沿布拉马普特拉河的草地和森林，人们仍然可以发现野生的大象、犀牛和老虎，而周公在中国北方森林中清除的野生动物也正是这3种。这些动物已经在印度河文明地区消失了很长时间；实际上，现在整个印度河文明遗址区都没有野生大象了。不过，正如某些考古学家认为的那样，当时印度河文明的地貌状况为更加茂密的森林，正是因此，当地才更适合这些物种生存。不过，这一发现仅仅表明印度河文明将大象视为一种野生动物，正如几千年后印度古典时期的人们认为大象属于森林而不属于村庄。没有证据表明印度河文明对大象进行了驯化，但同样也不能排除印度河文明的民族存在捕获和训练大象的可能性。

图7 印度河文明：野生动物簇拥的“原始湿婆神”印章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生活在印度河文明的城市和聚落中的居民，周围就存在野生大象。此处出土的印章和护身符上的大象形象非常精美，因为这些都是由见过大象的工匠制作而成的。印度河文明遗址的一位发掘者麦凯（Mackay）曾说：“其中有4枚印章非常值得关注，上边刻画的大象形象，身体和头部轮廓周围存在着鬃毛，该形象描绘的可能是幼象，因为成年大象一般不长这种鬃毛。”我们已经看到了埃及和亚述捕捉活体幼象的证据。麦凯没有在其中3枚印章上发现长牙的痕迹，因此认为这些印章上刻画的大象为雌性。另一方面，令人困惑的是，一些印章上描绘的象鼻末端明显有2个凸尖，与非洲象一样，而不像典型的亚洲象那样只有1个凸尖。

麦凯在此话题上有一些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以自身所处时代（“运木象时代”）的思维方式来推断印度河文明的情况：

根据当地的知识，从背部的倾斜度和腿的长度来判断，这648枚印章上的大象应该是劣等品种。印度拥有两种大象，一种是“君王型”（Komooria Dhundia），它们背部扁平，腿部粗壮，头部方形，更适合用来工作。另一种是劣等的“鹿型”（Meergha），它们背斜腿长，头不够方且不壮实。在古代印度河流域，人们驯养大象可能只是用于国家目的，并不是用于拖运东西，因此它们的体形也无关紧要。

自战象时代起，人们将大象划分为长腿的“鹿型”（mṛga）和优等的“君王型”（kumāra）；后者是理想的战象。但是，该分类在伐木业中有不同的应用，其中较为强壮的君王型大象更加适合用于拖运；此一观点支持了麦凯的解读。他认为，在印度河文明中，“鹿型”大象“只要用于国家目的”就不会被嫌弃。我的理解是，他认为“鹿型”大象用于骑乘，而不用于拖运工作。但这种观点是犯了双重错误的。对后世的印度国王而言，骑乘大象的身体特征非常重要，并且是以战象为原型的。麦凯使用英属印度运木象时代的思维方式来解读古代史料，导致了这种混乱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个重大的问题——驯养和驯化。印度河文明的民族拥有各种各样的牲畜，它们都是从当地的野生动物中驯化而来的，其中包括带有背峰的印度牛（瘤牛）、无背峰的牛、水牛、山羊和绵羊，但没有马。因此，他们善于饲养动物，其周围还生活着野生大象。有观点认为，人们之所以支持印度河文明存在某种程度的大象驯化现象，是由于有些视觉形象的特征与驯养有关：（1）一些印章上刻画着大象面前有一个“食槽”的形象；（2）肩上描绘有垂直的褶痕或是线条，人们将其解读为驭具，或是毯子这类覆盖物的边缘；（3）陶土大象玩具身上有装饰性涂饰。我们需要仔细地考量上述每一个证据。

关于“食槽”的问题，马歇尔看到了它与野生动物之间的联系，可能这是一些被捕获的野生动物：

印章上与“食槽”有关的动物共7种，其中3种总是在一种看着像食槽的器物旁进食。它们是印度野牛（印章310至326）、犀牛（印章341至347）和老虎（印章350至351）；另外，大象（印章369）和水牛（印章304至306）这两种动物有时用食槽进食，有时则未用；而瘤牛（印章328至340）和短角无峰牛（印章487至542）似乎没有用食槽，不过在其头部下方的地面上有一个小物体，只是不够清晰，无法辨认。这些食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还是说只是偶然现象？很明显，食槽与驯化没有必然关系，原因有二：一方面只有两种动物——瘤牛和短角无峰牛——确定被驯化了，但它们没有使用食槽；另一方面，从未被驯化但有可能被圈养的老虎、犀牛和野牛有使用食槽的情况。而水牛和大象要么是被驯养的，要么就是野生的，它们有时使用食槽，有时却不用。

他认为，食槽代表着食物供给，使用食槽的这些动物都被人视为崇拜对象，无论是被捕获圈养的动物还是野生的动物。这种猜想可能是对的；但是，也有可能同亚述文明一样，这些放在野生动物面前的食槽可能代表着捕获和展览。麦凯推断至少有一些形象描绘的是幼象。这与我们在埃及和亚述看到的圈养幼象的情况相符，至少我们推测是这样。如果将埃及、亚述和印度河文明的证据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王室兽园的产生似乎要早于战象，其中很可能喂养着捕获来的幼象以及其他异域动物。

因此，食槽这个证据支持了捕获和展览的可能性。现在我们来看看被认为是毯子或骑具的证据（如图8）。它不仅仅暗示着捕捉和展览，还代表着骑乘。在一些印章上，我们看到大象肩部有一条垂直的线条，从背部一直延伸到前腿后边，这可能是一种骑具。而在其他印章上，可以看到一个毯子似的覆盖物；还有一枚印章上，围绕着大象颈部有一条垂直的线条；另一枚出现了独角大象的神话动物形象，该动物的尾巴下好像有一条束腹皮带，将骑具和毯子连接在一起。有一个玩具象，身体涂绘了几何图案，让人再次联想到了毯子。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很难证实；即使正确，能否找到足够多的旁证证明骑乘的事实也很难说。这种推理方式的困难之处在于，在已知的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尚未发现人类骑乘大象的形象。

图8 印度河文明：带有大象的印章

最后，考古学家马克·凯诺耶（Mark Kenoyer）作为研究印度河文明手工制品的无与伦比的专家，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一块象头陶俑上。象的耳朵张得大大的，形成一个头冠，上面绘有红白色装饰（如图9）。印度从古至今都存在给驯化大象涂画装饰的习俗，凯诺耶将这一习俗与象头陶俑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个陶俑的形象真的是写实的，那么驯化的观点就很有说服力了。因为如果大象没有在一定程度上被驯化，就不可能温顺地让人在自己身上绘画。这块陶俑不是唯一的证据，我们可以将它与麦凯提到的玩具大象联系在一起，二者都涂绘了颜色。它们是否能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可以为真实的大象涂画装饰了呢？如果这只是儿童的玩具或是用于祭拜的神话动物塑像，那这种假设的真实性就无法确定了。

图9 印度河文明：涂色象头陶俑

总结来看，以上这些证据可以支持，各个早期文明都存在驯养大象的现象。在埃及和亚述文明中，捕获和展览大象的证据确凿无疑；对于印度河文明而言，这一点似乎也可以得到证明。但是，一旦说到骑乘，相关证据就不足了。同时，我们还要权衡反面证据的重要性，即驭象人和驭钩，这两种在随后时代经常出现的形象在此阶段却从未出现。如苏库马尔（Sukumar）所述，“没有一头大象的图案上出现了骑乘者；如果大象已被驯化并且可以为人所用，这就相当奇怪了”。大约公元前500年以前，在亚洲古代诸王国中，如埃及、亚述、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驭象人和驭钩在描述大象的文献记载和形象刻画中普遍存在。唯一的例外是一块陶俑，它刻画了一个人位于一头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大象的身上。勒格雷恩认为，这块陶像由当地一位技艺不娴熟的工匠制作而成，受到来自印度的某种影响。这就意味着，早期文明是否存在骑乘大象还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

鉴于这么多大象形象，我们可以合理认为：大象的形象中没有出现脖子上有骑乘者的情况，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们也可以合理地认为：印度河文明的民族可能已经捕获并展览野生大象了；但是，我们没有明确证据可以证明，印度河文明或同时代的其他民族可以骑乘大象，最多只有一个模棱两可的陶像可以佐证。同时，虽然大象在古代亚洲君王的功绩和公共形象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似乎横跨了一片非常广大的区域，但是印度河文明或其同时代的任何文明都没有捕捉和训练成年野生大象用于战争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