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兵评《秦汉工匠》｜谁真正缔造了秦汉中国？

《秦汉工匠》，[美]李安敦著，林稚晖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3年7月出版，516页，139.00元 

当你欣赏一件绘饰朱红色动物纹的战国漆器，是否会想起那是咸阳漆物作坊中的女工所为？当你邂逅一片汉代画像石拓片，是否会想到山东嘉祥县的画工正用模印和粉本熟练地摹绘？当你看到一块铸刻精美的东汉铜镜，可曾想到当时市集上的镜贩子正在以某种吉语性质的顺口溜响亮叫卖？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华美的外饰固然令人眼花缭乱，或是巧妙的构思、设计令你赞不绝口，但发生在它们身后的诸多故事呢？诚然，考古学家可据现代技术复原其使用环境，历史学家亦可靠传统文献或注释重构过去，美术史学者还可以器物造型及图案展开风格学分析，但仅凭这些人们所感受到的有限信息去触摸历史，实则依然较为粗浅。特别是它出产时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它由谁制造？这个人在社会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为什么制造了它？怎么造的？造它的人受过怎样的训练？它又是如何传到了拥有者手里保存于今？美国加州大学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所著《秦汉工匠》在解答上述问题的同时，为我们呈现了艺术史研究中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系统关照工匠群像

陈丹青在《局部》第三季节目中曾谈及意大利工匠，指出他们对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样式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及从中透露出的勃勃生命力。而早期东方大国的中国工匠们，大多籍籍无名，甚至从仅存的断瓦残片中也很难拼凑出他们的完整轮廓。在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史研究中同样也很少有涉及早期中国工匠的，这并非因为学者们忽略了这一有趣的选题，而是秦汉领域的研究资料实在乏善可陈，不足以支撑任何合理有效的立论。但随着近些年考古发掘出一批新文本，譬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简，以及对旧资料进行的新阐释，终于使这一研究变得可行且有意义。

当然，对古代工匠及其社会地位的研究也诞生过一些重要的作品，例如艾莉森·伯福德（Alison Burford）的《希腊罗马社会的工匠》（Craftsmen in Greek and Roman Society）一书，在五十年前就出版了。至于研究中国工匠的著作，关注的目标人群主要还是集中于明清之际的画家，只是针对某一个行业或少数知识阶层的专门叙事，因此其意义和影响相对有限。而《秦汉工匠》一书的主要贡献即在于第一次系统地将秦汉工匠作为一个整体纳入艺术史范畴，力图还原秦汉“制作者”群像，无论是皇家宫殿、苑囿、陵墓修筑中的官方名匠，还是市场作坊中的普通手工业者，甚至是戴着脚镣、在重压和胁迫下烧制器物的囚徒、贱婢，都被作者牵入宏阔的社会物质文化史视野中。这种全面性的研究形诸全书便是动用五章内容（全书共六章）对社会、作坊、市场等不同环境和场域下的工匠予以立体造像，不放过他们生活、工作中的任何一个画面。

咸阳衣（工头名字），刻于陶俑。秦代。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秦汉帝国不仅由居高临下的皇帝所统治，作为官僚社会，更是由众多笔耕不辍的吏员所组成的文书行政系统。在这个庞大帝国的运行数据库中，数以万计的是田产土地上的户籍档案、适合服役的男丁数量、流浪刑徒的多寡等信息，这些都需要有一定专业度的吏员加以核算和统计。类似地，秦汉工匠群体也像现实世界中的千万官僚一样，是作为一个运作系统存在的。正是一个个鲜活淋漓的卖力工匠，用一件件漆器、青铜器和石塑像堆磊出了一个美学化的物质世界，缔造了真正的秦汉中国。仅以国家祭祀层面的陈设为例，西汉时期的各类庙宇宫殿和坛场，就多达一千七百余处，考古出土的东汉陵墓和画像祠堂，更以千计，这些均是秦汉匠人所为。李安敦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借此从物质文化史和艺术史的视角出发，摒弃了以往秦汉史研究中偏重工官组织、手工业生产等的惯常做法，而将工匠群体作为秦汉帝国的真正塑造者予以系统关照，并揭示出制度化生产背后蕴含的人文之纬。《秦汉工匠》一书便是这种想法的产物，且是目前唯一的一部。

为了系统性地展示秦汉帝国工匠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状态，作者在叙述上采用“总-分-总”的叙事框架：先从宏观视野上介绍工匠群体、作品以及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勾勒出秦汉匠人所处的总体社会环境及其生存空间的初步轮廓；接着条分缕析地叙述不同社会位置中的工匠类型，包括画工、雕塑家、浇铸工、泥瓦匠、木雕匠和其他非农业劳动者，以及非自由的、有专属称号的“卒”（服徭役者）、“徒”（刑徒）、“工”（官府工匠）、“庸”（雇佣工人）等。作者无所不包，竭尽笔墨还原一个早已被遗忘且隐匿极深的早期中国社会群体，显然有为他们立传扬名的考虑。

人文主义视角：从沉默的人造物到言语性史料

在艺术社会学兴起之前，一般的艺术史研究通常侧重器物的工艺造型及图像风格美学，这种研究范式似乎已成为学界常态。在此之后，学者们才逐渐把目光聚焦于艺术生产背后的制度与文化，譬如柯律格提出的“民间”，高居翰主张的“日常”，雷德侯倡导的“模块化生产”等。而本书试图透过那些冷冰冰的陈列文物，还原出早期中国艺术器物中的人文世界，以了解那些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复杂的社会、商业和技术网络。缪哲在推荐序中说：“他以开阔的视野，考察了秦汉工匠之生活、工作的各个侧面，借由其考察，我们对秦汉人造物的社会、经济与人性之维，得以有系统性的把握，并可借为隐喻，去理解秦汉帝国的荣衰与兴亡。”（“序”，第6页）这种独具慧眼的尝试与以往的研究均迥然有别，为艺术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风尚。

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文视角和关怀，全书的行文紧紧围绕着工匠所属的各种社会环境，即每章都从他们具体的生活、工作的某个主题展开，而非以时间为线索或聚焦于“杰作”。例如第二章尽力分析匠人在早期中国社会和经济中的地位，他们如何被人看待？有什么样的社会和职业流动的可能性？识字水平如何？从而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人造物在世俗观念中获得的较高评价，却与制作者身份之卑形成鲜明差别。第三章深入作坊工匠的工作场所，考察匠人如何受训，以及使用何种工具和技术来制作器物，其中涵盖了匠人的工作时间、作业场所风险、疾病。比如负责鎏金的“黄涂工”，他们需将金箔和液态汞合物混合而成的金汞剂涂抹于金属器皿上，随后把器物置于低温下烘烤，有毒的汞被释放出来，金则留在器物表面。这样，因汞中毒而造成的不可恢复的神经系统的损伤等健康问题便时有发生，这才是工匠们面对的日常。这一章还涉及他们独特的宗教习俗，以及女性在作坊中的角色等，可谓事无巨细。第四章探究市场工匠如何宣传和销售商品，对官方市场的组织，商人的费用、税金和法律责任，甚至还有商品营销方法和广告歌等都一一分析，形成了一幅秦汉工匠商业行为的全景画。

铸剑工匠的作坊。东汉，约公元147年—189年。纸墨拓片（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最后两章里，作者又聚焦于两个差距悬殊的工匠阶层：宫廷匠人和戴镣铐的工匠。这样的安排有整体性考量，从宏观走向细部，全书的框架也显得齐备而匀称了。前一章介入庄严肃穆的宫廷场景，用文人艺术家的视角描述他们眼中的日常工作，包括带有政治和教化性质的壁画绘制，以及居住空间陈设和家居用品制作，借此我们也知道了三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名工艺匠：丁缓、张衡和蔡邕。而后一章的叙述对象从秦汉工匠的顶端一下跌落到谷底，这些人多是与手工业相关的刑徒、奴婢和服徭役的平民，从事的职业大体以采盐、冶金、土木建造等重劳力为主。作者以秦汉皇陵、洛阳宫观刑徒的考古发掘入手，通过对“物”的痕迹的详细触摸，复原了刑徒艰险的工作环境、恶劣的卫生状况，甚至是所遭受的煎熬与折磨等，再次发挥出了“使沉默物说话”的本领，笔调细密动人，富于人性之热忱。综观以上涉及的每个问题，几乎都与工匠阶层的价值、权利、健康、利益等相挂钩，关注工匠的生存和全面发展。

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在撰作《史记》时，把以往不受关注、常带争议的刺客、游侠等纳入笔端，通过为他们立传立言的方式，揭示了一群群沉默人物的多面人生。《秦汉工匠》通过多方考证秦汉工匠的姓名、性别和社会地位，让文物“开口说话”，可称得上是一项“如何把沉默的人造物转化为言语性史料”的探索工作，具备重要的示范性意义。正如作者所说：“我们了解哪些器物由女性制造，哪些由男性制造，然后可以总结性别分工背后的逻辑。我们还可知道哪些器物由身份自由的工匠制作，他们为自身的福祉而工作；也知道哪些器物由于带有对奴隶和劳改刑徒的剥削而变得不光彩。只有对这些方面有所了解，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欣赏中国早期的物质文化遗存。”（38页）没有男性工匠，则没有青铜和铁器；没有女性工匠，则没有工坊生产出的漆器、织物；没有数不清的男女工匠，则秦汉皇家的宫殿陵墓就无以建造。也即是说，作者不再执着于对器物和图像的考察，而是试着把视角转换至“人造物”背后的人，“开始赋予远古时代遗留文物以人的维度”，这便是作者的命意所在。

模式之外：多学科研究方法交织

研究早期中国的学者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即面对惜如珍宝的秦汉史料，应该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理论方法。本书作者在历史学、考古学和艺术学的学习、研究经历，注定使他在研究和分析时会采取美术史、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野和手段：从工官印记、粉本款式等角度透视工匠作品的艺术风格，借劳动分配和收益理论突显匠人在古代市场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以地理区位的视角还原他们整合资源与商品营销的历史情景。作者在选题不易的秦汉史领域实现了对秦汉工匠社会生活史的重构，实乃方法论典范在艺术史研究中的成功实践。

具体来说，在论述作坊工匠的章节里，作者巧妙利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从窑厂、铸造厂和采石场中仔细挖掘作坊片区，生动描绘出古代工匠的一般生活和工作场景。在厘清古代四民（士、农、工、商）阶层关系时又采用历史学家的文献分析法，复原出秦汉工匠所面对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及社会处境。对流传至今的重要器物，特别是本书开头部分提及的兵马俑、长信宫灯等，除了在造型和风格上对它们作一般性的介绍、比对外，作者又把触角伸向了它们反映的社会结构、道德规范、劳动力组织、生产结构等深层领域。以上这些研究方法，作者均在有限的资料和文本诠释中予以恰当、平衡地运用，以期相得益彰、取长补短。

此外，经济史和劳动史的诸多分析也被作者充分吸收，丰富和拓宽了艺术史研究的理论范畴。例如将早期中国置于更广阔的经济收益和劳动分配中进行考量，并且在第六章提出关于秦汉时期强制劳动的性质的问题，指出秦汉国家会根据需要聘用不同劳动者，会考虑工作性质、季节，以及农耕经济的总体成本，以便作成本效益分析。第三、第五章还站在“现代主义”阵营对秦汉经济予以全方位解析，借研究漆工和石匠的批量生产法，从市场行为视角讨论秦汉工匠所属的前现代化经济模式；第四章对市场结构和规范的研究，揭示了早期中国早熟的现代型经济，进而指出秦汉国家经济体在市场竞争上的批量生产、模块化设计、市场定价、广告语等举措，都呈现出像现代经济一样的商业化、专业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倾向。

熙熙攘攘的集市。东汉。纸墨拓片，印自瓷砖。高28厘米，宽49厘米。成都市新都区文化局。

而在对秦汉时期市场的具体论述中，作者以地理区位、特殊自然资源和传统贸易模式为依据，又借鉴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宏观区域模型理论（Skinnerian macroregional model），与《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汉帝国商业区位的认识相统一。作者还利用出土的秦汉律令简文，分析了秦汉市场上的工匠的诸多细节性问题，例如据张家山汉简《关市律》解读了商品交易合同、价格标示、市场惩罚等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工匠如何选择在适合自己的城镇官市上售卖和分销自己的产品、如愿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等。这些论断和观点虽然有进一步商榷和补充的必要，但作者大胆的立论和远见卓识无疑拓宽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经济史的传统认知，突出了秦汉工匠在国家商业行为中的重要力量和价值，这是以往研究中罕以为见的。

当然，尽管该书新见迭出，但也存在几点不足之处。首先，在第四章“市场中的工匠”论述中，仅仅由于当时出现了多种商品营销方法、广告歌、家族商标，作者就认定他们属于“现代主义”经济，不免将当时的中国看得太过“现代”了。作者认为秦汉帝国节约人力物力的方法和控制生产成本的经济理论，比工业革命和福特主义还要早，如此论断似乎还需要大量的案例进行辅证。其次，尽管作者在“作坊中的工匠”里已提及匠人独特的宗教习俗和信仰，但可能还是远远低估了在器物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工匠寄寓它们的神秘意义，今天许多祭祀坑中出土的富于宗教意味的金石器便是明证。再次，同样在第三章“工匠的训练”中，因材料有限，作者难以描绘出秦汉工匠培训制度及相关制作传统的全貌，且有过分推理和论断的嫌疑，诸如把东汉益州的漆盘风格认定为是经“丝绸之路”从古罗马传入的，这种孤证式的论述很难具有说服力。

要想从难懂且有限的秦汉史料中挖掘和重构那些被人遗忘，甚至是遭到贬低的工匠阶层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任务。《秦汉工匠》的作者以丰沛的想象力和敏锐的历史嗅觉努力绾合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通过可见的器物研究不可见的人的历史，初步搭建起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他采取的人文主义研究视角，不仅填补了该领域长期存在的理论空白，也为日后更深入的研究寻得了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