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 末代皇妃文绣：第一个和皇帝离婚的女人

编者按：1931年10月22日，溥仪与文绣签订了离婚协议书，文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和皇帝离婚的皇妃。本文摘选自爱新觉罗·溥仪先生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详细记录了他与文绣结婚与离婚的真实细节。

当王公大臣们奉了太妃们之命，向我提出我已经到了“大婚”的年龄的时候，我是当做一件“龙凤呈祥”天经地义的事来接受的。如果说我对这件事还有点个人兴趣的话，那是因为结婚是个成人的标志，经过这道手续，别人就不能把我像个孩子似的管束了。

对这类事情最操心的是老太太们。民国十年年初，即我刚过了十五周岁的时候，太妃们就找了我父亲商议这件事，并且召集了十位王公，参与议婚。从议婚到成婚，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中间，由于庄和太妃和我母亲的先后去世，师傅们因时局不宁谏劝从缓，特别是发生了情形颇为复杂的争执，议婚曾有过几起几落，不能定案。

议婚的事提起了不多天，庄和太妃去世。剩下的三个太妃，对未来“皇后”人选，各有打算。主要的是一直不和睦的敬懿和端康之间发生了争执，两个太妃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个争执不单是由于老太太的偏爱，而是和将来自己的地位大有关系。敬懿太妃原是同治的妃，她总忘不了慈禧在遗嘱上把我定为承继同治、兼祧光绪的这句话，隆裕太后在世时不满不睬这一套，并不因为这句话而对同治的妃有什么尊重的表示，反而把同治的妃打入冷宫，是使她非常仇恨的。隆裕死后，虽然太妃被我一律以皇额娘相称，但袁世凯又来干涉“内政”，指定端康主持宫中，因此，敬懿依然不能因“正宗”而受到重视，她的夙志未偿，对端康很不服气。我和端康吵架时受到她的暗中支持，就是这个道理。议婚过程中，这两个太妃都把“册立皇后”问题看做取得优势的重要步骤，各自提出了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互不相让。

最有趣的是我的两位叔父，就像从前一个强调海军，一个强调陆军，在摄政王面前各不相让的情形一样，也各为一位太妃奔走。“海军”主张选端恭的女儿，“陆军”主张选荣源的女儿。为了做好这个媒，前清的这两位统帅连日仆仆风尘于京津道上，匆匆忙忙出入于永和宫和太极殿。

究竟选谁，当然要“皇帝”说话，这就是要“钦定”一下了。同治和光绪用的办法，是把候选的姑娘们都找来，站成一排，由未来的新郎当面挑拣，挑中了的当面做出个记号来——我听到的有两个说法，一说是递玉如意给中意的姑娘，又有说是把一个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到我的时代，经过王公大臣们的商议，认为把人家闺女摆成一溜挑来挑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改为挑照片的办法，我看着谁好，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

当然，过去未婚的皇帝这个做法也不能证明婚姻是完全由他自主的，慈禧就因为同治选的皇后不称她的心，到光绪选后的时候，便硬作主张，强使光绪不得不选了她的侄女那拉氏（隆裕）。所以，光绪的“自主”，不过走个形式。我这次选“对象”，太妃们本想事先取得一致意见再向我授意的，可是她们争执不下，结果倒达成临时协议，要让我自己做主挑一个。

照片送到了养心殿来，一共是四张。这四位姑娘的玉容，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模样，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桶子似的身段，脸部很小，实在也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也只能比一比谁的旗袍花色特别些。我那时既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我不费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这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比我小三岁，看照片的那年是12岁。这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这个挑选结果送到太妃那里，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她不顾敬懿的反对，非叫王公们来劝我重选她中意的那个不可，理由是文绣家贫寒，长得也不好，而她推荐的这个是个富户，又长得很美。这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名婉容，字慕鸿（后来在天津有个驻张园的日本警察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把慕鸿写成秋鸿，以后以讹传讹，又成了鸿秋），和我同岁，看照片那年是十五岁吧。我听了王公们的劝告，依然没走什么脑子，心里想你们何不早说，好在用铅笔画圈不费什么事，于是我又在婉容的相片上画了一下。

可是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结果荣惠太妃出面对我来说：“既然皇上已经圈过文绣，她是不可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给我两个呢？我不大想接受这个意见。可是禁不住王公大臣根据祖制说出“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我想这也是真的，中国皇帝历代也没有听说谁只有一个老婆，既然这是皇帝的特点，我当然要具备，于是我也答应了。

这个选后妃的过程，说得简单，其实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这样定下来的。定下了之后，王公们去找徐世昌，这位一度想当国丈的大总统，表示了同意，答应了到举行婚礼时给予各方照顾，这就是说，排场摆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时直奉战争发生了，婚礼拖了下来，直拖到民国十二年年初（阴历年前），这时徐世昌已经下台，而大规模的婚礼筹备工作已经收不住辔头，虽然筹备的王公们对二次上台的黎元洪总统不像对徐世昌那么信赖，可是还是大办起来了。

我知道有一部分大臣，事先对于准备采取这样大的婚礼规模，是以为不智的，认为这必定对社会发生一种刺激，弄不好很可能引起攻击，而徐世昌下台、张作霖败走后的当权人物是否肯给包庇下来，也还有疑问。但是事情的结果，却是出乎这部分人的意外，使大部分在徐、张下台后变成垂头丧气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不啻吃了一服还魂汤。

首先是民国当局答应给的支持，即使徐世昌在台上也不过如此。民国的财政部写来一封颇含歉意的信给内务府，说经费实在困难，以致优待岁费不能发足，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10万元来，其中两万，算民国贺礼。同时，“步军统领衙门”特派官兵担任警卫。计开：

“大征礼”随行警卫及荣源宅门前警卫官长两名，士兵十二名；

“淑妃进宫”沿途及神武门、“妃邸”门前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一十六名；

“行册立礼”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员三十四名，士兵四百五十八名；

“皇后凤舆”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兵三百八十余名；

“大婚典礼”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兵六百零一名；

“皇后妆奁进宫”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长二十二名，目兵二百零六名，“淑妃妆奁进宫”同上，在东华门、新安门前拦阻行人用官长八员，目兵一百名。

总起来，大约出动了陆军官兵二千四百九十八人次。另外，还有大批宪兵、警察、保安队、消防队，不必都统计了。

本来按民国的规定，只有神武门属于清宫，这次破例，特准“凤舆”从东华门进宫。

全部婚礼全部仪程是五天：

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时，淑妃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典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到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受贺。

在这个仪程之外，还有从婚后次日起连演三天戏。在这个礼仪之前，即十一月十日，还有几件事是预先做的，即纳彩礼，晋封四个太妃（四太妃从这天起才称太妃）。事后，又有一番封赏荣典给王公大臣，不必细说了。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在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步兵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72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

民国的头面人物的厚礼，也颇引人注目。大总统黎元洪在红帖子上大书特书“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共赠送礼物八件，计：珐琅器四件，绸缎二种，帐一件，联一副，其联文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已下台的前总统徐世昌也送了贺礼两万元和许多贵重的礼物，包括二十八件瓷器和一张富丽堂皇的龙凤中国地毯。另外，张作霖、吴佩孚、张勋、曹锟、颜惠庆……大批民国的军阀政客都赠送了现款和许多别的礼物。

民国派来大礼官黄开文，另有陆军中将、少将和上校各一名为随员，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的举动最是出色，他穿着一身西式大礼服，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代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就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当时许多报纸对这些怪事发出了讥刺的评论，这也挡不住王公大臣们的兴高采烈，许多地方的遗老们更如惊蛰后的虫子，成群飞向北京，带来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现金、古玩等等贺礼，其总数很难估计。重要的还不是钱，而是声势，这个声势大得连他们自己也出乎意外，以致又觉得事情像是大有可为的样子。

最令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以及太妃们大大兴奋的，是东交民巷来的客人们。这是辛亥以后紫禁城中第一次出现外交官员。虽然说他们是以私人身份来的，但这毕竟是外交官员。

为了表示对外国客人的观礼的重视和感谢，按庄士敦的意思，在乾清宫特意安排了一个招待酒会。梁敦彦（张勋复辟时的外务部大臣）给我拟了一个英文谢词，我按词向外宾念了一遍：

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的客人，朕感到不胜荣幸。谢谢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在这闹哄哄之中，我从第一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我又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我是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

除了这个想法之外，对于夫妻、家庭，我几乎连想也没想它。只是在头上盖着一块绣着龙凤的大花缎子的“皇后”进入我眼帘的时候，我才由于好奇心，想知道她长得是个什么样。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也没有什么陈设，三分之一的地方叫炕占去了。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连新娘子是什么样子也没兴趣看了——屋子又暗得很，也实在看不清楚。她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她一会儿，这个凤冠霞帔浑身闪着像碎玻璃似的反光，一声不响的“皇后”，令我觉得生疏得很。我又环视一下这个很不习惯的环境，不由得十分闷气。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起了我的养心殿，我开开门，回去了。

我回到了养心殿，一眼看见了裱在墙壁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那个问题又来了：

“我有了一后一妃，是成人了，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还有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宫里想些什么？我都连想也想不到。当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正为这些空前的声势、民国当局的怂恿和外国人的观礼而欢欣鼓舞幻想万千之际，我想的只是这类念头：

“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自己亲手要恢复我的祖业！”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早已存在于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这与其说是我对对方的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这是对于一个年轻妇女无法忍受的空虚。

我前面说过，我从结婚之后，并不时常和婉容、文绣接近。因为在宫各住各的地方，距离都挺远，她俩因此十分猜嫉（两个太妃的矛盾，当然对她们也有影响），每个人都以为我不在她那里的时候，必是在另一个那里（其实我不过在我自己那里）。特别是婉容霸道一些，总存心排挤文绣，文绣是比较老实的，受气的地方就少不了。我为了减少和婉容的啰嗦，曾经索性不到文绣的宫里去，婉容仍是不满意。到天津之后，闹得尤其厉害，有时三个人就不能在一起，在一起也不说话。

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之间的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这里是文绣在宫里写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心情：

文绣：吊苑鹿

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憩，忽闻囿鹿，悲鸣婉转，俛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以此鹿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开始了“宫妃”生活，因此，“君权”和“夫权”的观念，无疑是很深的。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要双重勇敢的行为。她破除万难，实现了离婚的要求，离婚之后，受到的压力仍然不少。有人说，她提出离婚是受家里人的教唆，是为了贪图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事实上，她家里的人给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见得比外来的少，她拿到的五万元赡养费，经过律师、中间人以及家里人的克扣、占用“求助”，也剩不了好多。她精神上受的，也许比这方面损失更大。甚至那些向她发出讥讽、辱骂声的人们中间，也没有少了觊觎那笔赡养费的人。比如她的一位哥哥，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他妹妹，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家受清帝恩达二百余年，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慢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汝随侍逊帝，身披绫罗，口餍鱼肉，使用仆妇，工资由账房开支，购买物品由账房开支，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费，试问汝一闺阁妇女，果有何不足？纵中宫待汝稍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裯，自是小星本分，实命不犹，抑又何怨……

这封信曾在“遗老”们之间传诵一时。文绣后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〇年，终身未嫁。

如果从表面现象上看，文绣是被“中宫”挤跑了的。这虽非全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婉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以从她求的乩辞上窥得一斑（文内金荣氏指婉容，端氏指文绣）：

婉容求的乩文

吾仙师叫金荣氏听我劝，万岁与荣氏真心之好并无二意，荣氏不可多疑，吾仙师保护万岁，荣氏后有子孙，万岁后有大望，荣氏听我仙师话，吾保护尔的身体，万岁与端氏并无真心真意，荣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顺便提一下，这种令人发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活动，在那时却是不足为怪的社会现象，在张园里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我后来住的“静园”里，就有房东陆宗兴设的“乩坛”。简直可以这样说：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所给我的。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入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曾预言我的“御容二十二岁入运，二十五岁将握大权。”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相法家说过我三十岁必定成大事。信不信由你，这都是我开倒车中得到的动力之一。

本文摘选自《我的前半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