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里根访华作安全防爆检查

文 | 刘辛（公安部科技司原副司长）

1984年4月26日—5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是中美两国建交后首位在任时访华的美国总统。

然而，1983年前后，这个消息经美国公开发布后，国际恐怖组织扬言要在中国刺杀里根。当时距里根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发表演讲后遭刺客枪击事件发生过后没几年，大概是考虑到此次事件的影响，这时美方想取消此次访华行程，但又不愿主动提出。他们派人来到中国说，里根总统受过枪伤，身体不太好，到中国访问的事能不能取消？我方回应，访华行程是由美方公开宣布的，所以若取消行程依照惯例也应当由美方宣布。美方又希望我方提出一个取消里根访华的理由，我方回应，中国是安全的，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里根总统来访，总统来，我们非常欢迎，总统不来我们也没意见。双方僵持到1984年初，里根见我方不松口，便请陈纳德夫人陈香梅来做工作，然而我方口径依然不变。美方不能宣布取消访华，于是最后决定行程照旧。

历届美国总统来中国，先遣人员都是提前几个月到北京，同我方外交部门共同商定行程。我方安保部门根据日程安排，比如哪级领导会见，现场有多少记者、多少公众，怎样实施检查，等等，同美国白宫有关人员共同确定防爆安检方案。

此次商谈安保方案时，美方特别提出要使用他们自己的防弹车。开始我们不同意，他们说里根自用的防弹车防弹能力更好，还说里根受过枪伤，这款防弹车车身长，他能在车上躺一躺。后经我们反复研究，原则上同意使用美国的防弹车，但是只允许特殊情况使用，并限定使用次数：如在北京市区，只有去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可以用；如去郊区，像八达岭长城路途较远、路况不好，也可以用；其他大部分活动则用中国的防弹车，美国防弹车跟在后面，作为备用车空跑。后来，其他几位美国总统来华以及俄罗斯总统来华，他们都要求同里根一样规格，也用自己的防弹车，这一做法也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根据公安部领导的指示，我们第一次对来访的外国领导人的外事活动进行防爆安全检查，因此不敢有丝毫懈怠，早早地就开始作准备。我们提前两天就将里根即将入住的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封闭起来，进行全面的防爆炸和防辐射检查。外围由中国武警负责警戒，楼内则由中美安全官员看守。另有美国白宫安全官、美使馆人员在检查现场，查完由中美双方人员签字表示认可。

里根此次访华，在北京主要是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参加官方活动，去陕西临潼兵马俑参观是降落到韩城军用机场，跟群众接触得少。在上海则公开活动较多，按照日程安排，4月30日中午到5月1日上午10时，里根在上海停留时间不到24小时，却安排了19场活动，而且几乎每场活动都要近距离接触群众。比如，里根要在复旦大学礼堂进行演讲，里根夫人南希要到玉佛寺游览，他们还要到少年宫内和少年儿童一起搞活动、参加晚宴、会见各方人士，等等，安保工作面临艰巨的挑战。

为保证里根一行的安全，我们提前到达上海，配合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的季小鹰、王文林两位同志，对里根在上海的住地，以及每一次活动场地、使用的交通工具以及记者、工作人员等进行防爆安全检查。里根到访上海，住的是锦江饭店。4月29日，我们对饭店，特别是对他入住的16楼总统套房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安全检查。上海市公安局已经提前把饭店封闭起来、人员清空，并对16层进行过人工搜查。我们要做的是用仪器进行复查，首先看有没有爆炸危险品，其次看有没有放射性物质。此次检查没有发现前者，但卫生间里有对放射性物质的报警，并且信号很强。开始我们怀疑是仪器出了问题，赶快把备用仪器拿来复核一遍，发现仍然报警。这肯定是有问题了。我们再细查卫生间，很快确定了报警的位置，那是一块瓷砖，取下来换了一块新的之后，仪器就不报警了。在场的美方官员纷纷鼓掌，并竖起了大拇指。他们一个劲儿夸我们用的仪器很不错，又问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我说就是北京某工厂生产的，他们想去看看，却因人在上海没能成行。过了几年，美国下一任总统访华，白宫安全官要求还用那台仪器作安全检查。我说这款监测仪器已经升级到第三代了，体积、重量更小，灵敏度更高了。他们一听更感兴趣了，问：“能不能卖给我们几台？”我们马上把该工厂的人叫来，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出面买了两台，交给白宫安全官带回了美国。

这是第一次对外国首脑下榻的饭店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后来包括福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的安全官都说像1984年在上海的那类检查也要搞。

里根于4月30日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是他在上海的一场重要活动，中央电视台要现场直播。29日下午，我们对演讲会场复旦大学礼堂进行了全面的安全检查。这个礼堂是解放前盖的，地面和墙壁全是木板，因多年不用，里面堆满了化学系存放化学药品的瓶瓶罐罐，为了这次演讲才临时把所有东西都搬了出去。我们按照程序对会场里里外外、边边角角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检查，认为会场安全没问题了，但在现场的白宫安全官仍不放心。礼堂里面有个半圆形的主席台，大概有半米高，左前方、右前方各有一个大约30公分的方形窗口，是检修口和通风口，上面的纱窗黑糊糊、脏兮兮的，多年没人动过，所以我们没把主席台列为安检重点。白宫安全官说：总统在台子上进行演讲，台子下边是空的，与总统只隔了一层板，万一有问题后果非常严重。要求必须检查一下台下的空间。但那个位置用仪器检查不到，从小窗口往里探查又看不清楚，怎么办？我向美方那个小伙子提议，我们两人分别从左右两个窗口爬进去，在里边对爬一遍，靠双手和身躯来个实地摸查，他也赞同。进去之后，里头面积不是很大，直径大约五六米。我们对爬一圈后出来，浑身上下沾满灰尘和蜘蛛网，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双方这才放下心来。经过一番彻底检查，中美双方都认为万无一失了，我们便立即把礼堂封闭起来，并派专人看守。

里根飞抵上海前，我们和上海市局的同志一起对机场进行安全检查。跑道、停机坪、下机梯、候机楼内休息室等都检查完了，市局的警犬却因搜爆能力训练不够而拒绝搜索停机坪旁的草地，还在机场发起了脾气，狂叫不止，无论如何哄，它也不干活。眼看飞机快降落了，我们只好让人把警犬牵到远处，动员了一批工作人员排着队，把草坪仔细搜索一遍。

里根下飞机后，先去桂林路一家与美国有合作关系的工厂参观，在车间里和工人聊天，并手拿电烙铁和工人一起在电路板上进行焊接操作，然后才到锦江饭店稍事休息，下午按计划去复旦大学。从锦江饭店到复旦大学，途经淮海路、延安路、南京路、吴淞路，每条路上都挤满了人。主要路口我们都用大卡车控制住了，南京路只允许步行。热情的民众站在道路两旁，手持中美两国国旗，拿着手绢甚至脱下花上衣拿在手里摇晃着跟美国总统打招呼，表示欢迎。当时属于一个完全开放的活动，我想里根看到那么多人欢迎他，恐怕也是既高兴又担心的。他第一次来中国，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加上恐怖组织扬言要在中国刺杀他，肯定让他更为担心。好在我们作了充分准备，上海也动员了街道积极分子帮助维持秩序，保证里根安全、顺利地抵达复旦大学。

在复旦大学，里根旁听了外文系教授陆谷孙讲课，并在校长谢希德陪同下和学生讨论了“大学生如何为变化的世界作好准备”，又在礼堂就中美关系和美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及有关国际问题进行了演讲。通过直播，美国人看到总统在中国访问参观的情况，进而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中国人看到美国总统和各界人士接触的情况，并且听到里根演讲中对中国的评价，也进一步提升了爱国热情。可以说里根的访问和演讲为中美之间的交流架起了桥梁，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

里根在上海的活动一场紧接一场，间隔时间非常短，我方工作人员少，防爆安检器材也不多，因此我们只能跟时间赛跑。常常是刚检查完一个现场，里根就要到了，待他到场开始活动时，我们又赶往下一个现场，就是这么接力似地连轴转。一天十几场活动下来，我们安检人员累得筋疲力尽、狼狈不堪，整整一天没喝一口水，更没吃一口饭，直到晚宴结束把里根送到锦江饭店，我们才吃了一点东西。这时已经是5月1日凌晨了。

按照预定日程，5月1日上午里根要访问上海市郊嘉定县马陆公社几户社员家庭，之后从虹桥机场乘机离境，结束访华。我们只睡了短短一觉，又起身赶到嘉定，对里根要到的每个现场进行安检。里根参观了公社幼儿园，和社员一起在茄子地里锄草，在他和社员们有说有笑时，我们已从马陆公社赶到虹桥机场。针对机场的安检刚做完，里根的车队就到了。当里根总统的“空军一号”从虹桥机场起飞时，我习惯地看了下手表，时间是5月1日上午10时42分，并把它记在日记本上。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我们长长地舒了口气，连续数日的紧张劳累终于结束了。回北京的外交部专机上有丰盛的餐食和饮品，但我上飞机坐下系好安全带，没吃没喝就睡着了，一直到飞机降落后才被人叫醒。

此后直到奥巴马，历任美国总统首次访华期间的防爆安检工作我都参与了。这期间，我们防爆安检人员与美方白宫安全官逐渐成了熟人、成为朋友。之后的几任美国总统访华，大家都在一起工作，相互配合，常常是我们一名工作人员要对应他们两三人甚至三四人。这种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为后来中美两国警方在防爆技术领域进一步开展交流与合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原载于《纵横》2017年第12期

访谈整理&责任编辑 | 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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