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专家赵平：我所经历的新中国抗癌之路

编者按：2018年10月29日，前央视主持人李咏的妻子哈文在微博发文宣布李咏去世：“在美国，经过17个月的抗癌治疗，2018年10月25日凌晨5点20分，永失我爱……”近年来，我国癌症的发病率日益增加，防癌抗癌对每个人、每个家庭而言都是不容小觑的事情。本文是原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的口述文，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新中国抗癌史。

口述 | 赵平（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

采访整理 | 潘飞

伴随现代科技飞跃式的进步，曾经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一个个被攻破。可是，还有一个疾病幽灵仍在全球各地四处徘徊，这就是癌症。国际权威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癌症的死亡率远低于心血管疾病；到20世纪末，由于心血管疾病诊治技术的提高，两者的死亡率已基本拉平。中国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的数据表明，2003—2004年癌症已成为我国城市居民因疾病死亡的首位原因（占城市死亡总数的25.03%），癌症已经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一类重大疾病。

林县经验：癌症可防、可治的一道曙光

河南林县，我国太行山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20世纪50年代因“水不通、路不通和食管不通”而受到广泛关注。1957 年，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谈到，林县每三个男人或五个女人中就有一人死于食管癌，甚至发生同一村几户人家同日出殡的悲惨场景，真可谓“万户萧疏鬼唱歌”。更有甚者，林县蓄养的鸡、羊的食管也长癌。这一情况引起了在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58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后改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医院刚刚挂牌，周总理就要求医院党委书记李冰同志（李克农之女）到林县蹲点，带领肿瘤医院阵容强大的防治专家长期在贫瘠、贫穷的太行山区驻扎。当年，医疗队员和群众一同喝苦井里的水，吃糠窝窝，住在四面透风的破庙中，他们怀着治病救人的赤诚之心在林县开展防癌普查，对可疑的食管癌患者进行拉网式排查和诊断治疗。终于，这批来自北京的医疗专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林县11 万人口30年间（1940—1970 年）的食管癌死亡调查回顾，查明了导致食管癌的部分诱发因素。

根据专家的意见，政府和医务工作者大力改善居民的饮水、厕所卫生，转变人们的不良饮食习惯……随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与河南省内的肿瘤专家协同作战，大力推行食管癌筛查和早诊早治，林县食管癌的发病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180.89人次/10万人下降到2003 年的82.80人次/10万人，死亡率从133.07人次/10万人下降到59.60人次/10万人，创造了全世界防治癌症的奇迹，打破了当时癌症不能预防、不能治疗的定论。

林县癌症防治的综合治理模式，在中国乃至世界癌症防治史上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医务人员一批接一批坚守在太行山区开展防治，从未间断。不仅如此，几十年间，他们还努力帮助当地培训医务人员，协助组建“地方武装”，留下了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林县有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姚村，村里有个不大的卫生院，肿瘤医院的医生手把手地教会了这些乡村医生做食管癌手术。几十年过去，今天的姚村卫生院已经发展成以食管癌诊治为主的中等规模医院。一位外国卫生部部长到此参观后感叹道：“这是世界的奇迹，一个乡村医院居然每年可以完成上千例食管癌手术，真不可思议！”确实，每年可以完成这么多例食管癌手术的三甲医院在中国也不多见。在医改不断深化的今天，重温“林县经验”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只有重心下沉，中国才能保证13亿人口的基本医疗得以平稳推进。

此后，“林县经验”这一癌症高发现场研究和综合防治的杰作，又相继在山西襄垣、江苏启东、云南个旧、河北磁县等许多肿瘤高发地区先后复制并获成功。实践证明，控制癌症采用预防为主，研究引路，防治并重这一策略是切实可行的。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在林县合作了30多年，林县食管癌高发区的防治经验已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要了解食管癌的防控，请到中国的研究现场去！

三次全国肿瘤大调查：成果与思考

1969年，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正式成立，李冰担任主任。1973年，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第一次以恶性肿瘤为重点的居民死因调查回顾，覆盖8亿人口。当时，研究人员争取到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发动了数十万基层卫生人员和“赤脚医生”参与调查。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1979年中国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编辑出版，这是中国肿瘤史上的一项创举。该书还翻译成英文版并对外发行，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世纪90年代初，又展开了第二次调查。通过这两次调查，基本摸清了肿瘤在国内的流行发病规律和分布特征，为肿瘤防治工作打下了科学基础，对制定我国的肿瘤防控规划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带动中国肿瘤防控事业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令人遗憾的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套业已建立起来的肿瘤防控体系因种种原因未能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以肿瘤登记为例，继前两次大规模调查之后，很多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再继续进行肿瘤登记工作，即使在少数保留了肿瘤登记工作的地区，登记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也存在不少问题。那些被实践证明有效的科学宣教、危险因素研究、肿瘤筛查和早诊早治等综合措施也没能继续下来。其结果是，大多数患者就诊时已经是中晚期，这就意味着更为高昂的治疗费用、更加痛苦的治疗过程和难以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

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在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领导下，国家卫生部、科技部联合开展了全国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我当时担任执行办公室主任。这次调查对于新时期中国的癌症防治意义深远。在第二次调查过去后的十多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疾病模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再次凸显癌症发病的增多和分布的差异。因此，启动新一次全国性调查是非常必要的。正如当年周总理所说：“向癌症开战，首先要知道敌人在哪里，这样才能打赢！”

十年一剑：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创立

2001年5月，我从北京协和医院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任院长、肿瘤研究所所长，同时出任卫生部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以下简称防治办）主任。

防治办在全国各省都有分支机构，但由于经费少、待遇低，人员纷纷流失，当时全国范围内的防治办工作人员也只剩下区区100名。我刚进肿瘤医院时，肿瘤研究所的预防研究人员已经寥寥无几了，预防经费更是捉襟见肘。时任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描述当时的情况时说，目前维持较好的只占全部的三分之一，处于半瘫痪的也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根本无法维持。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令我们十分尴尬又无奈的状况：一方面，肿瘤患者越来越多，医院应接不暇；另一方面，肿瘤防治的队伍溃不成军。

2002年，卫生部曾一度考虑解散国家肿瘤防治办公室，卫生部疾控局局长齐小秋、副局长孔灵芝曾专门就此事到医院找我商议。我说：“有没有防治办这个名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机构能够行使预防为主、早诊早治的功能。眼下的情况确实很糟，但肿瘤发病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振作起来，加强肿瘤预防功能的建设。”为此我提出，可以考虑借鉴国际经验，筹建国家癌症中心，重新组织、整合中国肿瘤的预防、研究和医疗队伍。齐小秋局长、孔令芝副局长当即表示赞同。从这时起，成立国家癌症中心成为了我们长达十年的奋斗目标。

我们首先认真研究了世界各国国家癌症中心的情况。美国在1937年成立了国立癌症研究所，领导美国癌症研究和组织工作；日本于1962年组建了国家癌症中心，韩国则在2001年成立了国家癌症中心。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家癌症中心对引领一国的癌症防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而言，尤其需要国家癌症中心这样的专业机构来统筹全国的癌症预防与控制工作。

当时我刚到医科院肿瘤医院不久，还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国家癌症中心梦”能够实现。肿瘤研究所有位教授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这件事几代人想过但都没有做，这次要是真成功了，我给你塑个像。”此后不久，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席卷国内，我带领全院医务人员投入到非典一线，无暇旁顾，筹建国家癌症中心的事也就暂时搁置下来，但这个梦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2005年，抗击“非典”的战斗结束后不久，我在肿瘤医院职代会上提出成立国家癌症中心的设想。经投票批准后，我们又将这一设想上报给主管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国家卫生部。当时，医科院和卫生部负责审批的同志都劝我们不要办这件事，因为国家严格规定不许再建国字号的机构。我说：“面对中国严峻的癌症形势，实事求是地说确实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我们还是要不遗余力去争取。”

2006年，我向吴仪副总理当面详细汇报筹建国家癌症中心的想法时，特别强调道：“根据中国肿瘤防控的形势，目前的防控机构、功能和队伍已经不能适应严峻形势的需要。”吴仪副总理沉思许久后说：“我支持你。”随后，在国家卫生部上报“关于筹建国家癌症中心”的申请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华建敏秘书长都签署了明确的意见。接下来，因为筹办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困难，我还向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写信“求助”。在李克强同志的指示督办下，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最终于2009年正式批复同意组建国家癌症中心。

2011年8月，卫生部正式下发通知，成立国家癌症中心。十年一剑，想到中心的成立即将对中国癌症的防控事业产生重要积极的作用，我激动不已。有意思的是，获悉中心成立的喜讯后，当年那位教授没有食言，真的给我做了一座雕像。我把这个“小小的我”摆到了书柜里，也作为这条跋涉了十年之路的一个“见证人”吧。

医院改革：让机制发挥潜力

2001年5月，我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本来，我对当院长并不感兴趣，但是那位我十分敬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老院长对我说：“再好的大夫一生中能救多少病人？如果管好一个医院，能够救治更多的病人。”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尽管我对这种提法并不“感冒”，但这多少反映出人们对一个新上任干部的期待和评价。我到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环境治理”。当时，门诊楼看病十分拥挤，而这栋楼的四、五层却住着200名本院职工。窗口挂着背心、裤衩，如同“万国旗”，楼道里还有许多煤气罐用来煮饭，墙上贴的报纸满是油污，听说这已经成为困扰历届院领导的老大难问题。不久，我请他们统统搬了出去，有人说这是新院长烧的“第一把火”。其实，通过这件事，我感到医院的“环境治理”已是众望所归。

“第二把火”是改革分配机制。分配机制是医院运行的“变速箱”。2000年肿瘤医院总收入三亿元，人均年收入还不到三万元。怎么办？很简单——奖勤罚懒，奖金上不封顶。我曾在很多场合对大家说：“医生绝不能以赚钱为目标，但医院会努力让薪酬体现出你们的价值。”这样一来，员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医院软懒散的状态也明显得到改变：医护人员不再天天盯时间等着下班发班车，而是精神饱满、加班加点地为病人服务，医院的工作质量、效率，连同业务收入快速提升。病人满意、员工满意，医院的运行很快进入到良性循环状态。10年间，肿瘤医院的年收入和员工收入都增长了七八倍。当医生护士们不用再天天为柴米油盐而算计时，就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病人。

“第三把火”是抗击非典。当年，肆虐大半个中国的非典对肿瘤医院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为了稳定军心，院领导和大家一同站在最前线迎战非典。整个抗击非典期间，肿瘤医院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比比皆是，院里一位大夫，婚后第二天就进入非典病房投入抗击非典的战斗。我们还组建了两支专家团队为非典中心出谋划策，采用中药和升白血球的药物控制非典病人的症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肿瘤医院取得了三个零的好成绩：非典病人零死亡、住院肿瘤病人零感染、全体员工零感染。

以制度之“药”对治腐败之“瘤”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从北京协和医院“空降”到肿瘤医院任院长时，算得上是临危受命。那时，肿瘤医院发生了建院以来医疗卫生系统的一桩“天字号”贪腐案：一个住院处的工作人员贪污了1000万元。从我上任伊始，卫生部监察局就密切关注着医院的一举一动。腐败也如同癌症，侵袭和转移无处不在。

要管理好这么重要的一家医院，光有足够的信心是不够的。为此我在赴任前对自己“约法三章”。例如，任院长期间不参与医院福利分房；不将自己的亲属转到肿瘤医院工作；不用院里的配车，仍然开自己的小奥拓上下班；只按看门人的标准拿奖金；进院头三个月内不进手术室，等等。上任前，组织部门曾建议我院长、书记一肩挑，我没有接受，因为担心这样一来党的监督保障作用会名存实亡。

上梁不正下梁歪，打铁还须自身硬；想反腐，领导班子首先要廉政。为了防止腐败再次上演，我在制度建设中首先向自己这个院长开刀，给自己戴上了防腐的“紧箍咒”。为此，我修改了以往一把手“一支笔”的做法，制定了“决策者不运作，运作者不能决策”的新机制，从制度设计上改变了以往一个人说了算的现象，有效遏制了商业贿赂的发生。

“审计风暴”时，审计署的同志曾问我：“为什么你不管基建、不管药品、不管耗材、不管设备？”我说：“上述每项具体工作都由两位院级领导具体分管，但是，他们都归我管，我要负法人责任。”实践证明，这套机制对于防止医院内的腐败是行之有效的。例如，医院建筑竞标，我会安排各分管院领导参与，但自己不参加评标；医院基建工作则由分管后勤和医疗的副院长共同负责，我不会直接和对方谈价。但是，如果我发现报价太高，就会让总会计师去询价，一旦发现同等品质有价格更低的，我会责令执行人员给予解释。当年，肿瘤医院新外科大楼的建设采用的就是这一模式。事实证明，新外科大楼的建筑质量提升了档次，但造价仍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并得到国家发改委的表扬。这套经验后来也被全国许多医院仿效。

一般而言，群众总是敬畏领导，那么如何让有权力的领导不敢腐败？为此我提议：领导班子要接受职工代表面对面质询。开始，这项提议被院长办公会否定了，担心这样会给医院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对此我很坚持，因为只有心里有鬼，才会害怕面对群众。经过一年时间做工作，下决心力推，最后大家终于接受了，并且坚持至今。

为了进一步推进科学民主决策，我们还成立了医院行政事务管理委员会，包括院内中层干部、科室主任等20多位委员；另外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中组部、卫生部、医科院的七位领导担任院外委员。委员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对于医院人财物等方面的“大事”进行科学论证和民主商议，最后再上院长办公会做决定。委员会采取自主轮换制，自主选择轮值主席，轮值主席列席院长办公会。医院所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委员会论证后提交院长办公会。按规定，医院行政事务管理委员会可以提出弹劾院长，但无权任命院长。事实证明，医院行政事务管理委员会的建立对于减少医院决策失误、预防腐败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华社也曾为此做过专门报道。

医疗工作需要大胆创新

改变住院难问题是中国医改的重要命题。中国癌症发病上升的现状使越来越多的患者向大城市、大医院集聚。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患者一床难求，医院不堪重负。2001年8月，我刚进肿瘤医院百天，在《健康报》《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上作出公开承诺：要着力缓解肿瘤患者看病难、住院难和手术难的问题。为此，在上级领导和有关各方的鼓励下，我大胆尝试与民营医院合作，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解决肿瘤病人的医疗问题。在这样的思路下办起来的民营三环肿瘤医院，不花政府一分钱，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扶助下每年可以解决一万多名肿瘤患者的住院问题。我院负责保证这些患者的治疗不低于医科院肿瘤医院的水平，治疗费用不超过我院标准。2011年7月1日的新华社大参考中，围绕我们的做法详细介绍了公立医院扶植民营医院的成功经验。目前，三环肿瘤医院已经成为全国民营医院的典范。

医改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2008年，我刚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组织上安排我就新一轮医改问题向习近平同志做汇报。我在汇报中说：前一轮医改并非像有人所言是完全失败的。在当时我国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况下，通过简政放权，提高效率，大大刺激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许多破旧不堪的医院焕然一新，医疗设施也紧跟国际先进水平。这是中国医院重要的发展高峰期，为今天的医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医疗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例如：医院通过增加医疗收入寻求发展，政府又忽略了正向引导和有效监管，导致医院出现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增加了病人负担，老百姓感觉到看病难、看病贵。所以，医改不仅仅是医疗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课题，是一个伴随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完善的过程。

这些年来，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在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数十次调研、认真了解全国各地发生的真实情况基础上，多次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双周座谈会、专题研讨会上发言，献计献策，提出了不少有针对性的建议。其中，关于中国医改要重心下沉，要注意夯实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要继续加强农村卫生队伍的建设，强化培养村来村去的农村医生教育体系等建议，都已经被陆续采纳并付诸实施。

医患之间要结为“生死之交”

我从医至今已经40多年了。有许多老“病友”已经成为老朋友。记得我还在做实习医生时，一个年轻的病人在我的面前离去，当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哭得稀里哗啦。从那时起，我发誓要做一个好大夫，无论再难也一定要尽全力拯救病人生命。面对疾病，我的信念是医生要和病人结成生死之交，共同面对。从医生角度来说，不仅要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去争取治愈，还要把决不放弃的信念自始至终传递给患者，让病人鼓起生存的勇气。

1996年，我在协和医院接待一位来自葫芦岛的胰腺肿瘤患者。她说当地医院讲治不了，把她给“撵”出来了。当时我的老师也认为手术很难做，但我还是收下这位患者并成功为她切除了肿瘤。13年后她肿瘤复发，又到肿瘤医院找到我。当时我已经是院长了，复发的胰腺肿瘤手术难度极大，许多人劝我不要冒这个险。有同事说：“这年头，手术失败会让你这个院长很难堪。”我在病人生命与个人得失之间反复权衡之后，最终还是鼓起勇气为病人开了刀。病人得救了，现在她每次到北京时总会想着来看看我。

20多年前，某省省委书记被诊断为胰腺癌送到北京。我接诊后从细微环节中发现是误诊，在他出院前，我又在检查中发现他的肾脏上长了一个瘤子，通过及时治疗使他得到治愈。从此，我们结为忘年之交，他每次到北京都会去医院找我。我想，这种重获生命的心情只有当事者才能真正体会。

我亲历的例子还有很多，许多病友如同朋友联系不断。一个人的健康，除了身体的，还有心理的。从这个角度说，医生不仅开刀用药，还要做病人的知心朋友，爱护病人、尊重病人，给病人以希望。在肿瘤医院外科大楼的墙壁上，你能看到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这是我们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庄严承诺。面对成千上万的患者，无论有钱没钱，无论有权没权，医生的原则必须是：一视同仁，治病救人。

万名医生肿瘤学培训项目

我从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本想松口气，但是中国癌症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又让我扛起秘书长、理事长的担子。

2009年我接任基金会秘书长后，注重改善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争取到慈善机构物资进出口免税资格，为争取国外的药品捐助创造了良好条件。短短几年，基金会接受的物资与资金就由人民币2000万元跃升至43亿元。这些年来，基金会已经将价值百亿元的药品捐赠给六万名癌症患者，为300万农村居民进行免费筛查和早诊早治，向上千名低收入患者提供了数百万元的救治资金。

与此同时，基金会还注重加强能力建设，吸收了多位医院院长、院士和高级专家教授加盟理事会，还引进了不少年富力强的青年才俊充实工作团队。去年，我们得到20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设立了万名医生肿瘤学培训项目。分级诊疗是医改的战略措施，将大病留在县域医疗，必须紧抓县域医疗的能力建设。癌症是当今诊断与治疗最困难的疾病，无论是诊断错误或者治疗有误，治疗不足或者过度，都将给肿瘤病人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为此我们组织全国肿瘤临床专家，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为1000个县培训一万名县级医生，提高他们的肿瘤诊治能力，让更多的基层民众获益。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000名医生的培训，收到良好效果。

现在，基金会承担的许多工作都是开拓性的，无论是肿瘤预防与控制，还是非公医疗机构的发展，都是崭新的挑战。正所谓：壮心无复在千里，老气尚能横九州。我以这两句诗作为自勉，愿穷尽毕生，行进在这条“抗癌”之路上。

原载于《纵横》2017年第06期

责任编辑 | 潘飞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感谢关注我社官微：中国文史出版社（微信号：wspress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