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郑琴：类型要素与诗学范畴的和鸣——刘诗伟《一生彩排》的文体探索与小说美学

原创 郑琴

摘 要

Abstract

刘诗伟的长篇小说《一生彩排》，既借鉴了“爱情”和“悬疑”两种类型要素，也关联了“隐喻”和“媒介”两类诗学范畴。通过分析“爱情”与“悬疑”两种类型要素在《一生彩排》中的体现，用以捕捉类型要素与诗学范畴的互动表征，从而探讨小说“可读性”与“经典化”的辩证关系。刘诗伟对类型要素的微妙处理和对诗学范畴的精妙借鉴，既是关于自我文学表达的别开蹊径的探索，也是拓宽当代文学边界的范例。

在文学史上，类型小说一直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地位。类型要素如“爱情”“悬疑”“历史”“官场”等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且每种类型都自成一派，有自己的受众。与此同时，类型小说又因为模式化生产饱受诟病，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安放自身，在通俗小说、消遣小说等小说文类的边缘地带流浪徘徊。网络文学出现后，类型小说因为对网络平台的深度依赖，更有沦为网络小说的附庸之险。在网络媒介高度发展的今天，类型文学既背负着“前见”带来的重重压力，也面临着所有小说当下的共同危机——在信息承载愈加丰富的网络媒介冲击之下，小说不得不与碎片化阅读抢夺摇摆的读者，且正在经历失语的危机。这就敦促对类型小说感兴趣的作者，既要充分利用其对读者得天独厚的吸引力，又要努力寻求类型要素在当下的推陈出新。

《一生彩排》原刊载于《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1期，原刊题名为《每个人的荒岛》。将两个书名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一生彩排》与《每个人的荒岛》，恰恰是问题的谜面与谜底。通常情况下，反复彩排都是为了最后的演出顺利，但从“荒岛”可知，这场彩排最终没有顺利上演。至于是演员中途发生意外，还是观众最终没有到场，读者暂时未能得知答案。小说从更名开始，就让读者观察谜语、解读谜语，让这场彩排在“延宕”中被赋予了诗意。或许从小说腰封上的文本进一步推测作者的更名之意，“一场年少爱情，一生三桩悬案”，“爱情”与“悬案”，恰巧对应了类型小说的两种要素——“爱情”与“悬疑”。刘诗伟选择在小说中融合类型要素，究竟是一次别出心裁的文体实验，还是在读者危机下的退却让步？《一生彩排》究竟是落入类型小说的模式化生产，还是坚守作者的小说理念进行了反类型化的尝试？如何在适应巨变中完成小说风貌的焕新，成为《一生彩排》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一场爱情”：隐喻机制与意象思维

初看小说，《一生彩排》的叙事似乎借鉴了爱情小说的惯用套路。一个美丽的女子飘然而至，她容貌清丽，德行美好，身边的追求者络绎不绝。在江城大学求学期间，刘虹女因孙秋编排的同名话剧《虹女》一炮而红，成为江城大学的名人。毕业后，赵春、钱夏追随刘虹女来到南平工作，孙秋、李冬则采用迂回战术奔赴北原。然而，涨潮的汉江之水残酷决绝地浇灭了他们熊熊燃烧的爱情火焰。1983 年，南平成为第一桩悬案的发生地。刑警队长武永强收到了刘虹女留下的信，刘虹女在信中与众人道别：“我已随四月涨潮的汉江而去。这个决定与每个人都有关，但不与任何具体的个人相关……请转告赵春、钱夏、孙秋、李冬四位，我爱他们，但请他们也不要搜寻我！此时我感到欣悦。汉江最终通往大海，我在无边的自然里……”但是，赵钱孙李并未相信虹女已故，在1983年至2017年间，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怀念与找寻刘虹女，即便刘虹女从此杳无音信。那么，是何种力量在支撑着他们进行“无谓”的尝试？他们对刘虹女的情感，仅仅只是那一笔轻轻带过的“爱情”吗？

小说的开头与结尾曾反复出现了同一句话：“一切都在流淌。”《此时·开端》中写道：“一切都在流淌。这是多年前的说法。后来你追加了一句：未来没有格式。”《随时·开端》再次重申：“现在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疑难。一切都在流淌，人们依然在时间与空间的四维经验里为天地立心。”“一切都在流淌”中“一切”指的是何物？与章节标题联系起来，“一切”若指代的是时间，“流淌”就有些类似柏格森提出的“绵延”。柏格森对时间进行了新的阐释，在他看来，时间是自由意志的直接语料，也是自我存在的根本形式，理解“绵延”，需要理解自我意识状态工作的本质，“在我自身之内正发生着一个对于意识状态加以组织并使之互相渗透的过程，而这过程就是真正的绵延”。但实际情况下，自我总是受到外在要素的干预，柏格森进一步阐释了如何回归“纯粹的绵延”：“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之外，几乎看不到我们自己的任何东西，而只看到自己的鬼影，被纯绵延投入空间之无声无嗅的一种阴影。所以我们的生活不在时间内展开，而在空间展开；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生活，而是为了外界而生活；我们不在思想而在讲话；我们不在动作而在被外界‘所动作’。要自由地动作即是要恢复对于自己的掌握并回到纯粹的绵延。”对赵钱孙李四人来说，回归“纯粹的绵延”的方式就是让情感始终处于“流淌”之中。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寻找刘虹女是恢复他们精神生活的方式，是他们在世俗生活中战胜“他者”的动因。

虹女为何如此重要？换言之，他们的苦心寻觅，仅是出于狭义上的“爱情”吗？曾慥《类说》记载了彩虹化女的传说。晚虹化为女子来到世间，在溪边饮水，恰好撞见明帝。明帝倾心于虹女的美貌，威逼利诱，欲令虹女进宫陪侍。虹女不愿，又化为彩虹离去。虹女的传说意在讽刺帝王的荒淫无道，虹女也成为容貌美丽、心地善良的女子的象征。传说的虚构属性已然预示，虹女只存在于美好的想象之中。“虹”的隐喻并未在这个诗意的典故终结。小说与“虹”相关的人或物数不胜数：串联谜团的刘虹女、身世神秘的小虹女、一晃而过的虹师太、疑点重重的虹的美容机构、突然出现的虹墓与虹岛等等。这一系列关于“虹”的隐喻，生成了一个复合的隐喻机制，使之区别于一般的隐喻。隐喻是小说常用的写作手法，作者让隐喻散落在小说的四处，以期读者能偶尔采集作者留下的惊喜。但隐喻机制与隐喻不同。从数量上看，隐喻机制是多个隐喻的组合；从关系上看，隐喻机制囊括的隐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效用上，隐喻机制深层地介入到小说的意义生产，从叙事到思维，全方位影响小说。刘诗伟让“虹”成为隐喻机制的终极目的，是想用隐晦含蓄的方式去解说赵钱孙李与刘虹女之间的“爱情”。王春林认为，“假若刘虹女可以被看作是抽象意义层面上美的化身，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令人惊叹不已的美，同样能够引领我们前行。这是一种生命美学的书写”。在肉身距离上，完美若虹之人物与我们也许非常遥远，但在追逐“虹”的过程中，我们也许能有机会接近有“虹”的精神世界。就像赵钱孙李四人，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多处轨迹重叠，这些相似之处有刘虹女的影子，但也未与她产生直接的关联：赵春为官多年不忘初心，最后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钱夏不畏权贵，带有侠义色彩；孙秋不求名利，开发“万治优选法”；李冬孤守南平，守护小虹女的身世之谜……他们既在追逐远在天边的彩虹，也握紧了近在眼前的理想信念。隐喻机制让“爱”的真正含义层层上升，从男女之爱，到理想之爱，再到坚守之爱。“虹”的一系列隐喻，最终指向的是一切美好的品质，这也是作者在文本之间未曾直接言明的本体。

刘诗伟关注现代派诗歌，提出现代派诗歌的第三种思维是“意象思维”，在小说中也可以化用“意象思维”。他认为，“它不造意境，它使用有意念的形象演进，它是哲理和情感的产儿；许多人以为它朦胧晦涩，是因为没有找到意象思维的钥匙，无以解码”，“我在写这个小说（指长篇小说《在时光之外》）时，自觉地运用了我习惯的意象思维。这个小说里有一些意象的‘板块’，蕴含了我的玄机，只是这个小说一旦成为文本后，所有的解读都由不得我了”。在《一生彩排》的创作中，刘诗伟沿用了“意象思维”，以隐喻机制完成小说情感的流动。意象思维的目的，始终是与读者制造有意义的距离。一方面，距离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它能扼制作者全盘托出的叙事冲动，留给读者感受的空间；另一方面，距离的存在需要论证它的合理性。这便对作者的叙事把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者既要能够随时调控小说的节奏，又需避免高深莫测、故作玄虚的腔调。刘诗伟将“爱情”与“隐喻”结合起来，让隐喻机制解读爱情，更让隐喻机制升华爱情。无论在哪个时代，真心实意都难能可贵，但作家需要在艺术创作中对“爱情”做广义的解读。刘诗伟为爱情剥去了柔软缠绵的外壳，呈现了它坚实丰厚的内里，借“爱情”实现了“移情”，让小说并存真挚的情感与动人的理想。

二、“三桩悬案”：媒介选择与谜底“延宕”

《一生彩排》由三桩悬案串联而成，即1987 年的刘虹女失踪案、2000 年的小虹女身世案以及2017年的虹墓寻主案。在上卷的结尾，刘虹女留下道别信后，从小说中抽身而去，先前的追求者不约而同地离开了伤心地，而当年默默无闻、隐身于众人身后的李冬却反其道而行之，申请调往刘虹女曾经的工作地。进入南平师范学校工作后，李冬搬入了刘虹女曾经居住过的宿舍。李冬迟来地拥有了体验刘虹女生活的机会，但他并未将此当做窥探刘虹女过往的渠道。他对了无踪迹的故人抱持最大的敬意——他细心收藏刘虹女的“遗物”却从不翻阅，照顾刘虹女年迈的母亲、为宽慰老人不断撒谎圆谎。后来，李冬在宿舍门口捡到一个女婴，随之附上的信件，第一句便是“虹女小妹”，说明送养人与刘虹女关系匪浅。李冬收养了女婴，给她取名为“刘虹女”。第二件悬案便从赵春、钱夏、孙秋偶遇小虹女开始，赵钱孙李四人因为小虹女重聚，共同探寻小虹女的身世之谜。自此，第一桩悬案与第二桩悬案便紧紧缠绕在一起。刘虹女销声匿迹，小虹女的身世或许能帮助大家找到其他重要信息。李冬快众人一步，最先找到了小虹女的生母。但为了保护小虹女，他最终决定放弃柳清新这条线索，任由时间的尘埃覆盖在刘虹女的踪迹之上。行至下卷，虹墓蓦然闯入四人的视野中。虹墓以四人的名义所立，四人坦然承认自己对虹女的追思，但接连否认虹墓出自自己之手。未过多久，虹墓又突然被毁，如同当年刘虹女消失时那样，没有任何预兆。钱夏第一个赶到虹墓边上，得知坟墓之中仅有一只玻璃瓶。钱夏暗想：“这墓里的玻璃瓶装着什么呢？是要为我们解开人生之谜，还是又添一桩悬案？”在这里，第一桩悬案与第三桩悬案也生成了紧密的关联。玻璃瓶的谜底揭开，瓶中装的是刘虹女的小像，这张照片裁于当年的合影，赵钱孙李四人的合影皆保存完好，那么刘虹女的去向以及虹墓是由何人所立，其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了。

选择悬疑要素组织小说是种聪明的做法。显然，悬疑要素是好看的，也能让读者愿意投入时间以获得解谜的快乐。在小说中添加悬疑要素，也符合网络时代的新要求，“网媒来了，传播快捷了，传播内容丰富了，生活选择多样了，阅读方式也改变了，读者兴趣零碎了，再那么不分轻重地悠着写或不讲‘卖点’地随便写，已经没有人悠着看或随便读了”。网络媒介时代下，接收信息的渠道愈来愈广，读者接触信息的方式迅速更迭，这对作者的叙事节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作者不能敝帚自珍，要求读者必须对自己的作品投入充足的耐心。最佳的做法便是在小说的开头集中展示小说的看点。但更重要的是，读者带着满腔兴致走入小说之后，作者应怎样留住读者？抛出看点以后，怎样处理好看点？又怎样交予读者一个满意的回答？

细心观察，每一次的谜语变更都伴随着媒介的转变。小说中出现的媒介，首先是一条隐藏的叙事线索。20 世纪80 年代，刘虹女的道别只能以信件的形式送达。迈入21 世纪，李冬刚接通电话线，马上收到了小虹女偶遇钱夏的消息；再过了十余年，孙秋、小虹女接连投入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开发，随后发现虹女之墓仅有一张故人的小像。媒介的更替让小说的信息进入了“距离的组织”，诚如韩炳哲所言，“大量的信息本身并不会创造事实，它无法让光照进黑暗。释放出的信息越多，世界就会变得越杂乱、越鬼祟。从某个临界点开始，信息不再能给我们带来资讯（informativ），而只会让事物变畸形（deformativ）；交流不再能带来沟通（kommunikativ），而只是单纯的叠加（kumulativ）”。媒介的堆积会让信息在无序叠加中陷入混乱，那么作者必须要做到有伏笔必有回应。延长回应的时间对叙事更是一种挑战，作者需要有缜密的逻辑，让线索与答案完美呼应。其次，媒介本身极具象征意味。信件、电话与人工智能，都是当下流行的媒介，它可以拉近或是间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而直接影响个人与集体的现实生活。“信件”被时代的潮水淹没，随之而来的便是刘虹女的离去与四人的天各一方；“电话”让人与人的交际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条件，未过多久，旧友便在南平重聚；人工智能能通过人类设定的程序自觉服务于人类，孙秋与小虹女皆把目光投诸人工智能后，虹墓的迷雾也逐渐散去，一切都在说明，刘虹女仅是生活在一个“我们”并不知晓的地方。因此，人工智能技术象征的是生生不息。最后，刘诗伟以媒介实现谜底“延宕”，将人性世界置于技术艺术之上。可以预想到，在读者将小说看作是悬疑小说之时，阅读的时间越长，读者便越迫切地想知道谜语的答案。小说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成全读者的解谜体验。在找不到谜底的时间里，读者只能将阅读兴趣安放在世俗生活以内，作者便将更为动人的故事编织在朴素的生活里。赵钱孙李的友谊便是最好的例证。他们因对刘虹女的好感相识，但四人的相知还是出于对彼此品性的钦佩。他们一同陷入监房的沟渠，却并未因为个人工作与前途相互构陷。在困境的泥淖中，他们将原则置于生存之前，守住了知识分子的气节。这才是四人友谊真正的起点，也是后面几十年彼此互相扶持的基础。《一生彩排》让人沉浸的不仅是作者高超的悬念制造技术，更是那终始若一的人性之美。

吴投文将《一生彩排》的叙事形式概括为“悬疑氛围感”，“《一生彩排》以悬案开始、以悬案结束的叙事形式具有浓烈的悬疑氛围感，一方面小说中的场景设置和情节推进与当代社会生活高度契合，一方面又带有溢出现实生活的幻美感”。“悬疑氛围感”这个词用得非常巧妙。这三桩案件与其他悬疑小说中的案件截然不同。我们所熟悉的悬疑小说，在内容与结构上呈现这样的特点：“在内容上，悬疑小说一般都是描写‘正义与邪恶之战’，它一般与犯罪有关，牵涉到人性和社会的阴暗面。在情节上，悬疑小说最为常见的情节模式为：罪犯犯罪—侦探出现—侦查—破案。悬疑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那让人欲罢不能的严密的科学逻辑推理。”《一生彩排》中，既没有正邪两方的对立，也没有出现真正的刑事案件，即对社会、个人的财产与安全造成威胁或存在安全隐患的犯罪行为。这就是小说“悬疑氛围感”的成因。在任何词后加上“氛围感”的修饰，其前置语便添上了一层欲说还休、似有若无的色彩。刘诗伟的写作兴趣并不在频繁的“设疑—解谜”的过程中。他有意将悬念滞后，不在悬念的发生地给出即时的回答。小说以媒介为载体，勾连叙事、组织逻辑、抒发情感，通过变换媒介，完成话语交换与情感传递。如果说“爱情”要素描绘的是自我与美好理想的关联，“悬疑”要素审视的便是自我与厄运困境的关系。谜底的反复“延宕”，将一己私欲与品格信仰放在天平之上，让时间对小说人物进行叩问，也让小说读者进入深思。

三、诗性和鸣：类型要素与诗学范畴的互动可能

在讨论刘诗伟对类型要素的借鉴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类型小说的误读。类型小说的发展伴随着络绎不绝的争议，首先表现在类型小说的定义。有研究者认为，“类型小说就是通俗小说，包含纸质文学和网络文学两种类型”。有研究者持相反意见，“将类型文学等同于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并不单单是一种事实描述，更是一种隐含价值判断的修辞模式。这样的说法显然无视‘类型’与具有探索性、先锋性的写作实践之间的联系（如卡尔维诺、冯内古特、品钦、莱辛、阿特伍德之于科幻，法国新小说派之于推理），而只是基于对纯文学影响力式微的焦虑”。其次，则是对类型小说的评价。部分学者认为，类型小说以读者接受为导向，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作者对作品本身的关注大大降低，这一选择可谓是本末倒置，让类型小说与小说经典愈来愈远，“失去了根本，市场运营做得再好，其作品都是短平快的产品，都难说是‘小说’的经典”。也有学者认为，类型小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亲和力，“相比抱持精英姿态的严肃文学，类型小说拥有接引大众的低门槛；相比最为新颖因此也缺乏积累的网络文艺，类型小说更有能力走向最高处。其实，网络类型小说没有那么低下，始终是高于生活的，长期流行的类型背后都有相应的宏大叙事”。

学术论辩的不断发生，恰好证明了类型小说的矛盾特质。它虽然因为类型化、商业化、模式化书写不断招致批评，也因艺术感染力的匮乏不断遭受学界的质疑，但这并不影响读者对类型要素的偏爱。得益于高度发展的网络时代，各类小说榜单层出不穷。微信读书APP发布的“TOP200总榜”显示，马伯庸《长安的荔枝》居2022年总榜第1位，东野圭吾的小说连续名列前茅，如《恶意》居2022年第5位，《嫌疑人X 的献身》居2022年第15位，《解忧杂货店》居2020年第14位。据当当网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当当好书榜·年终榜单”，刘慈欣的《三体》已经连续三年（2020—2022 年）占据虚构类畅销榜第一位。当当网的“畅销书榜”以书的销量为排名依据，微信读书的发行者在“总榜”之下用一行小字作了注释：“微信读书用户最喜爱的书籍”。微信读书与当当网，分别代表数字阅读和纸媒阅读，这两种阅读方式本身处于剧烈的竞争状态，但其受众的阅读喜好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当评价标准完全交予读者之后，读者在阅读选择与阅读消费上都对类型小说青睐有加。王安忆认为，“类型小说钟情的题材，往往在日常性之外，传奇的色彩必不可少”，“类型小说的写作却有一种负责精神，就是给出结局，绝不会使你的阅读落空，辜负期待——这样的期待常常为纯文学写作忽视，觉得太过肤浅”，“类型小说和读者的关系要和谐得多，仿佛事前就有约定，然后共同遵守，互相照顾，协同手脚，走向终局”。上述三点，恰好对应了小说传播接受的三重维度，一是小说的题材选择，二是作者的创作精神，三是读者的阅读期待。悬疑、爱情、历史等类型要素的存在，让作者与读者在无言的“约定”之下形成了默契。读者可以快速挑选自己喜爱的类型要素，作者负责满足读者关于这一类型的期待，完成类型文学的制造。这是类型小说的另一大优点，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极为密切，二者各司其职，高效互动，完成双向互选。

接着，我们需要思考效法诗学范畴的原因。刘诗伟对诗学范畴的参照，不仅在于让小说的形式发生曲折隐晦的变化，更在于传达对读者与经典二者关系的思考。需要反思的是，拥有读者与走向经典一定是两条矛盾的道路吗？何平认为，“类型小说不是一般意义的通俗小说，它是通俗小说发展‘非常严密的成分的规则和技术手段’的阶段，也可以说是通俗小说的‘经典化’的部分，这考验着写作者，也挑剔着读者。对写作者而言，既是能力问题，也是耐力问题”。对作者来说，“经典化”具有矛盾的美感。第一，“经典化”的作品是影响作者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探照灯，它或是激发了作者的写作兴趣，或是奠定了作者的审美品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作者的写作风格。“经典化”的理论概念，也是作者写作的尺度。就如刘诗伟在小说中借用的“隐喻”与“媒介”，前者本身是诗学的重要范畴，后者则可以直接干预文本与读者的关系。第二，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后，“经典化”便成为作家心中难熄的执念。“经典”的判别标准，并不以个人的肯定、群体的推崇、奖项的评定等要素为单一的评价尺度。“经典”与否，是作品质量、读者接受、时代主流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答案的生成过程相当漫长，只能交予时间反复检验。在此之前，作者只能放下功利的追求，一遍遍打磨作品，一次次沉淀自我，在笔墨之间反复审视自我与作品，再沉默地进行等待。而“进行”也说明了等待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度，或许作者终其一生都无法等到确切的答案。第三，“经典化”意味着兼具普适性与超越性，作品不能远离日常的生活，要成为一面现实的镜子，读者观书，实际上也是在揽镜自照，“假定一部作品属于经典，其表现人性与人生的深刻性便带有普适性和普世性，因而得以长久映照现实生活；而且，在阅读中，其艺术形象不再只是作者起初预设的意涵，会让读者的感受发生无限量的化学反应”。经典作品从不灌输读者道理，它源于普通的生活，又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熟悉的生活。它选取的人物、事迹，取材于日常生活，但又多了些审美韵味，让读者于现实与虚构的碰撞之间生发独特的感受。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经典化”重要的前提是“可读性”。作品需得在读者的理解范围之内，给读者带来审美感受与思想启迪。读者存在多种分类，专业读者——特指有文学阅读基础或是文学研究基础的这一部分读者，在整体读者中毕竟只占有极少比例，文学若想拥有广大的读者基础，就必须让自我变得开阔而充实。所谓开阔，就是不能主动选择孤芳自赏的道路，曲高自然和寡，明珠也会蒙尘。所谓充实，就是不能仅有一个花架子，读者走进小说来看，得感觉小说由内而外都是美的，怡然而来，陶然而去。刘诗伟将其概括为“文学的基本伦理”，“文学要从屉子或电脑里拿出去，就得尽可能多地为社会提供积极价值（首先是娱乐和审美价值）”。“文学性”与“经典化”其实是张问卷，作者需要直面下列问题：如何让小说通俗而不媚俗？如何在小说中实现个人风格与时代风貌的交织？如何在文学创作中以通俗可读为起点，又时刻紧握走向经典的旗帜？

诗学范畴与类型要素的界限，可以追溯到“纯文学”与“杂文学”的论争。“纯文学”与“杂文学”的论辩向来有之，一则出于文体观念的不同，二则出于文学功能的分歧。“纯文学”一般被认为是以审美与情感为指向的传统观念上的小说、戏剧、诗歌等，有科普知识、道德教化等其他目的或是文体上发生新变的文学，被归入“杂文学”。诗学范畴所包含的隐喻、媒介、风格等概念，是单篇作品的组成方式，也是诗学研究的关键词，更是“纯文学”确保“文学性”与“经典化”的保障。相比之下，类型要素与之截然不同。无论是“纯文学”与“杂文学”，还是诗学范畴与类型要素，都是不同历史语境催生而来的文学概念，它们的论争实际源于观念上的分别。胡适很早便提出，“我不承认什么‘纯文’与‘杂文’。无论什么文（纯文与杂文韵文与非韵文）都可分作‘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两项”。胡适同时论述了“文学的”所需要具备的要素，“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胡适的观念对于类型要素与诗学范畴的融合，无疑有启发意义。首先，小说需以“美”的方式进行“明白清楚”的阐释；其次，小说需会把握第二个要件“有力能动人”。“有力能动人”是“可读性”与“经典化”相通的关键纽带。类型要素是读者视角中小说具有“可读性”的关键标签，“经典化”是诗学范畴讨论的重要命题，也是作者创作的终极追求。情感真挚、别出心裁的小说，既能调动读者的情致，也是作者的创作旨归。同时，它也是刘诗伟的小说实验可以跨越论争的原因。历史语境会孕育不同的审美范式，但文学的温度离不开现实关怀的助燃。作者刘诗伟具有记者、企业工作者、文学研究者、文学编辑等多重身份，他借助自身的独特视角与深切的人文关怀，让类型要素同时具有情感与思想的深度，赋予文字“有力能动人”的有生力量。

最后，在拂去类型小说的误读、梳理作家与读者关于“经典化”的看法、探讨类型要素与诗学范畴的关系之后，我们能观察到类型要素与诗学范畴互动的潜力与意义。两者的碰撞出自刘诗伟的两种向往，一是赋予小说“可读性”，吸引读者走入小说来；二是让小说具有“文学性”，当文字因人性关怀变得充盈，小说自然能吸收更多养分，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迎接“经典化”的挑战。与之对应，小说也生成了两种意义。当作者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认真思考读者喜欢什么样的小说，小说的书写向度便会变得开阔。同时，作者的文体实验也能丰富文学评价的尺度，甚至引导读者观念发生转变。刘诗伟的《一生彩排》在平衡“经典化”与“可读性”关系上做出了有价值的尝试，他用进行时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学，积极拥抱每一个传递情感、发现深度的要素。刘诗伟以诗性寓言包裹现实关怀，使小说兼具诗性之美与现实指涉的双重质感，以高度的文学自觉实现了自我风格与时代风貌的交融。

结 语

无法否认，在成为作家的道路上，前方笼罩着许多的焦虑。一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影响的焦虑”，在刘诗伟看来，“所有伟大创作都会自觉回应过往的文学——不单是学习、借鉴与继承过往的文学（包括经典），更重要的是在学习、借鉴与继承的基础上，让创作的核心部分规避过往文学的形式与内容，有所冒犯和扬弃，从而奉出不一样的新文学”。作家要能及时走出“影响的焦虑”，找到自己的新文学之路。但作家更要学会不为批评的“焦虑”所困扰。如果说“影响的焦虑”关乎作品的独特性，“批评的焦虑”直接指向小说的“合理性”。如果为了融入“经典文学”“纯文学”的圈子，在批评的压力之下而拒绝走出安全区，何尝不是一种对“纯文学”的极端认知。在这样的桎梏之下，原本开放的小说文本反而变得封闭。这类小说也走入了一个怪圈，在举起反对“类型小说”或其他新生要素的口号之后，自我却被类型化了。相反，类型小说并非沉寂的一潭死水。宋明炜认为，“类型以形式的稳定为前提，是维持文化秩序的；任何对类型的反省和质疑，即便不到反叛的程度，也已经是对秩序的一种怀疑”。类型要素不仅能彼此相融，也能渗入其他类型的小说中。当作者开始融合的尝试，便已经在对类型制造的秩序进行试探与修正。端上桌子的究竟是完美相融的盐与水，还是貌合神离的油与水，最终还是取决于作者本人的制作手艺。

夏烈认为，“类型小说的游戏规则是被市场和传统定型的，但作家的个人才能永远是创新的大道，并且从无止境”。选择有争议的要素进行创作，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气，更需要出类拔萃的艺术创造力。刘诗伟大胆地将类型要素与诗学范畴融为一炉，这不仅是一种文体实验，更是一种改变读者思维与颠覆批评家观念的野心：“文学在不断回应生活时，也不断改变自身和拓展、修正、改变、颠覆读者的审美取向与眼光，尤其是——必然呼唤和催生文学汰取与经典裁量的新尺度。”刘诗伟的小说实验破除了对类型要素的偏见，重焕了传统诗学范畴的活力，既拓宽了小说的文体边界，也为小说吸引了更多类型的读者。刘诗伟以自我艺术探索的匠心与对时代精神的呼应，以对文学的深切认知与对人生的充分关怀，使小说熔铸了他的个人特质与文学信仰，浇筑了“以主体精神观照生活”，“呈现生活中的经典”，“写当下生活的难度”的小说美学。

责任编辑：张 园

原标题：《《写作》新刊︱郑琴：类型要素与诗学范畴的和鸣——刘诗伟《一生彩排》的文体探索与小说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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