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障观众的专属讲述人：我让盲人“看”见了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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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德熙

文编｜王贤思

事实核查｜陈凯悦

又是一个周六。

离电影放映还有半小时，影厅门口却早早排满了人。他们轻轻扯着前边人的衣角，缓慢地向前踱步，并在志愿者们的引导下，陆续摸索着进场。二十多分钟后，所有观众都坐在了各自的位置上。

早上九点半，电影照常开场。熟悉的绿底龙标已经出现在大屏幕，场灯还是亮着，没有要熄灭的意思。音乐响起后，台下的观众并没有将目光投向前方，而是低着头，继续紧闭双眼。

这些观众是来自北京各地的视障者。每周六上午，都会来到这家专门为盲人开设的公益电影院——北京心目影院。

你也许会觉得难以想象：盲人们看不见角色的动作与表情，看不见空间的布局与转换，看不见任何字幕，只能通过对白和音效感知情节的更迭。对他们来说，看电影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心目影院解决了这个难题。每个星期六上午，电影总是会如期而至，视障观众们坐在明眼人习以为常的的影院椅上，享受着四周由七八组音响共同形成的环绕声。

为了让观众能够理解电影内容，电影讲述人应运而生，成为连接电影与盲人的纽带。通过对影片内容进行实时解说，电影讲述人充当了盲人们的“眼睛”，让看不见一切的他们，也能通过声音“看”见银幕里的世界。

“一片静寂的天空当中，这是一个清晨还是傍晚，天空中繁星点点，有一架小小的船在云雾当中前行着……”台下一阵清脆的女声划破了影厅内的寂静。

声音的旅程开始了。

声音之城

“巴鲁和希达第一次见到发光的石头，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两个小朋友张开双臂，慢慢地向矿坑深处掉去，矿坑深处是无尽的黑色。他们从天空当中慢慢往下落，随着一个俯视镜头消失在画面中……”

“啊——”画面中，两个主人公齐声尖叫，配乐的声音随之减弱，影片的节奏变得舒缓。宋怡晨稍微喘了口气，紧接着，音乐再次响起，新的场景出现。她迅速把目光重新锁定在银幕，对内容继续进行实时转述。

台下，随着情节推进，盲人观众有时在小声地咂嘴，有时露出笑容，有时则俯身前倾，眉头微微皱起，仔细地辨别声音。一方面是因为剧情本身的起伏，观众们听着角色的对话，在脑海中想象电影内容，跟着情节发展陷入变幻多端的情感世界；另一方面，宋怡晨的解说并非平铺直叙，更不是平淡无味的流水账，而是保证声音对应合适的情绪，伴随画面信息一同呈现在讲述当中。不同的是，她的声音是主观的，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是客观的。宋怡晨说，她会通过控制声音的音量、节奏、音色，甚至运用颤抖、哭腔，让观众体会电影细腻的情感。

“巴鲁非常生气，狠狠地拿着这三个硬币，把手举高。”宋怡晨的语速突然急促，语调也愈发高昂。“但是他又哭泣，他没有把硬币扔出去，而是又站了起来，把手揣到兜里，低着头再次走回家。”她慢慢降低了讲述的音量，语速变慢，把观众们拉入沮丧的情绪。

宋怡晨是心目影院的电影讲述人，这一次，她为盲人观众们讲述的是日本动画电影——《天空之城》。相较于之前讲过的剧情片，《天空之城》的画面切换比较频繁。为了不让观众在理解上陷入混乱，她通常会用“场景转”“镜头转向……”进行过渡，之后马上承接场景发生的地点、出场的人物数量和名字。

随着情节深入，宋怡晨还会在讲解中加入电影的镜头语言：“一个俯视镜头给到这个城镇”“这是一个仰拍，画面渐黑”“一个大摇臂从左到右掠过了底下的山川河海，随后镜头慢慢地往上扬”。把导演的运镜手法融入叙事当中，能让盲人观众意识到画面是以怎样的形式在银幕上播放，感受到这是一部“电影”，而不是经常听的评书。

把大的框架理清后，宋怡晨会帮助盲人观众，深入到更多具体的细节——比如空间的布局、陈设，人们的衣着、神态，包括他们在说哪句话时眼睛微微眨了一下，又斜斜瞟向了哪一侧，等等。作为一部外文动画片，《天空之城》包含的元素更为多元，这给描述带来不小的挑战。对于盲人们而言，外文片里会出现大量陌生的文化背景，这意味着讲述人需要首先解释国外的生活环境——他们的客厅、厨房怎么陈列；街道是一家一个小院子，还是楼房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另外，动画片中出现的机器人、城堡，包括咒语“巴鲁斯”，都是幻想出来的。盲人在脑子里对这些抽象的事物没有概念，更无法用视觉捕捉这些虚拟物体的大致样貌。因此，宋怡晨尝试把一些难以理解的事物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物件代替。

“比如要描述地震，我会假设桌面上放着装有三分之一清水的杯子，突然间，水波纹在慢慢地加剧，杯子周围在不断地晃动，杯子磕着桌子的声音也越来越响……其实不用跟观众讲‘地震来了’，不用讲‘一阵大风刮过’，也不用讲‘好像是什么东西在震动’，只要他们能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推测出那个场景，总比生硬地描述事实要好。”

观众在认真倾听宋怡晨的讲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讲述过程中，宋怡晨的声音既不能盖住台词，又要在台词的间隙准确叙述出观众们看不到的画面。为了避免产生干扰，宋怡晨会提前到场试音，确保话筒声音大小和电影的音量相匹配，并且熟悉每段台词间的间隙，确定讲述多少细节。她的解说通常不会盖住角色的台词，不过，倘若台词是一大段方言，或者人物念词时闪过信息量丰富的画面，宋怡晨的讲述就会盖过原声。“很难不干扰，但只要能保证主线拎清，至于细节部分就需要自己分情况把握。”

讲述时间是有限的，不可能对电影一五一十地进行复述。如果在短短120分钟内灌输给观众密密麻麻的信息，却不给他们喘息的空间，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宋怡晨不会追求面面俱到，而是筛选出重要的细节。“比如某个角色特别张牙舞爪，我在前面就会铺垫他穿的衣服是有破洞的、有龙的图腾的，衣服材质是丝绸的、缎面的，或者他身上是有文身的……因为这些细节会影响到后面的剧情发展。但如果一些情节无关紧要，角色的性格也平平无奇，那我就可以不用讲了。”

《天空之城》中的朵拉奶奶，就是宋怡晨讲述的重点人物之一。“我是这样介绍朵拉奶奶出场的：一个海盗奶奶扎两根粉色的辫子，穿蓝色的大裙子，驾驶着小车，拿个望远镜。”朵拉奶奶面目非常狰狞，但同时，她的穿着又极具违和感，说明她是一个可爱的海盗——这种形象的反差感印证了朵拉奶奶尽管样貌丑陋，但是心地善良，也暗示了之后的剧情走向。

当视觉消失后，听觉成为感知电影唯一的载体。对台下的观众而言，他们对声音的敏感度远远强于明眼人。盲人们仿佛成为各自的导演，借助宋怡晨的讲述作为剧本，在大脑中再现类似的场景，将这座“声音之城”建构成得以自洽的《天空之城》。

新手期

宋怡晨所在的拜耳公司是心目影院最早的合作组织之一。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六，都是拜耳公司的专场。2020年，入职不久的宋怡晨从同事那儿得知这项活动后，主动穿上了志愿者的工作服，负责协助盲人从地铁站走到电影院，并陪同盲人们看电影。看着电影讲述人沉着自信的模样，宋怡晨的心里被一种强烈的念头驱使——自己一定也要讲一部电影。

虽然不是“发烧友”级别的影迷，但平日，她也会看一些经典电影。“主要是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宋怡晨笑着说，“并且觉得这是蛮好玩，也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在朋友的鼓励下，几个月后，她报名了“为盲人讲电影”公益项目。

按捺完对讲述的渴望，宋怡晨知道，想要成为正式的电影讲述人，需要经过一系列漫长的培训道路。据影院负责人石佳透露，培训活动由心目影院主办，每场10到15人不等，选拔比例大概为五分之一，参与者有大学生也有上班族，一般都需要有高等学历。一个多月内，她学习了如何在不同的讲述阶段选择合适的电影、看电影的时候如何挖掘要点、怎么从不同的视角理解电影……不断的头脑风暴和现场试讲，让宋怡晨减少了作为新手的焦虑。由于在培训过程中表现优秀，宋怡晨和同行的一位伙伴脱颖而出，终于迈向了作为实习电影讲述人的第一步。

然而，还没等拿起话筒，信心满满的她们在选片环节就被泼了冷水。起初，两人想着选一部简单的片子。在那段时间，宋怡晨恰好去看了院线正在上映的《九零后》——讲述战火时期西南联大几位九十余岁高龄学者的纪录片。她一顿欣喜，心想纪录片已经有大量描述画面的旁白了，而且没有过多的转承启合，这类“平静叙事”的影片对讲述者来说，一定很容易上手，并且能在准备阶段省下不少精力——只要在旁白的基础上补充少量信息就可以了。但是，在询问拥有丰富经验的讲述师后，对方一下子否决了这种想法。

“纪录片对新手来说，是一类不太推荐的片子，因为纪录片会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要求，”讲述者也必须具备充分的讲述技巧，才能把事件的脉络梳理清楚。同时，纪录片夹杂了大量人物、语言和视觉信息，要理解好纪录片，强大的知识储备是硬性要求，“对观众来说，观影的前期门槛也有点高。”

她俩这才意识到，给盲人讲电影，从选片环节开始就要尤为慎重，并不是之前所想象的，随便哪部电影都能成为讲述的素材。虽然心目影院的讲述人拥有自行挑选影片的权利，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完全根据个人喜好。一些片子讲解难度很高，像科幻片，里面夹杂着多种剪辑切换技巧，例如蒙太奇手法和时空交错，明眼人有时都不能跟上节奏，更别说让盲人在脑海中快速形成画面——讲述人要将盲人观众的接受能力充分考虑在内。作为初出茅庐的电影讲述人，与其挑战那些融合虚无主旨和多元技巧的复杂叙事，不如选择故事线清晰流畅、人物固定、具有现实感的片子以增加经验值。在影院的建议下，宋怡晨和搭档重新选择了一部爱情片——《我要我们在一起》。

由于有伙伴分担压力，宋怡晨的紧张感消除了很多，“第一次我讲得还挺好，满意度99%。”讲解首秀的成功离不开前期充分的准备。即使只分到了影片的前半段，她仍要将整部电影的内容都熟悉一通。“这样才能知道后面有没有包袱或者伏笔，是我前面必须讲述到的，比如有一根红皮筋在后来的情节中也有出现，我的部分就一定要提及这个物件，不然观众就会觉得突兀。”

对于新手期的电影讲述者，每10分钟的电影画面，就要耗费大概1个小时进行记录和分析。她要一遍遍地拖动进度条，在脑海中思考如何串起零散的视听语言。“这样算下来，讲述一部120分钟的电影，对应12个小时的处理时间。”

两个人合作讲述，体量上的负担确实减轻了，练习的时间却没有因此减少。双方需要花额外的时间培养出足够的默契。“比如出场的人物姓王，是叫他老王、王师傅还是王大爷呢，要有统一的标准，不能前后两部分换了个称谓。”抑或是涉及地名的翻译时，不能给盲人朋友带来信息上的冲突，这些都是她和同伴前期要细致沟通的。在两个部分的衔接上，讲述的腔调和语气也要尽量保持一致，争取每一个停顿，甚至是每一个换气，既契合电影的音效，又能与另一部分相互配合，以免打乱听众们的节奏。

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宋怡晨和同伴前前后后将电影看了近十遍。第一遍主要看剧情梗概，梳理所有关键人物的名字和地点，并把那些带有特殊含义的意象记下来；之后再将影片分成几个部分，分别暂停、播放、暂停……反复观看，逐渐形成完整的脚本。

临近结束时，她们会闭上眼睛，只用耳朵聆听电影，意识到当什么样的声音传来时，观众会忍不住好奇。“比如突然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但人物对白里面又没有讲到它来自哪里，观众就会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和盲人观众们产生共情的阶段，能让她们更加清楚，除了对白之外，还需要给观众提供哪些信息。紧接着，再睁眼把这个信息给描绘出来，不但能使讲述变得简单，也更能击中盲人的需求。正式讲述前，她还会邀请身边的人闭眼模拟视障朋友，设身处地“看”一遍电影——这些都是电影讲述人在贴合盲人的路上做出的种种努力。

宋怡晨第一次讲电影后在签名板留念。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随着经验的积累，宋怡晨面对电影画面更加得心应手，她逐渐扔掉了手中的讲稿，尝试直接对着屏幕进行讲述。“刚开始的时候不自信，觉得还是拿着稿比较好，”但后来，她发现提前写稿容易导致辞藻过于华丽，“人在写书面和口述时，用词是不一样的。”当讲稿充斥着各种修辞、成语，甚至从句套从句的时候，尽管句子变得很“正规”，却也筑起了视障人士的理解障碍。

“尤其是非常长的句子，当话筒真正在嘴边时，可能会为了念完这一句话，错过了下一个镜头，那就彻底乱套了。”与念稿相比，宋怡晨在脱稿讲述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电影旁白的“报幕员”，而是以观众的心态再看一遍电影。“内容呈现在面前，只要把第一眼看到的讲出来就够了。”这能帮助她捕捉重点，用短平快的语言直击关键信息，而且会留有更多喘息的余地。

艺术无界

《尼罗河上的惨案》是宋怡晨心中讲解难度很大的一部片子。作为侦探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剧情“烧脑”的同时包含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大量的逻辑推理，并且要将凶手的作案方式解释清楚，也绝非一件易事。“讲剧情推理片真的很累很难，听众们脑仁儿估计也很疼。”宋怡晨在朋友圈写道。

之所以主动挑战《尼罗河上的惨案》，是因为许多盲人朋友对推理题材的电影非常感兴趣，或多或少接触过原著的作者阿加莎。加上那时影片刚在大陆上映不到半个月，心目影院的负责人也希望宋怡晨试着讲述这部片子。“心目影院放映的，通常都是院线正在上线的电影，”宋怡晨说，心目影院十分注重影片的时效性。新映电影的排档期通常就在一个月左右，这意味着刚刚上映的那一周，讲述者就要前往影院熟悉影片，到第二周或第三周，着手进行讲述。不然等下映了，讲述的意义就不大了。这需要付出许多成本，包括一次次跑到电影院打磨脚本，也免不了一遍遍“贡献票房”。

“线下的场次很少选择耳熟能详的经典老片，”对盲人来说，那些最新上线的电影，是他们与周围的明眼人们产生联系的一种渠道，他们渴望了解明眼人最近在看什么，这样盲人们就有了交谈的资本。“盲人朋友们会想，你看过的东西我也看过，你听说过的我也听说过，你知道的我也知道，咱俩是没有什么信息隔阂的。”电影作为生活的一小部分，让盲人观众们明白自己并没有与世界脱节，明白这个社会和他们是融合的。

在与观众们的交谈中，宋怡晨观察到，许多盲人并非单纯为了“看一部电影”才来电影院，这对盲人来说似乎“可有可无”。“盲人可能是需要一次社交，向几天没见的老朋友寒暄近况；可能是需要出门感受一下外面的温度；或者为了挑战一下自我——每周六早晨5点多钟爬起来，辗转坐几个小时公交地铁，来到这个电影院——这已经是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了。”在这个过程中，盲人们能够感受这个社会的无障碍服务和公共设施是否健全、感受陌生人提供的善意、感受这个新鲜的世界。这些都是超乎看电影本身，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益处的事情，而心目影院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那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来看电影呢？在家听评书不就可以了吗？评书还有更专业的人讲更好听的故事，而且完全是为了‘听’而设计的。”

心目影院的负责人梁江波谈到，盲人每次看电影时，会将不同的讲述投射到当下的生活，以修正对所身处环境的判断和认知。“因为电影里展现的很多都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场景，盲人们借着电影，可以了解到现在流行怎样的衣服款式、年轻人喜欢什么发型，或者楼房有什么特点。”盲人们无法真正地感受与视觉有关的事物，但借助电影讲述，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起和这些视觉信息的连接。“为什么我们叫‘心目影院’？因为我们相信，即便不用眼睛来直接感知，视障者也可以用其他感官达到‘探索’的目的。”

不仅仅是信息的单向传递，心目影院更希望，盲人们能借助电影这一媒介，形成独立思考。梁江波谈到，“比如讲述人说‘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座5层楼高的大厦’，这里的‘5层楼’到底高几米？这就鼓励盲人根据前后情节进行揣测、感受，慢慢地，在生活中也能运用类似的度量单位。”

宋怡晨在讲述时，则会结合拉片解说和豆瓣网的影评，特意放大那些带有隐喻色彩的场景，着重引导观众挖掘电影想要传达的思想。“导演在设定情节时有自己的意图，但观众不一定能领悟到，那我就会把这个画面交代清楚。”《天空之城》中，老爷爷发现希达手里的宝石后，“瞪大了眼睛”，“想触摸石头，但又把手缩了回去”，最后“佝偻着背”，不想再看那颗宝石。“网上有解读说，老爷爷的行为是原始欲望和贪婪的表现。”于是，宋怡晨在讲述时，把老爷爷看到宝石的全过程刻画得极为细致，以免错失了情节设计的巧思。

不过，与短视频里的电影解说不同，宋怡晨不会掺杂过多的主观倾向，而是给观众留有足够的思考空间。宋怡晨认为，电影讲述人不等同于影评人，不能自以为是地灌输观念，如果直接把这些“包袱”释放出来，对盲人来说会丧失很多趣味。所以，她不会直白地阐述他者的解读，而是遵从客观事实，电影放什么就讲什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读，我更希望留给观众自己去体悟。”

即使讲述人力求客观，在对信息进行筛选的途中，会难以避免地破坏故事的完整性。盲人观众接收和转换声音时，也会因为部分细节在脑海中“损耗”，而与原片有很大出入，甚至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但宋怡晨觉得，这种“信息差”是可以被忽略的。毕竟，哪怕只定格一帧的画面，不同的人看到的重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盲人在观看电影时，会借着讲述人语言的表达、借着画面背景音乐的衬托、借着以往的生活经验，并动用自己的想象力，不断修正原有的判断。这些判断能否走向“正轨”无关紧要，只要盲人能形成逻辑自洽就足够了。

“盲人也是正常人，就像明眼人在银幕前的感受，也未必契合导演拍电影时的意图。在看电影这件事上，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观众。”宋怡晨说，“无论是盲人还是明眼人，都能从电影里体味人生百态，通过听各种各样的故事来思考现在的生活。电影本身带给人的艺术感受是没有区别的。”

困境

从2021年6月第一次在银幕前拿起话筒，两年间，宋怡晨已经为盲人观众讲述了十余场电影。放映前，心目影院的老观众肖焕义都会进行开场介绍：“今天的电影是由咱们拜耳的宋怡晨老师来给大家讲……”台下在听到宋怡晨的名字后，会不禁响应：“噢，是宋老师！”这让她知道，有许多观众是记住她的，会在心里把她和“志愿者”对上号，还会因为她的到来而更想听这部电影。宋怡晨在那个时刻，也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连结。“你认识我了，而不只是观众和讲述者的身份了。”《了不起的老爸》中有盲人儿子跑马拉松的情节，当宋怡晨讲到陪跑的父亲撒开连接二人的红绳子，让儿子自己往前冲过终点时，许多观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们的这些反应都会给我信心和成就感。”

然而，宋怡晨发现，自己总是逃避和盲人观众们成为交情很深的朋友。“我不希望自己仅仅是一个施援者的身份。但是在那个场景下，我又很难站在一个普通朋友的角度和他们接触。”宋怡晨无奈地说，助盲志愿者往往都会陷入这种两难的境地，只能一味地提供不痛不痒的、比较浅层的关心，却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和盲人们达到更深层次的交流，也没有办法在他们需要陪伴时随叫随到。

高中时期，宋怡晨在河南省新乡市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在这将近一年的经历里，她深切地感受到了个人的力量十分渺小。“没有什么实际能帮上的，志愿者老师换了一批又一批，流动性很强。”宋怡晨记得，当志愿者离开学校时，小朋友们尽管会有不适，却并没有想象中的眼泪汪汪。她还观察到，政府和一些公益组织会给小学提供设备，例如空调和一些多媒体工具。但是，使用这些机器的电费需要由学校承担。出于节省费用的考量，再加上当地的老师们也不知道如何操作设备，经常会有电脑和空调放在角落落灰的情况。

宋怡晨曾参与的支教志愿活动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河南支教后，宋怡晨去过泰国孤儿院进行为期2周的义务劳动，负责建篱笆、刷墙等工作，也在澳大利亚的街头抱个捐款箱为癌症患者组织募资，向路过的人介绍抗癌项目。对她而言，志愿活动是她在主线工作之外，有余力才会去做的一件事。读研时，她每周固定花6小时教海外小学生学中文，主要为华裔家庭的孩子讲授日常用语。“这个过程很开心，但是单纯从语言的学习效果来说，不怎么样。”

尽管宋怡晨没有办法改善他们的处境，但她希望，自己的志愿经历能带动身边人更加关注、在意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比如盲道铺设，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决定的，但要是更多人能参与进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许多公益组织因财政无力支撑而半路折戟，心目影院在进驻专业影院时，遇到资金困难的情况，涉及场租费、设备费、劳务费等。但心目影院是幸运的，他们跟大型企业有着稳定的合作，依托社会力量的捐赠得以运转。迄今，心目影院的筹款已经超过70万元。负责人石佳说，他们也在努力“自造血”，如开展视障观影体验和基础助盲培训，并收取一定的成本费用。

资金的问题慢慢得以解决，资源的短板仍然是摆在影院面前的一大困境。根据中国盲人协会2022年的数据，我国的视力障碍者约1731万人，但是，为这一庞大的群体配给的专业电影讲述人却少之又少，“电影讲述”这一形式也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目前，针对残疾人士的电影放映，国外主要以“权益作品”的形式出现，会在影院配置无障碍设备供盲人观众使用。而国内则以现场讲述、直播讲述和无障碍作品播出形式为主，为盲人观众提供专场服务。全国范围内，很少有全职的电影讲述人，大部分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石佳说，心目影院也面临着人才培养困难的难题。“成为电影讲述人的步骤比较长，在参加完基础助盲培训后，还需要在线观摩讲述直播、参加培训与网络试讲考核，全部通过才能参与讲述。”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地方开始效仿心目影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光明影院”以高校师生为主体，走进31个省市为视障群体进行公益放映；上海的无障碍放映则不局限于盲人观众，而是让听障人士也加入其中，通过增添手语与加大字体的方式，还原影片的声效和氛围。江苏徐州、浙江杭州、甘肃酒泉、云南昆明等地区也在开展类似活动。心目影院也希望，未来他们能将触角伸得更远，在全国其他城市进行推广。石佳说，“我们相信，未来有了稳定的项目经费支持时，组织能够平稳运转，并且在各个地方落地。”

纽带

《铁道英雄》讲述完毕，宋怡晨长舒一口气。准备离开时，身旁的一位观众叫住了她。

“这位盲人朋友对我说，他一直都知道主人公是老洪，但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老洪究竟体形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年龄有多大了，衣着是雍容华贵的还是朴素的。”宋怡晨在前半段形容老洪的口袋“满是尘土”，后半段又提到他“带了丁零咣啷的钥匙”——主角画像对观众来说是模糊的。“他听完了整部电影，觉得讲得特别好，故事都明白，细节也都到位，但就是无法在脑海中勾勒出老洪的长相。”从这之后，宋怡晨每次讲述之前，都会期待自己有意识地在人物刚出场时，就将其主要的外形特征给“画”出来。

为了让观众产生更深层次的共鸣，即使提前看了很多遍电影，宋怡晨还是会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视角，展现第一遍看电影时所蕴含的情绪的跌宕起伏。“我不是用语最优美、吐字最清晰的，也不是能把摇移推拉的镜头变化讲的最明白的，但我会以一种‘探索’的心态带着现场观众进入后面的剧情。”

作为年轻一代的讲述者，宋怡晨并不会觉得自己的讲述无法与观众形成情感连结。“首先要正视自己的角色，我是一个讲述者，我不是电影里的主人公。”宋怡晨认为，电影讲述人的主要任务是理解并用语言描绘画面，因此，即使有时候电影的场景与她的生活大相径庭，她也不会因为所谓的“阅历不足”而手足无措。

“我的解说本身是否和观众产生共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尽力还原电影与观者可能产生的共鸣。”让视障观众的电影观感与普通观众无差别，这是讲述者需要努力的方向。电影讲述人就像一根纽带一样，连接着电影内核与视障观众。

自2005年成立以来，心目影院一直秉承着“和视障朋友一起看世界”的理念，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为盲人开设的公益电影院。给盲人讲电影的创意来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2004年的一天晚上，心目影院创始人王伟力的家里来了一位双目失明的客人。当时，他打开电视，正准备看美国的科幻影片《终结者》。突然，王伟力萌生出一种奇妙的想法——在他看电影的同时，能不能也给这位盲人朋友试着讲解剧情呢？顺着这一想法，王伟力着手创办起专属于视障观众的电影院。

起初，“影院”只是在鼓楼大街一个四合院的狭小房间里，条件并不算完备，盲人观众们像学生一样紧凑地坐在一起。2018年，心目影院走出了鼓楼小院，进入了专业影城，硬件设施得到全方位升级，营造了真正在“看电影”的氛围。截至2022年，心目影院已经帮助近50000人次盲人看电影，开展了1100多场讲述。

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心目影院被迫暂停了观影活动。没有了电影的陪伴，许多盲人仿佛再次被抛弃回与社会隔绝的“孤岛”。看到观众们强烈的渴求，影院在当年5月将电影讲述搬到了线上，利用企业微信开设线上直播讲述。现在，他们仍保留每月一到两次的线上渠道，以方便更多出行不便，或者身处外地的盲人们享受看电影的乐趣。

心目影院的线上观看渠道

图片来自网络

梁江波也是一名视障者，因为眼底病变，他在13岁时彻底失明。他不满足于盲人的既定道路，而是想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梁江波曾经是心目影院的忠实观众，每周六观影完毕，他都感觉自己与明眼人的屏障在渐渐消失。后来，他主动从台下转至幕后，成为心目影院的全职员工，希望帮助更多盲人融入社会。在这个明眼人主导的社会里，盲人总是被忽视，渐渐走向边缘化。《中国互联网视障用户基本情况报告》显示，63%的视障者从事推拿按摩行业，还不包括没有上网条件的盲人们。针灸推拿几乎是他们唯一的谋生途径。

好在近几年，盲人受到的偏见慢慢变少。之前，视障人士想要读书，大部分只能前往盲校，选择的专业也极为有限。现在，全纳教育造福残障者，教育部会给参加高考的盲生制作盲文考卷，越来越多的盲人得以前往普通学校降级读书，可以和明眼人相处、互动。董丽娜是心目影院的助盲培训师，今年6月，她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成为全国首位视障播音硕士。梁江波也在清华大学攻读社会学研究生。“如果给视障者一个平等的机会，他们是可以做得和明眼人一样好的。”

除了生存境况得到改善，视障群体的文娱生活也愈发受到重视。不只是心目影院在付出努力，社会各界都在为盲人们创造一个包容的文化氛围。心智互动是一家从事无障碍信息化事业的公司，他们开通直播功能，扶持视障者成为网络主播，甚至还面向视障人群公开组织电竞赛事。腾讯研发了一款专门为盲人设计的手游《长空暗影》，让他们在空暇之余，也能参与到游戏世界中，填补了社交空白。看一场电影、开一次直播、打一把游戏——这些也许无法给日常带来实质性改变，但盲人们至少能从中发现，生活是五颜六色的，而不仅仅是眼前的黑。

又是一个周六。电影还未开场，宋怡晨跑到场外，协助志愿者接送视障朋友。一路上，他们聊着前门楼子修到什么程度，周围的建筑又是什么形状；感慨道天气似乎有点转凉，今天去八达岭长城的公交车又挤满了好多人……盲人们一边互相唠嗑，一边杵着盲杖，摸索前行的道路，总算到达了心目影院。一旁的宋怡晨则接过话筒，即将一边讲述电影，一边成为“盲杖”，帮助视障群体在摸索电影内容的同时，探索其背后的文化生活和万千世界。

责校｜闵金霞

美编｜苗佳仪

原标题：《视障观众的专属讲述人：我让盲人“看”见了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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