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灿烂开放的隋唐世界——“孙英刚精讲隋唐史”新书分享会

11月25日，朵云书院旗舰店举办了“走进灿烂开放的隋唐世界——‘孙英刚精讲隋唐史’新书分享会”。会上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英刚从“世界主义”和“佛教帝国”两个特点入手，带领读者朋友穿越时间，返回唐时的长安城，尝试以一个唐朝人的身份重新审视这个中国文明史上的黄金时代。

一、律令严明的唐朝

在大家的印象中，古代中国似乎一直是一个专制社会，但其实至少在唐代，中国的法律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唐朝可以说是一个律令社会，非常讲究律法和制度。初唐的律法具有一定权威，甚至能平衡皇权，唐太宗非常强调法律的严肃性，抑制“朕即法律”的冲动，这是大唐盛世法律基础。自汉魏之际到盛唐的四百余年中，法制领域出现了一个连绵不绝且逐浪高涨地强调法典作用和地位的历史运动。法典作用和地位的持续上升，至唐永徽二年（651）及开元二十五年（737）臻于顶点。尽管在现代人看来，三省六部制并不值得称道。但其实拉长时间线，我们会发现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的行政机构就已经做到了权力的相互制约与平衡。

我们以前对科举制度有非常多的批评，甚至认为它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化，实际上这污名化了科举制。科举制度其实就是一种文官考试制度。一般有三种办法来选拔文官：一是考试，考察官员的综合实力，比如唐朝的选拔标准包括书（书法）、言（言辞）、身（外貌）、判（判断力）；二是选举；三是荐举，即看出身。在科举制诞生前，唐朝官员多由世家大族举荐——他们当然只会推荐自己人，因此唐朝无疑是一个贵族社会。唐代的科举制度在最初并没有改变贵族社会的本质，相比寒门子弟，士族子弟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优势准备考试，让科举变成有利于自己的新的游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在唐朝之后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崛起，取代了以前依靠家族出身决定政治前途的贵族阶层。

近代英国开始进行文官考试制度的时候，考试的内容还不如我们的科举制度——英国考《圣经》。所以我们要批判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考试的内容。孙老师说：“我们会非常多地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通过似是而非的逻辑联系在一起。认为事件B是事件A的结果，事件A要为事件B负责。其实我们仔细回想地话，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二、“世界主义”的唐朝人

孙老师提到，中国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可以算得上是最开放包容的文明之一。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最常用来描述唐朝的概念。这种世界主义的特质是浑厚、包容，唐代尤其是盛唐之前，唐朝人没有强烈的华夷之辩、士农工商的阶层观念。唐太宗认为四海之内不论华夷，都是自己的子民。彼时盛行的佛教强调众生平等，部分化解了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以及华夷之间的壁垒。陈寅恪认为这种文化融合和再造，不只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更是高度发达的知识和信仰体系之间的磨合。唐朝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中两个都不是汉人。李白来自碎叶，白居易则是龟兹人。唐朝开放的文明体系，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在唐朝获得成功。

更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粟特人（Sogdian）。这些被称为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的族群，“利所在无不至”，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粟特人后来逐渐融入汉人之中，这或许是中国人善于做生意的部分基因来源。

粟特康国人生下儿子一定会在他们的嘴里放糖块，手中放明胶（用牛羊等动物的皮熬制而成），寓意孩子长大后嘴巴像吃了蜜一样甜，手上像有胶一样不会漏钱，能在生意场上无往不利。男孩子一般五岁就开始读书写字，再长大一些就要学习商贾之道，二十岁就会被送出国经商。正是在这样的商业精神感召下，从北朝到隋唐，粟特人几乎垄断了欧亚大陆的贸易，是陆上丝路的贸易担当。粟特人深谙金融之道，还会放贷生息。《册府元龟》记载，长庆二年（822）“京师内冠子弟”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很多贵族官僚子弟都欠了粟特人的钱，一度引起政府的关注。

粟特人也为唐朝带来了多种多样的宗教信仰。粟特人信仰的宗教主要是琐罗亚斯德教，我国古代史籍把祆教称为“拜火教”“火祆教”“波斯教”等，将其崇拜的神“阿胡拉·马兹达”称为“火神”“祆神”“胡神”等。日本汽车品牌“马自达”的名字便来自阿胡拉·马兹达。“马兹达”（Mazda）与马自达创始人松田重次郎的姓氏“松田”的英文（Matsuda）相近，其车标则是“法拉瓦哈”（琐罗亚斯德教最为知名的标志）的简化。

粟特人极擅长幻术表演，教在中国风俗中也留下了不少痕迹。比如“七圣刀”，其实就是祆教的神幻术仪式。武周时期，睿宗李旦被人诬陷谋反，一位名叫安金藏的粟特乐工挺身而出，抽出佩刀自剖其胸，五脏并出，流血满地，气绝倒地。局面闹大，武则天听闻，赶紧命人把他抬入宫中让御医治疗。医生把五脏放回他的腹中，又以桑皮线缝合并给伤口上药。过了一晚上，安金藏又活过来了。安金藏的壮烈举动激活了武则天的亲情人性，她对安金藏说：“吾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下令停止审问，李旦躲过一劫。

睿宗景云年间，安金藏多次升官，最后升至右武卫中郎将。玄宗即位后，追思安金藏忠节，下制褒美，擢升右骁卫将军，并且让史官把他剖腹的事迹整理记录下来。玄宗破例封其为代国公，为其树立烈士台。安金藏的忠心和壮烈给玄宗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许也是他信任安禄山的一个原因。

唐朝包容的特点，还能体现在对外来政治理论的吸收运用上。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宗教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统治者才是好的统治者。转轮王就是佛教的理想君主，用中国本土的说法，就是真命天子。正如九鼎是天子的身份标志，七宝是转轮王的身份标志。武则天登基后，就曾为自己加尊号“金轮圣神皇帝”，并在朝堂上设置七宝。这些都是武则天在强调自己佛教转轮王身份的表现。“金轮圣神皇帝”这个尊号表明武则天既是儒家的皇帝，又是佛教的转轮王，集两大理论体系于一身。武则天甚至把自己的皇位继承人李旦的名字，改成了“武轮”。

三、被忽视的佛教

历史上有两次对中国文明系统全面的冲击，一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入侵，另一次就要属汉唐时期佛教的传入。佛教改变了中国人的语言系统、生死观、音乐理论、政治理论、宗教信仰等。比如唐朝人的词汇中引入了很多佛教概念。“世界”本就是一个佛教词汇，原指在一切时间、空间发生的事情。此外还有“因果”“导师”“天花乱坠”，包括我们现在表示笑声的“呵”，都是由翻译佛经带入中国文明的。

中国人庆祝生日这一风俗便是受佛教的影响。佛教讲究众生轮回，因此一个人来到世界的时间点很重要。隋文帝也是中国第一个庆祝生日的皇帝。隋文帝庆生的原意是为了感谢父母生育自己的恩德，而到了唐代又出现了天长节，是为了庆祝唐玄宗的生日，现在日本人仍在天长节庆祝天皇的生日。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论述，主要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学说的框架下进行。统治人民的君主是“天子”，天授符命于天子，天子顺天命统治人民。君主是否拥有统治人民的符命，有赖于图谶和祥瑞的解释；君主受命于天，统治有方，致天下太平，则可以封禅泰山（或中岳嵩山），向上天报告。在这一体系之中，“天命”可以转移，若君主所作所为违背天道，则有灾异示警。若君主不思反省，则天命会被上天剥夺，转入异姓。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佛教与功德有关系，如果累世修行积累足够的功德，就可以获得一定的果报。君主为什么能当皇帝呢？就是因为累世修行积累的功德。佛教改变了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在新的世界（时间、空间）中，为世俗界的君主们提供了将自己统治神圣化的新理论，也为君主权力在世俗和神圣两界的扩张提供了条件。

佛教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描述，以及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在数百年中，对中土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包括政治术语、帝国仪式、君主头衔、礼仪革新、建筑空间等方面。武则天正是在佛教繁荣的背景下，才能以佛教转轮王的身份登上皇位。

孙英刚老师的“隋唐”系列不仅有对强势外来文明闯入中华文明的反思，也有对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生命的探索。本书的创作初衷既是为了帮助读者朋友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的演进脉络，也希望大家能对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起伏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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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英刚精讲隋唐史”（全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孙英刚精讲隋唐史分为三册：

《隋唐：帝国的形成》始自隋文帝，迄于武后掌权。这一时段，贵族政治仍是中国历史的主线，尤其表现在大量的皇子政治集团的涌现。统治阶级中的各大家族各自下注，甚至两边下注，希望能延续自己的政治地位。

《隋唐：盛衰的痕迹》自女皇登基开始，跨越开元盛世至安史之乱前夕结束。这段时期是唐朝盛极而衰的关键转折点，也是隋唐“世界主义”特征最鲜明的时期。浑厚、包容，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再造了中国文明，进而带来了宗教、文化、制度、知识的璀璨和辉煌。

《隋唐：文明的转向》完整展现安史之乱全景，详细解读晚唐的藩镇割据。这段时期的主要的特征是唐朝试图中兴与藩镇割据、党派之争、宦官专权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