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一生，苏轼终于明白，陶渊明才是自己一直念念不忘之人

本文选自《应是飞鸿》，远人/文

人有什么行为，源于人有什么境界。苏轼不断回望过往岁月与人生的年龄，自己的经历过于跌宕起伏，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不该经历的也经历了，能承受的也承受了，不能承受的也承受了，所有这些，将其带到对世事波澜不惊、对万物愈易动情的境界。对苏轼而言，人生已无任何谜底地在面前敞开：官场是什么样？寻常百姓是什么样？青云直上是什么滋味？跌落谷底又是什么滋味？到今日已无不遍尝。从苏轼金榜题名时与蒋之奇相约隐居阳羡至今，一次次退居的念头一次次泛起，但庙堂与江湖无异，都是身不由己之地。今日，苏轼自觉自己洒脱固然洒脱，但有没有比自己更洒脱的人？苏轼回望历史过往，一个始终喜爱的人物在眼前越发清晰，其人就是陶渊明。

凝望陶渊明的身影时，苏轼终于明白：为什么走过人生，陶渊明才是自己一直念念不忘之人；为什么除了他，再也没有第二人能让自己喜爱至今？原因无他，就因陶渊明做到了苏轼渴望去做却始终没做到的事。世人常说的“魏晋风骨”，却与陶渊明真没有多少关系。当时，不论魏晋诗人们如何连篇累牍地抒发对民生的疾苦，以及如何抒发对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陶渊明都毫不在乎地背过身去，不知他是想避开自己身处的时代还是时代想要放弃他。

当苏轼面对陶渊明的“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二十首·其四》）等诗句时，不禁感慨万千：陶渊明写下堪为代表作的二十首《饮酒》五言诗时已年过半百，年龄与此时的自己相差无几，从表面上看，自己也做到了陶渊明笔下的“闲居寡欢，兼秋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但表面做到与真正做到终有本质区别。苏轼想起自己在黄州贬地写下的“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句时不由得惭愧，从黄州到扬州，又过去了整整十二年，自己真的做到了像陶渊明那样挂印归隐、彻底步入自然了吗？苏轼摇摇头，一股“徒有羡鱼情”的感受涌将上来：世人以为自己洒脱，但只有自己知道，与陶渊明相比，终究还差得远，哪怕诗歌也自愧不如——苏轼曾一针见血地评价陶诗，“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尤其方到扬州时身体染恙，既无会客兴致，还在身心俱疲中写下“我生亦何须，一饱万想灭”（《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的低落之句，如何比得上陶渊明“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的放旷自得？

苏轼心底一个念头涌起，自己曾与那么多友人诗词互和，为什么不与陶渊明隔世和诗呢？陶诗所展示的不正是自己渴望的境地吗？至于从哪首陶诗开始和起，苏轼倒是未多加考虑，既然陶渊明的二十首《饮酒》是他的至爱，自然就可从它开始了。于是，苏轼铺纸磨墨，在《和陶饮酒二十首》的诗前写下数语：“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饮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

从苏轼一生来看，停留时间甚短的扬州时日，对其的意义实乃非比寻常。至少，“五十而知天命”的意思是人到半百后一切很难更改，不是人生难改，而是性格难改。对苏轼这样跃上巅峰的创作者来说，其形成的风格与手法更是难改，但他在将近花甲之龄时却再一次脱胎换骨，做出了“和陶诗”的决定并付诸行动。苏轼虽然一生都未像陶渊明那样毅然决然地弃官不做，内心却在后者的启示下做到了随性而为。所谓“随性”，也就是抛弃所有的姿态，回归自然与本性。

从苏轼这组《和陶饮酒二十首》的首篇起笔“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来看，其语言既非豪放，更非婉约，而是直接出自心灵，朴素得令人心动和难以置信。这恰恰是陶渊明的鲜明特点，将一切都抛诸身外，只以平和的内心面对纷繁世事，然后在纷繁中进入最珍贵的平静。获得平静，历来都需旷日持久的修炼。苏轼的人生起伏太多，没有哪种起伏不是对他的塑造和修炼。从陶渊明身上，苏轼由衷体会到修炼的结果会是什么；或许，他终于发现自己与陶渊明有了不少契合点。

自东晋至今，热爱陶渊明诗歌的不计其数，却未必有几人能从他那里发现和自己的契合之处。对苏轼来说，与陶渊明的主动靠近，才使自己大半生的经历有了与之重合之处。所以，从扬州进入写“和陶诗”开始，苏轼的精神“再上层楼”，对其写作来说是到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老辣阶段。今天回首宋时文人能发现，即便才华横溢如欧阳修等人，也未能达到苏轼的高度。苏轼的高度既是天赋才学所致，也与其主动靠近陶渊明不无关系。就此可见，即使是有天赋才学之人，真正走近一个高人殊为不易，再与高人进行有意识的心灵重叠更是千难万难。这也是苏轼终能抵挡未来剧变，将自我胸襟能再次拓展的内因之一。苏轼对笔下的“和陶诗”也极为重视，乃至五年后他在儋州结集时自认“不甚愧渊明”，甚至觉得能“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