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王丽：一所乡村小学里的“国家”｜政邦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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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绍兴市政府官网上有一则九年前（2014年12月4日）的新闻，写到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北师大高中语文实验教材副主编王丽老师，专程从北京来到百年老校斯民小学考察与指导。她认为斯民小学不是怀旧，是对传统优质教育的追寻与传承，这座景观式的名校，是中国近代乡村教育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文化与教育史上的一个标杆，是一道叹为观止的绝版的人文风景。

目前，她以纪录片《斯民小学》来记录、致敬这所“景观式的名校”，已在腾讯、爱奇艺、B站三大平台播出，引起更多的关注，被观众誉为“今年最美好的纪录片”。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王丽老师，谈谈过去这些年她和这所学校的故事。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王丽，知名教育研究学者，热播纪录片《斯民小学》导演，北京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青年报》特稿作者，北师大版高中语文教材副主编。1997年11月在《北京文学》第11期发表《中学语文教育手记》，引发有关中国语文教育的社会大讨论。主要著作有《追寻失落的中国教育传统》（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12）、《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11）、《人世间最美丽的》（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首先，恭喜您的纪录片《斯民小学》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之前您曾做过老师，也曾做过媒体的专栏作者，这一次为何会选择讲述这个“百年村小”的故事，并且用自己并不熟悉的纪录片形式？

王丽：

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至今，中国有百年历史的小学并不少，大多数只留下一些文字资料。浙江省诸暨市斯宅村斯民小学创办于1905年，至今仍留存有建于1919年的老校舍，编撰于1929年的《斯民校志》，和校舍同龄的百年梓树，作于1929年的校歌……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幅百年间中国乡村教育的生动图景，其所呈现的人文之美、风物之美，远非文字所能表达。

更难得的是，在小小的斯宅村，还有两座保存完好的家塾：建于1822年的笔锋书屋和建于1840年的华国公别墅，皆属中国传统文教建筑的典范之作。两者与斯民小学一起，形成一条完整的乡村教育文脉，特别适宜以影像的方式，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明耕读传家的深厚传统。因此，我在为《中国青年报》撰写了《一个家族书写的教育史》（2015年2月25日）之后，尝试以纪录片形式，用镜头去讲述“百年村小”的故事。

高明勇：从2015年开始，拍摄、制作前后耗时8年时间。在这八年里，您曾遇到过哪些困难，都如何克服的？

王丽：

对于我这样一名师范学校退休教师和教育研究者而言，这种跨界带来的困难超乎想象，整个过程好像在一条漆黑的隧道中摸索，凭着内心的直觉，跌跌撞撞往前走，几度陷入绝境。其间换过七名摄影师，四名剪辑师，前后筹款四次，捐赠者有基金会、斯民小学校友，还有我的学生。他们出于对我这个“菜鸟导演”莫名的信赖，无条件地支持我，成为我继续拍下去的动力。

高明勇：拍摄过程中，斯民小学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王丽：

2015年开拍时，斯民小学还有120名学生。但后来越拍越少，到2019年下半年只剩63名。更严重的是，根据统计，下一年的秋季学期只有三名一年级新生。斯剑光校长忧心忡忡。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斯章梅先生跟校长说“剑光，不能坐以待毙啊！要想想办法啊！”因为在斯宅村人心目中，这所学校是斯氏祖先创办的，要是关门了就对不起祖宗，就是不肖子孙。

这时，斯民小学的上级机构——东白湖镇中心学校和诸暨市教体局，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出于一种朴素的历史责任感，觉得不能听任这样一所百年村小关门。诸暨市教体局作出决定：特批斯民小学向外省籍学生开放招生。并且，东白湖镇政府先后给斯民小学配备了两辆校车，接送路远的学生上学。招生信息公布后，一些在诸暨打工的外省籍家长闻讯，把孩子送到斯民小学寄宿，还有一部分逃离“内卷”的家长带着孩子从杭州来斯民小学伴读，2020年秋季招了8个外地孩子。自此，学生数逐渐回升，学校迎来转机。到今年秋季学期，全校已有108名学生，其中一半来自外地。

高明勇：乡村教师不好当，他们身上或许还多了一种“不是家长，却胜似家长” 的陪伴，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王丽：

严格来说，这不是观点，是事实。对乡村老师来说则是一种职业之外的责任，同时也是压力。有班主任老师跟我说，面对班上这些由于父母缺席而存在各种问题的孩子，常常有一种无力感。但无论如何，对于孩子们来说，老师给予的这份温暖会记在心里。春风化雨，天长日久，会慢慢改变他们性情行为。这学期，那位老师欣喜地告诉我，班上那几个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变得开朗懂事多了，也有礼貌多了，这就是爱的力量，教育的力量。

高明勇：在片子中，我们看到了斯剑光校长为学校各方面改变所做的努力，比如开设特色课堂，孩子们写毛笔字、读诗经的画面让我为之动容，您认为类似这样的改变对语文教育来说意义何在？

王丽：

这已经超出“语文”的范畴了，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部分，也可以叫“博雅教育”或“人文教育”。不过，斯民小学不是单纯地在教室里“读”，而是在《诗经》中加入了自然常识，叫做“诗经中的植物”，相当于一门乡土课程，将人文和自然结合起来，带着孩子们走出课堂，认识自己的乡土，认识自然。这样的课程是活的，是滋养孩子生命的，并且也是对传统的激活。有B站观众看了纪录片后，发了一段留言：

陶行知先生啊，您可以放心的睡了。

虽然有人在市场化时代疯狂逐利，

但依旧有人坚守教育理想。

高明勇：有网友说在《斯民小学》里仿佛也看到了自己的童年，想到了自己儿时上学的时光，遗憾的是自己的学校已经拆掉了。教育部网站上有这样一组数据：2000年全国农村小学数为44万余所，2020年锐减到8.6万余所，降幅达80%。在您看来，乡村小规模学校保留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王丽：

现任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写过一本书，书名为《村落里的“国家”》。他认为“小学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我很认同这个观点。在中国的乡村小学，每周都有升国旗、唱国歌，与天安门广场每天的升旗仪式遥相呼应，两者在政治价值层面上没有二致，同是“国家意志和形象的体现”。据我所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小学都没有这种仪式。在纪录片《斯民小学》中，穿插了一组不同场景的唱国歌升国旗画面：有开学升国旗，有音乐课上老师教唱国歌，还有即将撤并的村小最后一次升国旗……我想以这种带有象征性的方式，体现乡村小学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存在价值。

并且，乡村小学是一个村庄的文明标志，对村庄的风气教化起着无形的影响，就像斯宅村村民说“斯民小学就像我们的一盏灯”。上学放学，寒假暑假，四季轮回，学校的铃声和村民们的劳作交织在一起，形成乡村特有的节律。而每个学期开学那一天便是村庄的节日。家长们带着孩子，乘着各种交通工具，扛着寄宿的生活用品，喜气洋洋地走进校门，连村里的狗都跟着兴奋起来，在校门口窜来窜去……整个村庄变得生气勃勃。因此，留住村小，就是留住一个村庄的希望。反之，让一所村庄变成荒村的最简单办法便是停办村小。而当广袤中国的一座座村庄没有了朗朗书声，变成一个个寂静的空村，我不知道，对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和未来，会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在《斯民小学》纪录片中，有一组已经撤并的村小镜头，字幕上逐一打出学校名字和停办年月。这是我和摄影师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找，去拍下来的。我想记录下这些，记录下乡土中国此一历史时期的横断面，引起公众和决策者的警惕。

高明勇：100年前，晏阳初、梁漱溟等教育学家在中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今天，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乡村孩子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如一，乡村教育是实现孩子们梦想的重要途径。就目前看来，我们的乡村教育还有哪些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王丽：

我不是研究乡村教育的专家，为慎重起见，我将这个问题发给两位乡村小学校长，请他们来回答。他们给我的回复是：

乡村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是优质师资的稳定，没有优质师资的支撑，乡村教育的发展无法实现。但从目前趋势看，乡村学校的优质师资呈净流出状态。这些老师刚分配到学校时还比较稚嫩，经过两三年的培养，有的成为业务骨干，有的承担着学校的教学实验课题。就在此时，调到城里去了，原来承担的课题也中断了。如此一轮又一轮，循环往复，这对乡村校长的办学信心打击很大。这个问题不解决，乡村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没有希望。

解决这个问题的策略是，需要对乡村优秀教师给予特殊优待，只有这种优待超过回城镇的吸引力，优秀教师才能安下心来。现在有些地区已经这样做了，但力度还不够，还不足以吸引优秀教师留下来，还需要加大力度。

另外，有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可以鼓励乡贤建立教育基金，比如由乡贤基金会出资，给留在村小的优秀老师更好的待遇，助力乡村教育发展。事实上，此举本身也是学在民间传统的延续。

高明勇：您跟踪斯民小学拍摄八年。在您看来，斯民小学的未来生长点在哪里？

王丽：

我觉得是伴读社区。伴读社区是外地家长自发形成的一个社区，目前一共有21户，分散租住在村子里。家长身份有企业家、医生、公务员、心理教育培训、自由职业、全职太太等。这批家长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对教育有思考、有追求、也有行动力。他们利用村里的公共空间，组织各种活动，如练书法、踢足球、练武术、做手工、读经典、放电影、演讲、阅读讨论等，还不定期举办家长沙龙。这些活动大大补充了乡村教育资源的不足，使整个社区变成一个教育共同体，给乡村带来新的活力和文化。并且，也增加了村民们的经济收入，受到乡亲们的欢迎，和村庄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伴读社区是百年斯民开出的新花，也是斯宅村一道独特的教育风景。它标志着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不过，由于斯宅村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然山水和历史人文底蕴，决定了这种模式很难被复制和推广，但这并不削弱它的价值。因为，在当下严重内卷的城市教育大背景上，它让我们看到一种教育的新的可能性，改变我们对乡村教育的固有认知，启发我们对教育本质的思考，也鼓舞我们行动的勇气。

不过，也有伴读社区家长担心孩子小学六年毕业后的出路，很希望斯民小学能接着办初中，让孩子能够在这样一种宽容、温暖、有幸福感的环境里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但兹事体大，不是斯民小学能够决定的，需要上级主管部门从政策上给予特殊支持，就像2020年特批斯民小学开放招生那样，大胆开先，给斯民小学一个更开阔的未来。

最后，借用一段网友的话结束这次书面访谈：

看完这部纪录片，让我想起了英国的哈罗公学的那个片子，两个学校都有几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文化的传承，素质的教育。但同时差异也很显著，也让人很感动。那就是哈罗强调一种身份上的贵族意识，一种我就是和普通人不一样，我就是要站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傲慢与优越；与他相比呢，我们中国的斯民小学，是很平和很温暖的，更是逐渐开放给入城务工子弟的，甚至过分一点讲，可以看成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教育的一个站在前面的典范。真诚的希望，在这片东方的红色土地上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探索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