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楼梦》进入日常生活

原创 徐雁平 南京大学出版社

编者按：小说这类闲书，看还是不看？若看，看多长时间？看哪几种？对于清代读书人而言，这是一个问题。

小说戏曲的销量，自明以来迅速上升，颇有“咄咄逼人”之势。“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小说戏曲成为民众“创造”的一教，不单是商业出版的成功，更是人心或社会风气的变化。当时许多知名文人欣赏小说戏曲的趣味基本上可以列入高雅一类，这之中，《红楼梦》备受关注，也许正是这一雅正欣赏趣味的表征。

《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一书第九章通过当时的文人日记及其他文献，揭示了《红楼梦》已成为清代读书人最喜爱的读物。当《红楼梦》进一步延伸拓展，进入日常生活，便逐渐形成了《红楼梦》丰富的“外部世界”。

《红楼梦》能引发好奇之心，关于本事、作者、成书时间、主旨的考证，最是清代读书人用心之处，这也是红学中索隐派或考据派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原因。蒋瑞藻考证包括《红楼梦》在内的系列小说，与这些小说包涵的掌故及自身的博物学特征有关。杨懋建（掌生）对《红楼梦》的热爱，与蒋瑞藻相似：

余自幼酷嗜《红楼梦》，寝馈以之，十六七岁时，每有所见，记于别纸，积日既久，遂得二千余签，拟汰而存之，更为补苴掇拾，葺成《红楼梦注》，凡朝章国典之外，一切鄙言琐事，与是书关涉者，悉汇而记之。

咸丰十年八月十三日李慈铭读《红楼梦》，遂回忆昔年读此书经历：

予家素不蓄此。十四岁时，偶于外戚家见之，仅展阅一二本，即甚喜，顾不得借阅全部，亦不敢私买。十七岁后，洊更忧疚，又多病，虽时得见此书，不暇究其首尾，而中之一二事一二语，镂心肾，锢惑已深。十年以来，风怀渐忘，人事亦变，遂有禅榻鬓丝之忏，要亦非学道所致也。

据此则可知李慈铭初读《红楼梦》时，在道光二十三年。杨掌生生于道光十一年，则至少在道光二十六年前后已经阅读《红楼梦》。李与杨二人，一在浙江，一在广东，皆是青少年时阅读，则这部令人“荡意佚志、意动心移”的小说经过嘉庆朝至道光前期“成年文人群”的阅读之后，已下移到人数更多的青少年读者群。十七八岁或前后几年是最易受小说戏曲影响的时期。李慈铭十四岁看《红楼梦》，蒋瑞藻十七岁看，杨懋建十六七岁看。就看《红楼梦》年龄而论，还有比李、杨、蒋更早者。江标光绪十年日记中有一段回忆文字：“少时看此二书（《聊斋志异》《红楼梦》），《卿斋》一过，不欲再阅，惟《红楼梦》一书，反复观玩，至今有十五矣，行箧中犹有此物。”光绪十年江标二十五岁，以此推之，则江标十岁前后已看《红楼梦》，若他记忆无误，他或是目前所见最小的《红楼梦》读者。然据江标光绪十六年日记所记，江标母对他管教严格，十四五岁时，始读江标父所藏书，平时买书，“有非应用者，怒不许买”，“故十余年来，积书至百箧……母未尝一书不知其目也”。在这种家教管教中，在这样的年龄段中，江标何以能看到并保存母亲眼中的“漏网之鱼”，仍不得其解；然从前文提及江标八岁能够《三国演义》文理，十岁能大致读《红楼梦》，也很有可能。合并观之，这几位青少年《红楼梦》读者的存在，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在证示其影响广泛且影响范围下移之外，可有探讨青少年情感史的价值，《红楼梦》对于他们而言，是奇书，更是“心灵读物”。

李、杨包括后来蒋瑞藻的阅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李、蒋都强调所阅之书不是家藏，而是外借，回忆的阅读经历，有近似的结构：为何要说到这一点或者还着意强调？或是一般读书人家及社会观念对《红楼梦》还是禁抑，或者阅读有年龄限制，故而闪烁其词；而“借阅”时时出现，证示《红楼梦》影响广泛。然还可追问：为何李氏的“外戚家”能见此书？为何蒋氏能辗转借到？那些人家（或处所）是否对《红楼梦》不予以管制？

清人读《红楼梦》，常爱屋及乌，连《红楼梦》续书也趁兴一起阅读，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王韬乘船从杭州到石门县。舟中无事，看《红楼梦补》。此天日记述《红楼梦补》一书大概，又有评说：“噫！《石头记》一书，本属子虚乌有，而曲曲写来，自能使有情人阅之堕泪，实由于笔妙意妙也。后来续者，如画蛇添足，均无可观，如《后红楼梦》《红楼复梦》《绮楼重梦》《红楼圆梦》《红楼梦补》，皆浪费笔墨，适为多事而已。”如此评说，可见他已阅《红楼梦》及其他续书。

庄宝澍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五日日记：“《红楼》说部空前绝后，宇宙妙文。曹雪芹传颦儿处，宜和太史公《项羽本纪》，将一腔悲愤，半世牢骚，尽情发汇，为愤王传杖，实为自己写照。伧楚不察，必使宝黛离而后合，作美满姻缘后梦。后梦瓦釜齐鸣，玉石淆杂，续梦、幻梦、重梦，奇思穷想，诲盗诲淫，祖龙再世，必一灭之，断不使毒焰再煽。”

光绪十五年海宁邹存淦撰《己丑曝书杂记》，记录其家师竹庐兵燹后所存书，其中“存目”中录小说等多种，《红楼梦》系列包括：《红楼梦》十六册、《红楼梦论赞》一册、《石头记评赞》四册、《红楼梦义约编》二册、《红楼梦类联集要》一册、《红楼梦赋》一册、《红楼梦竹枝词》一册、《红楼梦二百咏》二册。

《红楼梦》的脍炙人口，直接推进续书的生产消费及阅读，当然也刺激了官方的“系列查禁”。丁日昌同治七年在江苏巡抚任上先后两次查禁“淫词”小说，所开应禁书有269种之多；其中有《红楼梦》及相关系列如《补红楼梦》《红楼梦重梦》《续红楼梦》《增补红楼》《后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补梦》《红楼圆梦》。

在《红楼梦》及其系列的传播过程中，这部小说也逐渐从书斋半隐秘状态下的阅读变为公开场合中的旅途读物。王诒寿同治八年六月三十日日记：

傍晚归船，遣人至子炳处假《红楼梦》。子炳亦遣人送复竟山信来。夜间不能早寐，舟人纵横四卧，齁息声如雷，甚不耐。起，挑灯读《红楼》，至三更。

王诒寿其时在浦江作教谕，所看《红楼梦》是从“子炳”处借得，是在回山阴的船上读，且挑灯读至三更，书于是走入更广阔的空间，想明清以来，南方河道上来往的舟船上，看此等闲书的不是少数，已不完全是黄丕烈等在舟中看的那类书籍。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姚永概在天津候船至上海吴淞口，“候船不至，因购《红楼梦》阅之，消却旅愁”。次日船仍不至，继续看《红楼梦》。从日记所记来看，《红楼梦》似能轻易在天津候船处附近购得，应当是新型印刷出版技术使得《红楼梦》化身千万。

《红楼梦》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渐融入读书人的生活，如戏曲、小说、诗词创作中，也进入茶余饭后的闲谈。

《红楼梦》作为一种风雅的诗料，已经有诗人有“批量制作”，如嘉应黄昌麟《红楼二百咏》（百美新咏之类）、潘容卿《红楼百美诗》、邱炜萲《红楼梦绝句》等，鲍俊跋称黄氏之作“传有北宋波澜，诗得西昆蕴藉”，然此类作品基本是为文造情，有呈显才学的倾向。同时，此类诗作，也多有人关注，黄氏诗集有鲍俊等五人跋，邱炜萲诗集有三十七人题词、序跋。在此类之外，还有规模更大的“群体性制作”：

莆田吴氏，粤之鹾商也，富而好文，大开诗社。以《红楼梦》分得四题，各以七律咏之。卷以万计，糊名易书，延番禺洪日崖孝廉应晃评阅，取黄星洲等百人，各酬厚仪。先，番禺张兰士女史卷已列第一，及开弥封，主人以为女子压卷，恐遭物议，遂置第二，其实黄诗本不及张也。

这次诗社集会，诗题有《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眠茵》《晴雯补裘》；文中所及张兰士乃番禺张维屏（1780—1859）次女张秀端。《红楼梦》中的人与事进入诗社，成为创作的共同主题，至少要求参与者读过或部分读过这部小说，以上文字中“卷以万计”乃夸张之语，但人数对半折算或取其十分之一，也相当可观。

黄昌麟诗集在道光二十一年前已经成型，张秀端参与诗社活动或在此前，这些活动皆在广东发生，则道光年间，《红楼梦》在岭南读书人中已经是普遍流传了。

《红楼梦》也进入联语这种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杨恩寿同治元年二月廿四日日记：

秋舲（史宝恬）健谈，工谐谑。言现任湖北学使贾小桥（瑚）太史，有轻薄子榜其门曰：“姓名可补《红楼梦》，夫婿曾烧赤壁兵。”因“瑚”与“琏”俨兄弟行，而“小桥”与“小乔”同音也。

以上所述，可列入红学研究中的影响研究，《红楼梦》等如何融入读书人的生活，其丰富多样的“伸展”方式，在古代小说中应是独一无二。

据统计，乾嘉以来，评论考释《红楼梦》的笔记有二十多种，如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徐凤仪《红楼梦偶得》、裕瑞的《枣窗闲笔》等等，而在偶尔论及《红楼梦》的笔记也有二十多种。笔记中的《红楼梦》杂评，多有得自闲谈者，如《梦痴说梦》（光绪十三年刻本）有“梦痴学人”撰“小引”：“《说梦》始于庚午冬夜闲谈，所谈多系本书隐义。”一些闲谈，不但是红学的重要史料，自身也是很有意味的文学片段，可入“新《世说》”。邹弢《三借庐笔谈》记录与许伯谦讨论《红楼梦》之事，邹氏以为黛玉“天真烂漫”，宝钗则“矫揉其性”；许氏“尊薛而抑林，黛玉尖酸，宝钗端重”。所见不同，遂有争论：

己卯春，余与伯谦论此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秋试同舟，伯谦谓余曰：“君何为泥而不化耶？”余曰：“子亦何为窒而不通耶？”一笑而罢。嗣后放谈，终不及此。

这类关于《红楼梦》传播的掌故自嘉庆朝开始，时常出现。此外，就像《西厢记》《牡丹亭》出现在《红楼梦》中一样，《红楼梦》也出现在别的小说中，较出名的就是《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四回中，在这一回的“亮相”，是以被评说的对象出现，而作为“认真的态度”讨论的话题，则出现在小说《花月痕》中。

关于《红楼梦》的闲谈与掌故，可视为“新红学”的铺垫。蔡元培的索隐式《红楼梦》研究，就有掌故气息。蔡元培这一研究的萌芽及展开，在其日记中有记录：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日记：“《郎潜笔记》述徐柳泉（时栋）说《红楼梦》小说，十二金钗皆明太傅食客：妙玉即姜湛园，宝钗即高澹人。以是推之，黛玉当是竹垞。……宝琴是吴汉槎，汉槎尝谪宁古塔，故宝琴有从小儿所走过地方的古迹不少，又称见过真国女孩子。三春疑指徐氏昆弟，春者东海也。刘老老当是沈归愚。”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四日日记：“近日无聊，阅太平闲人所评《红楼梦》一过，金圣叹所评《水浒传》一过。圣叹自是隽才，斥《西厢》后四出为续部，甚卓。《水浒传》古本，则圣叹杜撰也。闲人评《红楼》，可谓一时无两，觉王雪香、姚梅伯诸人所缀，皆呓语矣。”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日记：“余喜观小说，以其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意内言外，寄托遥深，读诗逆志，寻味无穷。前曾刺康熙朝士轶事，疏证《石头记》，十得四五。近又有所闻，杂志左方，用资印证。固知唐丧笔札，庶亦贤于博弈。”

通过光绪二十二年日记所录，可知蔡元培所阅小说戏曲，或有一定数量。同晚清其他《红楼梦》爱好者一样，他对《红楼梦》续书、《红楼梦》诸评点都关注，只不过此则日记中蔡元培更重视评点而已。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日记所录，显示蔡元培是以“补正史之隙”读《红楼梦》，故以康熙朝士人轶事疏证小说。光绪二十四年日记中，他开列出林黛玉（朱彝尊）、薛宝钗（高士奇）、宝琴（冒辟疆）、妙玉（姜宸英）、史湘云（陈维崧）、宝玉（纳兰性德）、刘老老（安三）等名单，与光绪二十二年拟配名单，已有微调。如此变化，是因“近又有所闻”，所闻或得诸书卷，然从当时读书人讨论《红楼梦》的氛围来看，蔡元培“所闻”，很可能得自与友朋的闲谈。徐珂《清稗类抄》也有类似记载，或当时有此流行说法，或徐珂承袭蔡说。蔡元培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九月前在翰林院任职，“所闻”或得自同僚及京城其他读书人。

蔡元培在京城作《红楼梦》索隐式考证的同时，在上海汇集的一群文人也在以近似的方式谈论《红楼梦》。查蔡元培日记及年谱，蔡元培在翰林院期间与上海这批文人没有直接交往，所以京沪两地的《红楼梦》论说有相对的独立性。

孙宝瑄现存《忘山庐日记》中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光绪二十七年正月日记中有数次记录阅读《红楼梦》的心得，此年六月、十一月又再次论及，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日记中亦顺带评及。孙氏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日记云：

雨。枚叔过谈，夜深乃去。枚叔谓……世辄推许《石头记》一书，专言一家事，以为古今创格。余曰：是不奇。历朝史鉴，何尝非专言一家事？枚叔大笑。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日记中所记《红楼梦》闲谈较此前所记，旨趣有变化：

十二日，晴。日中，访叔雅。昳，与偕至金谷香，因邀彦复、枚叔及张冠霞至，小谈。枚叔辈戏以《石头》人名比拟当世人物，谓：那拉，贾母；在田［谐音载湉，指光绪帝］，宝玉；康有为，林黛玉；梁启超，紫鹃；荣禄、张之洞，王凤［熙凤］姐；钱恂，平儿；樊增祥、梁鼎芬，袭人；汪穰卿，刘老老；张百熙，史湘云；赵舒翘，赵姨娘；刘坤一，贾政；黄公度，贾赦；文廷式，贾瑞；杨崇伊，妙玉；大阿哥，薛蟠；瞿鸿玑，薛宝钗；蒋国亮，李纨；沈鹏、金梁、章炳麟，焦大。余为增数人曰：谭嗣同，晴雯；李鸿章，探春；汤寿潜、孙宝琦，薛宝钗；寿富，尤三姐；吴保初，柳湘莲；宋恕、夏增佑、孙渐，空空道人。

孙宝瑄、章太炎的《红楼梦》评论，已从家之史转到一国之史。光绪二十七年日记中“叔雅”是丁日昌子丁惠康，“彦复”乃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借小说论时局，国史与小说家言杂糅，有庄有谐，戏谐中可见当时闲聊氛围：章太炎将自己纳入，孙宝瑄将吴保初、兄长孙宝琦、好友宋恕添补。如此比拟，参与闲谈者必熟习《红楼梦》。

蔡元培与章太炎、孙宝瑄虽都是比附，但前者是考证索隐，是试图证实；后者只是借贾府中人物讨论时局，小说中的人物成为一种有特定涵意的修辞符号，特别是章太炎将自己比作焦大，小说已进入当下情境中，这一表述方式，在曾国藩的私下言谈中也出现过。

无论是较早的曾国藩，还是后来的蔡元培、章太炎、孙宝瑄等，皆将《红楼梦》中人物与政局关联；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比附方式，即将小说中人物与伶界作比照。

道光二十一年后，杨懋建在京城生活数年，有《京城看花记》行世，书中时以梨园优伶拟《红楼梦》人物，所见不下30处，如“秀兰，范姓，字小桐，今日之牡丹花也。美艳绰约，如当年蕊仙，而品格过之，风仪修正，局度闲雅，金粉场中，艳而能静，拟之《石头记》中人，大似蘅芜君”；“陈玉琴字小云，此碧桃花也，拟之《石头记》中人，极似宝琴，眉目肌理，意态言笑，无一不媚”；“德林字琯霞，虽无晴雯之艳，而性格近之，极似怡红院中林家小红”；“小香……潇湘馆中紫鹃也”。

这种虚实比照或对应的方式，隐约可见“诗坛点将录”的印迹，“诗坛点将录”借水浒一百零八将，提供一种文学批评或者以掌故娱乐大众的方式；以《红楼梦》中人物作比照，蔡元培态度认真，是考证，其他皆借《红楼梦》人物群像构造一套近似娱乐的方式。

本文节选自《清代的书籍流传与社会文化》，有删改

《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

徐雁平 著

原标题：《当《红楼梦》进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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