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寻隐·钟山纪丨从钟山洞到紫霞洞：南京的三十一小洞天

导言

第三十一小洞天“钟山洞”是一处长期隐而不显的洞天。自唐代被纳入洞天福地体系后，钟山洞在唐宋时期稳定地处于道教知识图谱中。但彼时钟山笼罩着浓厚的佛教氛围，钟山洞并未受到足够重视。钟山洞真正开始扬名与明初南京城市政治地位的转变密切相关。明初传奇人物“紫霞真人”周颠、开国功臣刘基、高道刘渊然等人在紫霞洞及周边居留、活动的传说与事迹，使得紫霞洞从名称到叙事都被深深嵌入了明代政治话语。及至清代，紫霞洞之名逐渐取代源自洞天福地传统的“朱湖洞”，清中后期紫霞道院的建立加速了这一进程。此后以紫霞道院为核心的紫霞洞景观建设逐步展开，晚清紫霞道院道士刘一谷等已跻身南京文士和道坛交游圈的核心。钟山洞的新变基于民国年间中山陵修筑过程中所进行的改造，加之紫霞湖的建设，湖洞相依的地理结构使之成为消暑胜地。在南京现代城市旅游景观中，钟山洞一度占据了一席之地。

一、钟山仙洞

钟山位于南京城东侧，东西长约七公里，南北宽约三公里，山势略呈弧形，弧口朝南，是一座岩层向南倾斜，倾角较大的单面山。面积约二十平方千米。钟山的三座山峰并列似笔架，主峰北高峰海拔约448.2米，东有小茅山（约350米），西有天堡山（约250米）。无论在宁镇山脉还是相邻的茅山山脉中，钟山主峰的海拔都较高。钟山北坡的坡度很陡，是由硬岩层构成的倾角较大的单斜构造地貌，限制了景观开发。对近代钟山景观的分析发现，钟山南坡是历史景观资源较为集中的区域。[1]目前可知的主要洞窟也集中于南坡，名列三十六小洞天之一的钟山洞（又名朱湖洞、紫霞洞等）即在其中。

图1：民国年间地图所示紫霞洞、说法洞及明孝陵、中山陵相对位置[2]

钟山洞在唐代已成为洞天福地的一员。在标志着洞天福地体系基本定型的《天地宫府图》当中，司马承祯（647-735）将钟山洞记为第三十一小洞天。“第三十一钟山洞，周回一百里，名曰朱日太生天，在润州上元县，属龚真人治之。”[3]此后，道教典籍关于钟山洞的记载虽然在名称、排序等方面略有差异，但大体保持稳定。唐末五代杜光庭（850-933）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将钟山列为第三十二小洞天：“钟山，朱湖太生洞天，一百里，在润州上元县。”[4]北宋李思聪编撰的《洞渊集》记为：“第三十一，钟山，周回一百里，名朱湖太生之天，即马明生所治，在昇州上元县。”[5]宋潘自牧辑《记纂渊海》卷一百八十七仙道部二也称“马明先生所理，……云笈云龚真人治之”，宋陈元靓编《事林广记》前集卷六亦称“马明生所理”，与《天地宫府图》的记录出现治者的差异。这或许同道教内部的记载有关，如《元始上真众仙记》《上清众经诸真圣秘》均称“马明生今在钟山”[6]。对该洞天神灵的记录亦出现于其他宋代道书当中。例如，南宋蒋叔舆编《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三十五《神位门》里，开列了三千多位道教神仙的名单，“钟山朱湖太生洞天仙官”列在左三班，逊于一、二班的神仙。[7]林灵真编《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也有类似的排序，称：“四百单五钟山朱湖大生”[8]。总体而言，唐宋时期对钟山洞道教内涵的阐释愈加丰富，洞天意涵与钟山所处的具象地理环境也愈发固着，形象的“朱湖洞”之名此后成为清代以前对钟山洞最常见的称呼，显示了这一时期洞天福地知识系统的有序传承与新变。

唐宋间钟山洞在道教典籍中的地位虽已稳定，但是“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传统持续未衰，钟山的景观以佛教为主，对这一小洞天的关注基本未出道教内部。这一时期围绕钟山洞的景观叙事似乎并未意识到钟山的“洞天”意涵。此前文物工作者在钟山南麓紫霞洞定林寺遗址附近的悬岩上辑得宋人题名石刻五方。五方石刻如下：一为陆游题“乾道乙酉七月四日，笠泽陆务观，冒大雨独游定林”；一为韩无咎题“乾道丁亥八月十日，叔涣、伯玉、中父、子云、无咎、伯山、方叔来游钟山，携八功德水，过定林烹茶乃还”；一为南宋名臣赵方题诗“晓来秋色挟秋声，万虑经心事又新，慷慨长哦洗兵马，大功元属小心人”；一为宋宗室赵希翳与李渭道于淳祐己酉年（1249）同游定林寺时的题名；一为淳祐己酉刻工题记。[9]其中四方涉及记游，但多以定林寺为游玩目的地，左近的紫霞洞并未出现在相关记录中，此后一度成为紫霞洞标志性景观的泉水也远逊“八功德水”的声名。通过这些零散的资料，或可推测此一时期在钟山佛教环境中紫霞洞的真实境况。

朱湖洞最晚在元代已经进入地方知识系统。《至正金陵新志》卷一对钟山风物的介绍中曾提及朱湖洞，称：“道家八洞天之外有三十六洞天，其一朱湖洞天在钟山。”[10]作为道教洞天的朱湖洞与钟山的太子岩、茱萸坞、静坛、道士坞等并列，成为六朝以来钟山道教空间构成的一部分[11]。但除此之外，对这一洞天的世俗化描写在元代以前并未显著增加。

二、皇都记忆与仙洞更名

钟山仙洞得名紫霞洞被认为与明初南京城市政治的变迁有关。近代相传因隐居洞中的道士周颠曾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紫霞真人”而得名。这一记录应多是据紫霞洞后壁上戴师铎所撰碑刻回溯。1936年《大美晚报》刊载的一篇游记中收录了这方碑文：

钟山之阳，说法洞左，灵境天成，飞瀑雨注，其下有洞，锡名紫霞，相传自六朝以来，紫霞笼罩，元代羽士周典修真于此，尝为刘诚意伯师。洪武定鼎，锡封紫霞，真人建立寺观，供奉迄今，惟志乘阙焉未载，师铎既为之比专属联，昭兹来许矣。兹并次崖略，附洞额后，礼失求野，或不见诮于通人云。

乙丑季秋月，江宁戴师铎敬撰，益阳汤成阴敬书，江宁杨万源镌。[12]

碑文中提到的周典（周颠）是曾为明太祖朱元璋出谋划策的异人。《明史·方伎传》中载周颠仙事迹甚详：“周颠，建昌人，无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言无恒，皆呼之曰颠。……太祖遣使往庐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洪武中，帝亲撰《周颠仙传》纪其事。”[13]署名朱元璋的《周颠仙传》，立碑于庐山，记录了王朝初创时期周颠等僧道的异能、预言、疗疾等事迹。[14]明初周颠之类政治异人的大量出现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明史·方伎传》曾概述：“明初，周颠、张三丰之属，踪迹秘幻，莫可测识，而震动天子，要非妄诞取宠者所可几。”[15]成化至正德年间传奇道士尹蓬头在南都的活动或许是这一风潮的尾声。万历间葛寅亮在修复尹蓬头曾驻的南都官方道观朝天宫时，便建立过一条由周颠到尹蓬头的国朝高道脉络。[16]这些政治异人未必具有合法的道士身份，却通过异行与朱明王朝达成合作，兼具传奇和正统性，为明清南京城市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和宗教资源。

实际上，在周颠活动前后朱湖洞依然是钟山洞更为常用的名称。在周颠的传记中，也没有寄居紫霞洞的记录，仅提及他曾寄居蒋山寺，同处紫霞洞所在的钟山。这一集合了明初皇家仪式、丧葬等功能的区域，也是明代政治传说富集的所在。刘基（1311-1375）等重要的政治人物也出现在紫霞洞历史记忆的构建过程中。刘基字伯温，以字行，浙江省青田县（今文成县）人，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及诗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他以辅佐明太祖开创明朝而驰名天下。在民间传说中，刘基被附会为周颠的弟子。[17]又有传说称刘基曾在紫霞洞前得僧人指点，望见王气，后填燕雀湖筑城，建造新宫等。[18]明初政事和他们的宗教身份交融，蒙上了一层隐晦的奇幻色彩[19]。陈作霖（1837-1920）撰《可园诗存》中有《紫霞道院谒刘诚意伯像》。[20]1929年出版的《新都胜迹考》也提及紫霞道院祭祀刘基一事：“山腰有紫霞洞，原名朱湖洞，道书第三十一洞天也。仅一小庙，祀老君、吕祖、刘基、观音。”[21]可知直到清末民初，这段明初的政治传说依然留在紫霞洞的宗教景观中。

明初高道刘渊然也曾于紫霞洞附近活动。清人甘熙（1797-1852）《白下琐言》曾记录刘渊然奉敕告行的情况：“钟山告天石刻文，乃前明朝天宫道士刘渊然于钟山朱湖洞天告行，为追荐、设醮、祈茀之文。埋石山顶，凡二通：一书洪武三十五年（1402），一书永乐四年（1406），乾隆四十二年（1777）为樵者掘得报官，饬送朝天宫收藏。”[22]朱偰（1907-1968）的《金陵古迹图考》也曾回溯这段历史：“山阳正中为朱湖洞，一名紫霞洞，道书第三十一洞天也。今存说法、紫霞二洞，小院红墙，掩映于松林丛翠中，景至幽窅。紫霞洞可容数十人，旁有悬瀑，淙淙不竭，洵胜境也。其上曰茅草凹，有道士刘渊然告天石刻，今藏朝天宫。” [23]这些记载将朱湖洞和左近的道教遗迹勾连在一起。刘渊然（1351-1432）是明代最重要的道官之一，对于明初道教有着重要影响。[24]已有学者解析告天石刻与明成祖两次下令建醮活动的关系。[25]刘渊然选择朱湖洞天，可能既与钟山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它的道教小洞天身份相关。这一行为进一步凸显了朱湖洞天的道教属性，也为它环绕了政治色彩。

洪武年间孝陵的建设，对紫霞洞周围的建筑、地理环境也有重塑的作用。原本占据洞穴附近景观核心的佛寺、僧墓等建筑多有迁移。如洪武九年春，先徙蒋山寺于钟山朱湖洞南。因传说其地湫隘，非京刹所宜，后择地独龙冈东麓，西踞朱湖洞五里。[26]前述宋人颇为重视的八功德水也因明孝陵的建设而部分干涸。《万历应天府志》卷十五载：“洪武间，迁寺东麓。旧池就涸，（新泉）从寺东马鞍山下通出。”[27]但另一方面，服务于王朝政治的钟山景观的重构，并没有使紫霞洞获得进入世俗观览视野的机会。由于孝陵管理对钟山区域的控制，整个明代相关记游的活动极少，且多存在于明初孝陵建设之前。

明初帝王和官员的诗作中朱湖洞所代表的道教传统曾零星出现。朱元璋（1328-1398）诗《又赓戴安韵》中有“朱湖洞中仙，蟠桃径一尺”之句[28]。宋濂（1310-1381）《望钟山作简周先辈》诗前小序中曾提及：“春旭载和，钟山在望。道光泉之嫩碧宜嚥，朱湖洞之飞丹可寻。”[29]又其《题方方壶〈钟山隐居图〉》中写道：“飘飘方壶子，本是神仙伦。固多幻化术，笔下生白云。白云缥缈间，拔起青嶙峋。似是朱湖洞，笙鹤遥空闻。”[30]创作者显然颇为清晰朱湖洞所代表的道教传统，并将其和修仙、隐居思想密切地联系起来。明中后期的诗文中即使提及朱湖洞，也多是对明初历史的追溯，如朱应昌《孝陵行》言：“朱湖洞移宝公塔，实录大书笔如椽。”[31]此句讲述因修筑孝陵迁移宝公塔的旧事，至于作者是否到访朱湖洞则存疑。

总体而言，明初的政治记忆始终缠绕着钟山此后的道教景观塑造，这与此前南京城市史、佛教史研究中观察到的现象高度雷同[32]。由于钟山区域在明代作为皇家墓园的特殊背景，对洞窟的开发和探访活动颇为有限。但钟山作为洞天福地的知识在晚明小说等世俗作品中已普遍存在。例如，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卷十六云：“第三十一是钟山，名为朱日太生之天，在升州上元县。”[33]至于亲自探访紫霞洞和其侧的泉水的记录大量增加，还需等到清中后期道士入驻紫霞洞后才逐渐出现。

三、清代紫霞洞的道士活动

入清以后，虽然钟山的佛教氛围依然浓厚，但代表道教的朱湖洞亦逐渐融入对城市史的诠释。陈文述（1771-1843）曾将朱湖洞与句曲、林屋、良常并称为江南四洞天，并强调其六朝意蕴。所谓“江南两金陵，钟山实福地。中有古仙人，能话六朝事。”[34]陈氏不仅勾画了紫霞洞的洞天福地属性，也反映了他对南京城市历史的认知。这与清代建于此的紫霞道院题壁“六朝胜境”是一致的。

紫霞道院建立的具体时间暂不可考。但至迟在清晚期，已有相关游览的记录。[35]紫霞道院的建立或助推了紫霞洞之名的传播。马士图（1766-？）辑录的《金陵莫愁湖志》称钟山“又名金陵山，道书所谓‘朱湖大生洞天’也。”[36]朱湖洞天之名尚是钟山道教背景的来源。不过，至迟在同治年间，紫霞洞已作为朱湖洞的常用代称，被等同于道教的第三十一洞天。《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三云：“朱湖洞，一名紫霞洞，道书第三十一洞天也，其上曰茅草凹，有刘渊然告天石刻名、投龙简记。”[37]距离紫霞洞不远的茅草凹除了刘渊然事迹外，亦与道教有关。《上江两县志》载：“苻坚南寇至寿春，孝武帝祷神祈助处。”[38]《京沪宝鉴》称：“内供三茅祖师，春日朝山进香者甚盛。”[39]晚清以来钟山道教的发展或是以紫霞道院的建立为契机，而旁及邻近的山谷。

图2：南京紫霞道院[40]

图3：民国年间茅草凹与紫霞洞渐有混同之意[41]

光绪年间，紫霞洞所附道院曾留驻了一些文人色彩强烈的修行者。张士珩（1857-1917）《金陵三羽士录》中收录了紫霞洞道士刘一谷（约1829-1906）传记，以其为晚清南京文人化道坛交游圈的核心人物。刘一谷是安徽和州人，早年从军，四十余岁入道。曾从蜀客学丹诀，对《吕祖百字碑》、陈抟睡功、《道德经》等均抱有兴趣。传记感叹刘一谷在紫霞洞的活动对洞窟历史的重要意义：“或谓紫霞洞乏此胜，因后之志蒋山者将无少一段故事，谭二氏者将无少一重公案。”[42]陈作霖记游诗《春日出朝阳门登钟山憩三茅宫下寻紫霞洞饭上清道院过明孝陵归道访半山寺陟谢公墩得四首》中也提到了这位刘道士，并以优雅的笔触描绘了刘道士的生活环境，紫霞洞及洞外的瀑布、春花均出现在诗文的描摹里：

上山身入云，下山足践土。林深不见人，日色已亭午。山腰露楼阁，借问谁构宇。踰涧登峻坡，开山谒初祖。道士迎门揖，仙袂风为举。导观紫霞洞，曲曲穿房户。峭壁天削成，中空覆巨釡，悬崖挂水帘。晴天飞猛雨，喷薄眩耳目。清冷沁肺腑，顾兹岑寂境。山意自太古，春风点缀之。桃花增媚妩。落英随水流，潺湲归何所。莫引俗人来，胡麻饭刚煮。（刘一谷道士留午餐）[43]

陈作霖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山间洞穴和泉水的景致，并记录了与刘一谷共进午餐的场景。与其诗作《悼刘一谷、杨霦如两道士》中表达的深厚感情是一致的。除了陈作霖，刘一谷也与清末南京城的好道士人张士珩、秦际唐等交往甚密，可谓是晚清南京文人化道士的代表人物。这一文人化道士群体还包括三台洞陈永寿、二台洞杨理宽、硃砂洞刘永松等人，多集中在南京城北一线的山地中，呈现出与城南应付道士截然有异的道教传统。[44]

晚清汤濂（1822-1882后）曾游钟山紫霞洞，发现其中依然有“道士”活动。“再上而云起谷应，仰见紫霞洞居中，其外盘石上，羽士编钱为剑，洞中一羽士观书。天然半间屋，中供吕祖像，座上有医方数纸，叩其由，盖知医而不知道者。”[45]这位医者很可能在民国初年尚居于此。日本作家村松梢风（1889-1961）在民国年间访问紫霞洞时，曾记录了一位居住于此的老道士，此时已经九十七岁了。村松梢风记道：“一位年约八九十岁的老人独自居住着。老人戴着头巾，白髯飘拂，穿着破旧的道服。桌上放着两三本书。”这位作道装打扮的游医自述曾四方云游，在北京、上海栖居三十年左右，又在紫霞洞生活了二十余年，从医是其生活来源之一。[46]

紫霞洞附近的说法洞（又称观音洞）在清代也逐步得到发展。《总理陵园小志》称：“紫霞洞在明孝陵东北一里许，车马直达，有紫霞、说法二洞。”[47]《京镇苏锡游览指南》一书介绍紫云洞（少数资料称紫霞洞为紫云洞）、说法洞云：“紫云洞在陵墓之西，明孝陵之东，明孝陵路之北，即道书所称之‘第三十一洞天朱湖大生之天。’元时道士周典隐修洞中。相传周典尝为刘基之师，刘佐朱元璋建明帝业后，朱封周为紫霞真人。洞之左旁有泉清甘可引，洞外紫霞道院规制不广，祀老子、吕纯阳、刘基、观音菩萨，无儒释道之分。庙右有古说法洞，较紫霞洞宽敞，不及紫霞洞之著。其庵宇内祀观音、文殊、普贤三菩萨。庙前松柏葱郁，下有照墙，墙上题字，前曰‘六朝胜境’，后曰‘三教同源’。”[48]说法洞因志公禅师曾在此说法而得名，在清代为僧人所据。两洞相距不远，但依附的宗教传统各有偏重。

咸同年间的战争未曾波及紫霞洞一带山林，南京城郭附近诸山森林惟灵谷寺、万福寺、紫霞洞、明孝陵等处幸免于难。[49]紫霞洞的道院建筑因得以平稳过渡到民国年间，逐渐成为现代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

四、民国年间的改造

民国初年对钟山的行旅记录中，曾对紫霞洞的历史、宫观状况、宗教活动等有所记载。徐寿卿《金陵杂志续集》（1922，南京共和书局）称紫霞洞“内可容十余人。相传有紫霞笼罩洞口，故以是名。上有清泉从山涧下流，终日不绝。”[50]。语言学家陆衣言编纂的《南京游览指南》（1924，中华书局）中记录了紫霞洞和邻近的说法洞，依然呈现两洞间佛道相依的景况。“紫霞洞，在明孝陵的东边，钟山的南麓。进山门约半里许，就是百子桥。过桥上石级，进观音大殿。殿后有说法洞，洞中供志公像。洞旁有如意泉，及志公殿。出观音殿，由殿后小道，到老君殿。殿后就是紫霞洞，洞中可容十数人。洞旁有泉水，源源不绝。雨后泉水涌出，成为瀑布，非常好看。出老君殿，下石级，经过龙门桥还原路出山门。又百子桥的西南，有小路可通明孝陵。东南小道，可通中山陵。”[51]陆衣言很可能是根据自己游玩经历记录了这段行程，在民国年间对紫霞洞的记录中显得尤为详尽。此后《新都游览指南》（1928，上海大东书局）等书可能借鉴了陆衣言的记录[52]。

图4：《南京游览指南》所附紫霞洞照片，可见洞前房舍[53]

图5：紫霞洞前飞瀑、悬钟照片[54]

图6：南京紫霞洞瀑布[55]

紫霞道院在民国初年尚有道士居住。1916年《神州日报》曾提及道院中有一位倪道士，因罪远遁[56]。质夫的游记亦有描绘紫霞道院中游人占卜问卦的情形。[57]民国女作家石评梅（1902-1928）也曾记录自己在紫霞道院遇到的由四川峨眉山游行至此的疯道人，并提及紫霞道院中深邃阴凉的紫云洞（即紫霞洞）。[58]

1925年3月孙中山于北平逝世后，国民政府遵照他的遗愿，在南京为其修建陵墓。中山陵1926年开始兴建，1929年春建成祭堂等主要建筑，当年6月1日孙中山入葬，陵墓全部工程至1931年才告完成。1929年，紫霞洞被收归中山陵园管理。当年五月的《园务报告》曾详载此一过程：

接收紫霞洞

紫霞洞在明孝陵之东，绀宫碧树，地势隐秀，又有清泉，久旱常流。为京人士郊游停辔之地，旧有羽士在内主持，该处亦属陵园范围，一切田产树木，早已发价收买，日前由本园派人前往接收，并常雇夫役二人，专司扫除及供给游客饮料之责，现已开放矣。[59]

1933年傅焕光编写的《总理陵园小志》中详细记录了紫霞洞重修后的景观：“紫霞洞旁有悬瀑，银涛倒泻，直注方池，旧为道院，今修葺为游人休息之所。红墙显露于松林丛翠中，恍若紫霞，今更于其地植枫树、紫薇、紫荆、碧桃、梅花、杜鹃、石榴等，红葩绿叶，掩映岩壑；又其地石颇嶙峋，于石隙多植适宜花木，作山石公园之布置，当为陵园中特著风景。雨后观瀑，尤多奇趣。”[60]脱离了道观属性的紫霞洞，在新的城市建设概念的规划下，成为总理陵园的组成部分，变成了南京城市景观的一份子。[61]但实际上，道观的某些景观还残存在原洞窟建筑中。[62]紫霞洞在新旧观念的交汇下经历了对现代城市的适应化过程。

民国年间紫霞洞也曾短暂地被划为官员居所或防空要地，但是多数时候对民众开放。1930年还曾修筑入山的道路，以方便公众游观清泉悬瀑等景致。[63]湖洞相依的地理环境，使紫霞洞和邻近的紫霞湖成为本地人的夏日纳凉佳处。在《京沪路旅行指南》当中，紫霞洞被划归入中山陵路，与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等景观组成了旅游线路[64]。倪锡英、石评梅等文学家均曾留下关于紫霞洞的游览记录。作家对山谷中缭绕的云烟和夕晖的描写，[65]不禁令人遐想紫霞洞与道教洞府、仙境之间遥远而模糊的联系。

图7：民国年间紫霞洞是城郊远足的选项[66]

抗日战争期间，紫霞洞附近景观遭到进一步破坏，已难维持作为自然景观的风貌。目前可见的紫霞洞照片，多是抗战前所摄，记录了院墙、瀑布、古钟和洞口等场景，蜿蜒的山路将游览者引向道院院墙包围的洞穴，洞穴前的岩壁上瀑布颇为壮观，旁悬巨钟，洞口岩壁上有紫霞洞三个大字。这些图像为隐而不彰的小洞天留下了珍贵记录。[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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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白雪锋、许浩：《近代南京钟山风景区历史景观资源时空分布与演变研究》，《中国园林》2022年第7期，第139-144页。

[2] 底图为20世纪 30年代《南京市市区一万分一图》。引自“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联合目录》。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82/a5/b6.html。

[3] （宋）张君房辑，李永昇点校：《云笈七签》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17页。

[4] （唐）杜光庭编：《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册，第58页。

[5] （宋）李思聪编撰：《洞渊集》，《道藏》第23册，第840页。

[6] 《元始上真众仙记》，《道藏》第3册，第271页；《上清众经诸真圣秘》，《道藏》第6册，第797页。

[7] （宋）蒋叔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道藏》第9册，第693页。

[8] （宋）宁全真授，林灵真编：《灵宝领教济度金书》，《道藏》第8册，第812页。

[9]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文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323页。

[10] （元）张铉修纂：《至正金陵新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年，第157页。

[11] 关于钟山道观的概述，参见王鹏善主编：《钟山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40-241页。

[12] 戴师铎撰：《紫霞洞碑记》（注：碑文题名为作者所拟）。碑文见树三：《紫霞洞散記》，《大美晚报》，1936年10月29日。

[13]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册，第7639页。

[14] （明）朱元璋：《御制周颠仙人传》，王卡主编：《三洞拾遗》第17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1-6页。

[15]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第25册，第7633页。

[16] 贺晏然：《重塑“全真”：明代南京朝天宫全真堂的兴衰》，《宗教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76-83页。

[17] 树三：《紫霞洞散記》，《大美晚报》1936年10月29日。

[18] 陈炳云主编：《刘伯温传说》，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2年，第108 -109页。

[19] 张震麟曾搜集过《紫霞洞的传说》，惜未寻得。沈洪元主编：《中国民间名人录》上，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6页。

[20] （清）陈作霖撰：《可园诗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6册，第290页。

[21] （民国）周念行、徐芳田编，邓攀点校：《新都胜迹考》，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6页。

[22] （清）甘熙撰：《白下琐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

[23] 朱偰著：《金陵古迹图考》，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4页。该书最初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印行。

[24] Richard G. Wang, Lineages Embedded in Temple Networks: Daoism and Local Society in Ming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2.

[25] 龚巨平：《南京明代钟山告天文发覆》，《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77-80页。

[26] 何孝荣著：《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年，第315页。

[27]。（明）王一化纂、程嗣功修：《万历应天府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303页。

[28] 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334页。

[29] （明）宋濂著：《宋濂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页。

[30] （明）宋濂著：《宋濂全集》第5册，第1808页。

[31] 何毅群编著：《明孝陵 艺文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

[32] 罗晓翔著：《陪京首善：晩明南京的城市生活与都市性硏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

[33] （明）罗懋登著，陆树仑等点校：《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95页。

[34] （清）陈文述：《江南四洞天诗》，（清）陈文述撰：《颐道堂诗选》卷二十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9页。

[35] 根据《金陵三羽士录》紫霞道院道士刘一谷的传记，可以推测在同治以前紫霞道院已存。（清）张士珩：《金陵三羽士录》，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刊本，不标页。

[36] （清）马士图辑录：《金陵莫愁湖志》，南京：瀚文书店，1933年，第16页。

[37] （清）莫祥芝修、汪士铎等纂：《（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④》，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0页。

[38]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④》，第80页。

[39] 郑毅生著：《京沪宝鉴》，上海：中国工商服务社，1949年，第12页。《京沪宝鉴》又名《京沪指南》。

[40] 《铁路公报：沪宁沪杭甬线》，1928 年，第43期，第8页。。

[41] 《铁路公报：沪宁沪杭甬线》，1922 年，第64-66期，第8页。

[42] （清）张士珩：《金陵三羽士录》，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刊本，不标页。

[43] 《金陵三羽士录》，不标页。另可见（清）陈作霖撰：《可园诗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6册，第267页。

[44] 贺晏然：《冶山竹居与清末南京城市道教》，《南京学研究》2022年第1期（总第五辑），第148-161页。

[45] 王鹏善编著：《钟山诗文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7页。

[46] （日）村松梢风著，徐静波译：《中国色彩》，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08-110页。

[47] （民国）傅焕光编，任青点校：《总理陵园小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48] 陈日章编：《京镇苏锡游览指南》，上海：上海禹域出版社，1932年，第50页。

[49] 安开根主编：《南京农业通览》，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5年，第215页。

[50] （民国）徐寿卿撰，卢海鸣点校：《金陵杂志 金陵杂志续集》，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198页。

[51] （民国）陆衣言编：《南京游览指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16-17页。

[52] （民国）方继之编：《新都游览指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96页。

[53] （民国）陆衣言编：《南京游览指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54] 吴德广编著：《老南京记忆：故都旧影》，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据说水流可以推动“木鱼”撞钟，参见叔简：《紫霞洞》，《大公报(上海)》，1936 年9月13日。紫霞洞之水击铜钟的照片可见《风月画报》，1936 年，第7卷第21期。

[55] 《图画时报》，1928 年，第521期。

[56] 《快信》，《神州日报》1916 年4月6日，第0003版。

[57] 质夫：《金陵漫游随笔（三）》，北京《益世报》1927年10月28日，第5版。

[58] 董大中主编：《石评梅集》第2册，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56页。

[59] 园务报告（五月份）：《接收紫霞洞》，《中山陵园工作月报》，1929 年，第8期，第17页。

[60] （民国）傅焕光编，任青点校：《总理陵园小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61] 可参见《南京小志》对景观的描述。“此处旧为道院，红墙一角，显露于松林丛翠中，天半朱霞，翛然有致。” 南京市文献委员会编：《南京小志》，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1月，第109页。

[62] 树三：《紫霞洞散記》，《大美晚报》，1936年10月29日。

[63] （民国）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编，韩建国等点校：《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上）》，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322页。

[64] 姚逸云编：《京沪路旅行指南》，上海：世界出版合作社，1933年，第2页。

[65] 文学家们对紫霞洞的部分描写，可见黄强编著：《消失的南京旧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9-60页。

[66] 《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6年，第1期，第6页。

[67] 根据《钟山志》记载，“建国后，紫霞洞及附近地区被划入军事禁区。”王鹏善主编：《钟山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褚国锋，四川大学哲学博士，研究兴趣：明清道教史、宝卷文献学、道教古籍整理与思想研究。

贺晏然，江苏南京人。东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兼任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兴趣：明清道教史、明清道教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