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威：全球贸易中的东方茶业与“新资本主义史”

如大多数课题一样，这本书有众多的起源。当我还在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我在历史系选修的第一门课程—现代南亚学，由阿努帕玛·饶教授（Anupama Rao）讲授。当时，南亚研究在英语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我深受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和后殖民文学的理论抱负的吸引。这些学者以南亚历史为出发点，就权力和暴力、殖民主义和语言以及这些在创造现代世界的进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展开辩论。我自然也对所有这些讨论如何与中国和东亚的研究相交叉感到好奇，毕竟，考虑到我的家庭背景与该地区的关联，我与之有着更密切的联结。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时，就已对19世纪世界贸易中的中国和殖民地印度交叠的历史很感兴趣：英国对印度的占领、孟加拉的鸦片贸易，以及涉及加尔各答和广州的以鸦片换茶叶的三角贸易。在读博士生一年级时，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话题，起初我认为它可能适合写为一篇报告或论文。但随着我深入研究，特别是关注到茶叶贸易作为鸦片战争背后的“另一商品”——这一课题得到了持续深入，直到成为一篇完整的博士论文，如今又形成一本书。虽然学生们经常被教导一次只关注一个“地区”或国家，但我认为通过比较和跨国的框架来讲述这个故事是意义非凡的。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们——帕努帕玛·饶教授、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尤其是已故的亚当·麦克考温（Adam M. McKeown）——都热情地鼓励我的研究方向。许多年后，这本书便是我当年对南亚、东亚和全球史提出的问题的成果。

1800年代，中国茶叶贸易。

当然，许多中国史和印度史学家都曾撰写过关于茶叶贸易的作品。对于严肃的历史研究而言，“茶叶”的研究或许表现得过于世俗，脱离了政治与社会的宏大议题。

然而，我在本书中的观点是：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茶叶贸易，将其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舞台，尤其是在中国和殖民地印度。在18世纪，茶叶最初只是中国市场特有的一种奢侈饮料，但到了19世纪，茶叶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必需品，作为一种主要商品与其他主要作物——如棉花、糖、咖啡、鸦片、橡胶调和构成了某种布局，它们为经典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崛起的叙事注入了活力。正如我在导言部分所指出的，在20世纪初的中国和印度，卷入茶业的工人要多于各自国家城市工业的工人（通常是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如棉花和丝绸纺织品业的工人）。茶叶贸易的历史应是任何关于中国、印度乃至亚洲近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长历史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变革的讨论中心。这是一个与任何话题一样具有切时性及历史意义的话题。

但这些并不是我最初打算解决的问题，因为我的个人发展恰逢美国高校研究更广泛地转向政治经济学问题。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我都深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文学、东亚和南亚研究系的大多数学者和学生也是如此。然而，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我对中国和南亚的社会经济史的深厚传统愈发感兴趣。我沉浸在农民土地权、国际商品价格和金融工具的技术细节之中，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新鲜事。21世纪初，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一书的出版，促使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学家重新开始关注经济史。在美国的学术界，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关于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史”的讨论，即将这一充满矛盾和危机的体系历史化和去自然化。这一智识发展的汇流使我相信，现在是个很好的时机来进一步探讨中国、亚洲和“新资本主义史”之间的关联——后者依然主要以北大西洋世界为中心。我希望这本书能有助于丰富这些讨论。

虽说历史学家们的确对政治经济学兴趣重燃，但如果面对着经济生活中精细、翔实的细节，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没有必要学术背景的学生而言，仍是令人却步的。为了解读所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数据和模型，我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产生了兴趣。例如，我们很多关于经济史的常识仍来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著作。在这一脉的学术探索中，我要感谢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教授和安德鲁·萨托利（Andrew Sartori）教授为我提供的指导。学习这些理念不仅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经济史，而且如本书读者将会注意到的那样，它们启发了我对于中国和印度思想史进行新思虑：关于这些经济实践和思想如何在亚洲形成的历史，以及这些过程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相似的变化产生关联的历史。

在这些不同兴趣——殖民主义和权力、全球贸易和生产、经济思想——的背后，我深深受教于卡尔·马克思的原著。为此，我要感谢备受尊敬的美国日本史学家哈若图宁（Harry D. Harootunian），他最早引领我对马克思（Karl Marx）的著作进行了严肃研究，尤其是《资本论》（1867）及其早期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9）。马克思著作的影响在全书中显而易见。当然，本书并不是对他所有作品全面进行重新评估。在此我想表达的是，我对马克思的解读可能与大多数读者熟悉的以往历史学家的标准解读有所不同。那些作品大多围绕民族主义问题展开，例如“我们如何解释英国的资本主义”或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相反，我认为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阅读马克思——受杰鲁斯·班纳吉（Jairus Banaji）的论文启发——强调积累和价值的动态和跨国循环。恰好有这样一种流动中的商品——茶叶——来为我们呈现这些循环的路径，因此茶叶更值得研究。

事实上，在修订和提交本书最终版本的最后阶段，我意识到我对历史和理论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代世界所塑造的。作为20世纪90年代成长于西雅图郊区一个普通商人家族的孩子，我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听到诸如“全球化”“新世界秩序”以及最近的“新自由主义”等术语。我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探索的概念——尤其是“劳动集约型积累”的概念——也是在近几十年的跨国资本、商品和移民流动及全球一体化中明显能注意到的。我希望，对于汉语世界的研究者而言，这本中译本带来的主要收获是打开一段熟悉的中国历史故事，展示它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与世界其他地区和产业有着许多共同点。

大多数研究课题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往往间接地与作者个人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今天，我的家族分支散布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和美国。我们的命运大多与20世纪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改变世界的贸易及移民模式有关——就像本书所描述的中国、英国和印度的农民、经纪人和代理人一样。因此，当我进行研究时，我追随直觉去讲述那些被无法控制的跨国力量所席卷入其中的人的故事。作为一名历史的研究者，我最需要报答的是已故的祖母李鼎嵩 , 是她抚养我长大，也是她在中国生活的故事激起了我对她所来自的世界的好奇心。我的父母刘家辉和杨芳琪曾踏上一段在今天的我看来不可思议的旅程，他们横跨了半个地球，建立起新的生活。他们无私地任由我追随自己的求知欲，除了要求我们像他们一样努力工作之外，他们别无所求。我的伴侣礼子与这个课题共度了半生，在多年的旅行、撰写、修改和等待中，一直耐心支持着我。当英文版率先出版时，我把它献给了礼子以及我们的女儿——义佳，当时她刚满两岁；如今，随着这本中译本的出版，我有机会再次将它献给我的家人，也献给我们刚出生三个月的儿子——义友。

（本文摘自《茶业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中文版自序”，[美]刘仁威著，黄华青、华腾达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11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