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的高考和大学记忆

撰文：郑异凡（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我们的“四九级”

我上学读书常有幸遇到历史的大节点，上初中赶上抗日战争胜利，上高中恰逢家乡解放。那时学校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班级名，我们初中一年级的班级依照英语老师程正迦先生的建议，取名“贺凯”，英语书写为“OK”。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根据班主任何继存先生的意见，班级取名“四九”，这有三层含义：第一，我们的城市江山县是一九四九年解放的；第二，解放的日子是阴历四月初九；第三，我们班共有同学四十九人，三个“四九”就成了我们的班级名。这样我就牢牢记住了故乡的解放日期，也记得我们高中一年级小伙伴的人数，虽然后来参军参干走了好些人，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剩下也就三十来人了。那时每位同学参军参干，都是班级的大事，都留下欢送他们的班级“全家福”，不过到毕业的时候，却没有拍一张“全家福”，成为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先“集训”后高考

1952年夏我们高中毕业，这时国家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号召考大学，参加也就是现在叫做 “高考”的考试。不过，大家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备考。毕业考试后不久，新青团（那时还不叫共青团，而是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县委组织我们到专区所在地衢州集训，地点是衢州中学，是什么名义或名称的集训班，到现在也不清楚，只记得有专区和县领导来讲国内外形势，讲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此外就是各人在小组讲自己的经历和家庭，“自报公议”。都是十八岁上下的青年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经历可讲。我从四岁开始上江山县唯一的一个“先河幼稚园”，在这里把初小也读完了，直接从幼稚园升入高小，然后就是江山县中的初中和高中。现在想来，这大概就是一次政审吧。这给同学们在分手之前提供了最后一次聚会的机会，开会之余，没事就一起唱唱歌，聊聊天，日子过得很是快活。这就是说，高考之前我们并不是忙着温习功课备考，而是政治学习，没有感到高考的压力。集训大概进行了半个来月，然后返回老家。

过不多久，又把我们集中起来，拉到金华参加高考。这次也是由组织办理的各种手续，连火车票都是组织发给我们的。到了金华，住进金华师专，试场就设在这里，有好些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在这里服务。考试不分文理科，是统一的试卷。别的都记不得了，只记得语文试卷中有一个选择题：“满志”之前有几个词供选择，我选了“踌躇”，我以前没有见过“踌躇满志”这个词，是根据排除法选的，结果蒙对了，于是牢牢记住了这个词。

考毕返回江山。江山中学正在搞学校“普查”，把我叫去帮忙——做调查，刻蜡纸，做表格。普查包括学生的家庭情况，如家庭成分、家庭人口等等。那时土改已经完成，各家都评定了成分，例如我家被评为“贫农兼自由职业”，“贫农”是因为有祖上留下的两亩地。孤儿寡母根本耕种不了，交给大伯代耕，“自由职业”是因为母亲当过小学教员，后又在江山救济院当保育员。不过有的学生的家庭成分不明或者没有填写，这就需要去核查。这差事往往交给我们这些帮忙的小伙子。江山是多山区的小城，有时为了查清某位学生的成分，需要翻山越岭去所在的村子调查。那时年轻力壮，翻山越岭不在话下。

《解放日报》张榜公布录取名单

等到8月，上海《解放日报》用好几版刊载了高考录取名单。我报考的三个志愿是复旦大学的三个系：中文系、新闻系和历史系。那时浙西的山城相当闭塞，对外界知道得不多，所以我就认准一个学校，对考其他大学想都没有想，我母亲对我考大学，学什么，统统不过问，由我自己做主。记得复旦大学的录取名单刊载在《解放日报》的第一版头条，中文系还放在最前面，所以我一看，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有的同学就需要一版一版地搜寻。我们是先通过报纸获取录取的信息，然后才收到学校录取通知书的。由于录取名单是在报纸上公布的，那时候不会出现被冒名顶替或者通知书丢失的事件。

通过对《解放日报》的反复搜索，发现我们班除一位同学外全都考上了大学，有学医的，有学生物的，有学英语的，有学数学的，等等，这在江山中学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这多亏了那时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的方针，我们是幸运儿，赶上了这一趟！那位没有被录取的同学很可能是因为健康的原因，一年后也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1951年暑假，清华大学地质系的一批大学生来江山实习，借住在江山中学。一下子来那么多的大学生，在江山小城是罕见的，同这些大学生的接触和交往，使我们班的许多同学都去报考地质系了，结果我们班读地质的人最多，至今仅在北京就有三四位从地质部门退休的同学。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的！

班上考文科的只有我一人！我从小学开始看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后来迷上解放区的小说，几乎读遍了学校图书馆所有的解放区文艺作品，在学校举办的历史征文比赛中，我还获得了高中组的一等奖。记得征文的题目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革命传统”，给我的奖品是一本《苏联历史》，封面上写着“大学教材”，实际上是翻译的苏联中学教科书。它好像预示了我今后从事苏联史研究的命运！由于征文获奖，大大提高了知名度，我还当选了学校第二届学生会的主席！

赤脚进复旦

解放前母亲在江山救济院担任保育员，解放后救济院解散，母亲就没有了工作，因父亲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抚恤金也没有了，就靠姐姐一人养活全家，所以家庭经济非常困难。考上大学需要准备最简单的行装，只好去银行贷款，记得我去银行借了10万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10元钱。母亲领我去买了一只皮箱，做了几件衣服，再买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钱就花得差不多了。

我扛了一个铺盖卷，提了一只皮箱，拿了入学通知书就去了上海。那时去学校都是单身一人，不像现在有家长全程护送，一切都得自己办理。到了上海，天公不作美，正在下雨，我穿着布鞋，如果湿了可不容易干，干脆脱了鞋打赤脚，在我们那个山城赤脚走路是常事。这样，我就赤脚走进了大学这座殿堂！

中文系的报到地点是淞庄（即复旦大学第六宿舍），到了那里看见一条大横幅，上书“热烈欢迎新伙伴！”老同学见我打赤脚，给我打来洗脚水，心里马上感到暖暖的！

我是最早来中文系报到的，住的是日本人建造的两层楼的宿舍。楼下一间是中文系的，住六人，楼上一间是新闻系的，后来被选送留苏的唐修哲（后为著名的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就住在我们上面。

第二次高考：留苏考试

中文系一年级的下学期传来消息，要选拔留学苏联的学生，号召我们报名。最后由校方决定选取一批同学报考，我幸运地被选中了，于是又一次进入考场，这是我的第二次高考，考的是苏联的大学！很兴奋但不紧张，因为已经进入了复旦，上学已经没有问题，有了保障。对考试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学校用校车把我们送到徐汇区的一所中学。考完试才放假回老家——为节省路费，寒假没有回家，已经有一年没有看见母亲了。

假期结束返回复旦，知道已经被录取留苏，我们班上共有四人被录取：马积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工作）、康群（进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因社会关系问题被送回复旦中文系，后任《郑州晚报》总编辑），还一位姓曹的同学（后因身体原因被送回国）。

我们是乘火车去北京的，路上历时整整三天，这就是那时的交通状况！我们被送到位于鲍家街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二部（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我们班的宿舍被安排在离校部不远的石驸马大街。

俄专的一年主要有两件事。其一是政审，对留苏生的政治要求十分严格，在校内搞了一个“自报公议”的“忠诚老实运动”，各人交代自己的历史、家庭和社会关系，然后大家评议。有一个说法，能入党的不一定能出国留苏。另一件事是学习俄语，我们多数人基本不懂俄语，或者仅在大学一年级学过一点。教俄语的老师大多是苏联大使馆官员的夫人，或者苏联专家的夫人，教我们班的俄语老师叫瓦丽艾哈蜜多娃，她上课时有助教帮忙。政治课学的是“马列主义基础”，实际上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因此可以用俄文本来对照学习，既学历史，也学俄语。

稀里糊涂：从“马列主义基础”到“苏联史”

到了下学期，开始做出国的准备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制作服装。不管你最后能不能出国，都去量服装尺寸，当然做不做服装校方会通知厂方的。发给我们的服装用品装了两个帆布箱子，够五年之用。

最后公布的出国名单，并没有学校和专业，只知道批准留苏或者留东欧国家，直到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才宣布各人的具体去向。分配我去的学校是列宁格勒大学，专业是“马列主义基础”，由中央编译局保送。这纯粹是“按需分配”，事先并没有征求本人的意见，而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国家确实需要大批建设人才，1954和1955年是派出留学生最多的两年！

使馆的信息有点不灵，到了列宁格勒大学才知道苏联高校已经撤销了“马列主义基础”专业。1953年斯大林去世，虽然还没有公开批判个人崇拜，内部已经开始微调，大学虽然还设有“马列主义基础”课（实际上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课），但培养“马列主义基础”专业人才的学科取消了。于是把我们安排到历史系的苏联史专业。分配学历史的大多是原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中文系是最容易改学其他人文学科的，历史、哲学、法律、新闻等等都行。

我在历史系学习了一年，在二年级新学期开始之前，使馆通知，像我们这样专业与原分配专业不符的可以重新挑选专业。虽然学了一年历史，但是我对文学的兴趣未减，就改选了文学系，在那里上了一个月左右的课。突然又传来消息，说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的两位工作人员（夫妇两人）在莫斯科河划船失事，不幸溺亡，此前他们经办的改专业的事作废，于是我又回到历史系的苏联史专业，从此研究苏联历史就成了我的终身事业！

2018年6月于北京蓬莱公寓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8年第5期，责任编辑：章洁，新媒体实习编辑：钟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