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印地语文学”：一种来自全球南方的“世界文学”？｜文化纵横

✪ 张忞煜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为作者授权原创发布)

以天城体克利方言书写的现代印地语文学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其最初的作者和读者主要是印度教徒城市中产阶级。在此后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年轻的现代印地语文学一方面吸纳早期现代印地语和古典梵语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对接西方现代文学以及孟加拉语等其他印度民族语言文学，借助民族主义的时代浪潮成为了独立后印度最有影响力的民族语言文学。1991年冷战结束，印度启动市场化经济改革，印度经济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印度的大众文化和宗教也顺势加速了国际化。进入21世纪，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印地语文学在“国际化”和“民族化”两个看似矛盾但又密切相关的维度上持续发展，为我们设想另一种平行于以西方为单一中心的“世界文学体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相对“年轻”的南方国家民族文学，如何在多元主体的推动下，逐渐在多层次的互动中打破“世界”和“乡土”空间的界限，构建自身立体的“全球性”。

海外印度裔的印地语文学创作和印地语文学的海外译介不断拓展着印地语的空间。2022年，吉檀迦利·什里的印地语小说《沙墓》成为首部获得布克奖的印度本土语言文学作品，在当代印地语走向国际舞台方面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印度政府力推的“世界语言印地语”（Vishva Bhasha Hindi）、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向英语之外的南亚语言文学拓展等，都为印地语文学的国际化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性支持。从语言路径上来看，印地语作品的外译既有直接由译者译为相应语种的，也有一些作品通过英语转译。这既得益于各国印地语教研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合格的印地语人才队伍，尤其是中国、法国、德国、波兰等拥有持续开展面向本国学生的印地语教学传统的国家。后者得益于印度本国和海外印度裔的英译人才。从出版传播的路径来看，大部分印地语作品的外译为市场驱动，但也有“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这样得到政府赞助和支持的出版项目。印地语作家个人积极参与与海外学者和读者的互动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语境因素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印地语文学的书写，改变了以往对印地语文学“乡土性”的成见。自19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北印度农民出海参军、务工、求学，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直接以游记、回忆录和民谣等形式汇入了彼时新生的印地语文学。1991年印度启动自由化经济改革之后，又一批印度人前往西方，尤其是美国工作、生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理工科毕业生。人类学家项飙的著作《全球猎身》便追踪了印度IT从业人员的国际流动如何将印度的乡村、城市与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国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球流动的网络。

与关注南印度的《全球猎身》不同的是，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印地语文学作品更加深入北印度城市生活，关注跨国人员流动引发的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例如跨国重婚、空巢老人等。一个典型的代表便是2011年的印度文学院奖获奖作品、加西纳特·辛格（Kashinath Singh）创作的长篇小说《被抵押的罗库》。相比以往的现代印地语文学作品，这种“全球化书写”为印地语读者绘制了一幅更大的全球图景，拓展了印地语文学的视野。但是，不同于已经在国际舞台广为人知的印度流散作家，本土印地语作家的“全球化书写”并不限于印度国境之外，而是更多地将全球化作为一个与印度不可分割的文化语境因素编织入了对本土的书写理路之中，反而提醒我们严格的“世界—本国”两分可能存在的问题。

但是，印地语文学的“全球性”是否仅仅在重复殖民时代以来形成的、“中心—边缘”体系，即身处殖民地城市，尤其是几个大都会的印度知识分子（往往都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与宗主国知识界之间的互动？

确实，被文学批评家统一归为现代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城市中产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这一已有的互动网络。但是也应该看到的是，印地语文学的“全球性”从其产生之初，便已经具有“南—南”联接的性质。例如，在加勒比注国和毛里求斯等国的印度裔中形成的“海外印地语”（主要是博杰普尔方言）文学与历史上从北印度腹地远渡重洋的契约劳工生活息息相关。尽管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流散文学”，但这一流散文学的生产空间更多是印度乡村与加勒比/毛里求斯等国共同构成的“庶民空间”。这使其既不同于更多与西方文坛对话的、更加为人所知的印度英语流散文学（比如奈保尔），也不同于日后印地语文学中常出现的从城市中产之家迁往美西方的故事。这种“跨国乡土”连接起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许多南方国家制造的“资本主义农村空间”，这恰恰是以往的流散文学甚少触及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印地语文学甚至也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英语文学的“帝国属性”。例如在一些以非洲为主题的当代印地语文学中，印地语作家沿袭了殖民时代的“文明开化”叙事，以混合了人道主义和另一种形态的“东方主义”看待非洲。如果说吉卜林的跨印度洋帝国书写在当代英语文学中已经成为某种“政治不正确”，在后殖民主义影响相对较小的印地语文学，反而有作家继承了吉卜林的“帝国想象”。

另一方面，印地语文学也在建立基于其他渠道的知识网络。达利特文学、原住民文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得益于20世纪上半叶平权运动的历史遗产，达利特文学在20世纪后半叶兴起之初便与美国黑人文学建构了一种“想象的平行”。不同于外界的想象，出身寒微的达利特作家在创作之余，同样关注世界思想的发展，并以文学作为本土思想生产的重要空间。林巴雷对印度左翼和右翼的批评、达尔马维尔对殖民知识生产的批评尽管都以文学批评的形式书写，但都代表了一种更加“本土全球性”的思考。

原住民文学，尤其是由出身原住民家庭的作家创作的原住民文学是近年来印地语文坛的一个新现象。尽管原住民有自己的语言，但读者基数很小，所以印地语和英语成为他们创作文学作品的重要语言选项。年轻的原住民作家们也借助海外的研究者、基督教组织等渠道努力直接向国外宣传自己的文学创作。例如出生于恰尔肯德邦西部辛哈普姆区（Singhbhum）的库德珀斯村（Khudpos）的原住民作家贾辛塔·凯尔凯塔（Jacinta Kerketta）的第一部诗集《灰烬》便收录了印地语诗歌41首，并附有英文对照翻译。诗集中收录的作品表达了年轻原住民的抗争与渴望，涉及与原住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被迫移民、对女性的暴力、饥饿、政府的冷漠等现实问题。该书同步在德国发行印地语—德语版。由于许多原住民的故乡位于森林地区，故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关切明显高于其他作家，反而是印度文坛“生态主义”的先锋。得到激进左派支持的原住民解放运动、与基督教世界的网络，也使得原住民文学拥有自己的全球化网络。

此外，即便是有印度教民族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文学，也通过海外印侨和西方印度学界的网络，拓展自身的影响力。尤其在建构一套有别于被他们批评为“世俗化、缺乏文化自信”的学院派史学方面，民族主义文学拥有自己的历史编纂议程，与全球右翼的复兴形成了共鸣。

今天我们对“世界文学”的想象一定程度上依然受限于层次相对单一的“世界体系”在文学领域的投射。尤其是英语作为事实上最重要的“世界语言”的地位更放大了这一限制。然而，作为一种长期生活在英语文学强力支配阴影下的前英殖民地民族文学语言，印地语文学的“全球化”，尤其是其复杂的现象和层次，也为我们设想“世界文学”的其他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