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找到自我，她们在海外做蓝领 | 对话另一种生活

人是一种微妙的生物，始终跟自然、社会连着一条线，霓虹都市的钢筋水泥把人越裹越紧，世俗人生如锁链禁锢灵魂。人们开始向往旅行，向往远方，期待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跟自己对话，找到真正的自我。

中国旅游研究院对外发布《2023年上半年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显示：签证便捷、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成为国人出游的主要目的地。后疫情时代，大家旅游的意愿逐渐提升。突如其来的全面放开管制，为出国游提供更多的机会，低门槛高收入的WHV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WHV是“Work Holiday Visa打工度假签证”的简称，是一种旅行工作许可。针对18-30岁、有两万左右人民币的资金证明，且不携带子女入境的中国人，澳洲和新西兰会为其提供短期的打工度假签证。此类签证对语言要求并不高，以澳洲为例，雅思4.5、PET20分、托福32分或者剑桥英语测试147分任意一个英语水平证明均可。签证持有人在签证颁发国可以合法从事一些临时工作，用于补充旅行的资金和日常开销。

疫情逐步开放后的第一批WHVer，已经在新西兰或澳洲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旅行不只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的远行。我们采访了三位WHVer,她们在熟悉的家庭、社会环境中做出抉择后，来到了另一片陌生的土地。她们是否过上了预想中的生活？将来又作何打算？

何兰心选择打工度假的原因，似乎都在她过往的经历中有迹可循——一年的美国互惠生经历、传统中式家庭的压迫和日渐萌发的女性意识。

家里长期重男轻女和PUA让何兰心无法忍受，偏心就像一杆倾斜的秤，养父母用对弟弟的偏爱不断加码，把她推向了离这个家越来越远的地方。到2022年9月，她已经将近两年没有跟养父母联系。

这次新西兰之行，何兰心笃定了不会再回来。“我喜欢旅行，而且觉得国外的生活更适合自己。”她想在新西兰呆更久一点。为了拿到户口本复印件，何兰心不得已跟曾经的家人联系。养父母的百般阻拦并没有让她放弃，她选择了和他们彻底断亲。

2022年9月29日，她收到了法院传票，养父母起诉她要解除收养关系。即便已经跟养父母断联已久，可面对这份即将斩断亲缘关系的正式文书时，何兰心的第一反应是哭泣。“这一次我正式在法律意义上被抛弃了”她在vlog里流着眼泪，如是说。但她又立马振作了起来，摆脱一段不良关系无疑让她更加自由。

她考过了雅思，学习了叉车，找朋友借了一万块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共3.5万人民币。带着这3.5万人民币和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她踏上了飞往新西兰的班机。

在沙发主家，她认识了新西兰朋友

抵达新西兰后，何兰心先后在沙发主家、房车、青年旅社间辗转，最后自己租了房子。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叫“trevelyens”的果园。通过入职测试后，她正式成为奇异果包装工厂的女工。

在这个果园工作的几乎都是来打工度假的人，偶有本地人，何兰心因此遇到不少中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地的朋友。她每天要分拣大约一千个奇异果，时薪22.8纽币（约等于人民币98元）和8%的holiday pay，下班后有免费的奇异果可以挑选带走。

由于中国海关的要求比较高，因此最高标准的果子往往会出口到中国。何兰心认为挑选自己的社交圈和挑选奇异果一样，“把烂掉的果子扔出自己的交际圈就好了”。面对“烂果子”，何兰心总是洒脱的，就像当时摆脱掉养父母一样。她坚定地说：“这对于我来说是正确的决定。”幸运的是，她在新西兰碰到了很多“好果子”，她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好果子”。

到新西兰的第一个月，何兰心再次给自己理了光头。2021年她出于好奇，曾剃过一次光头。在国内哪怕只是染头发，都会被同事邻居指责过于夸张，而这一次收到了很多同事和朋友的正面反馈，新西兰给她自由表达自我的机会。没了头发，她的眼睛显得愈发亮了。“剃光头很方便，单纯就是因为我喜欢。”朋友说她的新发型摸起来像一个奇异果。

何兰心在奇异果工厂打工

奇异果包装属于季节性工作，在这份工作结束后，她又找了一份在肉厂打包的工作。这个岗位上班时间很早，她需要五点半就起床，相应的工资也会更高。何兰心最喜欢每周二，肉厂会在这一天给他们发工资、免费的水果和三明治。

辞掉这一份工作之后，她又先后做了绿化维护工、垃圾分类员、养老院护工等。“我不想太累，卡里只有一千块钱，能过下去就挺好的。”何兰心喜欢旅行，她的梦想是环游世界。一边旅行，一边工作。新西兰的时薪非常可观，因此她工作一段时间就能攒足够的旅游经费，以供完成她“环游世界”的梦想。

何兰心第一次漂流

接受采访的时候，何兰心正在泰国旅游，她正打算去禅修班进行十天的内观，接着去学习泰拳，拳馆里有很多女孩子。学叉车，剃光头，独自旅行，她做了很多“很酷”的事，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世界表达自己的叛逆。她却觉得没有那么酷，“很多事情女孩子也能做”。

“现在新西兰是冬天，太冷啦，所以在泰国过冬。”何兰心更像一只小鸟，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寻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再去往下一个目的地。

2016年，邓露本科毕业，从一名英专生变成体制内打工人。她喜欢玄学，借助占星，邓露逐渐认识自己。她通过玄学发现“出国”有利于自身能量的正向发展，这正与她向往未知不谋而合。从个人长远发展来看，她有了辞职的打算。

邓露在体制内打工

辞职并不是邓露头脑一热的想法，她第一次跟人事提出辞职是2019年，最终因为领导的劝说而打了退堂鼓。“我本身比较保守，还是想先去做准备。”她先后考虑过留学和做外航空乘，在付出一定实践后，都因为不是最想做的事而搁置了，打工度假自然而然地闯入了邓露的视野。

升职没有留住她，反而让她意识到这个工作交接的节点正适合离开。2022年初，在疫情防控形势尚不稳定，许多人在为生存焦虑的时候，她选择辞职。“我对自己的认知更清晰了，我们其实可以选择一种轻松喜悦而不是痛苦挣扎的方式成长。”

在决定打工度假之后，邓露开始攒钱、考雅思、最后花了一万块钱拜托中介，抽中签证名额。准备得差不多了，她才告诉父母这件事。邓露用“游戏副本”比喻原生家庭，她很少和爸妈产生大的矛盾，多是两代人之间价值观的差异。“交手这么多年，我们都互相清楚。与其做无谓的口舌之争，不如拿出结果给他们看。”

2022年9月，落地新西兰首都奥克兰，她的第一感受是冲击。从没出过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建筑环境中，邓露切实地感受到自己成了外国人。为了适应环境，她做了半年咖啡师，先后在商场的连锁咖啡馆和汽车旅馆的咖啡店工作。在青年旅社住了一个月后，她跟朋友一起租房。

今年二月底，邓露开始离职南下，在新西兰旅居，她在每个地方住两个月左右。她尝试做沙发客、打工换宿、搭车旅行，也选择了更自由的占星咨询师作为职业。

新西兰的社会氛围既有社群的关怀，又尊重边界。人与人组成了一个社群，大家彼此关心。搭车旅行就是一种明显的社群关怀行为。这是指在路上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来完成一段旅程的方式。国际通用的搭车手势是大拇指朝天，会有热心司机停下来载客。邓露有时伸出手拦车，指向天空，看着天空中的云，心里暗自许愿：现在我要去某某地，我要一辆车，你看着办吧。到目前为止，她都是百搭百中。

而边界感则体现在生活中的细节，比如邓露旅居时很多房子没有门锁，但舍友并不会贸然打扰，每当她走进卧室，房东就会默认她在休息，而调低外放设备的音量。

这一年里，邓露学习了毛利语、制作咖啡，报名“幸福的艺术”的短期课程。在邓露的影响下，妈妈跟她一起搭车旅行，爸爸开始学习书法课。

从前，她跟父母的关系既有依赖，又有对抗。在中国传统家庭的模式里，父母与子女如藤蔓一般缠绕，把彼此的愿景寄托在对方身上。作为独生女，家里全部的资源倾注在她身上，同样涌来的是整个家庭的期待。从小生长在一个严格的环境里，她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可。

当一个好学生试图活出自己，成长的第一仗就是反抗父母。从辞去体制内工作开始，邓露突破了父母为自己构建的一亩三分地，她在对抗中成长，也给父母以反哺。

2023年初，她线上学习了行运八字课，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名字与八字是如此地贴合。父母精挑细选的两个字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无限的祝福与爱。邓露主动收敛锋芒，探索和父母的相处方式——倾听而非冲突。她们在家庭群里互相留言，知道彼此生活都很好，用爱回应爱。

今年四月，邓露陪母亲到库克山旅行

2021年开始邓露的头发越变越短，她所在的环境里也出现了更多规训的声音。“当别人跟我说，女孩要有一个女孩样的时候，我的逆反心理就出现了。”离职后，邓露顶着红色寸头，来到新西兰，但新西兰让她养长了头发。

一年前，留着红发寸头的邓露

“我感觉我在新西兰读了个‘大学’。”相比于做某些事，邓露最大的成长是心理上的突破。在新西兰女子橄榄球队的“毛利战舞”中，她看到了女性的力量，歌词中对于自然、女神的敬仰。相比于渴望认可，她开始更多地认可自己。

现在，她很愿意去展现自己丰沛的女性能量，头发仿佛是她生命力的一个末梢，用无声的语言诉说她生命能量的变化。

踏上WHV的旅途后，也有WHVer发现，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远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前往澳洲之前，蓉蓉在国内从事记者工作，关注的是性别议题，但做的采访常常会因为“不符合正能量”而发不出来。除了工作上的诸多限制，国内对女性不太友好的环境也让蓉蓉萌生了出国的想法，她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抱着这样的期待，蓉蓉开始做出一些尝试。由于欧美国家申请学签需要财力证明，没有足够多存款的蓉蓉只能转向更有性价比的出国方式。

2022年，蓉蓉提交了澳洲WHV的申请，但她深知被抽中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并没有抱特别大的期望。在那之后，蓉蓉开始申请加拿大硕士学签，全身心备考雅思，考试通过了，但却收到了加拿大的拒信。2023年5月底，正当蓉蓉为此焦虑不安时，惊喜地发现自己抽中了澳洲打工度假的签证。

6月中旬，蓉蓉怀着期待来到了澳洲这片陌生的土地，新环境带来的憧憬和冲劲，让她在这里的生活如鱼得水。直到7月中旬，蓉蓉来到了南澳偏远地区的一个小镇后，接连遇到了租房和找工作的困境。

首先是找工作难，由于在偏远地区，老板几乎不用招聘网站，只会接受当地人的推荐。因此，没有当地人脉的蓉蓉在投了好几份简历后，都没有收到答复。在无穷无尽的等待中，蓉蓉变得非常焦虑。

租房也是如此。由于WHV的身份，蓉蓉在租房的过程中也常常会被当地人排斥。“他们会问我为什么来澳洲偏远地区找工作，是否要跟当地人抢房子之类的问题，让我离开”。接连的碰壁让她感到沮丧，蓉蓉在社交媒体上写到：来澳洲打工度假不快乐，很奇怪吗？在等待了将近一个多月后，蓉蓉才租到了房。

除了生存上的艰难，蓉蓉发现自己很难与他人进行连接。她曾试图和打工度假的女生做朋友，但和她们待在一起时，聊天的话题总是转向工时、工资、工作，这不是蓉蓉想要的对话，因此也没办法她们一直维持友好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她变得越来越沉默。

8月底，蓉蓉终于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海鲜厂当女工。海鲜厂的工作简单而重复，剥鱼皮、擦干净鱼以及包装。每天7个小时下来，蓉蓉感到手指近乎僵硬和麻木了。无聊和压抑的工作环境让蓉蓉产生了逃离的想法。

11月初，蓉蓉入职了另一个全亚洲女性的海鲜厂。在这里，蓉蓉不用担心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更不需要害怕有种族歧视。菲律宾的同事们也从不催促或为难蓉蓉，甚至每次上班都会给她分享自己做的食物。蓉蓉被她们的真诚与热情所打动，也开始重新打开了自己的内心。“我第一次有了一种是为了同事而上班的感觉，之前都是为了工时和工资，这次是我自愿想多跟她们接触。”

海鲜厂的同事给蓉蓉分享的美食

来到澳洲5个月以来，蓉蓉第一次在异国他乡感到一种归属感，也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现在的她，同时做着三份工作，海鲜厂，粮食厂以及在小岛的清洁工，每周工作55个工时。她再也不用担心没工作、没工资。摆脱了生存压力后，蓉蓉开始申请学校。

在粮食厂工作间隙，蓉蓉会观察路边的小鸟

今年11月，蓉蓉收到了社工硕士录取的通知，但高昂的学费将她劝退，蓉蓉决定继续打工，同时等待其他学校的回复。对于未来，蓉蓉还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她想努力赚钱攒够学费，争取早日攻读硕士。

“不可否认，我的生活确实越来越好”，蓉蓉在最近一条“澳洲日记”里写到。回看自己在澳洲这片土地上留下的记忆，蓉蓉被自己身上的韧性所触动，“没想到自己居然在澳洲偏远小镇生存了下来，并且赚大钱——女性的生命力，比我想象中更旺盛。”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原标题：《为了找到自我，她们在海外做蓝领 | 对话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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