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前后的中国”：国民大革命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2023年11月18日，“大革命前后的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主办，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庆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近二十位学者参会并发言，十余位硕、博士研究生旁听了会议。此次会议以1920年代的国民大革命为主题，着重探讨大革命前后中国的政局与心理、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人物遭遇与命运以及中国的信仰世界及其演变等内容。议程包括开幕式、四场讨论和会议总结三部分。参会学者来自民国史、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等多个研究领域，他们从不同视角分享了对大革命的最新思考，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开幕式于11月18日上午九时正式举行，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的杨雄威副教授以会议发起人身份对莅临上海大学现场的各位学者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召集本次会议的缘起与学术意义。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王皓致欢迎辞，介绍了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历史源流与现状，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第一场会议讨论由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丰箫副教授主持，本场共有四位报告人和四位点评人。

山东大学历史系徐进教授的论文《猜嫌、舆论与谣言——北伐前夕广州的政治生态》从“猜嫌”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北伐前夕广州的政治生态。他认为1925-1926年广东政局暗流涌动，其中一个重要线索即是四处弥漫的猜嫌氛围。猜嫌肇因于广东权力关系的急速变动，又反过来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加之舆论制造的谣言推波助澜，使得这一时期广东政局猜嫌丛生，矛盾重重。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李放春教授对该论文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既有的谣言研究多强调社会层面，此文注重政治意涵，应当思考如何加强与既有研究对话。此外史学研究强调回到历史现场，需要对当时的各方术语作区分与辨析。李放春教授则以《大革命时期瞿秋白论士绅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为题进行报告。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探讨了瞿秋白眼中“士绅”群体的形成过程，认为国民革命时期瞿秋白关于中国士绅问题的开创性探讨代表了当时最为系统而深入的理论认识。杨雄威副教授对该报告进行了点评，认为文章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瞿秋白认知的变化，明确其是否只是不同场域说的话，此外文中有关“劣绅化”的过程还需要进一步阐述与梳理。

上海大学历史系刘长林教授以《从乌托邦主义到现实主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为题作学术报告，他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人的思想及实践放诸当时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在众多社会改造思想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指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较长时段的“渐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涛对该报告作了点评，他认为该文视野宏大，材料丰富，有助于更为清晰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程。同时也对文中的一些表述提出商榷，认为彼时的思想变化剧烈急速，“渐悟”可能并不符合语境。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曾耀荣教授随后以《共识与分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战略上的选择》为题，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比较视角，探讨了大革命前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革命策略的分歧与共识，指出二者经历了从共识到分歧，再从分歧到共识的转变。刘长林教授在点评时认为该文的问题意识和方法均是基于比较视野，中共作为当时共产国际的支部，在文中需要明确指出各自不同的主张。

第二场会议讨论由上海大学历史系刘长林教授主持，本场共有四位报告人和四位点评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涛以《陈炯明兵变前后的孙中山与胡适》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目前学界多从军事角度解读陈炯明兵变，缺乏对舆论场域的关注，这一时期胡适主动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体现出战场之外话语权的争锋。由二者关系切人，可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北京。杨雄威副教授对此进行点评，他以胡适《山中杂记》与瞿秋白谈及的孙中山与陈独秀事为例，并辅以金家凤在孙中山逝世后给胡适的一封书信，指出可从人际关系入手重新关注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仰亮副教授《1927年国共高层团结国民革命阵营的努力》一文以汪精卫为中心，探讨了北伐后国共高层为缓解彼此关系所作出的努力，指出1927年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联名发表的《联合宣言》是国共高层缓和两党紧张关系的重要举措，但就实际成效而言，《联合宣言》不仅未能消弭国共各方的分歧，反而使蒋介石的猜疑之心进一步增加。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李里副教授进行了点评，他指出文章在分析汪精卫心态时牵扯到对各方材料的解读，并提示应解释《联合宣言》的文本性质。

国民革命军北伐

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韩戍分享了《北京政府统治后期私立大学立案问题研究》一题。他通过整理解读台北“国史馆”收藏的北京政府后期24所私立大学申请立案的原始档案，考察了1922-1928年间私立大学的立案问题。丰箫在点评中强调了近代大学的勃兴与政府资助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黄丰富以《边疆军事的“中心-边缘”化流变与中国革命——以驻粤滇军为中心的考察（1922-1925）》为题进行发言，聚焦大革命前后驻粤滇军地位的“边缘—中心”流变，其兴衰历程不仅展现了边疆军事力量在中国政治旋涡中的权力博弈与政治抉择，也反映出边疆军事力量参与中国革命的一种新形式。曾耀荣对黄丰富的研究作出点评，他指出滇军在护国运动中曾首举义旗，需要思考滇军是否也有革命传统，文中“被动革命”的说法可能有失妥当，进而建议文章的第一部分可从“革命理想与生存现实”的角度进行论述。

第三场会议讨论由上海大学历史系韩戍副教授主持，本场共有六位报告人和六位点评人。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李里副教授以《中共地下党街头宣传品的散发》为题进行学术报告，他指出街头宣传品的散发历来是中共革命宣传的重要方式，要求各级党组织依据组织流程制定与散发街头宣传品，要求全员参与，体现出对街头宣传品散发的高度重视。点评人张仰亮肯定了此文的选题新颖性并提出了建议，认为应对街头宣传品的概念以及研究的地区和时段等进行更明确的界定，可加入史料以反映宣传效果与方式的变化性。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系硕士生李富博以《舆论、人心与政治——郭松龄反奉事件探析》为题进行报告，指出了1925年的郭松龄反奉事件中复杂的政治舆论背景，事发后各方舆论均参与到对郭松龄反奉事件的讨论、宣传与塑造之中，以作为争取人心，影响时事的重要资源。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费行健的点评认为文章对于战局和舆论变迁的时间主线很明确，但对于舆论概念的界定不是很准确，某些材料的使用还略显牵强。除此之外，有关“人心”的概念，可以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研究。随后费行健以《“文装党员”指导“武装行动”：党组织互动视域下的苏南暴动》为题进行学术发言，表示中央、省委、特委、县委等不同层级的党组织由于所处地位和自身考量的差异，对于江苏暴动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知，认为苏南暴动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盲动主义”。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才友教授对费行健的研究做了点评，认为文章需要着重体现江苏地区的特殊性，以便和其他地区的暴动区分开来，此外文章写法需要进一步明确时间线，以保持内容的连贯性。曾耀荣教授则提示应首先厘清此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层面的具体态度和指示，以便为审视苏南地区的暴动提供参照。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徐畅报告了《在试探中求突破——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与列强公使的日常接触》的题目，他以1924 年“中苏建交”后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加拉罕本人的通信集以及相关中英文外交档案材料，揭示出苏联大使加拉罕与列强公使们的日常接触互动中所暗含的大国博弈。黄丰富对徐畅的研究进行点评，他认为这篇文章选题新颖，但仍有不足之处，如题目中“日常接触”的概念应该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其次文中史料的种类较为单一，可以适当增加英国的外交档案。此外文章可对公使团内部的关系和矛盾略作说明。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杨阳博士报告了《建党之初与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团员异地流动问题及其组织应对》一题，他指出中共创建初期频繁发生的党团员异地流动现象对政党发展及组织运作带来了若干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类，一是个人缘故，二是党组织调遣，三是政局变动影响，中共中央对此采取的一系列应对举措，为日后中共中央从各大城市向苏区成规模转移党员提供了经验。郑维伟对杨阳的发言进行点评，认为文章需要一个明确时间线，并确定研究区域；可以深挖材料，尝试做成个案研究。

第四场会议讨论由杨阳博士主持，本场共有五位报告人和五位点评人。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廖大伟教授《国共合作与黄埔军校在沪招生》一文，对1922年陈炯明兵变后国共双方在黄埔军校的具体招生过程展开研究，揭示国共双方在黄埔军校在沪招生工作中分别扮演的角色，也探讨中共早期青年运动之开展及其效果。点评人韩戍建议可进一步明确问题意识，与其泛泛谈“国共合作”，不如突出主题，强调其中围绕招生展开的“竞争”因素。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才友教授报告了《大革命前后国民党的派系嬗递——以陈希豪为中心》一题。他以陈希豪为个案，借助各种档案与传记资料，对陈希豪与“丁家党”的关系作了梳理，指出长期被视为“CC系”代表的陈希豪早年还与被中共一度界定为“左派”的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关系密切，此段“左派”生涯可以为我们认识国民党的派系嬗递提供不同特定案例和视角。点评人徐畅认为王才友的研究富有启发性，提醒我们重新去思考传统“左”“右”派系争执下，地缘、学缘等因素对于派系划分的重要性。

丰箫以《新精英教育和政党发展——基于 1922-1927年上海大学的考察》一文作报告，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大学培育新政治精英的历程，此种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深刻影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丁乙博士对丰箫的发言进行了点评，指出文中“新政治精英教育”的概念较为模糊，需要厘定与“政党精英”、”教育精英”等概念的区别。随后，丁乙以《学阀与 1920年代教育场域的舆论宣传与话语建构》为题作了报告。他指出“学阀”的意涵在1920年的历史语境中经历了由宽泛到有明确指向性的变化，且愈发负面，这体现出1920 年代教育场域中革命与话语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联。李富博对丁乙的报告作出点评，他认为文章在集中搜集“学阀”史料进行论述的同时，亦应提及同时段所谓“学阀”的其他社会形象。上海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系硕士生张佳霖以《“土豪劣绅”抑或“反革命”——1927 年张詧被通缉事件辨析》一题展开报告，他通过对相关日记与当事人回忆录等史料的辨析，指出张詧被通缉的真实原因是其与茅祖权之间的“嫌隙”，此事件是国民政府与地方士绅互动的缩影。杨阳对张佳霖的文章作出评议，认为文章题目未能体现全文的问题意识，文章对于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与地方士绅关系这一主题的探讨还应进一步展开。

四场会议讨论结束后，杨雄威副教授主持了会议总结及感言环节，全体与会学者依次发表了参会感言。大家一致表示，1920年代的国民大革命深刻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当其时。相信与会学者的讨论不仅会增进彼此的学术交流，也将为大革命史的研究注入更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