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浙路风潮：汤寿潜与近代中国

2023年12月9-10日，“汤寿潜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市萧山区举行。此次会议由杭州市萧山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文物局）、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和《近代史学刊》主办，由政协杭州市萧山区文史和教文卫体委员会、杭州市萧山区档案馆、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人民政府和杭州市萧山区博物馆联合承办，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南昌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社科院、宁波大学、浙江大学等40余所高校及机构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

本文图片均由薛宸宇、陈丽晔拍摄

大会主旨报告环节，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郑成林教授主持，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桑兵、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玉、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特聘教授陶水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东阳分别作主旨报告。

桑兵报告的主题是《汤寿潜与江浙绅商研究应如何拓展》。他指出目前汤寿潜研究仍有较大空间，加强研究有两种方式：首先，扩张材料，包括扩张直接材料与扩张间接相关材料。其次，扩张材料使用的范围、办法。关于汤寿潜与江浙绅商研究应如何拓展，桑兵强调可以从六个方面入手。第一，看书知人，不以分科之术看书；第二，关注江浙绅商的文字与内心世界；第三，汤寿潜与各方关系；第四，主张与行事的互证；第五，民初江浙绅商的活动与影响；第六，江浙绅商之间的关系。

李玉报告的主题是《晚清法制信用何以流失——浙路公司“保汤”事件再认识》。他围绕晚清的公司、法制与法治、浙江“保路”运动中的“保汤”事件、从“保汤”到“护法”和晚清法制信用受损四个方面，分析了晚清法制信用何以流失。

陶水木报告的主题是《关于汤寿潜督浙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他首先回顾了学界对汤寿潜督浙的既有研究，然后从关于援鄂及与黎元洪的关系、汤寿潜与省临时议会的关系和汤寿潜辞任浙督原因三个方面，分析了汤寿潜辞任浙督的原因，指出汤寿潜辞任浙督的根本原因是他淡于名利、远于仕进的一贯品行与秉性。

戴东阳报告的主题是《汤寿潜研究回顾与前瞻》。她结合自己的研究历程，系统梳理了汤寿潜研究历史脉络，进而指出汤寿潜研究的重要问题和主要研究路径，希望今后继续挖掘与深化汤寿潜相关研究。

上午议程结束后，按照各场主题分组讨论。“汤寿潜与江浙士绅”主题讨论，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梁敬明教授主持。余露《辛亥鼎革与人心浮沉——从汤寿潜的新旧说起》，指出辛亥鼎革之后，受历史惯性、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汤寿潜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抉择呈现出新中有旧的特点。刘杰《访问赣鄱：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江西之行考论》，梳理了1912年10月孙中山的江西之行并考察其政治意义。赵建民《张謇与辛亥南北和谈——以张氏赴鄂一案为中心》，提出学界所流行的张謇在辛亥南北和谈期间赴鄂策动段祺瑞拥护共和一案并非历史本相，重新考察张謇在辛亥南北和谈中的作用。田何兴《汤寿潜与马一浮的大儒情深》，梳理了汤寿潜与马一浮的主要事迹及翁婿俩崇儒情深的史实。李宗庾《日俄战争前后张謇等人的列强认知与改革考量》，考察日俄战争期间张謇等人代拟修改立宪奏稿及其背后认知与考量。吴世平《分“道”扬镳:汤寿潜与盛宣怀关系研究》，通过爬疏汤寿潜与盛宣怀关系之演变，指出二人关系之变化实为辛亥革命前夜清政府与地方士绅关系变化之缩影。

“汤寿潜文献整理与扩展”主题讨论，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杨代春教授主持。曹赫怡、戴东阳《汤寿潜与民初朱舜水热》认为杭州光复后，江浙一带掀起了“朱舜水热”，其中，汤寿潜主导的一系列活动不仅有利于“反满抗清”的思想宣传，同时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亮丽的一笔。阮发俊《浙江省两个综合档案馆馆藏汤寿潜档案概述及我的一些读档体会》介绍了浙江省档案馆、嵊州市档案馆的汤寿潜档案的来源、内容和保存情况，这批档案从不同维度展现了汤寿潜思想、生活、政治活动等各方面情况。左松涛《“北美藏辛亥革命新史料整理与研究”报告》汇报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史料编辑，一是研究成果，利用海外文献探索辛亥革命研究的新维度。薛论《日本对汤寿潜革职事件的关注与反应》指出自汤寿潜于1905年担任浙路公司总理起，随着他声望日盛，日本对其关注度愈高，至革职事件时达到新高度。周志永《南北之间：清末民初谭延闿的地方观念和革命转向（1911-1924）》介绍了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初年，谭延闿政治主张的转变，并分析这种转变背后的复杂原因。周军《清末新政前后汤寿潜的教育观》分析了汤寿潜的教育思想的来源，“中道西器”是汤寿潜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主要思想。他批评了科举弊端，有助于了解晚清教育近代化的措施与困局。

“汤寿潜与浙路风潮”主题讨论，由《晋阳学刊》李卫民老师主持。朱冰冰《商论与官治：晚清浙江铁路公司的集资与运营（1905-1911）》，讨论晚清时期浙江铁路公司在集资与运营中商论与官治的冲突，认为这种结构性矛盾是近代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秩序之曲折复杂的深层原因。严智德《浙路当浙办：再论汤寿潜苏杭甬铁路商办的倡议（1905-1907年）》，利用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论述汤寿潜的早期铁路思想。徐立望《汤寿潜、全浙铁路公司及浙江谘议局：理解晚清最后十年浙江政治社会变迁的秘钥》，认为汤寿潜和全浙铁路公司以及浙江谘议局三者关系紧密，研究它们是理解辛亥革命前夕浙江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关键所在。周宗根《地区垄断性企业两难的社会回应——以1943-1945年南通县大生纱厂参加日汪“代纺”为中心的微观研究》，研究战时状态下作为地区垄断性企业的大生纱厂如何进行社会回应以获得其营业的合法性，揭示了企业依据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力的动态变化来选择回应社会压力的形式。李莎莎《改革开放以来辛亥革命秩年纪念学术会议选文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举行的五次辛亥革命秩年纪念的入选论文进行学术综述，认为会议所展示的学术创新及学术问题意识较浓，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学术研究新气象。

“汤寿潜与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主题讨论，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杜正贞教授主持。崔岷《何以拯救中国:晚清官绅的团练自强主张（1871-1898）》认为团练自强主张在晚清自强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谓体察近代国人如何寻求富强之道以及如何认识与处理中西和新旧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白斌《近代中国渔团组织的建立与成效研究》指出清代中晚期，中国传统海防体系的崩溃及现代化海军建设的曲折性使得清政府高度重视渔民群体在海防建设中所能发挥出的积极作用。陈静《审检所与民初基层司法实践》认为民国初期，在宪政改革的背景之下，龙泉、景宁等地设立审检所制以推行司法独立。但虽然制度尝试和程序规范已属突破，但往往在具体案件的处理，礼法、惯例依然是不能背离的重要依据。尤淑君《道光、咸丰年间宁波农民起义与乡村秩序的变化》通过整理五次宁波农民起义的经过，并考察道光、咸丰年间宁波的社会情形，发现起义的原因是反对地方官的处事不公，以争取自身群体的权益。童杰《浙东海洋盐业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介绍》介绍了“浙东海洋盐业档案”的保存和整理情况，这批档案涉及盐业、海洋、社会等方面，虽以浙东沿海为核心，但也兼涉全国其他地方，如果充分利用，可以填补目前相关领域研究的不足。高文芳《近代浙江会哨制度初探》以会哨为视角，梳理会哨的制度缘由和具体实施，探讨会哨制度与地方治理的关系。以此为清季民初绿营、团练退出地方治理后军政、警政的在地性实施提供不同的研究面相。

“汤寿潜与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主题讨论，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肖如平教授主持。姬凌辉《试论清末民初警察卫生与卫生警察的在地化》指出卫生警察的出现与消失表明地方自治试验与地方卫生行政的铺展逻辑共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警察与卫生逐渐走向行政化，但公共卫生与公共安全在观念上依然粘连。杨瑞《政治文化史视阈下的民国“重建中国法系”运动》认为近代以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重建中国法系”的运动，演变为一场以确立国民党独裁统治为目标的政治规训，引发了尖锐的思想冲突与博弈较量。韦巍《<新民丛报>的文明比较框架与希腊坐标》指出梁启超办《新民丛报》欲重塑我国国民的德育、智育，栏目设置与论说展开的背后是一套中西文明比较框架，而古希腊代表西方古典文明框架中的重要坐标。吴昱《清末的“邮政利权”观念与汤寿潜的新邮倡议》认为清末有关新式邮政关涉“利权”之说，立论者多关注可能带来的利润，而汤寿潜在《危言》中则分别从“利”与“权”的角度，言简意赅地分析新式邮政开办的意义、方式与作用。杨齐福《“浙江一日不可无汤寿潜也”——浙江保路运动中汤寿潜之再评价》拟就白坚的《论浙江人当自立不当崇拜汤寿潜》一文重新评价浙江保路运动中汤寿潜，紧扣事件脉络，关注时代之精神。

“汤寿潜与近代中国的制度转型”主题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东阳主持。赵虎《丁未年再议新内阁与清末中枢体制转型》认为，清代中枢体制在1907年（丁未）出现结构性变化。从丙午改制后的中枢政情、岑袁共申前议、袁世凯以退为进与中枢机构再调整、比照各国中央合议之制四个方面，呈现出丁未年中央官制的调整。王智超《清季法令公布制度初探》认为，清廷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颁布的法律政令，面临旧体系的问题与新方法的引入的问题。对此，咨议局进行了筹划与实践，体现着法令公布制度的自下而上的特点。中央也力图建立统一的法令公布制度，以延续和完善清廷法令公布。李浩《以私代公：制而未定的〈总统府官制〉（1912-1928）》讨论了民国北京政府总统府官制的问题。总统府官制面临制定困境，折射了民初制度兴革与人事任命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也给民国北京政府的运行设置了难题。雷家琼《民国时期纳税人的纳税行为分析：以虞洽卿遗产税的缴纳为例》聚焦于虞洽卿去世后，围绕其遗产税的缴纳，虞氏后裔与国民政府税务部门展开了激烈的博弈。而虞洽卿遗产税的缴纳过程，集中反映出民国时期纳税人纳税行为的真实面相。

“清末民初浙江政局与社会转型”主题讨论，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瑞教授主持。杨代春《辰州教案赔款及流向》考订1902年湖南辰州教案的赔款金额及流向，探讨本案从“地方性事件”演变成中英交涉的深层原因。陈哲洋《“左袒”与“重惩”：“东南互保”下清政府对衢州教案“惩凶”问题的因应策略》从“东南互保”视角下考察清政府处理衢州教案“惩凶”问题的来龙去脉及深层考量。罗凯《革命无法革税：辛亥革命后浙江省厘金规复为统捐问题研究（1911-1912）》梳理辛亥革命后浙江省厘金裁撤、规复及调整的历史。许文轩《地税改革下的多元博弈——以“杭州五十八坊长上书事件”为中心》围绕“杭州五十八坊长上书事件”探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税改革过程中的多方博弈及背后逻辑。

“湘湖的历史与近代转型”主题讨论，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刘俊峰副教授主持。陈志坚《杨时开筑湘湖事迹考》讨论了北宋时杨时开筑湘湖的历史及相关问题：一是杨时任职萧山知县的时间；二是杨时开筑之前的湘湖；三是湘湖开筑的过程。关于这三个方面的相关史实，仍有些模糊之处，需要进行一些辨析。徐小晴《晚清民初的船埠经营与公共资源权利的嬗变——以浙江南沙宗族船埠为例》说明了自清初钱塘江改道以来，南沙地区的船埠业得到发展，出现了一些宗族船埠。在近代中国转型时期，宗祠以“祖先”名义管理船埠、船户的方法失效，政府在船埠等公共资源的产权及其管理上职能的扩展。张凯、刘缘《自治与官治：近代湘湖水利管理模式转型之困境》认为清末民初，湘湖水利垦禁事件中地方精英创造出充分空间，体现出社会力量与行政官僚体系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浙江大学湘湖农场除却土地以及周围山林湖泽以外，更关乎附近居民之农田水利以及窑业生计。20世纪30年代初期，湘湖农场借助行政手段平息争端以维持产权，虽然难以动员物资与人力开展切实修缮，亦无法建立沟通渠道，但地方水利治理模式由自治转为官治，在浙江大学农场、萧山县政府、湘湖地方民众的三方的博弈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结更为复杂。刘思晗《1927—1937年湘湖的开垦与建设研究》认为，1927年的湘湖开垦为湘湖地方带来了新的转变与机遇，也使得湘湖地方群体因不同利益而抉择、分化。湘湖开垦与建设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窥见当政府的权威、利益的拉扯和建设的语言在进入一个以水利为核心的较为封闭稳定的社会时，究竟会与湘湖地方产生怎样的互动。钟妙明《汤寿潜与陈独秀》提出，在汤寿潜全集的整理过程中，整合了汤寿潜早年读书、活动、执教情况，梳理了汤寿潜在东南互保与创建民国等重大事件中的作用，汤寿潜与袁树勋、张之洞、左宗棠等名流的交往，以及汤寿潜在台湾活动的信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