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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共和国：二战遗孤的社会实验

萨米埃尔·布雄、马蒂亚斯·加尔代、马蒂娜·吕沙

2023-11-27 11:47

【编者按】

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了一场重要会议，会议汇集了当时欧美诸国的教育界、慈善界精英，号召其进行一场社会实验，将二战中数以百万计的孤儿组织起来，让这些孩子形成自己的自治“共和国”，肩负“市长”“警察”等社会职责……在这一个个小小“政体”背后，教育家们试图在孩子们身上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看这些小小的身躯和头脑里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这次实验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遗憾落幕，但它给后世的教育改革、慈善事业管理、儿童心理学和人道组织行动方式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本文摘编自《小孩共和国：二战遗孤的社会实验》一书的引言《人道主义事业，还是教育的乌托邦？》，澎湃新闻经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1948年7月5日至10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号召下，大约40名参会者参加了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大会。会议举办于瑞士东北部地处外阿彭策尔州（Appenzell Rhodes-Extérieures）山区的特罗根（Trogen）。这里既远离战争的硝烟，又位于欧洲的中心，这个小城里有难得的自由。虽然彼时天气恶劣，但是那里的景象一片祥和，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而在康斯坦茨湖（Lac de Constance，亦称博登湖）的另一边，和德国交战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触目惊心。

此次会议的议题是少年儿童的身心重建。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的儿童数量有数百万之多，他们中有的人失去了双亲或单亲，有的人营养不良、被驱逐出本国或因战争致残；其中还有居无定所和失学的孩子，以及被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扭曲了的孩子。

这些儿童团体的领导人和儿童身心重建方面的专家聚集在“完好无损”的瑞士。人道主义组织已经在战区提供了急救服务、衣物、食品、药品，甚至还有学习用品。但是除了物质援助，人们还希望这些受到战争创伤的儿童能受到应有的教育，成为和平世界的未来公民。虽然这些孩子经历了战争悲剧，但是人们希望，他们不但能够原谅旧时代的大人，而且能学会他们前几代人没能取得的东西：与国际社会的公民相互合作、相互理解的意识。

1948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特罗根举行的这次会议，也是为了创立“裴斯泰洛齐儿童村”（le Village d’enfants Pestalozzi）这个乌托邦。这是瑞士理想主义者沃尔特·罗伯特·科尔蒂（Walter Robert Corti）在一位包豪斯风格建筑师的帮助下，从零开始搭建的儿童村。它由仿照当地民居风格建造的全新小木屋组成，就像童话故事中的村庄一般，就像《海蒂》（Heidi）这种人气作品里的人物小海蒂生活的地方一样。“裴斯泰洛齐儿童村”坐落在牧场中央，每幢房子都用不同的语言命名，这些名字都是像花儿一样美好的词语，有法语的“蝉”（les Cigales）和“鹳”（les Cigognes），意大利语的“匹诺曹”（Pinocchio）和“心”（Cuore），德语的“玩具交响曲”（Zur Kinder Symphonie），希腊语的“阿尔戈英雄”（Argonautes），还有英语的“踏脚石”（Stepping Stones），等等。这里是“小欧洲”，甚至是“地球村”——就像记者们那么称呼它的：每一座小屋都保护着被战争改变人生的孩子们，他们来自法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甚至来自曾经的敌国，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简而言之，这里就是联合国的缩影，欧洲各国国旗越过世界的裂痕，在这里一齐飘扬，而所有的孩子都擦干眼泪、手牵着手……

在战后种种问题的困扰下，“小孩共和国”的教育理念得以重新被激活，并解决了这些新开辟的儿童安置点的需求。这一教育理念的灵感来自于新教育运动，特别是受“自治”（self-government）思想的启发——这种“自治”甚至比“自我管理”更强调儿童的积极和全面参与。孩子们挥舞起铁锹和镐头、锤子和抹刀，耕种土地，建造村庄；他们组建并管理自己的“政府”（无论他们称它为“联合委员会”“市政委员会”还是“工会”等）；孩子们还有自己的“法院”、“警察部队”、合作社、报纸，甚至他们本“国”专有的货币。此举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并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不断有新闻媒体和电影把目光投向这些可能只有10岁的“小市长”“小法官”“小银行家”和“小国民议员”。他们似乎可以彻底改变世界、重塑举手民主。成年人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说，他们主动退出了这些属于儿童的小社会。对整个欧洲来说，在经历毁灭性灾难之后，这似乎是未来希望的信号。

在二战刚结束的大背景下，这种教育构想并不是空穴来风，特罗根的教师们也并非在一张白纸上从零书写“小孩共和国”的故事：在此之前，“小孩共和国”已经拥有一定的历史，在学校内外都有实践，对象主要是往往被认为不好管教，或是有生理缺陷的孩子，不过这些尝试的效果不一。这种教育模式确实可以与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联系起来：他们借鉴了保罗·罗班（Paul Robin）创办的“塞皮伊孤儿院”（l’orphelinat de Cempuis）和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 Ferrer）的现代派学校。还有一些“儿童村”受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例如奥地利的“红隼队”（Faucons Rouges），虽然它只是昙花一现、坚持了短暂的一个夏天；持续更久的实践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儿童村”，特别是约瑟夫·克塞尔（Joseph Kessel）记录的“卡法尔-耶拉迪姆（Kfar-Yeladim）儿童村”。还有实行天主教模式的儿童村，如爱尔兰牧师爱德华·J.腓纳根神父（Edward J.Flanagan）在内布拉斯加（Nebraska）建立的著名的“孤儿乐园”（Boys Town）。以其为灵感，诺曼·陶罗格（Norman Taurog）导演拍摄了同名电影，演员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扮演主角。还有更偏向新教式的“儿童村”，如霍默·莱恩（Homer Lane）在英国创建的“小英联邦”（Little Commonwealth），以及纽约弗里维尔（Freeville）以“不劳不获”（Nothing without labour）为校训的“乔治少年共和国”（George Junior Republic）。东欧国家也有类似的尝试，例如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为华沙的犹太孤儿建立的“儿童共和国”“孤儿之家”、安东·马卡连柯（Anton Makarenko）在苏联创立的类似组织。还有很多其他的实践案例。这种“小孩共和国”的模式其实是对一些教育实验的延续。这些实验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遭迫害之后，从那时起，开始有机构接纳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儿童，再加上西班牙内战中有大量难民儿童涌入法国，这些孩子也被接收，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送到儿童之家，这些儿童之家的经营模式有“小孩共和国”的影子，比如法国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的拉盖特城堡（Château de la Guette）或坐落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海岸上的“教育营地”（colonias escolares）。

过去，这种模式只是零散的尝试，但是在二战期间，尤其是在战争走向结束的那段时间，欧洲各国出现了大量这样的“儿童村”，它们接收受战争影响的儿童，并在新教育和“恢复”的旗帜下，用新的教育方式帮助他们重建身心。“恢复”这一表达很好地诠释了这块目前由废墟统治的大陆对重生的渴望。特罗根会议的参与者们分享了经验。这些“迷你共和国”一般的“儿童村”或“儿童城”在诞生之初，由于物质配给的不均衡，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是考虑到人们对教育的投入和有时堪称高涨到窒息的乐观情绪，这些物质上的困难也就不值一提了。在法国、瑞士、意大利、匈牙利和比利时，人们不谋而合地建立起“小孩共和国”，尽管创立者们互相分享教育理念，但他们的方向既大同小异，也各有特点，这一点从“儿童村”多样化的称谓中也可见一斑：在瑞士有“特罗根国际儿童村”，在法国有位于伊泽尔（Isère）的“老磨坊小孩共和国”，还有位于巴黎近郊法兰西岛大区（Île-de-France）的“小校村”（Hameau-école），位于上萨瓦省（Haute-Savoie）普令基（Pringy）的“西班牙儿童之家”，以及布达佩斯附近的高迪奥波利斯（Gaudiopolis），或称“儿童之城”；还有布鲁塞尔附近的“欢乐之城”（Cité Joyeuse），在意大利则有“儿童村”（Villaggio del fanciullo）、“儿童花园”（Giardino di infanzia）、“小孩共和国”（Repubblica dei ragazzi）和“学校”（Scuola-Città）……

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精英们聚集在特罗根时，的确是为了推广自治的教育模式，其推出的评论刊物《释能》（Élan，英文名为Impetus）第一期就聚焦特罗根的教育实验。该期封面以红色为背景，上面印着一个头戴毡帽的年幼少年的半身照片，封面上只印着一行标注：“他自治。”（Il se gouverne）封底告诉我们，这个男孩叫巴尔图米乌（Bartoumiou），10岁，“老磨坊小孩共和国”的“市民同胞们”叫他“夏洛特”，还说他：“没有胡须、没有拐杖和鞋子，只戴了一个小沿帽……长得像是查理·卓别林的替身。”正如期刊中的社论所说，是时候告别战争伤亡的“轰动新闻”了，即有关“残骸、破坏、毁灭和废墟，饥饿，需求不足、营养不良和饥荒，疾病、传染病、瘟疫和死亡”的种种，并由此建立起人道主义团结，迎接即将到来的“和平时代，它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建计划注入新的动力”。新成立的机构会担起像乐队指挥一样的角色，为教育重建事业巩固社会关系网，寻找和发放资金补贴，介绍有前景的教育实验案例，并寻求组织一次新的改革运动。

本书围绕1948年的特罗根会议，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分3个阶段进行叙述。第一阶段是1948年特罗根会议之前，一些示范性的教育成就将成为后来“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的支柱，这个组织将使各个国际儿童机构联系在一起。第二阶段是会议期间，重新定义新教育模式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最后一部分讲的是特罗根会议的影响，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小孩共和国”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前，就已经步入衰落。

首先，本书回溯了1948年出席或被代为出席特罗根会议的推动者们此前的经历。跟着这些“小孩共和国”的教育家和专家们的脚步，我们来到了欧洲的中心地带，追踪一些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整理的教育实践档案。从可以追溯到1939年的位于伊泽尔的“老磨坊小孩共和国”、特罗根的“裴斯泰洛齐儿童村”、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的“少年共和国”、“佛罗伦萨的学校”（la Scuola-Città de Florence）和法兰西岛隆格伊-安内尔（Longueil-Annel）的“小校村”，这4个机构都诞生于二战后不久。本书所关注的这些团体是一些比较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不过它们并不能概括这些教育机构的多样性。然而，所有这些机构的最初动力都是人道主义，他们与儿童救济和监护组织，包括国际救助儿童会（Union internationale de secours aux enfants，UISE）、瑞士顿（Don suisse）、美国救济（American Relief）等相联合，然后再由教育层面着手，帮助“小孩共和国”继续发展。

这些档案还展示了在不同时期参与教育实践的人，他们展现了一些在社会和意识形态上非常多样化的儿童团体。从一开始，我们就像是在玩“妙探寻凶”（Cluedo）游戏一样，将主要参与者的名字、出身和他们之间建立的联系串在一起，引人入胜的关系网就像一部战后间谍小说里的一样。谨慎的英国人佩姬·沃尔科夫（Peggy Volkov）、瑞士贵格会成员伊丽莎白·罗滕（Elisabeth Rotten）、中国教师庄均翔（M.Chuang）、热爱瑜伽的法国心脏病专家泰蕾兹·布罗斯(érèse Brosse）、意大利支持者安娜玛利亚·普林奇加利（Annamaria Princigalli）和前波兰学校校长贝纳德·杰维茨基（Bernard Drzewieski）为何要来特罗根？移民到密歇根州的爱尔兰人爱德华·J.腓纳根神父、梵蒂冈顾问帕特里克·卡罗尔-阿宾（Patrick Carroll-Abbing），还有在罗马附近创办了“奇维塔韦基亚少年共和国”的意大利牧师唐安东尼奥·里沃尔塔（Don Antonio Rivolta），他们三人有什么共同之处？精神病学家奥斯卡·福雷尔（Oscar Forel）和罗伯特·普雷奥（Robert Préaut）做了哪些评估？为什么两位匈牙利人日格蒙德·亚当（Zsigmond Adam）医生和加博尔·斯泰赫洛（Gábor Sztehlo）牧师最终退出了这场教育实践？在芝加哥附近建立了温内特卡（Winnetka）学校、还曾到苏联旅行的美国人华虚朋（Carleton W.Washburne）与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佛罗伦萨教授埃内斯托·科迪尼奥拉（Ernesto Codignola）有何精彩的对话？英国的格温德琳·E.切斯特斯（Gwendolen E. Chesters）女士是如何认识瑞士的沃尔特·罗伯特·科尔蒂和法国教师亨利和亨丽埃特·朱利安夫妇（Henriet & Henriette Julien）的？

如此多的问题，充分体现了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多少意想不到的关联。所有这些个体被激发，被动员到一项伟大的事业中，那就是帮助战争儿童受害者的事业。在这场全球冲突所造成的混乱中，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人们有责任去弥补战争对孩子们造成的伤害，他们在冲突中沦为无辜的受害者，对他们的救助应该超越地缘政治划分，即超越战胜国和战败国的界限。这些实践者来自许多国家，背景也非常不同，有神父、牧师、医生、心理学家、教师、开明的教育家，也有来自国际组织的专家、理想主义者、活动家、慈善家，有时这些人的政治观点甚至是对立的。本书在每一章中把他们带到读者面前，就像演员们登上舞台一样，我们循着他们的脚步，追寻他们鲜为人知的伟大实践历程。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档案，以及1948年特罗根会议一些与会者的记录，我们得以一遍又一遍地深入了解这场为期5天的特别会议。我们翻阅了报告、访问团的会议记录、观察报告，还有电报和其他文件。这些档案内容没有因意识形态、政治势力的干扰而被删减、处理，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一次完整的国际活动，并绘制出“小孩共和国”的地缘政治地图。在这些实践中，某些国家因经验丰富而表现突出（如意大利、法国），而另一些国家则较为重视这项事业带来的声望和意义，比如瑞士通过创建特罗根的国际“儿童村”及其发挥的相应作用，以弥补其二战期间“假中立”带来的影响。这些档案还向我们展示了那些曾一度受战争阴影笼罩的国家，如德国；那些由于冷战而逐渐退出该事业的国家，如东欧国家；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由于政治和教育理念的选择而没有参与该项目，如荷兰和英国。

会议还就儿童自主权、“男女同校”、“国际理解”以及监督员和教育工作者的培训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小孩共和国”的模式在经验交流中被打磨成型。大会没有就“共和国”（république）一词本身达成共识，最终选择了更为中立的“团体”（communauté)一词。另一方面，自治原则得以保留了下来，正如特罗根会议结束时最终一致通过的定义所表明的那样，这些经验可以成为新组织的一部分：“在现代教育和指导方法的框架内，以儿童、青少年积极参与团体生活为基础、通过各种方式将家庭生活与集体生活相结合的长期教育或再教育组织。”

在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即FICE。虽然它没有明确地采用“小孩共和国”的表达，但这个联盟实质上依然是最初的具有国际性质的团体组织“小孩共和国”。正如登上《释能》杂志封面的巴尔图米乌，儿童政府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和象征性的标签，不同于孤儿院、教养所和难民营，因为那些机构似乎并不符合成年人对于修复儿童战争创伤的期待，也没能补偿对他们的“道德亏欠”。

最后，我们关注了特罗根会议后各类“小孩共和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它们在随后的各种国际会议后的发展情况，无论是欧洲国家定期轮流举行的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大会，还是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发起的其他活动，如国际儿童营或国际教育家培训营。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歧和争议削弱了这项事业的进展，这一模式似乎成了一种教育幻想。冷战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教育理念带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色彩。另一方面，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很快就不得不应对来自东欧国家的“空椅”策略，同时还得面对一些国家拒绝参加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组织的国际活动的局面，一个例子是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从1949年开始组织的国际儿童营。因此，在“儿童村”内建立一个超国家组织的想法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紧张局势两方面的阻碍，这导致一些国家想要撤走自己国家的孩子们，希腊和波兰儿童的情况就是如此。此外，在欧洲，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有化”浪潮的大背景下，新的国家政策如社会保障制度兴起，趋势似乎成了“各家自扫门前雪”，“小孩共和国”在培养民主和国际理解方面的最初目标的实现因此被打了折扣。

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还面临多样化的公众及其不可避免的变化。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传图片展示的主要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但在成员的年龄范围上，创立或加入该运动的不同团体并不是一样的。当国际儿童营做出为数不多的尝试，试图将来自各西方国家的儿童团体，以及来自同一国家不同团体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时，这些差别显而易见。有的孩子年龄很小，如在老磨坊，有10-14岁的孩子，甚至有被视作“吉祥物”的更小的孩子；但在隆格伊-安内尔的“小校村”里，更多的是年长一些的青少年。但是，无论孩子们来时年龄多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战时的孩童都会不可避免地长大成人，会逐渐忘记战后的荒凉、痛苦以及重建的紧迫和乌托邦的美好。

20世纪50年代，由于成员群体的变化，“小孩共和国”必须努力重塑自己的形象，尽管孩子们无法完全摆脱战争对生活的阴影，但他们正试图甩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一些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仍然在讲述擦鞋童的生活（《擦鞋童》，Sciuscià)，或者那些因战争而不得不自生自灭的街头男孩的生活，以及其他青年形象的故事，这些电影主要关注青春期的动荡不安，但它们仿佛处于一种奇怪的健忘甚至否定中，对战争带来的一切置若罔闻。这些电影是：拉斯洛·拜奈代克（László Benedek）执导、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参演的《飞车党》（The Wild One，1953年）；安德烈·卡亚特（André Cayatte）执导、玛丽娜·弗拉迪（Marina Vlady）和贝尔纳·布里埃（Bernard Blier）参演的《洪水之夜》（Avant le déluge，1954年）；让·德拉努瓦（Jean Delannoy）执导、让·迦本（Jean Gabin）出演的《流浪狗没有衣领》（Chiens perdus sans collier，1955年）；理查德·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s）执导、格伦·福特（Glenn Ford）和西德尼·波蒂埃（Sydney Poitier）出演的《黑板丛林》（Blackboard Jungle，1955年）；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执导、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和娜塔莉·伍德（Natalie Wood）出演的《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1955年）；以及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导演的《不安分的年轻人们》（Les Tricheurs，1958年）。这些“善于社交”的年轻人被认为是闹腾的小混混，也就是1959-1964年著名的“黑夹克”（blouson noir）。这些流浪在社会上的孩子需要接受教育以走上正轨。人们仍然认为孩子们是受害者，但不再认为是战争造成的问题，而更多地认为是社会环境和原生家庭的问题。大家不再关注“小孩共和国”的概念，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帮派，比如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畅销书《蝇王》（Sa Majesté des Mouches，1954年）。这本书以自己的方式打破了卢梭的教育神话，也让人们对于“摆脱成人存在的儿童式社会能创造一个更公正世界”的幻想破灭：在同名电影里，孩子们因战事被困留在一座孤岛上，最终走向互相残杀，回到野蛮状态。

在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中，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在“小孩共和国”生活过的孩子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听到。在我们所获得的档案中，很难识别出这些孩子留下的痕迹，也很难了解他们在儿童团体中度过的年少时光，这与其他当代机构的存档情况不太相同，例如，大巴黎地区奥尔日河畔萨维尼（Savigny-sur-Orge）的监督教育观察中心所保存的自1945年起的儿童档案中就有许多文字记录和绘画作品。在现实中，尽管儿童是“小孩共和国”的中心，但他们的痕迹却是被歪曲的。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文件，如报纸、信件和漫画，往往是宣传的焦点，但在某些方面，却象征着在以成年人为主的政治项目上披了一层“儿童”的外衣。孩子们的话语仍然是被深度建构的，通常作为集体、团体的话语呈现，而几乎没有留下属于个体话语的空间。当然，若是仔细翻阅更多平淡无奇的文件，也会发现其中流露出孩子们自己的声音，我们可以借此看到“小孩共和国”的民主项目与孩子们实际经历之间的差距，例如在奇维塔韦基亚的青年大会上，在隆格伊-安内尔的“小校村”，或者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主持的国际儿童营中。

然而，儿童仍然是这段历史的核心。在这一时期，儿童处于战后重建进程的中心，特别是在反对暴力、身心重建和新地缘政治的形成方面。作为美好未来的种子，儿童相关的政治问题改由通过建设福利国家、恢复社会运作来完成。许多专家和专业人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战后的儿童身上，这样的努力具有象征意义，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实验性的”，尤其是当这些“战争受难儿童”失去父母，甚至是失去国籍的时候，总之是被俘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战争的结束是一道分水岭，在任何情况下，终战都不是恢复时间连续性的时刻，也不仅仅是一种过渡。这是重新定义、对抗和重新组合的时期，产生了很多新的关于儿童的“专家”知识；这也是卓越的跨国交流时期，各国各组织之间密集的交流，达成信息传递，并积累了新的护理和医疗教育经验。

因此，在战后不久，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专家围绕儿童和“儿童问题”，展开了专业的讨论：来自精神病学、心理学、法律、教育学、社会援助，甚至是慈善方面。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如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致力于研究儿童所遭受的心理上的痛苦。但我们也看到儿童领域出现了新型专业人员，如战争受难儿童之家的辅导员（原文的“儿童之家”使用了英文的“home”一词，以代表这些儿童之家更具现代性和家庭精神），他们从1944年起在日内瓦接受国际培训，由此，“专业的”教育家职业初步形成。医学和教育学之间的结合从来没有像战后这样紧密过，当时的重建工作需要一些能够在身体和精神上都为儿童提供帮助的专业人员，从而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从1946年起，“医疗—教育小队”的国际培训课程在瑞士开设了。关于儿童的研究形成了多学科的体系，例如，围绕神经症和其他因战争事件而产生的精神疾病的研究，以及对于极端情况下儿童组成帮派的心理研究等，这些研究以积极的形式使“小孩共和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