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场书屋：如何撬动“全民阅读”

历经十余年的上海市虹口区“菜场书屋”有着辉煌的成绩。截至2012年年底，虹口区曾建成26个“菜场书屋”，为书屋累计配送图书达50多个书架，25000多册图书、期刊。目前仍在运营的菜场书屋尚有11家。2019年年底至2023年年初，受疫情影响，菜场书屋的日常借阅和阅读文化活动的开展受限，各方的需求也产生了变化。除了疫情和城市更新带来的菜场关闭、重新装修等外部因素之外[1]，它在运作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菜场书屋”这一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开展对摊主和市民意味着什么？对菜场这一城市基层商业空间的影响和意义又是什么？

虹口区的“菜场书屋”项目启动于2010年，由虹口区文旅局主管，是虹口区图书馆馆外服务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2]目前，书屋因地制宜地设立在虹口区11家菜场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化阅读空间，每个菜场书屋约3-20平米不等。“菜场书屋”项目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虹口区文旅局、虹口区三角地集团以及每个菜场所属街道这三个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认同和配合。“菜场书屋”的举办也是相关政府部门跨越自己的工作边界，进行跨部门合作的典范。2014年，“菜场书屋”通过招投标方式，成为“虹口区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由虹口区文联负责运营，开始实行规范的项目化管理。2019年初，隶属于虹口区文旅局的虹口区图书馆（以下简称虹图）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门从事阅读推广服务的社会组织上海多阅公益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多阅）承接菜场书屋的管理及运营工作。

“菜场书屋”就是一个落实全民阅读工作的基层文化阵地。

我们（上海大学师生调研实践团队）自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对虹口区11家菜场书屋进行了实地走访，对其中的奎照路菜场、车站北菜场、吉祥菜场、花园菜场、虹联菜场、曲阳菜场这6家菜场的场长，奎照路菜场的10位摊主、车站北菜场的3位摊主、吉祥菜场的2位摊主、花园菜场的1位摊主，以及虹图副馆长、多阅项目负责人进行了质性访谈。在质性访谈的基础上，我们对6家菜场99位摊主进行了问卷调研[3]。同时，我们针对摊主未成年子女们已经呈现出的需求，设计了陪伴阅读志愿服务活动，边做志愿服务，边对服务做总结，与访谈和问卷调研所得的信息相互对照。

上海大学文学院志愿者团队成员合照

本文首先在梳理“需求”这一概念的基础上，重新认识摊主们文化需求的内涵，总结菜场书屋项目的成绩，指出在阅读推广工作上菜场书屋可以采取的模式。菜场书屋项目能坚持开展十多年之久，离不开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也离不开虹图的坚持和相关社会力量的参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过程具有示范意义，社会力量的配合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然而，这其中也的确存在着一些由多主体参与时在组织上产生的难题。

一、重新理解摊主们的“需求”

2010年世博会召开前夕，虹口区菜场的摊主们明确提出，希望在菜场里就能读到和世博会相关的信息以及其他书籍报刊。13年过去了，现在的摊主们还有阅读书刊的文化需求吗？

2023年2月，当我们刚迈入菜场与摊主们交流的时候，摊主们表达得更多的是对生意、生计问题的关注。在99位受访摊主中有74位回答了“疫情放开后生意如何？”的问题，其中，1位卖牛羊肉的摊主回答“刚回来重新开摊，还需观察”，1位卖东北烙饼的摊主回答“网上平台和实体店共同销售，生意照常”，15位摊主回答“一般”，8位摊主回答“稍好”，1位摊主回答“好转”，剩下48位摊主明确表示“生意不好”。与疫情时相比，大部分摊主们都认为有好转的迹象，但如将好转的程度和每月必须支付的摊位费及其他生活开支相比，则难以收支相抵。明确表示“生意不好”的摊主们，都怕每天的入账无法与摊位费、货源成本及生活支出相平衡。

对于摊主们来说，让生意红火起来支撑生计无疑才是他们最为急迫的需求。那么，他们还会对读书有兴趣吗？还有时间读书吗？98位受访摊主回答了“在书屋借过书吗？”这一问题，59人回答“没借过”，23人回答“借过”，16人“跳过”，跳过该问题的摊主们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才第一次听说他们工作的菜场里设有书屋。这样看来，76%的受访摊主没听说过或从没从书屋中借过书。那，这是否意味着菜场书屋的设置没有受到摊主们的普遍欢迎，从而是缺乏现实意义的呢？

我们认为，不能从上述数据中简单化地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大部分摊主们不读书，不需要书籍等文化资源；而让生意好起来这一最重要的需求已超出了虹图主办的菜场书屋项目的服务范围，所以菜场书屋没有意义，应该撤销。我们认为，在“菜场书屋”这一基层公共文化项目中，须结合市场营销、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工作等领域的逻辑，来理解、定位摊主们的需求。

高明老师（穿黄色衣服者）和学生在对摊主进行问卷调查

1、在对比中理解公共文化服务的逻辑

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需求分为八种，其中的潜在需求尤其令研究者们注意。但不同学者对潜在需求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有的认为，潜在需求“是指人们对市场上现实不存在的某种产品或劳务的强烈需求，或虽已生产但不能满足需要的需求”[4]。有人则认为潜在需求既包括客户有购买的主观欲望但购买力受限的情况，也包括市场上一旦出现适销产品就会发生购买的情况，更包括客户对某一商品不了解甚至不知道而使消费需求处于潜伏的情况[5]。第一种界定强调客户已经对某种产品或服务产生了主观需求，但市场上没有，无法实现，所以才处于潜在需求的状态。如果从这一界定出发来看，摊主对菜场书屋的书籍阅读需求只有少部分是以显性需求的状态呈现的，大部分恐怕连潜在需求也没有，可以归结为“无需求”。第二种界定考虑了客户对产品或服务不了解的状态，如果从这点出发，那么可以认为，大部分摊主对于菜场书屋的书籍和活动还处于不了解的状态，从而没有产生显性需求或主观需要，使得他们的阅读需求处于潜在状态。

市场营销还提倡创造需求，挖掘消费者潜意识里的需求或尚未意识到的需求，开发出符合这种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去引导消费、创造消费，形成自己特定的市场[6]。为创造新市场，还可以引导打造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产生新的需求，引发并实现购买行为[7]。然而，在市场营销中谈创造需求为的是打造并占领新的市场，获得利润。菜场书屋的目标并非盈利，那么还有必要去创造摊主们对阅读和相关文化活动的需求吗？

这就涉及到菜场书屋的公共文化服务属性了。《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与促进条例》写道：“本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免费或者优惠为原则，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文化服务。……本市鼓励和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与教育、科技等融合发展，实现资源共享，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教育功能，提高公众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质。”

从条例中可以看出，公共文化服务具有保底普惠作用，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高质量、便捷性的公共文化内容和服务，确保公共文化覆盖的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也有教育提升作用，承担着提升全民文化素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菜场书屋虽小，却同时落实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普惠性、便捷性以及社会教育功能。

公共文化服务在文化保底和教育提升这两方面的双重要求也呼应了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两重性质。顾东辉指出[8]，当代中国的社会工作应以问题为导向，须同时把握好自下而上的民众需求与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找到政策要求和民众需求之间的交叉点、结合点，做好社会工作。童敏、周燚指出[9]，由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欧美不同，所以，社会工作的开展很难简单套用欧美标准化、类型化的模式。欧美民众如遭遇问题会主动根据问题类型按图索骥找相应的社工解决，形成“你找我”的模式。而中国民众则缺乏这样的习惯，或碍于情面和周遭舆论不愿面对问题，所以需要社工采取“我找你”的方式，和服务对象从日常生活的聊天、梳理入手，将困难问题化，再进行直面和解决。

无论从公共文化服务这一领域的内涵和特点出发，还是从中国社会工作的特征出发，回应服务对象的显性需求只是工作方式中的一种，另一种方式是与服务对象一起梳理生活，形成问题，激活解决问题的隐性需求。激活服务对象的隐性需求，不是为了像市场营销那样提升市场份额，增加利润，而是为了贯彻公共性、公益性的目标，提升服务对象个体的生活品质；同时，也是在通过社会公共服务，潜移默化地落实国家对形塑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要求。

具体到“菜场书屋”项目的主办单位虹图来说，做好全民阅读推广、提升全民信息素养是其落实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工作内容。近年来，对读者行为进行大数据分析以深入把握读者偏好，是图书情报研究的热点之一。一方面，这样的研究和实践凸显了大数据分析在把握读者需求偏好上的优势。另一方面，这一方式也有其门槛和局限：必须将读者行为细分类型并录入相关信息系统，或用相关设备捕捉读者行为，使行为信息进入到大数据的蓄水池里用于分析。作为虹图馆外服务的菜场书屋项目因不发生在图书馆馆内，没有现成的设备和系统可用，所以很难以低成本的方式采集数据用于大数据分析。另外，除了须有相应的算法软件和设备系统之外，读者行为的发生也是大数据分析的必要前提，对于尚未被激活的需求和行为，大数据难以做出反应和判断，且无法凸显服务提供方主动引导的工作意义。

综合上述各学科对需求的分析来看，商业领域挖掘需求的目标和公共服务领域激发需求的目标截然不同，由此，不能只从经济效益这一个角度出发衡量菜场书屋项目的价值和潜力。进一步来说，无论从社工角度出发，还是从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出发，由服务方甄别、引导、激活服务对象潜在需求的工作是值得投入的，是符合国情和服务对象利益的，也是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的。

对“需求”有了以上的梳理和认识之后，本文认为，问卷调查的结果以及摊主们在受访时所说的意见，呈现出用公共服务的方式开展文化活动并带动阅读普及率的可能性。

2、消遣阅读、严肃阅读和文化活动

综合问卷、访谈和行动研究的结果来看，摊主们的阅读情况和偏好可以概括为：

1）虽然大部分摊主们不去菜场书屋读书、借书，但6家菜场中每个菜场都有一两位特别热爱阅读的摊主。6家菜场的99位摊主中有23%的摊主曾去菜场书屋借过书。

2）随着智能手机以及电子阅读、听读的普及，摊主们对电子阅读、听读资源有需求。

3）相较于阅读菜场书屋的图书、期刊，摊主们更倾向于参加由虹图主办、多阅承办的文化活动，但对活动的举办形式有不同的考量和要求。

4）以摊主未成年子女为服务对象的陪伴阅读活动满足了孩子们对阅读和陪伴的需求，对促进亲子关系有良好的作用，但对推动大人养成阅读习惯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5）部分受访场长表达了希望菜场书屋能将文化活动和商业活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吸引更多人流来菜场买菜，助力改善摊主生意的想法。这一点需更贴合实际、更专业的项目设计。

来自于6家菜场的99位受访摊主中，处于25-49岁之间的有39人，50-79岁的有59人[10]。55位摊主的年龄集中在50-64岁之间。我们发现，虽然过半数的摊主仍为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菜场里已不乏25-49岁的青、中年摊主了。99位摊主中，63位是女性，36位是男性。大部分看摊位、做生意的摊主都是女性；针对“和谁一起共管摊位？”这个问题，99位受访摊主中，只有24位回答“就自己”。这也符合我们观察、访谈到的情况：大部分摊位都是夫妻搭档或（亲、堂、表）兄弟姐妹或父母子女搭档打理的，男性负责凌晨进、出货等更需要体力的工作，女性负责看摊位、卖菜这些长时间的、需要耐心的工作。男性则在白天休息，有的还顺便做股票、看大盘。做股票成为一些摊主们不借书看书，对菜场书屋文化活动没有兴趣的理由之一。

花园菜场书屋

花园菜场书屋里供借阅的图书

综合来看上述第1、2、3点，在回答多选题“休息时间[11]会做什么娱乐活动？”时，78位摊主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在休息时做四类事：睡觉、整理菜[12]、去书屋、看电子产品。睡觉纯属休息，整理菜其实仍为工作，边工作边等顾客光顾，这两类占的比例较小。回答去书屋看书或杂志的摊主人数非常少，在问卷调查时，只有1位受访摊主明确表示不看手机，去书屋看书。但车站北路菜场的1位鱼摊师傅和1位卖肉禽的摊主都表示休闲时间会看军事、历史、新闻等内容的书或报刊，阅读这类书刊很早就是他们的爱好和习惯，他们觉得菜场书屋书刊的更新速度太慢了。这两位男性摊主的年龄皆为50-59岁之间。还有一位奎照路菜场三四十岁的女性摊主，边看摊，边看哲学类书籍。我们访问时，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把书放到了一边。我们也对照翻阅了6家菜场的借阅记录，自2022年年底至2023年4月，每家菜场平均每月的借阅情况为5-6人/本。借书人中既有摊主，也有菜场工作人员和市民。

除了睡觉、整理菜、去书屋之外，在休息时间回答看抖音或快手视频的则占据了76%人/次。除了6位回答休息时只“睡觉”的摊主，所有其他回答问题的摊主都会将刷手机勾选为答案之一。在菜场书屋项目刚开始实施的2010年，智能手机的阅读、听书、看剧、看电影、打游戏、刷抖音快手等娱乐功能还未问世，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功能已经全面普及，摊主们已习惯用手机或平板等电子设备在休息时消遣娱乐了。

回答问题的78位摊主中有19人/次回答说休息时会用APP在“手机上看书”，10人/次回答“听书”，3人/次回答“看新闻”。将用手机看书、听书以及看新闻的回答加在一起，是32人/次，他们的年龄分布于25-64岁之间。25-34岁3个，40-49岁5个，50-59岁10个，60-64岁3个，共21人，在78位回答该问题的摊主中占了约30%。由于样本量较小，无法得出摊主年龄、休息时间与是否看书、听书或看新闻之间的关联。即便如此，我们也会观察到，是否用手机看书或听书在每个年龄段都有分布。25-34岁的摊主为12人，本来人数就少，回答用手机看书、听书的只有3人/次；而50-59岁的摊主为42人，本就在数量上更多一些，回答用手机看书、听书的是10人/次，也相应地多了几个。反观在休息时间刷快手或抖音的摊主则多达59人/次，另外还有21人/次选择了“看剧”、“看电影”。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将抖音、快手、看剧、看电影、网上闲聊等视为纯粹的休闲娱乐活动，那么，用手机看书、听书、看新闻的摊主们是否在用电子阅读的形式提升自己的文化和信息素养？恐怕不一定。回答“看新闻”的摊主只有3人/次，在78位回答问题的摊主中占了绝对少数。回答“听书”的摊主们并不是有声书APP的常客，更多只是用了在线看书APP中的AI语音播报功能。而回答“看书”的摊主们多选择番茄阅读这一在线看书APP。吉祥菜场有位卖猪肉半成品的女性摊主甚至带着既惋惜又同情的语气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哎，我知道你们也是为了完成工作[13]，但是我和你们说，现在谁还看纸质书啊，我就看番茄阅读，在番茄阅读上看书，不仅不要钱，还能挣钱呢，让它读出来也可以的，边听我还可以边做事。……爱情的、情情爱爱的我不要看，没意思的，我就看侦探的。”主要以言情、都市、霸总、架空、玄幻、悬疑等流行网文为主的番茄阅读等同类APP起到的主要作用恐怕仍是打发时间、休闲娱乐，与用手机看剧、看电影、刷短视频没有本质区别。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摊主们休闲娱乐的合理性。摊主们非常辛苦，每天凌晨4点左右就要起床上货，晚上7点收摊回家后要抓紧时间吃饭、收拾、洗漱，尽量早一些睡觉，因为第二天又要凌晨起来开始一天的忙碌。摊主们在中午空闲时刷手机消遣下的心情和白领们接近半夜回到家上床后仍想刷手机舒缓一下的心情是相通的。

然而，休闲娱乐固然合理，但只能解一时之闷。以休闲娱乐功能为主的阅读APP无法通过为摊主们提供有效信息来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从公共文化服务的特点来看，文化保底和教育提升的双重目标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不能只做“投其所好”的服务，还要探索“迎难而上”的方法——在休闲娱乐之外，引导摊主们关注、阅读并识别与他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咨讯、生活内容。这一责任并不是商业阅读APP所愿和所能承担的。

阅读方面的教育引导工作必然需要由像虹图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来承担。有些严肃读物所传递的信息未必不符合摊主们的潜在需求。比如，营销方面的法律法规、亲子教育的方法、健康保健方面的注意事项等等。事实上，凌晨进货上菜，白天补觉之后做股票、看大盘的摊主家属们对做生意和理财方面的知识未必没有需求。对此，吉祥菜场的那位受访摊主仍然表达了一些不同意见：“健康保健讲座？我不需要的，这些知识网上也能找到的，现在网上什么东西没有啊？”这位摊主的不同意见恰恰引出一个问题：网上的信息或知识都是可信、可靠的么？提供权威、可靠的咨讯，引导公众形成对网上信息的分辨能力和学习使用能力，提升信息素养，恰恰是公共文化服务部门的职责和长处。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吉祥菜场、奎照路菜场以及曲阳路菜场都各有一位受访摊主表示曾经参加过疫情前由虹图主办、多阅承办的线下文化活动。这些活动是防止网络诈骗的讲座、关于健康的讲座，还有“行走上海——建筑可阅读”等活动——有些摊主的子女们参与了这一认识上海文化、历史的活动。他们觉得活动氛围愉快，内容受益匪浅。

吉祥菜场的一位年近60的卖蔬菜的女性摊主说疫情前虹图举办的每次阅读文化活动她都参加过。由于吉祥菜场地方比较小，那时的活动都放在另一个菜场的二楼办公室举办，活动时间是中午午休时。她每次都骑车去，乐此不疲。她说：“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很开心。”她非常希望虹图能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

吉祥菜场卖猪肉半成品的女性摊主和另一位卖蔬菜的女性摊主则提出，现在生计压力大，比以往更不想离开摊位去另一处参加活动，哪怕只是在菜场的另一角。因为顾客随时可能光顾，自己一旦离开摊位，就容易错失做生意的机会。两位摊主说，之前虹图借菜场书屋的平台，曾经举办过请护士来到摊位上给摊主们量血压、测血糖的公益活动。她觉得这类活动很好，既实用，又不用离开摊位。

摊主们的回答体现出他们的不同取舍。有的摊主更看重借助文化活动的平台，大家聚在一起寒暄、聊天、放松、开导的机会和氛围，同时也欣然乐意学习文化活动传递的知识。有的摊主更在意午休时间零星客人所带来的潜在的生意机会，只要没有破坏这一点，他们不仅不排斥文化活动，反而也承认活动的意义。这些情况提醒我们，从摊主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摊主对午休时间的安排和利用是不同的，我们策划并推出阅读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时候，需注意针对摊主中不同人群，分别设计更有热烈氛围的“相聚型线下活动”和发挥线上资源优势的“守摊型线上活动”，没有必要期待每一位摊主都参与同一种活动。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发现，一方面，仍有少数摊主喜欢阅读较为严肃的读物，甚至觉得菜场书屋的书籍更新速度较慢；另一方面，绝大部分摊主们不去书屋借阅图书，而是使用手机或平板进行看书、看剧等娱乐活动。以传递高质量信息为目标的阅读与文化活动并非没有意义，虽然近年来摊主们已经习惯了用手机APP阅读消遣，但很多摊主仍对疫情前红火开展的各类活动念念不忘。相较于正襟危坐地阅读严肃书刊，摊主们更喜欢并习惯于电子阅读或听读以及参加文化活动等寓教于乐的方式。

从阅读推广的目标来看，提倡阅读严肃读物是为了引导、推动目标人群获取有效、优质的信息，提升信息素养和学习能力，而传递优质信息、提升信息素养和学习能力的方式未必只有“独自阅读纸质书刊”这一种。线上手机扫码阅读或听书、线下组织讲座、小组分享、茶话会等活动，都可成为传递优质信息，提升信息素养和学习能力的方式。摊主们如今的阅读方式以及对疫情前阅读文化活动的认可提示我们，需要在图书馆传统的图书借阅这一形式之外探索其他更新颖的、回应摊主工作特点和偏好的阅读与学习方式。

奎照菜场书屋张贴的开放时间

3、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启严肃阅读

其实虹图早已开始尝试推广电子阅读资源。虹图官方微信公众号中的“微阅读”版块就云集了很多电子版好书。2022年12月，虹图还推出了“书卷里的风味人间”阅读打卡活动，它是“2022全民读书月——悦读100拼图打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4]。“书卷里的风味人间”精选了12本古今中外与食材、风物相关的图书，并将之制作成为免费的电子资源，供读者通过“微阅读”版块进行阅读。活动举办期间，“书卷里的风味人间”的活动海报和免费书籍二维码张贴于吉祥菜场的墙上供往来人群扫码阅读。

99位受访摊主中有58位摊主回答了“吉祥菜市场举办过扫二维码阅读活动，您是否愿意尝试？”这一问题，28位摊主回答“愿意”，29位摊主回答“不愿意”，另有1位摊主回答“看时间”。虽然回答说“愿意尝试”的只有28位摊主，但也已占回答问题摊主人数的一半，持续推介由虹图提供的免费、优质的电子资源是值得尝试的。考虑到回答“不愿意”的摊主中有2位是因为手机屏幕显示的字太小而回答的“不愿意”，另有2位说自己“不愿意”的原因是“不识字”[15]，那么如能将免费优质的电子资源同时制作为音频，推广面则有望更大。

用网络视频和音频的形式推广严肃阅读和优质信息只是多样化实践方式的一种，线下的沙龙、讲座、读书会、行走阅读等都是可以尝试的方式。99位摊主中有58人回答了“希望菜场书屋举办哪些活动”这一多选题。只有8位摊主回答“不感兴趣”，32位摊主希望开设“健康讲座”，24位摊主希望开设“生意经讲座”，对“社保讲座”和“法律咨询讲座”感兴趣的摊主分别是19位和16位，另分别有11位摊主和5位摊主对“亲子关系”和“女性成长”的话题感兴趣。

结合我们调研结果的第4、5点来看，针对摊主子女的陪伴阅读活动也是一种有效落实严肃阅读的方式。2022年2月至4月、6月至7月初，我们一边在菜场开展调研，一边志愿为奎照路菜场摊主的子女们提供“陪伴阅读”服务。通过实践我们发现[16]，摊主们通常把年龄较小的孩子带在身边直到初中毕业[17]，学龄前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们经常跟着母亲摊主在菜场度过课后时光。他们首先表达出的是对于“陪伴”的需求。因为母亲们忙于摊位生意，注意力并不在孩子们身上。我们团队志愿者们从陪伴开始，引导孩子们阅读、学习，逐步探索出将陪伴和阅读糅合在一起，相互促进的方法。我们发现，陪伴阅读对于帮助孩子们认识自己，理解父母，了解上海这座城市有着积极的作用。大哥哥大姐姐的循循善诱让孩子们开始逐步建立起甄别网络信息的意识。我们团队的志愿者们在每次活动之后都向摊主母亲们反馈孩子们的情况，增进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理解，对促进亲子关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奎照路有位摊主甚至主动来向志愿者们了解孩子的情况，对孩子的每一个细小进步都表达了她作为母亲的欣喜和骄傲。花园路菜场的一位女性摊主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她也表达了想让孩子多参加陪伴阅读的诉求。车站北菜场的一位卖水产海鲜的摊主一开始很排斥我们的访问，但当她听说菜场书屋可以为孩子们举办阅读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时候，马上就转变了态度，不再排斥我们的访问。

每周一次的陪伴阅读活动在菜场中潜移默化地营造出了一种充满青年人活力和儿童天真烂漫的欢乐氛围，来往的顾客们也总会好奇地透过书屋透明的大玻璃窗向里张望，被孩童的笑声、读书声所感染。带着孩子来买菜的顾客如遇到书屋里刚好有志愿者在，也会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书屋，等自己买完菜再来接走。

大学生志愿者们在给奎照路菜场摊主的两个孩子提供“陪伴阅读”

奎照路菜场场长将这些看在眼里，跟我们提出，如果能依托菜场书屋，搞一些文化活动，带动人气，推动生意变好，就更好了。就这一提议，我们也曾和虹图的韩馆长、周副馆长做了询问和沟通。她们认为，如能带动人气，当然是好事，但也要避免只增加蹭热点打卡的人流，却无人买菜的情况。我们认为，如能将推广阅读这一公共文化服务和提升菜场人气、助力摊主生意的商业目标结合在一起，是求之不得的。但一方面，这需要更为专业的项目设计，另一方面设计这样的项目未必是虹图或多阅的专长，也未必是菜场管理方的专长。这需要策划者既理解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又懂得商业活动的逻辑，有一定难度。

不过，如何更好地用举办文化活动的方式推广严肃阅读、传递优质信息、提升学习能力，关系到菜场书屋未来的发展，关系到菜场书屋项目是否能直击摊主们潜在需求的痛点，给予摊主们以真正的文化支持。而这一难题不仅与作为公共图书馆的虹图的定位有关，也和与虹图合作的各个相关方之间的组织机制有关。

二、多方协作的意义和难点

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化全民阅读活动”被写入“八、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的“（三）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一节。由此可见，深化推进全民阅读活动不仅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内在要求，更有助于铸造自信自强的社会主义文化。

以这一要求为标准，菜场书屋项目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呢？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菜场书屋之所以能持续运作十余年，虹图的坚持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它是菜场书屋坚强的后盾。然而，如要深入推进菜场书屋项目，虹图面临着一些束缚。

除了虹图的坚持，菜场书屋项目十余年的成绩也离不开多方合作的努力。但也正是多方合作中臃肿的层级与链条阻碍了菜场书屋项目的继续深化。矛盾的症结在于，虹图作为菜场书屋的主办方，承担着举办活动、推进项目的责任，却缺乏对合作方进行问责的权限。

能否拓宽虹图的业务范围，改良多方之间的合作机制或组织方式，稳步高效地通过多样的文化活动引导摊主逐步接受严肃阅读，是菜场书屋项目能否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

1、图书馆的职责：阅读还是文化活动？

虹图馆长韩曜在梳理国际大都市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经验时写道：“早在2009年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共同签署了《多元文化图书馆宣言》，阐明了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图书馆的使命责任，指出图书馆应该服务于不同的利益和群体，并扮演着学习、文化和信息中心的角色。[18]”细读《多元文化图书馆宣言》[19]（简称《宣言》），我们发现，图书馆的使命早已不止是将图书放置在一个空间里供人们阅读那么简单了。在人群跨国迁移、工作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图书馆的使命是，在尊重多元文化的特性和价值观的前提下，推动所有人群提升学习能力、信息素养和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能力。具体来说，图书馆要通过调研掌握生活在某社区中的个体及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支持用户获得教育信息和资源，助力信息扫盲，提供新手资料，保存并发扬文化遗产和举办跨文化对话。

结合《上海市街道（乡镇）图书馆等级评定评估标准及评分操作说明》（简称《说明》）来看，我们国家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与考核标准在很多方面与《宣言》的内容是相呼应、相吻合的。比如，两个文件的表述虽不同，但都对均等化、普惠性原则有所强调，都要求公共图书馆服务覆盖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居民，都提出了丰富馆藏建设、提升馆员能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等要求。有些方面是《说明》已强调而《宣言》未及强调的，比如，图书馆安全设施、图书流通率、总分馆协同发展规划等。再有一些，是《宣言》着重强调而《说明》可能规定得较为模糊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分析的是《宣言》对于核心行动的建议以及《说明》对于“阅读推广”工作的规定。

《宣言》认为，为达成多元文化图书馆的使命和目标，各国图书馆可以采取以下核心行动：

1、开展多文化和多语言的收藏与服务，包括数字化和多媒体资源。2、划拨用于保存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遗产的资源，特别注重口头、土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3、将支持用户教育、信息扫盲技能、新手资料、文化遗产和跨文化对话的计划作为服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在内。4、通过信息组织以及访问系统，用户可以以多种适用的语言访问使用图书馆资源。5、利用适宜的媒体和语言，编写营销与宣传资料，协助图书馆吸引各种不同的群体。[20]

其中，第1点和第5点是图书馆的传统业务，第2点对于我国来说，属于各级文化馆的业务范围，第3点对具体的服务形式未作规定，但对服务的内容和类型做了建议，可谓包罗万象。“支持用户教育”、“信息扫盲技能”、“新手资料”涉及到教育资源和安居资讯的获取，“文化遗产”和“跨文化对话”则既关乎教育和文化沉淀，更指向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和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广义的教育服务、安居乐业方面的信息供给和技能培训以及对社会参与的促进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多元文化图书馆的行动范畴。根据韩曜梳理的内容来看[21]，纽约、多伦多、悉尼等城市的图书馆也的确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开展业务活动的。这些城市的图书馆不仅提供多语种的图书借阅服务，还提供移民安居信息、入籍考试的练习题，金融、信用、税务、社保等方面的资讯和培训服务，甚至还举办促进不同人群彼此认识、理解，相互融入的多元文化周等活动。由此可见，一些外国城市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已经不止于阅读了，只要服务或活动内容致力于提升社会各人群的学习能力、信息素养和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那么服务方式和活动类型就可以多种多样，没有特定的限制。

《说明》对上海街道（乡镇）图书馆的工作内容和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上海街道（乡镇）图书馆的工作内容分为四个大部分，分为“保障条件”、“窗口服务”、“阅读推广”和“区级总分馆建设”。“保障条件”对软硬件设施、安全措施以及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提出了要求，“窗口服务”对图书馆的传统借阅活动做出了规定，“区级总分馆建设”则对区级图书馆和街道（乡镇）图书馆之间的联动关系提出了部署和要求。“阅读推广”则囊括了和图书馆使命、目标相关的其他业务活动。“阅读推广”对其次一级的工作内容“读者活动”做出了如下说明：“与阅读相关的活动，包括讲座、展览、征文、朗诵、书评、读书小组等。（不含中心非阅读相关活动）。”这条说明鼓励街道（乡镇）图书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但对活动内容和类型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限定：必须和阅读相关。

事实上，从《说明》的内容来看，它并不要求上海街道（乡镇）图书馆不得开展非阅读相关活动，而是规定图书馆举办的非阅读相关活动不计入图书馆的业绩、成果。但问题在于，和阅读相关的活动与非阅读相关活动之间的界限其实非常模糊。从《说明》提出的这一角度来看，悉尼、多伦多、纽约等城市的图书馆所提供的金融、信用、税务、社保等方面的资讯和培训，以及他们所举办的多元文化周等活动，算不算和阅读相关的活动呢？我们乍一看，可能会觉得与阅读无关。比如，金融、税务、社保等方面的培训，如果放到中国城市的语境里，完全可以是培训机构或者各大院校单独开设的商业性教育内容，也可以是由各级文化馆开设的公益性教育内容。将多元文化活动周这类活动放置到中国城市的语境里来看，更像是各大院校、电视台、商务部主办而由某些商业机构或文化馆承办的活动。但，这些活动未必不和阅读发生关系。各类教育培训过程中，肯定会涉及到参与者对相关培训内容的阅读；而多元文化周这类活动，也会引发不同人群对不同文化内容的阅读兴趣。

放开思路来看，任何文化活动如得到深入的开展和推进，最终都可以和严肃阅读相关联，尽管这种关联性在活动刚举办时可能并不明显。比如，前文提到吉祥菜场的摊主非常认可虹图引进的测血糖、量血压等活动。我们可以认为，此类活动属于医疗卫生方面的公益活动，与阅读无关。但，如继续深入推进此类活动，完全可以和医疗健康方面的书刊阅读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国家各大城市和乡村的图书馆是不是就可以放开学习国外的成功案例了呢？

恐怕在借鉴之前需要回应几个组织工作上的阻碍。首先，虽然《说明》并不反对图书馆开办不与阅读直接相关的文化活动，但街道乡镇这样的基层图书馆在人力、物力有限的前提下，必然只能先完成正式列入考评的工作内容。第二，事实上，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街道乡镇图书馆往往和同级的兄弟单位文化中心在同一空间办公。“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有些在内容上有所交叉的活动一直都是由两单位共同落实和推进的。然而，在两个单位分别进行考评的时候，这些活动的工作量归属就会比较尴尬。第三，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一旦要求两单位携手举办更多高质量、综合性的文化活动，那么凭借长期合作共事的良好传统，两个单位是有基础和条件将合作推向新的高度的。

不过，即便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各下属单位的职责范围、业务类型等能得到调整、与时俱进，以阅读为基础或以严肃阅读为归一的高质量综合性文化活动的开展不仅仅只涉及到这两个单位之间的合作，还会带来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组织问题，有很多方面需要理顺。

2、多方合作中的成绩和阻碍

一般来说，“菜场书屋”的运作模式为，虹图每半年至一年调整图书供给，每个菜场书屋的上架图书约500册。菜场场长或其他菜场工作人员志愿记录图书的日常借阅情况，摊主、居民和菜场工作人员借阅图书，多阅在虹图指导下开展读书会等活动，菜场场长予以配合。

看似简单的运作模式，其实需要好几个部门之间的协同。首先，虹口区宣传部、虹口区文旅局和虹口区三角地集团之间须达成一致。宣传部发出要求协调各部门，由文旅局指导虹图开展菜场书屋项目，由三角地集团要求下属的各菜场提供空间和人员配合。在菜场书屋项目的实际开展过程中，书屋的图书借阅服务和活动供给由虹图主办。各个菜场的场长或其他工作人员以志愿者身份负责日常的图书借还和借阅记录工作。虹图依照政府购买服务的要求和规则，将菜场书屋文化活动方面的工作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交由多阅执行。多阅再根据文化活动的需要通过“上海志愿者网”和“志愿汇”招募志愿者，开展文化活动。书屋空间还可能视菜场所属街道的需要，挂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牌子。一个空间做多种用途也是因地制宜的方式，体现了用底下的一根针，穿起上面千条线的工作方法。挂牌的背后又牵涉到虹图、多阅与菜场所属街道办事处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关系。

综上所述，朴实简单甚至有些粗陋的菜场书屋联动起来的社会关系一点也不简单。这其中包含了处于决策端的区宣传部、文旅局、三角地集团乃至虹口区各街道；处于推动端的虹图、多阅和菜场场长；处于执行端的虹图、菜场场长或其他工作人员、多阅的工作人员、多阅招募的志愿者以及摊主。

在推动端和执行端，牵涉的参与方越多，协作的链条就越长，也就越容易发生纰漏，而作为菜场书屋项目的实际负责者虹图却又很可能仅握有处置图书的权利。图书借还和借阅情况登记主要依靠负责这两样事务的菜场场长或其他工作人员。菜场书屋虽然由虹图主办，但无论是作为志愿者的场长，还是作为阅读空间的书屋，都不隶属于虹图。虹图对菜场书屋日常运营的人力和空间资源没有问责权。有问责权的是三角地集团，但书屋却不属于三角地集团的业务范围。实际上，虹图只能请场长等志愿者帮忙记录借阅情况，就算发生漏记或者错记的情况，虹图也很难直接问责。

而对书屋空间的使用则会发生更多问题。11家菜场书屋中，仅虹湾和曲阳这2家菜场书屋空间较大，各约为15-20平米，并同时挂牌了党群服务中心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可惜虹湾菜场因周边菜场和超市较多，周边居民区皆为新小区，入住率不高，居民以不经常做饭的年轻人为多等原因，生意寡淡，人气不旺。截至2023年的4月，就我们实地所见，虹湾菜场内只剩下个位数的摊位了，很难在虹湾菜场和摊主们中间开展阅读和文化活动。曲阳菜场书屋空间条件很好，但却和广灵菜场书屋一样，都设置在二楼办公区，不便于摊主们前往。广灵菜场书屋更是和菜场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合在一起。因空间主要用途是办公，所以氛围较为严肃，摊主们有所顾忌而较少来此借阅图书。奎照、花园、车站北这3个菜场书屋虽然面积不大，皆只有3-5平米左右，却五脏俱全，有饮水处，有2-3个阅读坐席。所以我们边调研边开展的陪伴阅读活动也是在这3个菜场书屋展开的。祥德路菜场书屋设置在过道内，开放式空间虽然不小，但如果在那里坐着阅读的人多了，会妨碍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和菜场之间的走动。密云菜场书屋是借用了菜场建筑的一个凹陷区域，目测1平米都不到，无法坐人。祥德路菜场的工作人员坦言不太欢迎虹图来菜场做文化活动。他认为，文化条线的人就应该守着文化条线的分内事，菜场属于商务条线，文化条线的人来到别人的工作领域办文化活动属于越界，不合情理。他说，如果在开展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了安全事故，那责任应由菜场管理方承担还是虹图承担？虹联和吉祥菜场的书屋早已堆满了杂物，勉强可以容一位读者栖身，但落座于杂物堆中，体验感不佳。凉苑菜场书屋空间较大，但因菜场的管理合同待续签，锁着门处于停滞期。

曲阳菜场书屋就在党群服务中心内

奎照菜场书屋虽然面积不大，但配有微波炉、饮水机等

综上所述，书屋空间的使用情况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书屋空间虽小却独立于其他空间，场长志愿者支持并配合书屋工作，主客观条件俱在，可以正常开办阅读和文化活动。一类是书屋空间因菜场工作的需要或被闲置、或被堆放其他物品，只能借还图书，难以开展其他文化活动。最后一类是因菜场生意变化、管理合约变更、书屋空间过于狭小以及菜场管理方不愿支持等主客观原因而使书屋处于无法运作的状态。对于第二和第三类情况，其实虹图对于隶属于三角地集团的各个菜场没有管理权限，难以采取改进措施。虽然理论上可以再次返回决策端，提请区文旅局或区宣传部去和三角地集团进行沟通，再由三角地集团去和具体某一个菜场的场长沟通，但一来隔阂的层级太多，二来，菜场书屋项目并不属于三角地集团的核心业务，用这样的问题去找高层领导解决，难免有小题大做的嫌疑，沟通成本太大而事倍功半。

然而，菜场书屋的活动一旦出现纰漏，虹图却又要承担责任。书屋的日常借阅工作由菜场场长承担，但书屋的文化活动是由多阅承担的。当多阅的工作人员去和场长沟通的时候，沟通难度又增加了。如果说，虹图和菜场之间还算是隶属于不同部门的兄弟单位的话，那么多阅只是由虹图委派的社会组织，能对菜场场长等工作人员形成的影响更小。比如，2023年2月至7月间，我们开展调研和陪伴阅读活动，三次通过多阅与曲阳菜场的场长取得联系，每次场长都热情答应、约定见面，但每次都爽约了。前两次是调研活动，场长不在影响不大，我们可以直接和摊主们开展调研活动。但第三次是陪伴阅读活动，场长不在无法打开书屋，其他工作人员没有钥匙。大学生志愿者和参加陪伴阅读活动的市民被拒在门外，造成陪伴阅读活动无法开展。虹图事后接到市民投诉，但真正的责任者实为曲阳菜场的场长。但细究之下，书屋的开关却又不是他的工作职责，而是他作为志愿者的职责。可是，志愿者的职责又该如何追究呢？

三、结语：菜场书屋如何继续深耕

本文首先介绍了菜场书屋项目的开展背景与基本情况，基于对6个菜场99位摊主的问卷调查和对书屋其他相关方的访谈，我们统计了摊主们在菜场书屋的借阅情况，引出了摊主们对阅读及文化活动是否有“需求”的问题。在对比了商业领域、社会工作领域和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对于“需求”的不同定位之后，我们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承担着文化保底和教育提升的任务。从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出发，我们分析了摊主们在闲暇时间的娱乐方式、对阅读内容和阅读形式的偏好等等。我们发现，受限于生计压力和自身文化水平，去书屋读书的摊主不多，但仍有一些摊主喜爱阅读较为严肃的读物。另一方面，摊主们习惯用手机阅读或聆听免费的休闲类电子书籍，同时也对各类文化活动抱有参与的兴趣，摊主们对疫情前虹图主办的文化活动至今记忆犹新。这些都提示我们，提供高质量的电子阅读资源和多样的文化活动有助于推动严肃阅读的开展，传递高质量的信息，提升成人的文化素养和学习能力。这是虹图菜场书屋项目可以进一步采取的运作模式。

结合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图书馆发展的意见来看，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多元文化共处共生的当下，拓展图书馆的使命和相应的业务范围已成为势所必然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图书馆更好地提升所有人群的学习能力、信息素养和积极参与社会的能力。这与我国公共图书馆须承担文化保底和教育提升责任的要求并无相悖之处。然而，这要求图书馆主动开拓综合性文化活动，提高文化活动的内容质量，丰富文化活动的类型，为全民搭建通往深度阅读的桥梁。从参与文化活动开始，获取优质信息，迈向严肃阅读，这样的方式也更符合菜场摊主们的起点、特点和诉求。

综合性文化活动的持续推动和深入推进不仅需要图书馆的主导，还需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配合。在菜场书屋项目中，我们发现，面对亟待统筹整合的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力量以及社会资源，图书馆名正言顺的组织力度不够，难以贯彻资源整合的意图。那么，由上级部门将菜场书屋的工作细化为考核指标，用以考核所有参与其中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这样的方式可行吗？我们认为未必合适。在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面临极大压力的当下，增加考核指标首先会引来反感。人文化成的目标难以通过强制手段达成，需要持久进行，坚持不懈，这样才能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文化保底之外，教育提升的元素也需通过溶盐于水的方式逐步增加浓度。菜场书屋目前虽然有11个，但具备主客观条件能顺畅运作的只有3-4个。我们建议，可以从这3-4个当中选取1-2个作为试点。在一个菜场书屋中持续地投入一位专职工作人员做统筹工作，借鉴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方法，与摊主们每日见面，相互熟悉，增进信任，从日常的工作生活入手，和摊主们共同梳理潜在的文化需求，联络各方资源并维护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开展文化活动，探索书屋持续发挥社会效用的方式。此试点采取的不是从规模体量入手提高菜场书屋数量和社会可见度的方式，而是用最基层的人的工作也即群众工作为基础，探索菜场书屋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注释

1.比如，2020年前后，虹口区连阳菜场已因北外滩建设而关闭、拆除；奎照路菜场则是于2022年9月完成装修而重新开放的，等等。

2.“菜场书屋”项目的来龙去脉请参考：韩曜.人口城市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探索研究——以上海市虹口区“菜场书屋”项目为例[J].图书馆建设，2016，No.260(02):81-85+95.

3.本调研虽采取了问卷调研的方式，受访摊主为99人，但数量不足以支撑相关性分析等量化分析。我们以调研数据为基准，结合访谈内容，展开的仍为质性分析和解读。

4.史明瑛、陈正文.谈谈市场营销中的需求问题[J].经济师，1996(10):67-68.

5.梅廷会.从客户的潜在需求看驱动市场理论在信息企业竞争优势创造中的应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5(02):131-133.

6.蔡建华.创造需求:现代市场营销中的新观念[J].经济管理,1998(08):46-47.DOI:10.19616/j.cnki.bmj.1998.08.020.

7.孙杰、吕梦月.重新认识“供给创造需求”[J].经济论坛,2017(10):150-152.唐伟.创造需求新模式解析:基于生活方式的构建[J].经济研究导刊，2018(16):64-67+113.

8.顾东辉.问题导向：整体把握“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的需求[J].中国社会工作，2021(10):8.

9.童敏、周燚.从需求导向到问题导向:社会工作“中国道路”的专业合法性考察[J].社会工作，2019(04):4-12+109.

10.有一位摊主的年龄信息缺失。

11.摊主们的休息时间基本集中在中午11:30-14:00，这个时间段顾客来得比较少。但也有零星顾客会在中午光顾。摊主们多于18:30至19:00收拾摊位后回家休息。由于第二天凌晨4、5点要进货和出摊，所以他们回家后都会尽快完成吃喝洗漱，基本在20:30-21:00就寝。

12.整理菜指的是用水浇一下蔬菜进行保鲜、把烂叶子摘掉、剥虾仁、打扫摊位等。

13.她把我们当作虹图或多阅的工作人员了。

14.上海市虹口区图书馆官方微信公号：《菜场书屋｜在菜场，品味书卷里的风味人间》https://mp.weixin.qq.com/s/NqJI2WCY8k9nCGk9stIQQg

15.我们用边闲聊边问问卷问题的方式和摊主们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很多50岁以上的摊主都会很自然地说自己“不识字”。追问之下，说自己“不识字”的意思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甚至小学没有读完。她们并不是完全不识字，而是只看得懂常用字，且文化水平不高。

16.参加调研和志愿服务活动最多的黄星芸和蔡彤两位同学已经就“陪伴阅读”活动撰写了专门的总结报告。

17.也有生意和家境较好的摊主，将孩子送去浙江的寄宿学校读初中。

18.韩曜.国际大都市公共图书馆移民服务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7(05):52-58.

1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图书馆员协会和图书馆联合会多文化图书馆宣言-工具包》的中文版可以从这个网站上下载：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1631，其中包括《实施方案》《附录 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图书馆员协会和图书馆联合会多文化图书馆宣言》《附录B：社区分析和需求评估》《附录C：解读宣言：研讨会手册》《附录D：解读宣言：研讨会演示稿》《附录E：编写使命陈述》《附录F：决策模板》以及《附录G：核心行动–工具包清单》8个文件材料。

2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图书馆员协会和图书馆联合会多文化图书馆宣言-工具包》中的《附录G：核心行动–工具包清单》。

21.韩曜.国际大都市公共图书馆移民服务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7(05):52-58.

（本文作者高明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师，自2020年10月至2023年7月，借助上海大学每年寒暑假实践项目的契机、上海大学“自强杯”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以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平台，在全校范围内招募研究生和本科生组成“菜场书屋项目”团队，在虹口区图书馆的支持和指导下持续参与菜场书屋项目的调研和志愿服务。迄今为止，为调研和实践做出过贡献的同学有：王栩芹、赵健、钱怡、盛明晗、赵娜、陈静、肖梓童、冯宇涵、何姝岩、钱欣晴、叶欣芸、黄星芸、蔡彤、邱添、刘海鸥、凌静、麦尔哈巴、李珉君、易思羽、厉陈燕、蒋梦丽、邓琪、吴婷婷、赵紫怡、李厅、顾晟田、陈晓洋、张婧怡、朱原泓、阴浚铭、江阳。他们分别来自于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社区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和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