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巴尔的摩“解毒”：一场任重道远的公共卫生战争

【编者按】

美国巴尔的摩市的少数族裔占比达到62%，随着大型制造业的衰落，人口急剧流失，从而削弱了城市的税收基础，房地产业萎靡、教育质量下降、失业率不断上升等遗留的结构性问题越发凸显。经济不平等带来的挑战，直接反映在巴尔的摩糟糕的卫生条件和巨大的健康状况差异上。阿片类药物成瘾蔓延、穷人难以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盗窃和骚乱事件频发。

2014年至2018年，华裔移民温麟衍开始自己医生职业生涯中的重要经历——担任巴尔的摩的卫生局长，领导美国历史最悠久、持续运转时间最长的卫生部门。她一直在公共卫生的最前线工作，领导对抗阿片类药物流行、传染病暴发、母婴死亡率上升以及疫情中的虚假信息。本文记录了她开始治理巴尔的摩市的药物成瘾现象的第一步，摘自她的自传《生命线：一个医生的公共卫生之战》，步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0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加。

《生命线：一个医生的公共卫生之战》书封

2014年，我第一次被任命为新的“城市健康的守护者”，当年，巴尔的摩市有303人死于药物过量，比前一年增加了23%。据估计，巴尔的摩市有6万人患有药物使用障碍。在一个拥有62万居民的城市中，这意味着几乎每个家庭都或多或少受到药物成瘾的影响。

巴尔的摩市的数字反映了全国日益增长的趋势。全国各地药物过量致死人数不断攀升，平均每天超过130人被夺去生命。与此同时，治疗的可获得性不足：美国卫生部长的报告指出，只有十分之一的成瘾者正在接受所需的治疗。巴尔的摩也是如此，大约50000名病人没有得到治疗。

……

杰西卡的故事

住院医师培训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名叫杰西卡的病人，她二十多岁，是急诊室的常客，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都认识她。我们甚至能记得她上次接受CT扫描的时间，知道她的白细胞计数总是偏高。她每次的需求都一样：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

我多少了解些杰西卡的故事，她在大学时是一名游泳健将，做过背部手术，此后就对止痛药上了瘾。当主治医生不再给她开药时，她就去找其他医生。最后，她开始使用海洛因，海洛因更便宜，更容易获得。

我认识她时，她已经辍学，没了工作。未婚夫和她分手了，父母把她赶出了家门。用她的话说，她已经跌到了“谷底”，她总来找我，急切地想让生活回到正轨。

杰西卡知道她的药物成瘾需要帮助。我们也知道这一点。然而，每次她来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告诉她，我们医院无法为她提供治疗。我们没有药物成瘾的治疗病房，无法收治她。她可以到门诊寻求治疗，但可能要等上几周或甚至几个月才能排上队。在那段时间里，她可能经历了戒药、复食、后悔，然后又回到急诊室。

每次她失望而归，我都会想，如果她是因为胸痛而来，会得到怎样不同的待遇。如果她是心脏病发作，没有人会让她出院并要求她等上三周。杰西卡的情况同样危急，但医疗系统没有像处理其他疾病那样满足她的就医需求。

记得有几次，杰西卡非常渴望得到照顾，甚至撒谎说她有自杀倾向。她知道，这么说能够为她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她必须接受精神科医生的诊治，而且可以在医院待一晚上。紧急的精神问题也可以使她尽快被安排到药物成瘾的治疗项目中。但是，如果病人需要撒谎才能获得他们以及医生本就知道的医疗照护，我们的医疗系统该是多么可怕啊。

有一天，杰西卡又来了，还是与以往一样的需求。一位社工为她预约了两周后的门诊。她走了，几个小时后，当我再次值班时，杰西卡又来到了医院。护士们告诉我，在急诊室门口，有人把她从车里推了出来，估计是那些不想惹上麻烦的“朋友”干的。杰西卡被抬上担架，立刻送到了创伤室。

当我看到她时，她没有反应。脸色煞白，与病床床单的颜色别无二致，嘴唇发青。她的心脏已经停跳。我们开始了心肺复苏。护士给她注射了纳洛酮（也叫耐肯），这是一种抗阿片类药物的注射剂。实习生将一根呼吸管插入她的喉咙。我们继续加大注射剂量，进行胸部按压，连上呼吸机。

但是她一直没有反应。半小时后，我签署了杰西卡的死亡证明。这是一位几小时前刚刚走出我们急诊室的病人，现在却死于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当我查看杰西卡的病历时，我发现她在这一年里，已经来过我们急诊室一百多次，平均每周两次。她每次都恳求我们进行治疗，而我们让她失望了。

社区和医疗系统的“事不关己主义”

在急诊室的时候，我曾感到无能为力，无法增加病人获得治疗的机会。而作为巴尔的摩的卫生局长，我可以推动变革。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尽管人们认识到巴尔的摩的药物成瘾问题普遍存在，但谁都不想让治疗机构设在自己身边。

……

尽管如此，我了解这些的担忧后，其实颇为理解社区成员的想法。为了留住人、延揽人，城市必须确保社区安全，对家庭有吸引力，对企业友好。如果人们在家里没有安全感，如果企业受到影响，那些有能力的人就会搬家。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社区成员会在市政厅抗议，希望摆脱那些他们认为扰民的东西。从表面上看，如果人口较少的地区确实有闲置的建筑物，把病人送到那里有什么不妥呢？

只不过，需要成瘾治疗的人并不是可以随意安排的人：他们就生活在社区，是社区居民的邻居和同胞。接受美沙酮治疗的病人需要每天去诊所，许多病人需要连续服用数年，甚至终身服用。这还没有考虑到他们可能需要的其他治疗，比如心理咨询或其他身体和精神治疗。对药物成瘾的病人来说，维持工作、照顾家庭并接受日常治疗已经颇为艰辛，要求他们换好几趟车或是打车到离家很远的工业区，完全不切实际，这会给本已很难获得的治疗增加另一重障碍。同样，许多循证研究表明，成瘾治疗实际上为社区节省了资金，并降低了犯罪率。在巴尔的摩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全市其他地区相比，美沙酮诊所附近的社区与便利店，犯罪发生率没有差别，甚至更低。（相比之下，酒类商店周围的犯罪率要高出30%至40%。）

但是，不管我引用了多少统计数据，也不管我请了多少专家在社区会议上发言，抵触的心态依然存在。人们可能已经抽象地认识到了成瘾治疗的迫切需求，但绝无可能在他们周围的地方开设治疗中心。

普遍的共识是，大多数人认为医院需要承担更多工作，在医院自己的设施中治疗成瘾。如果药物成瘾是一种疾病——也确实是，那么医院和诊所为什么不能像对待其他疾病那样加以处置？难道不能在现有的医疗设施中增加治疗场所吗？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让杰西卡直接入院接受治疗，她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变化啊!丁丙诺啡是一种用于长期成瘾治疗的药物，也叫舒倍生（Suboxone）。与需要由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的美沙酮不同，初级保健医生就具有丁丙诺啡的处方权，甚至可以在急诊室，发给那些需要长期治疗的病人。联邦法律规定，医生需要经过专项培训才能开具丁丙诺啡处方，每位医生治疗的病人也有数量限制，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现有的医疗系统增加对药物成瘾的治疗，有助于缓解治疗短缺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医生本身就是导致这种流行病的同谋，因此医疗专业人员应当承担提供成瘾治疗的责任。在我2001年开始读医学院时，“疼痛是第五大生命体征”的概念已经被广为接受。在我接受医学训练的时候，我明白自己的工作不仅是要弄清病人痛苦的原因，而且要立即消除他们的痛苦。病人的满意度与疼痛管理联系在一起，这进一步强调了消除疼痛本身就是目标，而不仅仅是解决造成疼痛的根源。医药代表到处鼓吹麻醉性止痛药的神奇功效，而我们医生则言听计从，消除疼痛已经成为医疗照护的标准。

现在回想起来，我给病人开了阿片类药物，缓解他们的背部疼痛或牙痛，却没有意识到药物的长期成瘾作用。虽然制药公司故意使用不符合医学伦理的销售策略误导医生，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但如果没有医疗从业者发挥的核心作用，这场危机绝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现在，医疗系统有机会纠正这一错误，向那些被他们带入成瘾之路的病人提供治疗。然而，即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需求，医院和医生也不愿意带头有所行动。

我责成乔尼格·哈尔敦推动此事，与当地医院的管理人员和医生代表进行沟通。她与我一样，也是一名急诊科医生。医院的反馈令人失望，许多人对药物成瘾的认知有误。一些人更为认可“脱毒”治疗，并愿意在医院开展，然而，脱毒疗法往往应用于成瘾率更高的地区，且大多数科学研究并不认可快速脱毒的疗法。此外，尽管所有主流医学协会都认可药物辅助治疗是成瘾治疗的黄金标准之一，仍有人认为美沙酮和丁丙诺啡的治疗就像“用另一种成瘾取代前一种成瘾”。（每次有人这样说，我都会反驳说，我们会认为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是“用一种成瘾来替代另外一种成瘾吗”？显然不会。胰岛素与美沙酮和丁丙诺啡一样，只是一种治疗方法。）

乔尼格访问的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毕竟，就像我在临床工作中看到的那样，他们也亲眼看到大量的急诊病人要求治疗，但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承诺提供更多的治疗。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缺乏医患协议、缺乏训练有素的专家，等等。一位管理者大胆地说出了所有人的心里话：他们不想成为这个城市里招募“瘾君子”的地方。言下之意，他们不希望“某些病人”来到他们的医院。当然，如果是其他疾病，情况会有所不同：如果是成为心脏护理和癌症治疗的医学中心，医院一定会翘首企足。

医疗系统也受到了“事不关己主义”（NIMBYism）的影响，一心想着置身事外。是的，药物成瘾是一个问题。确实，越来越多的病人死于药物过量；确实，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但需要首当其冲有所行动的应该是别人。

卫生部门首先站出来：普及纳洛酮的使用

我和团队详细讨论了应当如何处理这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希望庖丁解牛。很明显，这个城市迫切需要更多的治疗机会，满足病人的需求。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没有快刀斩乱麻的方法。主要选区强烈反对，政治诉求的关注点不在于此，如果我们不能让医院和医生加入，提供更多的治疗就会化为空谈。

我们需要自我加压，选择一个可以迅速完成的行动项目，由之扩大影响，引发关注。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如果其他人不打算站出来，卫生部门需要首先站出来，先把我们能做的事情完成好。

这就是我解决药物成瘾工作的着力点，聚焦于一项主要工作：普及阿片类药物解毒剂纳洛酮的使用。在急诊科工作时，我对纳洛酮非常了解，为数百名病人开过此药。纳洛酮安全性高，起效快，对没有服用阿片类药物的人几乎没有副作用，而毒瘾发作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30秒内就能正常走路和交流。我培训过几十位医学生，教授纳洛酮的使用方法，非专业人士也可以学会使用这种药物。纳洛酮有两种给药方法，一种是鼻腔喷剂，一种是自动注射器（就像肾上腺素自动注射笔那样）。无论是哪一种，都能在几分钟内学会。纳洛酮是一种确实有效的阿片类药物过量解毒剂。如果有一种解毒剂，可以应对每年夺走一座城市三百多条生命的致命疾病，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普及这种疗法。这其实并不难实现，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有人行将死在我们面前，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先拯救生命。如果有人心脏病发作，病人的心血管健康确实需要得到长期照护，并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但我们首先得把病人抢救回来，否则根本无从谈起长期治疗。

从政治的角度看，推广纳洛酮还另有原因。虽然最初有一些人反对，认为纳洛酮可能反而诱导人们使用毒品，但纳洛酮终究可以挽救生命，这一结果足以反驳人们的顾虑。我觉得，纳洛酮可以让人们重新思考药物成瘾问题，并开始将之视为人人参与的必须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事不关己的犯罪、道德败坏或社区公害，这是争议最少且最为迅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增加纳洛酮的使用也是我权力所及的事情，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巴尔的摩卫生局实施了全州范围内唯一一项针具交换项目。我们的流动卫生车每周都要去几十个地点，由外展工作人员分发干净的针头和注射器，并提供健康咨询。他们也在普及纳洛酮的知识。然而，尽管一些求诊者希望获得这种药物，但卫生部门无法提供。这些人每天都在嗑药，极有可能吸食过量。他们还认识其他的同伴，也许能够在危急时刻救护同伴的生命。如果他们希望得到纳洛酮，为什么不能提供给他们？

立法授权长期处方

负责针具交换的工作人员与我一样沮丧。“问题就在这里，”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们可以提供培训，但我们不能分发药物。因此，接受培训后，他们必须去找医生，要求提供纳洛酮。而医生不一定会开具处方。即使他们得到了处方，还必须去药店配药。而药店可能没有这种药，病人也可能没有保险。”

我算了算其中的环节，忍不住感叹：“哇，我们真是任重道远啊，”“正是如此。最终，病人得到纳洛酮的机会极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吸毒过量，他们无法自救。我们还得想办法让普通人得到纳洛酮，这样他们能够抢救自己的家人或亲友，也可能帮助街上偶遇的吸毒过量的病人。”

另一位外展工作人员补充说，他和同事曾试图通过在针具交换车上配备一名医生来减少其中的环节。如果政府能够支付医生的劳务费和纳洛酮的费用，那么病人就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受培训，获得处方，并且得到药物。

“但这成本很高，而且完全没必要如此繁琐，”他继续说，“我们知道如何对患者进行培训，完全没必要配备一位医生，仅仅只是坐在旁边，写写处方。”

确实，当我第二天跟随流动服务车了解他们的工作的时候，这些外展工作者的敏锐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工作者本身也在康复之中，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如何识别吸毒过量的症状，熟练掌握纳洛酮的使用方法，并将这些知识讲授给别人。他们不需要医生指导，困难在于如何将纳洛酮直接送到患者手中。

有一个能够通过立法加以解决的可行方案。几个州刚刚通过立法，允许高级卫生官员签发长期处方，这基本意味着敞开了获取纳洛酮的大门。如果巴尔的摩能够借鉴这样的经验，也就意味着外展工作人员可以开展短期培训，在卫生官员的授权下发放纳洛酮。这种统一的处方能够取代个人的处方。

如果马里兰州通过这项立法，我们就能够把纳洛酮直接送给高危人群，进而可能拯救人民的生命。不过，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抓住正在召开2015年立法会议的时机。马里兰州议会并非常设机构，每年1月至4月召开会议，我们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确定提案人，参加委员会的听证会，得到公众支持，推动委员会和两院通过法案。

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有几个社会团体支持这个想法，并且开始与立法者沟通相关法案。卫生部门的立法团队与议会合作，对法案进行了整合，整理成一个综合方案。我原本希望有一个简单明了的法案，授权我发布长期命令，在城市中普及纳洛酮使用。但是，尽管纳洛酮是目前最安全的药物之一，人们仍然对这种广泛发药的形式有所担忧。州卫生部门要求进行不少于一小时的强制性培训，其他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增加额外的药物限制，设置开立长期处方的权限。

最终，妥协各方要求的法案得到了州长的支持，最终获得通过。我可以签发长期命令，只要有人证明高危群体接受了必要的培训，他们就可以得到纳洛酮。由此，针具交换车上的外展工作人员可以直接发放纳洛酮，所有接受过培训的公众都可以去药店，通过卫生部门签发的空白处方获得纳洛酮。此外，这项法案没有像会议通过的其他法案那样在10月1日生效，而是被标记为紧急条款，6月1日即可生效。

2015年6月1日，我与社会倡导者、卫生机构领导者以及城市官员共同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正是基于几方的共同努力，这项重要的法案才得以通过。我和他们站在一起，宣布药物成瘾已经被列为巴尔的摩市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并正式签署了巴尔的摩市的纳洛酮总处方。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这就是我致力于地方公共卫生工作的原因——直接解决公众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为62万人开处方

在这期间，我的团队做了大量工作。需要解决诸多保障性问题，首先是如何为62万人开处方？解决办法是打印数百本处方笺，上面有纳洛酮的剂量信息和我的签名。送达这些处方是另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但为60多万人发放处方确实有点伤脑筋。

我们团队知道，仅有健全的政策是不够的，还必须提升服务的可及性。我们联系了数百个社区团体、保健中心和小企业，寻找那些有兴趣开展纳洛酮相关培训并帮助我们分发药物的机构。法案生效的第一天，针具交换车已经准备就绪，我们招募了几十个组织参与此项工作，这些组织都参与了“培训师”工作坊。6月1日，面向公众的培训开始在教堂、图书馆、娱乐中心、市政场所、公共汽车候车亭、酒吧和餐馆全面铺开，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我们的培训项目。

我亲自主持了一些培训课程。我们会在开始时询问与会者，是否目睹过用药过量的情况，在“街头”的培训中，这个比例总是很高，有时整个小组成员都会举手。人们会讲述他们的经历，分享他们将冰袋放在药物成瘾者的腹股沟，或是将水泼在脸上的故事。这些成员参加小组活动，因为他们身边有成瘾的人，他们希望能够掌握合适的方法，让成瘾者恢复过来。一些人起初对自己能否提供医疗服务心有怀疑，但当我们展示了纳洛酮极为简单的使用方法之后，他们面露喜色。

争取市政部门的合作

罗林斯-布莱克市长决定让所有由她直接管理的市政官员全员接受培训。我培训了整个市政府团队，并请求巴尔的摩市议会提供让议会成员参与培训的机会。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政府工作人员都能接受培训。得益于政府官员的广泛参与，卫生部门团队得以在环卫工人、教师和公园员工的会议中讲授相关知识。

最重要也是最有挑战性的部门之一是警察部门。警察局长安东尼·巴茨（Anthony Batts）支持普及纳洛酮。不过，就地区和全国范围来看，警察部门和高危人群社群的关系仍然比较紧张，让警员接受培训，拯救生命，巴茨局长认为这一工作颇为必要，前景可期。但不是所有的警察都这样看。当我去参加培训课程并谈到使用纳洛酮时，警察们的反应就像是我在要求他们活剥并生吞一只老鼠。“我不会碰这些人。”一位警官对我说。另一位警官索性扔下了纳洛酮药箱，直接拒绝这项工作。

通过这件事，我汲取了教训，明白了公共卫生工作的另一个关键原则：必须找到最受对方信任的信息传播者。作为一名医生，我与一线警务人员联系时，没能照顾他们的诉求。在成瘾人员的社群中，外展工作人员是最可信的沟通者，但对于警察来说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开始在公安部门内部寻找盟友，寻找那些经历过药物成瘾事件的警官，把他们培训成推广人员。其中一位警官有一位药物成瘾的兄弟，当他谈到自己的亲兄弟因为他人携带的纳洛酮而得救时，警官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了。

一个月内，四位市民因警察提供的纳洛酮而得救。到了年底，巴茨局长告诉我，警察们还会相互攀比，看看各自救了多少人。

一年后，我又参加了一项警察培训课程，我问他们，如果碰到药物使用过量的现场，他们会注意些什么。在过去，我得到的答案是“寻找吸毒用具和其他证据”。

这一次，警官们回答说，他们会“找出当事人可能服用的药物，叫救护车，并注射纳洛酮”，因为他们的职责是拯救生命。可见，可靠的沟通者极为重要。即使是一个传统规范根深蒂固、通常怀疑他人的行业，也能够迅速发生文化上的转变。

克服其他障碍

与此同时，我的团队正在努力消除获取纳洛酮的其他障碍。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许多药店不知道我已经签发了长期处方。城市财政资金紧张，纳洛酮采购量有限，我们将这些药物分配给最高危的群体——比如需要针具交换的人群，其他人则需要自己去药店配药。我们开始向药剂师和药房员工派发传单，提供有关常备药的指导。最终，卫生部门专门聘请何塞·罗德里格斯（José Rodriguez）负责预防用药过量工作，他亲自走访了100多家药店，没有遗漏一家。

医疗保险的问题也需要解决。相关协议已经明确，享受医疗保险的病人只需支付1美元就可以获得纳洛酮，如果确实无力支付，则可以免费获得，但病人和药剂师并不清楚这项规定。有时，医疗保险还会拒绝报销。我们专门设立了一条24小时热线，解决任何有关纳洛酮处方的问题，确保长期处方有效运转。

鉴于各家私人保险公司保费有所区别，而且纳洛酮的配方不同，我们逐一联系了各家公司，确保他们提出最便宜的保费价格。我们还与医院合作，保证因药物成瘾来到急诊室的病人能够在出院时得到纳洛酮。

吸引更多关注和资助

每次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无论是提供基层培训的社区组织或当地企业，还是保险集团，抑或是医院或药店，我们都会公开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媒体采访新的培训师，祝贺他们能够有机会帮助他人。得益于积极的宣传，更多的组织开始与我们合作，扩展了药物成瘾的公共教育。公众不仅了解了纳洛酮，还理解了我们希望传达的观念：成瘾是一种疾病，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治疗机会。

同时，我们团队还开发出全国首个纳洛酮在线培训项目，破除了必须开展现场培训的障碍。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在线观看视频，进行简短的测验，不出10分钟，人们就可以下载完成培训的证书，打印或保存在手机中，进而可以从药店领取纳洛酮。

基于这些努力，我们的工作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吸引了更多的资助。纳洛酮自动注射器的制造商捐赠了一万件产品，通过我们的社区合作伙伴迅速分发。基金会和联邦政府提供了更多急需的资金，更多的举措得以落实，比如，我们发起了一个名为“不要死去”（Don't Die）的全市性公共信息宣传活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张贴了普及纳洛酮和药物成瘾相关知识的海报。几个月后，这项宣传活动还覆盖了全部公交车的车身广告：纳洛酮可以拯救生命；药物成瘾是一种疾病；药物成瘾可以得到治疗。

自签发纳洛酮长期处方时起，两年之内，“救人”的记录有近两千次；三年之内，这个数字达到了三千次。而且，这一数字可能被明显低估了，并不是每个使用纳洛酮的人都会打电话报告。

每年8月的最后一天是国际药物过量宣传日。我们举行活动，纪念因用药过量而逝去的生命，呼吁人们关注这一问题，参与这项工作。

其中一年的纪念活动令人颇为难忘。我们邀请了所有被纳洛酮救活的病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参加活动的还有医护人员、警察，参加过相关培训的社区组织成员和企业领导者。许多人都掌握施用纳洛酮的技能。

获得纳洛酮的人纷纷感谢参与这一生命拯救计划的工作人员。退休的执法人员眼含着热泪，商业领袖与病人亲属相拥在一起。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讲述了他濒临死亡的经历，并最终决定接受治疗。通过参与当地非营利机构的工作，他能够消除自己持有毒品的犯罪记录。目前，他在社区学院上夜校，兼做清洁工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与孩子们重新取得了联系，孩子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与父亲建立起和谐的情感关系。

他告诉小组成员：“我见过太多次死亡了，我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但因为你们的拯救，我重新拥有了自己的生活，得以重新认识自己，服务家庭，这是一件再美好不过的事情了。谢谢你们。”当然，我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一些人认为我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纳洛酮上，因为这只是一个短视的权宜之计，更为重要的优先事项在于成瘾治疗。从某些角度看，这一想法完全正确，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增加治疗，我们必须着眼于导致疾病和绝望情绪的根本性原因。

但我也坚信，我们得先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入手。我们必须找到着力点，认清自己的位置，处理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能指望别人投石问路。纳洛酮是一个能够获得社会关注的切入点，能够在全市激发起关注公共卫生的政治意愿。我们致力于长期的变革，但需要从此着手。而且，目前开展的工作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必须拯救今天的生命，才有机会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