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通识》之“宏识”“卓识”和“精识”

经典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意蕴的不可穷尽，意蕴能被穷尽的著作则不可能成为经典。正因为其意蕴之不可穷尽，才禁得起不同时代之淘洗，也才禁得起不同读者之发掘。“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意味着莎士比亚著作意蕴的不可穷尽。“说不尽的《西游记》”，同样意味着《西游记》内在意蕴的丰富多元。正因为经典意蕴的不可穷尽，反而引起了读者探寻的兴趣。一如珠穆朗玛峰屹立在青藏高原上，吸引着世界上无数的登山者前去探险；成书四百年来的《西游记》，也已当之无愧地立于经典著作之巅峰，吸引着无数的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探寻其中的宝藏。另一方面，无数登山探险者丰富了珠穆朗玛峰的生命，无数的阅读研究者也弘扬了经典著作的生命。竺洪波教授在“西游学”领域深耕细作多年，为恢弘《西游记》的影响不遗余力，学术成就有目共睹。其研治“西游学”发轫之作《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由国家社科基金当代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将走出国门，逐步为世界所接受。其《西游释考录》《西游学十二讲》《西游记辨》亦已享誉学林，惠及读者。竺先生以一位“西游学”专家，而撰写兼具普及与提高性质的《〈西游记〉通识》（中华书局2022年版），固然是用牛刀宰杀小鸡；但作者以搏虎之力搏兔，其“通识”有过人之处，不能不使读者眼为之明而心为之喜。

《〈西游记〉通识》之“通识”，充分表现出作者的“宏识”、“卓识”和“精识”。除了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精卫衔木填海，后羿弯弓射日，中国自古以来是不是神话不发达？中国神话是不是缺乏完整的神谱和体系？作者认为，“中国神话贫乏论”在《西游记》所带来的“中国震撼”中宣告破灭。《西游记》有神、佛、仙“三维一体”的神仙谱系，有天庭、龙宫、地狱“三界贯通”的神仙境域，有神、人、妖“三者交汇”的人间世界，它是对中国本土固有神话传说和西天佛经故事的改变和融汇，是中国神话的集大成者。而孙悟空本人，更是人、神、猴的奇妙结合，是一个超级神话主人公。作者的“宏识”不止于此，随后的“卓识”亦由“宏识”而展开。他进而提出，《西游记》的神话是不同于上古原始神话的“再生型神话”，它不是朦胧的原始思维的产物，而是自觉的艺术思维的结晶，其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情感精神和理性智慧。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认为《西游记》是中国神话文化划时代转型的标志，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竺文与杨文相互发明。可见《西游记》之神话，是不同于《荷马史诗》或《神谱》之类原始神话，而具有东方色彩和民族情感、更注入了人文智慧的再生型神话。亦即《西游记》提供了另一种神话类型。它不再是人类童年的自然想象，而是人类成年后的自觉想象。它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神话小说。我们今天完全不必以西方话语的神话模式来套用《西游记》的神话模式，它不仅是中国式的历史真实、民间传奇和文学想象的有机结合，更是中国文化汲取外来营养而更新发展的创造性演变。

众所周知，《西游记》取材于唐玄奘西天取经故事，玄奘大师行程五万里，途径百余国，历时十七年，“见不见迹，闻未闻经”，历尽千辛万苦从印度取回真经，玄奘大师作为取经人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但作者提出，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意义上着眼，作为执着学习异域文化又不断传播中华文明的文化使者，玄奘是时间长河中的唯一者，“万古风猷，一人而已”。因此可谓玄奘是继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界文化伟人之一。这其中的“卓识”值得略作发挥。它告诉我们，玄奘在学习他者中传播自身，在传播自身中学习他者，他既不是以中华文明为独秀，也不是以异域文化为中心，而是以“众生平等”之心接纳异质文化传扬自身文化。玄奘以全人类的优秀成果丰富自己，才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世界文化伟人。我们今天登上玄奘亲自督造的西安大雁塔，不能不折服于玄奘大师的坚毅品行、宽广胸怀和渊博学识。作者指出，玄奘从取经人变成文化使者，《西游记》把取经动机从佛教徒求解真经改造为“启民智，保大唐”，这使得《西游记》成为一部通过佛教故事反映儒家思想的文学作品。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化俗为雅”的深层生成机制。西游故事的历史真实和民间传奇，最终经过文人雅士的加工转化而成为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重要性正在于此。因此作者认为，《西游记》既非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亦非取经求法弘扬佛教的宗教故事，而是一部汪洋恣肆、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既是神话小说，就具有了文学性，更触及到文学本质上的多义性；从文学的多义性着眼，《西游记》之“说不尽”才成为可能。

《西游记》中的“三昧真火”既大有来头，也大有用场。写作《〈西游记〉通识》，作者拈出“三昧真火”一词来形象概括《西游记》的“思想意义与艺术魅力”，但作者引而不发，对此“精识”未及展开。“三昧”是佛教用语，是梵语Samadhi的音译，其中的“三”，本来不具有数字性质。真火是道教用语。三昧引申为事物之内在真谛和秘诀，真火则介于抽象具象之间，是不可见的精、气、神外化而可见的火焰。“三昧真火”本身就是佛道融合的产物，喻示着中华文化对异质文化的消化吸收，它又是事物真谛的外在显现。明正统道藏本《道枢》卷十三《指玄篇》云：“吾有真火三焉：心者君火也，其名曰上昧；肾者臣火也，其名曰中昧；膀胱者民火也，其名曰下昧。”（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这是道教对“三昧”的误读，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体现。中国文化特别推崇“三”，《道德经》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结合作者在书中多处之所启示，我们认为用“三昧真火”形象化地概括《西游记》的思想意义与艺术魅力，可能具有以下含义：一是《西游记》以表面的取经故事，来凸显内在的人生真谛。二是《西游记》在文化上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在神谱上是神、佛、仙三维一体，在形象上是神、人、妖三者交汇。三是《西游记》在情节结构上是三大板块——孙悟空大闹三界（天宫、地狱、天庭）、太宗入冥、唐僧西游；在主要人物上，是唐僧一“人”带领三位“神仙”徒弟西天取经。就连《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也是三线合一：首先脱胎于历史史实的《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次发展于民间传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平话》，最终定型于吴承恩的文学创造。

至于书中更多的宏识、卓识和精识，如孙悟空是“大闹三界”而不是“大闹天宫”，孙悟空武功变弱之原因及其身上道教猴与佛教猴之此消彼长，唐僧“心生心灭”论对《心经》的顿悟和佛学之贡献，观音“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论及其作为“终身副教授”（“菩萨”）居然成为教授（“佛”）之师父与誓不成佛之缘由，以及《西游记》颠覆性的爱情描写，其悲剧性与喜剧性相交融之艺术特征，取经而非送经、自救乃至他救之辩证关系等，可谓胜义纷纭，令人目不暇接指不胜屈。笔者不再缕述，以下尝试窥探作者之所以取得“通识”之密钥。概而言之，作者之“通识”，是建立在淹博基础上之识断，其密钥即先“通”后“识”。清代学术大师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论治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84页）“淹博”是“通”之前提，不“淹博”则不可能“通”；在“通”的基础上去粗取精，以孙悟空之火眼金睛加以“甄别”，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识断”。

《〈西游记〉通识》之“通”，一是“博‘通’古今”，一是“里‘通’外国”。作为曾撰写《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的作者，“博‘通’古今”是必要条件，书中俯拾皆是毋庸多说；令我惊奇的是，作者能够恰到好处地引述西方文学与文论——“里‘通’外国”，借助他山之石以攻本土之玉。在论述《西游记》的悲喜剧交融特征时，作者不但引用《红楼梦》脂评“绛树两歌”“黄华二牍”，而且借用巴赫金的“复调”术语一言蔽之；在探究“圣母”（玄奘之母）投江自尽是否“从容”时，作者以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自杀的复杂心理作对比；在解说沙僧所遭遇的原罪时，作者指出沙僧被贬流沙河，遭受利剑穿胸的惩罚，七天一次，每次穿刺百余下，以希腊神话中被钉在高加索山上的被啄食心脏的普罗米修斯听闻此刑也会流泪来形容，都非常贴切精当。通过“博‘通’古今”和“里‘通’外国”而建立起来的“识”，其宏阔、卓越和精审也有了保证。当然《〈西游记〉通识》之“通识”，尚有待于读者和时间的检验；但其建立在博通基础上之裁识，是坚确不移的，其给予我个人阅读上的愉悦和启发，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