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观察｜中欧领导人会晤，比贸易逆差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

12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举行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是双方领导人时隔四年的面对面会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2月4日在北京集体会见欧盟及各成员国驻华使节时表示，双方将就中欧关系中的战略性、全球性议题深入交流，为中欧关系指方向、画蓝图、提信心、增动力。欧盟官方网站信息则称此次会晤将为推动建设性和稳定的双边关系提供契机，并将聚焦欧中关系以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国际热点问题。

在12月6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欧盟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对华贸易长期不平衡”问题，询问中方是否担心未来与欧盟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欧贸易现状是宏观经济环境、国际贸易条件和双方产业结构共同影响的结果。他还指出，如果欧方一方面在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施加严苛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希望大幅增加对华的出口，这恐怕不太合常理。

欧盟方面声称的所谓对华“贸易不平衡”，无疑是各方关注此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一个重要话题。但这是不是中欧之间最主要的问题？中欧关系是否还面临其他一些更重要的问题或挑战？欧洲在我国对外战略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欧洲在时代大变局下又如何寻找自身的战略定位，它又希望在重塑国际秩序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全面地探讨围绕中欧自身及双方关系的这些问题，相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中欧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12月6日，“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由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青年学者自发组成的一个学术共同体）部分成员和特邀嘉宾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发表各自观点如下。

“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专家简介：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张亚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特邀嘉宾：

宋黎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飚：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除了“贸易赤字”中欧还有哪些更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亚宁：当前中欧关系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客观看待并审慎处理双方在发展模式与经贸战略上的差异性。对中方而言，欧盟提出的“去风险战略”忽视了中欧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根本特点，实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例如，就欧方较为关注的贸易逆差问题，中方认为这是不同发展阶段、比较优势和市场选择的自然结果；而欧盟则认为根源在于“政策干预”。因此，如何审慎地区分合理的经贸诉求与外部归因的情绪性反应，考验中欧双方的战略定力和外交智慧。

就上述问题，一个潜在的起点可以是换位思考并更加深刻的理解对方的战略诉求。例如，欧盟的“去风险”战略在逻辑上是“战略自主”概念的延伸。中方在支持欧盟寻求战略自主的同时，应加深对“战略自主”诉求来源的理解：欧方的“自主”是中美博弈的结构性产物抑或是自身制度特性的要求？

简军波：地缘政治矛盾将深刻影响双边关系发展。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通过“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两大透镜看待中国和中欧关系，是中欧双边关系发展的最严重掣肘。因此，中欧关系中的主要冲突是“认知差距”导致的“信任赤字”。如果这些能得以解决，具体领域的问题——从贸易赤字到电动汽车补贴问题，从“反经济胁迫”到制裁与反制裁问题等——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解决途径。

张飚：中欧之间的冲突矛盾很多。一是经济领域内的贸易逆差、欧方声称的“经济胁迫”、供应链安全。欧盟认为中国操纵扭曲了市场，对成员国实施“经济胁迫”。二是欧盟认为中国的一些官方机构试图“操纵影响”欧盟的内政。三是认为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的角色、网络攻击、混合威胁等方面，存在对欧盟的“威胁”。

要想解决中欧之间的冲突矛盾绝非易事，需要双方艰苦卓绝的努力。一是在经济领域内，双方应该重新建立互信，以信任（trust）、信心（confidence）为关键词，打造更为安全放心的双边经济关系。二是在政治社会领域，欧盟不应过度宣传中欧双方政治社会制度的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别。三是在俄乌冲突、网络攻击、混合威胁等方面，理解中国的关切。

宋黎磊：中欧之间既有长期以来的结构性矛盾和历史性因素，也有新的地区热点带来的新挑战，比如乌克兰危机导致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都有所变化，欧盟及成员国对北约和美国的安全依附性增强。相互尊重与务实合作是中欧之间重建信任的动力和源泉。

欧洲仍是中国外交不可替代的“重量级”伙伴

宋黎磊：对于欧洲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可以从三个维度审视：一）在中美全面竞争的维度下，中欧关系是不是中美关系的组成部分？中欧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影响？二）在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全球发展倡议的宏大叙事下，南南合作，金砖合作包括周边外交都在中国外交议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相比新兴国家的崛起，欧洲的持续衰落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势必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战略判断与布局。三）在中国的大国外交中，欧盟从来不是中国开展大国外交的首要对象。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运行，中俄视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 考虑到乌克兰危机还在持续，欧盟对中俄关系的发展存在一定误解。中国对欧外交仍然任重道远。

简军波：放眼世界，尽管欧洲整体经济实力处于下降趋势，但我国与欧洲的经贸关系及基于此的其他领域关系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是，中欧经贸关系的质量与数量在短期内并无替代市场。二是，作为潜在替代市场的全球南方经济体的高速发展在全球化受挫背景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不能完全确定。因此，即使从经贸领域看，中欧关系还需积极维持，而它在高科技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的经验依然是我国值得借鉴的重要对象。欧洲也是我国在国际治理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加强与欧洲合作在我国对外战略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张亚宁：近年来，欧盟接连出台多项实际上针对中国的贸易防御政策，大谈“制度性对手”及对华“去风险”，给中欧关系稳定发展带来一些挑战。面对“风浪”，中方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长远眼光定位中欧关系，依然将欧盟视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从根本上说，确保中欧关系的战略稳定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有利于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

一方面，欧盟是全球重要的消费市场以及高科技产品的来源地。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美方对华遏制不断加码的大背景下，中欧关系，特别是中欧经贸与科技关系的稳定发展对于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近年来全球化发展不断受到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冲击，国际合作不断承压，因此中欧在维护稳定和开放的国际格局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特别在气候变化、国际发展援助和公共卫生等事关各国人民福祉的领域，中欧合作不仅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也有充分的主观意愿。

张飚：欧洲在我国对外战略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官方始终强调从“战略高度”审视中欧关系。这意味着官方对欧洲的定位处于对外关系中的“重量级”，认为其对全球秩序、大国关系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英国脱欧、俄乌冲突等因素削弱了欧盟的硬实力，但是这并未导致中国官方下调对欧洲的定位。相反，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欧洲在全球事务中的战略性。

时代大变局下欧洲如何在国际秩序中寻找自身定位？

简军波：欧盟内部对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定位并不统一。法国强烈追求战略自主，德国一定程度上支持多极化。欧盟委员会宣称要成为“地缘政治委员会”，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则宣称欧盟要“使用权力的语言”。这些目标中存在共同点，但也存在些许分歧或侧重点的差异。无论如何，欧盟希望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玩家，但同时保留“规范权力”的身份。

整体上欧洲希望维持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巩固由“核心-半边缘-边缘”所组成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且欧洲要永久处于核心圈。为维持这一主导优势，它会联合核心圈其他西方国家去应对最强大的来自半边缘圈的强有力的竞争者。但它部分维持相对合理的规则使国际竞争处于规范之内，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的利益，这是它还有可能与中国等南方国家实行合作的政治基础。

张飚：俄乌冲突迫使欧洲深刻检视自我定位。俄乌冲突前，欧洲认为自己是一个远离国家战争风险的区域（组织），既没有常规战争也没有核战争风险（科索沃战争在他们看来是“种族清洗”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战争；北约是“人道主义干涉”而非国家军事作战）。然而，俄乌冲突是二战后第一次将国家常规战争甚至核战争的风险又带回了欧洲。因此，欧盟常以“规范力量”、“多边主义力量”自居的身份，受到了国家战争、军事冲突的挑战。

宋黎磊：欧盟内最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也不愿意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美国对华竞争中的棋子，在中美之间选边，或因为国际秩序调整打断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欧盟及其成员国现在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将欧洲一体化、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利益同本国及本地区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而不陷入两难境地。

简军波：欧洲一体化的创新举措与毫无进展的改革相互交织，很难说一体化在前进还是后退，只能说它正处于一个艰难的调整阶段，将凤凰涅槃还是就此沉沦，可能需留待历史给出答案。

张飚：自英国脱欧后，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预判似乎两极化。乐观主义者认为英国脱欧刺激了欧盟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英国脱欧后遭遇的经济不景气等问题给其他成员国了展现了负面示范效应，并且移除了深度一体化的阻碍因素。悲观主义者认为，英国脱欧挫伤了欧洲一体化，严重打击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信心。我属于悲观主义者，认为面临英国脱欧、移民危机、俄乌冲突等多重危机，欧洲一体化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停滞。

超越认知差距，探索未来合作之道

宋黎磊：目前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改变了对外战略的优先次序，经济利益让位于安全利益成为这些国家制定外交战略的优先事项。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多数欧盟内国家做出了支持“跨大西洋”定位选择，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关系不断升级。

但多数欧洲国家仍然期待与中国加强双边层面的务实合作。就如何开展对华“去风险”议程上，都不愿放弃对华经贸关系利益，只愿降低关键依赖产业与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在多边层面期待就可持续发展、绿色、减贫、城市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与中国开展对话与合作。

展望未来的中欧合作，首先，中国仍然要以经贸和投资作为压舱石，持续推进与成员国开展的务实合作。其次，加强地方合作，包括与欧洲国家开展的地方性经贸务实合作、互联互通合作、数字经济合作、科技创新合作等。继而，加强人文交流合作是夯实双方合作民意基础和疫情后重建信任的重要保障。

当前，双方人文交流合作已取得丰富成果，但成效依然有限。鉴于此，要推动双方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化建设，对接欧盟成员国的个性化和差异化需求，将双方人文交流融入“全球文明倡议”框架，拓展双方既有合作成果，促进共同发展。

简军波：如果未来欧洲对华认知更趋负面，这将反过来塑造中国对欧政策，从而使中欧关系陷入僵局。如果需要解决恶性循环，唯有双方超越认知差距，从全球和平与繁荣的视野去探索作为两大力量的全球责任，才可能找到新的道路，否则，双方关系将长期呈现为持续冲突的合作，或有限合作的冲突。

“中欧观察”是复旦大学的欧洲研究学者的专栏，立足中国本位，聚焦中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