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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天才计划 | 入围短片故事集②

2023-12-11 14:2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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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这个世界的现场，我们如何用创作构建对世界的理解？

第5届天才计划竞赛单元共有20部入围作品，我们将之分为4组展映片单。我们根据展映分组，逐一呈现入围短片的创作故事，借创作者生活的只言片语，观看世界的真实。这是第二篇，讲述“亲密提喻法”。

本组片单中，我们能看到可大可小的“亲密”形态，从个体的关系与情爱，到社会网络交织中的群体意识，都可以是描述关系的一种修辞。创作者们不拘泥于常规的拍摄制式，而是用更实验和新奇的手法，抓住当下的灵光一现，呈现他们与画面共振的时刻。

《窗台上的女孩》中女孩何晴晴分手了，她想不通为什么爱会突然消失。在追问前男友的过程中，她逐渐发现自己陷入了疯狂，而越要抵抗这种疯狂却又陷入更大的疯狂当中，最终到达了无法挽回的境地。

阳台上

我是一个什么都想得挺简单的人，很多时候我做决定，只是因为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是山东考生，以当时的成绩，要上一个好的本科很困难。那时候我不爱学习，整天无所事事。看了一些电影，但谈不上多热爱，只是觉得好像这样选择是对的，所以就考了中戏的影视编导。误打误撞开始了这条路。

选择拍这个题材也是随机。因为不拍东西没法毕业，当时我要赶紧想出一个东西。那时候的电视老出现天台的新闻，有人被困在阳台上。有的是宠物跑出去了，救完宠物之后发现回不了家了；有的是出去擦玻璃，擦完之后发现窗户关上了。就这些奇奇怪怪的事。当你被困在阳台上，就算有各种原因，别人也会误以为你要自杀。另一方面，当时你已经有生命危险，怎么还想得到去解释这些。我觉得这些新闻的戏剧性和黑色幽默挺有意思的。

这样的新闻特别多，我觉得自己身边肯定也会有。我们学校有一些教学楼，总是有阳台伸出来，我喜欢在那里待着，阳台的结构让我着迷，我开始想象自己的剧本应该怎么在这个阳台上展开。

死亡的感觉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时常会想象死亡。就这样从阳台开始，有了故事的设定。我把我的想法和老师说了之后，他觉得可以，就这么干吧。

情绪自由

我和女朋友的相处很平和，拍完这个片子之后她没说什么，就说还可以。“天才计划”是她帮我报的，我完全不知道，突然有一天她告诉我入围了。

失恋或者是分手跟打仗差不多，没人有完美的胜利，也没人是完全的失败。不管分手的过程当中谁得势、谁失势，彼此肯定都受到了伤害，关系也彻底结束了。

《窗台上的女孩》里的何晴晴，在我的眼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好多人都说她特别疯，极度疯狂，但我觉得还真的不太算。她做的任何行为都是有自己的逻辑在的，比如今天要去干嘛，为什么得去那个地方找到他。只不过她被一个巨大的情绪给包裹住了，她没法判断这么做对不对。

不同的人对事情就是有不同的反应。有人失恋了之后就会有点歇斯底里，或者想去寻根问底，找到对方问问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我对于所谓的疯狂的解释，这种疯狂，我反而觉得是一种情绪自由。她可能在情绪上就是很自私的一个人，她觉得我就得那么做，所以就那么做了，说白了和是男人是女人都没什么关系。我对男人失恋这个题材也不感兴趣。

其实片子探讨的，更多是关于人作为一个独立生命体的命题。和失恋、她的行为并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想表达的是，人会在这些无意识的情绪的影响下，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但它一定是为了给自己找到答案。等时机到的时候，人自然会明白，没有任何事情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随机事件也好，蓄谋已久也好，等你站到阳台上，有生命安全威胁时，本能会提醒你：我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掉到坑里

拍摄是在2022年的3～4月份进行的，正好是疫情严重的时候。女主角是我的老乡宋姿毅，她是我们学校戏剧教育专业的。开拍一两周前我才问的她，她说拍什么，我说短视频，没告诉她具体内容。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危险的戏份也完全配合，我特别感谢她。本来男主角找了另外的人，因为疫情来不了，最后是我自己上。

我每次看自己演戏都很羞耻。刚在那儿演完一段儿，然后自己突然说了句“咔”，我感觉太傻了。我们当时也没有“大监”（监视器），只有一个小监视器攥在我手里，我谁也不给看，自己也不想看自己的表演。出来的效果我自己也不满意。

当演员最难的是要集中注意力，面对一切假的东西，你得把它们想成是真的。当导演最难的地方在于统筹，每天各种破事，事无巨细都得找到你身上。

看过这片子的人其实不少了，但没人关心何晴晴念给前男友的那些东西，其实这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的内容来自萧红给萧军写的信。萧红给萧军写了一百多封信，萧军没怎么回她，但她还是不停地写。萧红从来没有在信里直白地表达过自己的情感，她只是说今天天气不好、形势不容乐观等等。我觉得那代表着她的尊严，她从不恳求。何晴晴也有自己的尊严，所以她用了一种奇怪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拍摄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搞笑的事。这个组状况比较紧急，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一切都没有什么信心。开拍第一天，录音组忘带录音机了，我当时就觉得印证了想象，这真的是一个不靠谱到无可救药的组了，上战场都不带枪的。

我就让他回去拿。等待的过程特别紧张，一紧张就闹肚子，闹肚子就上厕所，然后我的手机就滑到了厕所的坑里。我特别崩溃，是冲掉它，还是把它拿出来擦干净，若无其事地使用？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回答了我对拍摄的大多数疑问。就是说：拍电影，你肯定会遇到无数的困难，那些困难就像你的手机掉到坑里了，最后你只能把它拿出来冲洗干净，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崔书铭的微信名叫“锻炼”，简介上写着“jideduanlianshenti”（记得锻炼身体），头像是一颗网球。他说自己拍这个片子只是为了能毕业，没想到被女朋友拿去投了天才计划。他说：“虽然失恋是件小事，但我想把它拍得像战争片一样。

《语言的爱》以真实事件为基础，讲述了一对尝试开放式亲密关系的男女，在另一个男人到访前，探索着亲密关系与爱的边界。多边的爱，能够成立吗？当人和人意外地在某个时刻理解了彼此，他和观众一同被感动。

他勇敢了一次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关注语言和符号，或者说我一直受到语言的困扰。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说话颠三倒四的人，说话时感觉自己受到了某种阻碍。我们总是看到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或是两个群体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误解和沟壑，我觉得这也跟语言和符号有关系。

拍《语言的爱》的前几天，我的女朋友马溪蔓，同时也是这部短片的女主角，告诉我她做了一个梦：她和我都在屋里待着，突然她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也是我，但那是另一个空间的我，那个我在电话里跟她说“你不要跟他聊太多”，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屋子里的我，这个我就跟她说“你别理他，你现在跟我在一起了，你就应该跟我聊”。在梦里她觉得特别为难，因为两个人都是我，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梦后来也被用在了《语言的爱》里面。

我很久没有拍东西，那个梦过后的几天我看了几个别人的短片，突然来了兴致，又想起女朋友的这个梦。我就连夜写了剧本，写剧本的同时我把我的好朋友曾瀚大老远喊来了，他后来就演了《语言的爱》里的男主角。我们很快就把这个短片拍完了。

我跟故事里的这两个人特别能感同身受。他们说好了要尝试这个开放关系，他不想让她走，所以他就编一个理由，但他又想尊重她不想骗她；她想在情感上弥补，她想多陪伴他，但是她也想关心另一个人。你能看到这两个人想表达的情感、他们想要的结果跟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相悖的，他们被同一种逻辑笼罩着——他们在爱、在关心、在保护、在包容、在忍耐、在尊重，但他们没法儿表达他们想表达的，因为我们知道那样做的结果一定会是一个悲剧。因为想要尊重对方，反而压抑了情感。我觉得这是件特别让人难过的事。

最后，男主角直接了一次。他拐弯抹角了很多次，但故事的最后是一个闪光的时刻，他把写着“爱是想要成为她的小狗”的纸条贴在墙上。不管这两个人最后能不能真的在一起，他都勇敢了一次。我看重的是他至少尝试过，去突破沟通的界限、语言的界限。这就是美好的。

悲观、忍受、谅解、理解

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如果人和人之间真正地坦诚相见，一定是无法忍受彼此的，但我们又对坦诚有向往，我们希望能突破沟通的界限。人从出生就开始接受社会化的训练，我们被语言包裹着。我觉得不论是带着言外之音的隐晦的沟通，还是看似直接的沟通，其实都是间接的，我们的表达系统被搅乱了。

我想肢体语言是比口头语言更接近人的核心的，这也是我想要探索的线索之一，但很多时候不同的身体语言也被赋予了框定的社会意义，被符号化。所以我说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觉得人跟人永远没办法直接地沟通。可假如有一天我们之间没有了社会化的那一套东西，我们又无法容忍对方。

于是我就很容易被这些瞬间感动，正因为我相信这种“不能”。有时候我看到一个故事、一部电影里，有这样的一个瞬间：人真的能突破这种天然的界限，互相地谅解，明白对方。我特别喜欢这种瞬间，即使它可能很短暂。

我能理解那些做了人们从常理看来非常极端行为的人。“不被理解”的感觉是极其痛苦的，我们明明在谈话，但仿佛我听不见你说话，你也听不见我说话。更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我正在经历的这种痛苦，我的痛苦是无法解释的。

我意识到很长一段时间我缺乏把语言和情感整合在一起的能力。当我无法理解当下的状况时，我的语言系统就失效了，纯粹的情感占了上风。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去描述和阐释，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有些人可以做到先放下情感，先把问题解决了，回头可能顺带把情绪问题也解决了，我不行，我非得从最根源的地方去跟人交流，才能解决表面的问题。沟通给我带来了困扰，后来我发现我拍的片子问题也出在这里。这些都成为了我创作的主题和线索。

我不够聪明，但我跟着情感走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算了塔罗牌。他跟我说：“马骜，你这个人不是一个聪明人，你很不聪明，但你是有情感的，你应该跟着你情感的道路去走，而不是跟着你‘试图聪明’的路子去走。”我想想也是，因为电影也好、故事也好，我被它们打动，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情感上被震撼了，我觉得我未来工作的主题应该就是这个方向了。

我一度决定要放弃电影，决定放弃以后觉得特别轻松。之前我总觉得自己被逼着拍东西，因为考上电影学院就不容易了，你很容易自己给自己“加码”，自己跟自己说“你得做出点什么来”，自己绑架自己，去跟别人竞争和比较：“我是不是也该拿个奖了，我是不是也该去拍主流片子了，你看人家都去了。”放下这个包袱以后，整个人都轻松了。

拍电影能赚大钱这件事，肯定有不少人能做到。其实我也有朋友跟我说，你要规划自己的职业路径。可我发现，我不是不想赚这个钱，我是赚不了这个钱。你让我去做一个特别商业的项目，我肯定能拍，但它不是拍完就完事儿了这么简单的，电影之外的东西对我来说太困难了。

我决定放弃电影好久以后，我的朋友侯眺找我去演她的短片《清白》，那是一个拍得特别轻巧的片子，剧组很精简，我演得特别舒服。这个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突然发现我完全可以简简单单地去拍个片子，而且我真的想拍。这和那种后面有人追着你、逼你拍片子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之前电影一度只能让我联想到痛苦。《语言的爱》其实我一开始就只是想拍出来，找几个朋友，找个地方，大家一块儿看看，乐呵乐呵就行了。

后来朋友说拿这个片子去投影展吧，为什么不投呢？虽然我之前特别愉快地放弃了电影，但在我很久没跟人聊电影后，今年在影展跟新朋友们聊电影的感觉挺激动的，找到了能一起拍片的朋友，又发现有人喜欢看我的片子。

“我要接着去做我喜欢的东西”的感觉，也因此变得强烈而确定了

马骜不够聪明，他知道这件事，他的脑子里是纷飞的情感。一个被语言折磨过的悲观的家伙，一个曾经想过放弃电影的导演。

《钉装巧合》讲述了一个天台男孩与地下室女孩的奇遇故事，一个由超级智能通过脑机接口操控的科幻爱情寓言。

左手的秘密通道

某年的5月20日，我和朋友出去吃饭喝酒，结账的时候花出去的钱刚好是520元。出来打车打到的车牌尾号也是520，那一天给我的感觉，好像这个世界都是假的。

生活里时常会发生许多巧合，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许多关于巧合的照片，种种灵感汇聚，成为了这个科幻又日常的小短片。《钉装巧合》是一个关于失控的左手操控着各种巧合为宿主寻找爱情的故事。

为什么是左手呢？

我从小就是个左撇子，长大过程中慢慢发现了一个关于左手的秘密——当我写字的时候或者画画的时候，左手和右手呈现出的结果，就像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左手写出来的字像小孩，相反的方向冲破了某种秩序，充满了天真和直觉；右手写得很难看，但一看上去就是大人的字。所以每当我想换个方式去想事的时候，就会用左手写写画画，它对我来说，像是需要一个去保护的东西，联通着内心，而右手则像某种“规训”的结果。

从我记事起，画画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妈妈告诉我，我从一岁开始，就在没人教我的情况下，拿着笔和本子就开始涂涂画画，再大一些，抓到泥巴也能捏出有创意的造型。现在想来，我小时候是个有想象力的孩子，面对世界的时候自信满满。

离开家乡进了美院附中，天外有天的世界，让本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开始退缩。北京，这个距离我家乡小县城香河50多公里的大城市，我对它的感情有点复杂。这里为我打开了更广阔的眼界，也不知不觉消磨掉一些心里边野性的东西。读美院附中、继续考美院好像是所有人顺理成章的选择，但高中时叛逆的我想和别人不一样，转道报了电影学院的摄影系。

从毕业到现在，我有过漫长的摄影师职业生涯，这份用“右手”干活的工作，直到现在仍是我养家糊口的活计。

科幻安全区

2014年我接了一个“活儿”，误打误撞进了科幻这个领域。当时的地质博物馆要拍一个短片，主要给小朋友看，需要一些探险类的情节。因为领导很喜欢科幻电影，就对我提出了相关要求，那时候大家好像都还有些宽裕的预算，因此愿意投入不少来做这个命题创作，也就有了后来的短片《地矿惊奇》。

得益于小时候学画画，又看了很多动画片，我对各种场景的设计、模型的制作都上手很快，拍着拍着就“拍进去”了。《地矿惊奇》的视效由后来业内大名鼎鼎的MOREVFX制作，当时同期也在酝酿《流浪地球》。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支短片也为中国科幻电影的起飞做了点前期“铺垫”吧。

《地矿惊奇》拿到了2016年星云奖的最佳技术奖，我最终也没有去领奖，它对我来说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这个片子，不少科幻和网大的项目陆续找来，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在日渐降低的物欲的道路中，更看清这段经历对我最大的帮助——我意识到科幻这个类型和我自身的适配度。

我也曾试图写些文艺片或者是恐怖片，总不如科幻来得得心应手。文艺片需要自我剖析，挖掘自己作为养料，而我更喜欢把人类的日常生活放进新的语境里去探讨。于是科幻的创作对我来说反而成了某种“安全区”。

我总会冒出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比如开会看到眼前的大人在为某事争执，我会跳开被争论的事情本身，开始想象他们一两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或者当我在家写剧本而爱人去上班，我会在见不到她的时候想：这段时间里的她是不是还没有被渲染出来；又或者，当我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时，我会想象多重宇宙里无数的可能性的演化结果……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理论和写作技巧，后来我发现这些并没有什么用，走了很多弯路，真正的好东西，还是自己时不时冒出的奇怪脑洞，那些连接着我“左手”的部分。

敲碎坚硬的壳

《21世纪人类制造计划》是我的科幻长片，那个故事我写得很认真，150页的体量，足以支撑两部长片。故事的设定在三十年后，脑机接口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钉装巧合》是我尝试为长片做的先导片，更准确地说是个独立的番外短片，主角天台男孩和地下室女孩是一对“番外”人物。那个着迷于拍摄巧合的女孩有我自己的影子，与左手达成交易的男孩也怀着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怀疑和困惑。

我曾设想，电影中失控的“异手症”应该出现返祖现象，会长出那种很顺的浓密黑毛，而脑机接口的物理形态可以借由特效展现出某种视觉奇观，但最终我放弃了这些费钱费力又对我主题表达没有帮助的“花活儿”。片中人们的生活场景依然是今天的模样，我想着往前推三十年，这个世界也没有真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我自己的世界观。

在我的家庭里，我是长孙长子，从小到大感觉背负着很大的期待，生活上也有些娇生惯养。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它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好像给本该特别柔软的童心，慢慢加上了一层很硬的壳。那个壳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缺乏同理心，没法真正去关心我周围的人。而一直在写剧本的这几年，不断经受挫折，我感受到有某种像片中“左手”一样的东西，把外面的“壳”给敲碎了，我慢慢体会自己变得比较柔软，可以很顺畅地去接受一些情感。这个东西对现在的我来说挺重要的

陈晓蒙，摄影师、导演。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曾执导科幻短片《地矿惊奇》，长片剧本《21世纪人类制造计划》获得FIRST惊喜实验室梦将军惊喜拍摄金，并入选2021青葱计划和蓝星球博采幻象计划五强。

《自由永》讲述了在一个被大雪覆盖的北方小镇里，鸟可以鸣叫，但人不能说话，女孩何一山对此困惑不已，并试图逃离的故事。

太行山边火烧云

我的故乡在太行山旁的一座山上，小时候每次回去，都要坐车穿过一段长长的盘山公路，翻过两座山，才能到爷爷奶奶家。记得有一回我在车上睡着了，醒来时车已经开到了半山腰，一睁眼，眼前漫天都是红红的火烧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火烧云。我震撼于这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美的景象，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从那时起，我对故乡就有了一层美丽的滤镜。

长大后回想故乡的模样，更多的是爷爷奶奶的样子。我从小在河北长大，每年只有在寒暑假的时候才会回山西老家。每次回去，我爷爷奶奶就会带我去周边的山上，在树林里爬树，在小溪边跑来跑去。有一次我和爷爷爬上房顶，一起躺着看晚霞，可能是海拔很高的缘故，天空似乎都离得更近一些。

差不多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先后去世了。我对故乡的记忆，似乎也停留在了那时。这两年，我时常试图去复刻当初爷爷奶奶陪在我身边时的那种感受：我在经过学校的那片大草地时，经常会去躺一躺，有时候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有的时候我还会去爬树，想象着爷爷奶奶就在树下看着我。

我在写《自由永》的剧本时，正处在一个感觉万事万物都充满不确定性，对一切都充满怀疑的状态里，脑袋里充满着一些悲哀和消极的念头。当时我躺在十几平的小屋里，想着自己最自由无拘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我闭着眼睛，火烧云出现在我的面前，脚底传来赤脚跑在草地上时的感受，耳边响起了风从森林中穿过的声音。我越发想要回到那片净土。

后来，我回到老家拍出了这部短片。在拍完短片后又过了两个月，我和家人一起回到老家参加堂姐的婚礼。在回程的路上，我们经过了爷爷奶奶的墓地，我们一家四口默契地停下脚步站在了那里。一阵沉默后妹妹突然说了一句：“堂姐结婚了。”在料峭春寒的北方四月，突然有一阵温暖的风从四面吹过来，把我们温柔地裹在中间。

向明亮的地方飞去

我很喜欢小鸟的意象。我妈妈之前养过两只小鸟，每次被从笼子里放出来，它们就会跳到我妈妈的肩膀上，再跳到她的手上。一次我妹妹说，这两只小鸟好像我们俩，一直围着妈妈转。我一直都很羡慕小鸟，它们会飞，能凭着一双翅膀就去到它们想要去的地方。

抱着对故乡的怀念，在《自由永》的剧本创作之初，我本来写的是在那片土地上，一对姐妹，比较生活化的少女成长故事。但是在疫情隔离期间，一个又一个瞬间的累积叠加，让我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也让故事的走向不受控制地变成了现在这样。每当我打开剧本文档，故事里的两个少女就隔着屏幕告诉我：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不是净土。

我和妹妹的感情很深。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我必须承担起一部分妈妈的角色，照顾小我十几岁的妹妹。我很爱妹妹，不想让她受到伤害，我在自己照顾不好自己的年纪，每天笨手笨脚地照顾她，在她面前强颜欢笑。

有一天，我睡醒后发现她已经洗漱好穿好衣服，自己找了东西来吃——她的头发梳得乱糟糟的，背后有一颗没扣上的纽扣。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她把衣服穿反了，正要开口，她却转过来，冲我傻傻地笑。妹妹好像知道了所有事，只有五六岁的她也在努力地试着把自己照顾好。那天我没忍住，第一次在妹妹面前哭了出来。

就像是我没有在妹妹面前忍住泪水一样，我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没办法无视身边正在发生的事，假装自己可以逃到一片没有纷扰的无忧净土中去。于是在短片里，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常年白雪覆盖的小村庄里。雪地一眼望去纯白一片，干净透彻，所有的丑陋和逝去的生命都被掩藏在了大雪之下。姐姐最终变成了她所羡慕的能够鸣叫的鸟，振翅往更远处飞去，她留给妹妹的，也许是和自己一样变成自由的鸟，往开阔明亮的世界飞去的渴望。

全球最快乐小孩

我一直都感觉自己很幸运：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大家都会保护我身上“小孩子”的那部分，在他们的眼里，我一直都是一个快乐的小孩。

我在河北长大，在“衡水模式”的教育里读书，我们老师说我是个“疯子”，从没见过这么难管的小孩，但是我的“疯”又并不惹人讨厌。后来我上了大学，我的老师也告诉我：“你要好好保护你身体里像小孩那样透明干净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