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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欧洲的郁金香狂热

查尔斯·麦基
2023-12-04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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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是苏格兰记者兼作家,1814年出生于苏格兰珀斯,在伦敦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为多家报纸和杂志工作。麦基的写作风格以幽默犀利见长,他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将引人入胜的故事描述和精辟的历史分析结合在一起,发掘其中深刻的道理和教训。《怪异的大众幻想与群体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为麦基的代表作,首次出版于1841年,是一部经典的社会心理学杰作。

《郁金香狂热》记录了17世纪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投机活动。当时的郁金香受一些达官显贵的追捧而成为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商品,许多人在一种病态的投机心理驱使下纷纷投入郁金香交易,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城市甚至为其开设了专门的交易场所。但很快这场狂热就以价格暴跌宣告结束,很多投机者因此而败光了家产,一贫如洗。作者在原书序言中曾写到,这“与其说是一段历史,不如说是一种幻觉的杂糅——只是一本关于人类愚蠢的伟大而可怕的书中的一章,这本书还有待书写”。

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怪异的大众幻想》,商务印书馆,2023年9月

郁金香——据说它的名字源自土耳其语,意为头巾——引入西欧的时间大约是在16世纪中叶,康拉德·格斯纳令其名声大噪,但绝对想不到随后它便让世界陷入骚乱。1559年,他在奥格斯堡的一处花园首次看到这种花,当时花园的主人是博学的赫瓦特顾问,一位收藏稀有外来植物的名人。花的球茎来自他的一位君士坦丁堡的朋友,在那里这种花一直都是人们的最爱。此后的十或十一年里,郁金香受到了富人们的追捧,尤其是在荷兰和德国。阿姆斯特丹的富人直接派人到君士坦丁堡求购郁金香球茎,并愿为之付出天价。1600年,从维也纳运来的根茎首次在英格兰落地。一直到1634年,郁金香的名气与日俱增,乃至如果一个人有钱却没有郁金香,那就证明他品味低下。许多有识之士都对郁金香情有独钟,包括庞培·德·安杰利斯和论文《论恒常》(“De Constantia”)的作者,莱顿著名的利普修斯。社会中产阶级狂热地追逐着它,即使是那些中等收入的商人和店主,也都开始竞相搜寻稀有的品种,炫耀自己购花投入的重金。哈勒姆就有位因此而出名的商人,他花费一半的财产购买了一株郁金花球茎,不是为了转手获利,而是为了放在自己的温室中供朋友们欣赏。

人们会想,这种花一定是有着某种伟大的品质,才会使它在精明如荷兰人的眼中变得那样珍贵。然而,它既没有玫瑰的美丽,也没有玫瑰的芳香——甚至都没有“香豌豆”的美,它的花期也没有两者持久。确实,考利对它大为赞赏。他说——

郁金香随之出现,浑身洋溢着欢乐,

却不恣意放纵,心高气傲,玩世不恭;

世界难以展现的色彩,都在这里绽放;

不仅如此,通过新的混合,她还能改头换面,

紫色和金色,蒙她照料

最华丽的刺绣,深得她心

她唯一的思量,就是赏心悦目,

艳压群芳。

这是一位诗人的描述,虽然并不是特别有诗意。在《发明史》(History of Inventions)中,贝克曼以更忠实的笔触描绘了它,其散文的形式比考利的诗更加有趣。他说:

鲜有植物像郁金香一样,能通过偶然、削弱或病态变得多姿多彩。在自然状态下,未经栽培的它几乎只有一种颜色,长着大叶子,还有一根特别长的茎。但经过人工栽培的削弱后,它反而在花匠的眼中变得更加赏心悦目了。花瓣变得更白,更小,更多彩;树叶也变成了更柔和的绿色。因此,这个文明的杰作,变得越美丽,长得就越羸弱,以至于即便借助最高超的技巧和最仔细的照料,它也几乎无法移植或养活。

很多人都会不知不觉地依恋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的东西,就像母亲通常会偏爱体弱多病而非健康强壮的孩子。这些娇弱之花能被人们大加吹捧,同样可根据这一原理来解释。1634年,荷兰掀起了一场郁金香狂热,乃至国家正常行业都遭到了冷落,全体人民,甚至最底层的人渣都加入了郁金香交易。随着狂热的加剧,价格也随之上涨,1635年,人们要投入10万弗罗林(弗罗林,欧洲曾通用的一种金币。1252年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诞生,后来成为荷兰官方流通货币)才能购买到四十株球茎。然后必须按一种比谷粒还小的重量单位佩里特来出售。一种叫作“海军上将里弗金”的郁金香重400佩里特,价值4400弗罗林;“海军上将范德艾克”重446佩里特,价值1260弗罗林;“小孩子”重106佩里特,价值1615弗罗林;“总督”重400佩里特,价值3000弗罗林;此外还有最贵的“奥古斯都万岁”,重200佩里特,最低要卖到5500弗罗林。“奥古斯万岁”很受欢迎,甚至劣质的球茎也能卖2000弗罗林。据说,1636年年初时这种球茎全荷兰只有两株,而且还不是最好的。一株掌握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商人手中,另一株在哈勒姆。投机商们十分迫切地想得到它们,其中一个甚至为哈勒姆的郁金香付出了12英亩建筑用地的所有权。阿姆斯特丹的那株卖了4600弗罗林,以及一辆新马车、两匹灰马和一整套马具。亨廷是当时一位很勤奋的作家,他就郁金香狂热写了一本长达1000页的书,其中有一份清单,记载了为购买稀有品种“总督”的单株球茎而支付的物品及其价值:

之前未在荷兰,却恰逢这种傻事达到极致时回来的人,往往会因为不知情而让自己陷入尴尬的窘境。布兰维尔的《游记》(Travels)中记述了一件类似的趣事。有一位富商,他是为数不多拥有稀有郁金香的人,十分引以为豪,有一次,他收到了一批从黎凡特运来的昂贵货物。到达的消息是由一位水手送来的,两人见面的地方就在他的账房,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物。富商为了嘉奖水手带来了好消息,就慷慨地送给他一份精美的红鲱鱼早餐作为礼物。这位水手应该非常喜欢洋葱,他看到富商柜台上放着的一株球茎很像洋葱,想当然地认为洋葱不应当放在丝绸和天鹅绒中间,他巧妙地瞅准时机把它塞进了自己口袋,当作红鲱鱼早餐的佐料。他带着奖品离开了,走到码头去吃早餐。他刚走,富商就发现丢失了珍贵的“奥古斯都万岁”,价值3000弗罗林,或大约280英镑。全家立刻陷入一片混乱;到处寻找那株珍贵的球茎,却无功而返。富商非常痛苦。第二次搜寻也毫无结果。最后有人想起了那个水手。

悲痛的商人一听到这个建议就跑到街上,惊慌的家人紧跟着他。那个水手真的是头脑简单!完全想不到隐藏。他被发现时就静静地坐在一圈绳子上,嘴里嚼着最后一口“洋葱”。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这顿早餐足以养活整艘船的船员十二个月;或者,用失窃商人自己的话来说,“能够奢华地宴请奥兰治亲王和整个总督府的人”。安东尼把珍珠溶解在酒中,为克利奥帕特拉的健康干杯;理查德·惠廷顿爵士为取悦国王亨利五世,也干过同样华丽的蠢事;托马斯·格雷沙姆把钻石溶解在酒里,在伊丽莎白女王开设皇家交易所时为她的健康干杯,而这位淘气的荷兰水手的早餐同样出色。不过,与那些大手大脚的前辈相比,他还有一项优势:他们的宝石并没有提升酒的口感和健康程度,而他的郁金香和红鲱鱼搭配起来却更加美味。对他而言,整件事最不幸的部分在于,他被商人指控犯有重罪,因此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

还有一个关于某位英国旅行者的故事同样滑稽可笑。这位先生是业余植物学家,碰巧看到一个荷兰富人的温室里放着一株郁金香球茎。由于不知道它的珍贵,他就拿出小刀,想剥下外皮在上面做一些实验。当他这样把球茎剥到只有原来一半大小时,又把它一分为二,从头到尾,他对这颗未知球茎的奇异外表做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评论。突然,主人向他猛扑过去,怒气冲冲地质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剥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洋葱”,这位哲学家回答道。“该死的混蛋!”荷兰人说,“这是‘海军上将范德艾克’。”“谢谢您,”旅行者说,拿出他的笔记本记下了这个名字。“这些海军上将在你们国家很常见吗?”“去死吧,笨蛋!”荷兰人抓起那位吃惊的科学家的衣领说,“跟我去见市政官,你会知道的。”不管这位旅行者如何抗议,他还是被拉上了大街,身后跟了一大群人。来到治安法官面前后,他才吃惊地得知,他做实验的那株球茎价值4000弗罗林;尽管他竭力要求减轻罪责,但还是被关进了监狱,直到他为这笔钱筹够了保证金才被释放出来。

1636年,对郁金香稀有品种的需求大幅增长,以至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哈勒姆、莱顿、阿尔克玛、荷恩等地的股票交易所都设立了销售的常规市场。赌博的迹象开始渐趋明朗。股票经纪人在把握新的投机生意上总是十分敏锐,他们利用一切熟知的手段大量买卖郁金香,以此引起价格的波动。起初,就像所有的赌博狂热一样,信心高涨,所有人都盈利。郁金香投机商利用郁金香存货的涨跌进行投机,在价格下跌时买进,在价格上涨时卖出,从而获得巨额利润,许多人一夜暴富。一个诱人的金饵悬在人们面前,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冲向郁金香市场,就像围绕着蜜罐的苍蝇一样。每个人都认为,人们对郁金香的热情会永远持续下去,世界各地的富人都会来到荷兰,为郁金香倾其所有。欧洲的财富都会集聚在须得海沿岸,贫困会在荷兰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消失。贵族、市民、农民、机械师、海员、男仆、女仆,甚至扫烟囱的人和制作衣服的老女人都卷入了郁金香生意。各个阶层的人都把自己的财产换成现金,投资在花上。房屋和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或者在郁金香市场上以支付交易的形式转让出去。外国人也被同样的狂热所吸引,钱从四面八方涌入荷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逐渐上涨:房屋和土地、马匹和马车以及各种各样的奢侈品都随之增值,有好几个月,荷兰就像是普路托斯的前厅。交易运作变得如此广泛和复杂,以至于人们认为有必要起草一套法规来指导交易商。公证员和办事员也有所指派,专门为交易的权益服务。但在一些城镇,公证人的任命几乎不为人所知,郁金香本身就能担任公证人的职务。在一些更小且没有交易所的城镇,主要的“展示场所”通常选在一些重要的酒馆,在那里,高价和低价的郁金香交易均有,在讨价还价中成全他们奢华的娱乐。这些宴会有时会有两三百人参加,每隔一段距离就在餐桌和餐柜上放几大瓶盛开的郁金香,供他们在用餐时欣赏。

不过,那些更谨慎的人最终还是开始意识到这种愚蠢的行为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富人买花不再是为了养在花园里,而是以百分之百的利润再卖一次。可以预见到,最后肯定会有人输得很惨。随着这种信念的传播,价格应声下跌,再也没有上涨。商人们的信心被摧毁了,陷入了普遍的恐慌。A之前与B签订合同,以每株4000弗罗林的价格购买十株“奥古斯都万岁”,六周后付款交货。B在约定的时间准备好了货物;但价格已经跌到了300或400弗罗林,于是A拒绝支付差价,也不接受到货的郁金香。在荷兰所有的城镇,每天都有违约者的名单出现。几个月前,成百上千的人还在怀疑这片土地上是否还有贫穷,现在突然发现他们手中只有那点球茎,而且即使以原价四分之一的价格出售都无人眷顾。四处都有痛苦的呼叫,人们都在相互指责。少数几个设法致富的人都隐藏了财富,以免被他们的同胞们所知,他们把钱投资到了英国或其他的基金。许多人曾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卑微的生活中挣脱而出,现在却又被抛回到了他们晦暗的起点。家境殷实的商人几乎沦为乞丐,许多达官显贵眼看着自己的家产彻底败落,无法挽回。

第一波警告过后,几个城镇的郁金香持有者召开了公共集会,讨论如何采取最好的措施来恢复公共信用。大家一致同意从各地派代表到阿姆斯特丹,和政府商讨解决混乱的办法。政府起初拒绝干预,只是建议郁金香持有者内部自行制订计划。为此,人们召开了几次会议;但都没有商议出让被骗者满意的结果,也没有提出弥补受害者哪怕是一点点损失的方略。每个人都在抱怨和谩骂,所有的会议都沦为激烈的争吵。不过,最终经过无数的争吵和挤兑后,聚集在阿姆斯特丹的代表们一致同意,所有在狂热顶峰或1636年11月前签订的合同都应宣布无效,在这一日期之后签订的合同,买家只要付给卖家10%的货款就可免除他们之间的约定。这一决定并不能让人满意。那些手中积压着郁金香的卖家当然会不满,而那些原本承诺要购买的买家也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曾经价值6000弗罗林的郁金香现在只要500弗罗林就能买到,因而,那个10%的比例比实际价值还要多出100弗罗林。全国上下的法院都有各种威胁破坏合同的诉讼,但法院都拒绝受理这种赌博性质的交易。

这件事最后被提交到了海牙的省议会,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这个机构的智慧能够想出一些重塑信用的措施。但这个望眼欲穿的决定却迟迟没有下文。议员们一周接一周地研究讨论,终于在思考了三个月后宣布,他们在获得更多信息之前无法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他们建议,每位卖家都应在有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按照约定的价格将郁金香实物卖给买家。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那就将郁金香公开拍卖,并由最初的合同签约者承担实际价格和合同规定价格之间的差价。这正是代表们推荐的方案,并且已证明是没用的。荷兰没有执行强制支付的法庭。这一问题在阿姆斯特丹提了出来,但法官们一致拒绝干预,因为赌博中签订的债务在法律上不予承认。

事态由此平息了。政府没有能力找到一个补救办法。那些不幸的人突然意识到手中还积压着大量的郁金香,他们只能尽可能达观地承受自己的损失。那些盈利的人被允许保留所得,但国家的商业遭受了重创,很多年后才得以恢复。

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类似荷兰的情况。1636年,伦敦交易所公开出售郁金香,投机商们在阿姆斯特丹的采购价有多荒谬,他们就要竭尽所能在此把价格抬到多高。在巴黎,投机商们也在竭力制造一种郁金香狂热。他们在这两个城市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然而,榜样的力量却让这些花大受欢迎,在某个阶层的人们那里,郁金香自此就被视为这片土地上最珍贵的花。荷兰人仍然以对郁金香的偏爱而臭名昭著,而且还在继续为它们付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高的代价。富有的英国人会夸耀他的优质赛马或古画,而富有的荷兰人则会吹嘘他的郁金香。

在今天的英国,如果一朵郁金香卖得比一棵橡树还贵,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假如发现了一种世所罕见的郁金香,比朱文纳尔笔下的黑天鹅还要黑,那它的价格能抵得上12英亩玉米。在苏格兰,根据一位作者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版附录中提供的权威信息,17世纪末时郁金香的最高价为10基尼。自此之后直到1769年,郁金香的价格似乎都在不断下降,当时英国最昂贵的两个品种“唐·克维多”和“瓦伦丁尼尔”分别只有2基尼和2.5基尼。这似乎是最低的价格了。1800年,单株球茎的正常价格是15基尼。1835年,一株叫作“范妮·肯布尔小姐”的球茎在伦敦公开拍卖,售价75英镑。在切尔西市国王路,某位园丁的一朵郁金香价格更令人瞩目——其商品目录上的标价为200基尼。

    责任编辑:钟源
    图片编辑: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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