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史视野下的中东

在全球环境史的故事里，中东史一直是被忽略的一章。而在中东研究当中，环境史亦是一块尚未被填补的空白。这对于我们无论是理解世界环境史还是探讨中东史都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至少从古典时期开始，中东就是连通世界的关键枢纽，这里一面连接着欧洲、地中海和非洲，另一面则通往东亚、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来自欧洲和南亚的商人旅客汇集于此，进行贸易往来；西至马里（Mali），东至马来西亚的朝圣者们每年除了朝觐圣地麦加（Mecca）和麦地那（Medina）外，也流连于遍布中东的大小巴扎，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应接不暇。来自印度北部和中亚的游牧民族途经伊朗（Iran） 迁徙至安纳托利亚高原（Anatolia）。络绎不绝的船只携带着货物、旅人和新奇的思想从印度、中国和东南亚出发，驶入位于红海和波斯湾（Persian Gulf）的港口。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以降，以地中海西部与中国东海岸为界，其中的广袤区域上一直不乏高速的社会流动、密切的人际交往，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所有这些人类活动如针线一般，交织在中东的土地上，并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全球贸易趋势与中东历史发展紧密相连一般，大规模的气候波动、疾病流行和农作物传播同样塑造着中东自然环境的演变历程，并反过来被其塑造。比如，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与8世纪的迅速崛起，促成了新品种农作物和农业技术跨欧亚大陆的传播。在这场被某学者称作“伊斯兰绿色革命”的历史事件中，新的宗教为社会注入新的文化，而世界上原本毫无关联的各个地区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统一和相互连接的生态系统。在中世纪时期，瘟疫很有可能经由中东向西传播至地中海盆地。另一个来自中世纪时期的例子亦能表明环境交换的普遍性，那就是灌溉技术与供水系统的相关知识实际上是从穆斯林世界传至西班牙和意大利。在15和16世纪，也门（Yemen）借助源自东非的咖啡种植技术占领了全球咖啡市场，让这款饮品得以风靡伊斯坦布尔（Istanbul）、维也纳和伊斯法罕（Isfahan）。撒哈拉商道上长期流通着动物、盐、纸张、病毒和奴隶，并打通了中东、北非和西非之间的贸易网络。玉米等所谓新世界的作物极有可能也是通过奥斯曼帝国才得以传入东方。到了20世纪，中东石油资源的开采、提炼和出口对全球生态环境和地缘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更是无须赘言。

全球气候变化同样是中东各区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动因。无论是近代早期导致奥斯曼帝国粮食产量锐减的小冰期，还是18世纪末使得尼罗河洪水水位下降的冰岛火山喷发，抑或是19世纪末的厄尔尼诺现象在安纳托利亚和伊朗境内引发的饥荒，又或是今日的全球变暖，这些气候活动成了我们管窥中东史的珍贵窗口，而针对这些地区的区域研究也能丰富我们对全球气候变迁的理解。

换句话说，中东地区承载着连接、交换与传播的功能，正是由于其特殊地位，这片土地上的农业产品、环境控制技术与知识、气候事件及其影响，以及层出不穷的疫病传播才能够对广袤的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历史走向产生影响。因此，想要明白农作物、疾病、商品、气候和技术知识的全球发展历程，我们首先需要思考它们在中东的历史舞台上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这一道理看似不言自明，但实际上需要我们为此付出大量的研究努力，因为其中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所知、亟须探索的空白之处。

本书力图证明中东环境史的研究价值，并介绍和分析该学科领域的历史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在简介及之后的章节中，我将聚焦中东近五百年的历史，并围绕环境史研究的几个核心议题展开我的论述：自然资源管理、气候变化、人力与畜力劳动、水利工程、疾病，以及环境政治。本书将重点考察中东近代史上最长盛和最重要的政权——奥斯曼帝国，以及中东人口最多同时也是最富有的地区——埃及。奥斯曼帝国是中东最核心的政体之一，而埃及又是帝国境内地位最显赫的省份，将此二者作为考察重点可以让我们采取一种具有针对性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进而探究奥斯曼帝国与埃及之间、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多重联系。埃及从16世纪上半叶被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开始，到1882年被英国占领结束，为帝国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同时也是整个国家唯一的大型粮仓。对于奥斯曼帝国巩固在地中海区域、汉志（Hijaz）、红海和印度洋的统治地位，埃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帝国所面临的最大军事威胁很大程度上来自埃及。正如威尼斯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一样，很多身处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政府官僚都与埃及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除此以外，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计划向非洲实施武力扩张的时期，埃及更成了军队驻地。正是由于埃及在奥斯曼统治体系内（甚至体系外）的核心地位，这个地方的一举一动对于整个帝国的影响也是其他省份所无法比拟的。

尽管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是本书的重点考察区域，我们的讨论并不会受制于地理边界的限定，而是将其历史放置于全球化语境中进行考量。正如上文所说，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便是环境史的研究视野能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奥斯曼帝国史在全球史中的地位。为了切身体会埃及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战略意义，我们将穿越帝国全境——飞越安纳托利亚的森林，前往首都伊斯坦布尔，驻足于南非和萨洛尼卡（Salonica）的粮食市场，停留在阿拉伯半岛上红海之滨的港口。我们也将跨过帝国的边境，沿着尼罗河逆流而上，去往苏丹（Sudan）和埃塞俄比亚（Ethiopia），甚至深入到印度与冰岛这些遥远的国度。

本书将借鉴环境史提供的解释框架与方法论工具，为中东史研究提出一种全新的全球性视角；与此同时，本书也希望为中东及其他区域的环境史书写提供模板与参照。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我将首先对相关史料资源进行整理和评估，并分析中东环境史存在着哪些可能的书写方式。之后我将介绍在该研究领域内三个颇受中东环境史学家关注的话题：气候、能源与疾病。本章将对这些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作简要的述评，同时为接下来的章节作好铺垫。

中东环境史：丰收之季或荒歉之时？

历史资料的匮乏常被认为是中东环境史研究进展缓慢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许多新近研究表明，我们并非没有足够的史料来支撑起对中东和北非的环境史表述。恰恰相反的是，中东就像中国和南亚一样蕴藏着自古典时期以来异常丰富的文献资料。比如人们曾在尼罗河谷（Nile Valley）发掘出一份保存完好的文献，里面记载了自公元前3000年至今埃及人与尼罗河的互动历史。我们也能从其他的考古学发现和文字资料中得知自古典时期以来的人们如何进行环境管理，安纳托利亚、伊朗平原、伊拉克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等很多地方都不乏相关史料资源。因此，这些已经发表或尚未发表的档案史料，都让环境史学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去追溯中东环境史跨越千年的发展历程，去追寻自然环境的变迁、土地资源的利用与控制，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深刻互动。如此丰富的史料文献不仅让长时段历史研究成为可能，而且能同时兼顾微观视角，这是聚焦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历史研究者很难享受到的特权。

诚然，很少会有编年史、史书或档案文献专门讨论中东环境史。但几乎所有中东历史资料都绕不开人类在自然中的生存与发展这一话题。因此，中东研究必须建立在细致的史料研读和多源资料的充分利用之基础上。例如，以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以及这些语言出现之前的希腊语、阿卡德语、古埃及语、古波斯语和中古波斯语编写的地方志，记载了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时使用的农耕技术与遭遇到的阻碍、极端气候事件以及自然灾害。正如本书试图表明的那样，奥斯曼帝国的政府档案作为我们了解公元1500年后的中东历史最重要的信息渠道，里面提供了全方位了解中东环境史所需的各项材料——土地勘测报告、基建工程档案、农村土地纠纷记录，以及瘟疫记载，而这些仅仅是其中最常见的几个例子。在诸多类似的话题上，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其他国家档案同样贡献了丰富的信息来源。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中东在千百年来所历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无不脱胎于对自然资源、农业生产和乡村人口的控制，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历史记录者的笔下找到如此庞大的史料库，使之成为研究中东环境史的绝佳入口。

因此，当我们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界产生了何种长期效应时，中东地区为我们提供了时间跨度最长，也最为完备的文献史料，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些文献不仅涵盖了传统的政治史和经济史，更涉及地理学、孢粉学、生物学和地质考古学等领域，这让我们可以同时从历史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了解中东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按照环境史表述方式不同，这些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讲述了人类社群和所处环境之间如何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第二种则围绕生态系统的内部矛盾如何让人类社群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崩离析。这两种表述的共同点在于注重描述和展现生态系统自身的力量与作用，而忽略了作为自然环境内在组成部分的人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应势而生、因势而动。

第一类历史叙事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连续性，即人类社群如何通过不断的努力与斗争来应对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最后与后者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这样的表述中，人类社会存在的目的不过是努力将自己维系在一个与自然相对的适当位置，所以此类叙事通常不会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或人类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予以太多关注。与之类似，第二类叙事围绕人类社会无法避免的衰落命运而展开，它凸显了生态环境中对人类生活的限制性因素，却忽略了特定和具体的历史语境。如果真如其所言，人类社群必然由于其所处自然环境内部的某种力量或制约而走向衰败，那么历史学家除了记录下社会消亡的过程，又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卡尔·巴策（Karl Butzer）对埃及环境的探讨和皮特·克里斯滕森（Peter Christensen）有关伊朗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两个地理学领域的例子。此二者都探讨了人类社会如何在生态环境的制约下生存与劳作。巴策关于埃及的著作采取了第一种关注人与自然关系连续性的叙事模式，而克里斯滕森的著作则是关于伊朗平原上的人类社群如何衰败和灭亡的案例研究。这两项研究都以长时段视角描述了生态系统如何跨越了数个世代却依旧保持着整体的稳定性，尽管实际上这些生态系统每一年都经历着惊人的变化。有趣的是，两本著作的考察区域——埃及和伊朗平原——内的人类活动都高度依赖河流的定期泛滥，而这并非巧合。虽然洪水泛滥的情形每年不尽相同，但就大体而言，人类社会可以通过发展环境改造技术（这里主要指灌溉和农业技术），进而控制自然界的不稳定性因素，实现某种程度的生态平衡。这种平衡或持续千年，例如埃及；又或最终崩溃，例如伊朗。其他对公元1500年前的中东生态系统持类似观点的研究成果还包括：J. M.瓦格斯塔夫（J. M. Wagstaff）的综合研究、卡洛斯·科多瓦（Carlos Cordova）的约旦地貌学研究、拉塞尔·梅格斯（Russell Meiggs）和J. V.瑟古德（J. V. Thirgood）对于地中海区域木材供应问题的探讨，以及罗伯特·McC.亚当斯（Robert McC. Adams）关于南部伊拉克的研究著作。

这些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在现存的丰富史料的基础之上，成功论证了那些生活在脆弱生态环境中的人们，以何种方式与技术让种群延续了千年之久，又是怎样的环境波动让此前的生存手段不再行之有效。沿着这一思路，克里斯滕森向我们展示了伊朗草原上形形色色的人类社群如何灵活而审慎地运用灌溉农业技术与游牧生产活动，有效维持了所处生态系统的摇摇欲坠的稳定性。另一项类似的研究来自J. R. 麦克尼尔（J. R. McNeill），他阐释了摩洛哥与地中海交界处，以及土耳其的山地环境何以让其脆弱的生态平衡长年保持稳定。基于一份翔实的文献史料，麦克尼尔论述道：任何自然环境在每一年内都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如果我们将时间尺度扩大至数个世纪，那么这些自然环境实际上呈现出了足够的韧性来消化这些剧烈波动带来的影响。因此，正是由于这份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段的文献，我们才能够在更高的时间维度上理解环境的变迁，否则我们可能错把某一年偶然发生的粮食歉收的悲惨景象当作山地居民的生活常态。

这类文献资料从较大的时间尺度上记录了中东地区人与自然的互动历史，同时也为环境史学家7提供了新的研究机遇，让他们得以就领域内一些富有争议的话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比如本书接下来将会谈及的，中东环境史对于我们理解全球气候变迁具有的启示意义。如何从环境史角度撰写中东历史？其中最常见和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叙事范式是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他所罗列的东方专制政府相关案例都来自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尼罗河谷。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些案例加以细致的考察，就会发现最终结论的谬误所在。有一份未能引起魏特夫注意的文献揭示出与他的结论相反的事实：那些他认为被苏丹、沙阿（Shah）和皇帝当作剥削对象的底层人民，实际上主导了大规模灌溉系统的日常使用和维护，而这恰恰反驳了魏特夫的核心论点。本书第一部分将深入探讨灌溉政治学这一主题。

如果有环境史学家希望了解自然灾害史及其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他们也能在中东找到丰富的史料来验证其假设的合理性。例如有的文献记载了古典时期至今所发生的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此外，一个国家的公共工程建设史也能通过相关工程文件呈现出来。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例如印度和美国东南部），中东也从20世纪中期开始密集建设大型水坝——比如在阿斯旺（Aswan）、伊朗和土耳其。这些大规模基建项目与此前的环境控制工程［比如苏伊士运河、奥斯曼帝国时期建设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计划（Don-Volga canal-building project），或是萨法维王朝（Safavid）时期为了将卡鲁恩河（Karun River）引流到新首都伊斯法罕而计划修建的大坝项目］，以及如今仍处于建设过程中的工程（比如红海—死海引水管道工程，或是土耳其东南部的水坝工程）之间有何承接关系？ 值得重申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工程项目的记录文件，加上社会各界（经济、文学、政治等）的相关论述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所以我们在梳理公共建设与环境史的整体脉络的同时，亦能从区域研究的角度获得细致的观察。

除了中东环境史的长时段研究，近来的学者也尝试聚焦于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利用该区域内丰富的文献资料进行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从而构建起环境史的另一种叙事方式。这类研究大多依赖海量的史料细节，如果配合实验方法或模型的审慎使用，将能有效地阐释历史上的人们如何理解与应对自然环境的种种变动。相比于传统模式，此类新兴的研究方法更直接地探讨了人类作为行动主体如何参与至自然活动之中，重现了仅仅依靠实验手段无法还原的具体的历史语境。这是中东环境史学家在处理档案史料时所采取的两种时段研究模式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一些早期的地理学研究者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持续的、永恒的抗争，而人的主观能动性无力阻挡环境的种种变迁——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环境决定论观点。近来的环境史研究则持以相反的态度，人与自然来回牵扯，彼此制衡。

这些新近的学术成果代表了一种新型中东环境史研究范式，那就是以动态的、辩证的视角去理解人和环境的关系，并将此作为考察重点。借用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的著名表述：“也许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的行动与选择会受到自然的约束，但文明总会在其作出回应的过程中予以自然相同的反作用力。被重塑后的自然又会给予人们新的选项，从而开启新一轮的文明再生产进程，周而复始。” 因此，克罗农接着说道，环境史的目的是“将自然重新置于历史长河之中而非游离于历史之外，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看清人类社会植根于自然这一基本事实”。本书和中东环境史的其他著作一样，希望在中东鲜活的历史中书写属于自然的故事。

气候

气候变化研究是目前中东环境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 本书从多个角度对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数个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中世纪时期发生了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暖，而证明这一观点的证据主要来自欧洲和中国。但理查德·W.布利特（Richard W. Bulliet）基于自中世纪伊朗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献，证实了中世纪温暖期并无法用来描述当时伊朗的气候变化趋势。 事实上，伊朗在11世纪和12世纪早期进入了一个极端寒冷的阶段——布利特称之为“大冰期”——而棉花产量也因此下滑。大冰期迫使突厥人向西迁徙进入伊朗，并最终到达安纳托利亚平原，而这甚至可能9促成了什叶派的崛起，使之成为伊朗的主要宗教派别之一。气温的下降破坏了大量的农耕土地，并削弱了伊朗的社会经济基础，从而部分解释了为何当时蒙古人和其他族群能够长驱直入侵占伊朗平原。长期的寒冷过后，中东以及中亚部分地区享受了几个世纪的温和气候，也是在这段时间里诞生了早期近代世界最庞大的几个帝国——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莫卧儿帝国、乌兹别克汗国和马穆鲁克王朝。

然而在16和17世纪，中东及其他地区又一次进入了寒冷期，史称小冰期。这段更广为人知的寒冷时期给奥斯曼帝国造成了诸多经济和政治困境，迫使帝国进行了新一轮的资源与权力分配，并在一定程度上酝酿了帝国在17世纪所面临的全面危机。对于此次气候事件的考察可以让我们用全新的视野看待一个争论不休的史学话题，即奥斯曼帝国在17与18世纪的权力衰落、分散和重组。不同于以政治、军事和精英为中心的传统民族国家叙事，环境史叙事将生态环境视为形塑早期现代世界的关键性力量，予以同等重要的地位进行考量。奥斯曼帝国这段历史背后的诸多成因中，最重要也最常被提及的便是发生在16与17世纪之交的杰拉里农民叛乱（Celali peasant revolts）。山姆·怀特（Sam White）在其著作中提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此次农民叛乱和小冰期带来的生态危机直接相关。气候的突变使得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受重创——干旱、饥荒、瘟疫，以及人口的大量死去，暴力和匪患得以滋生，并最终演变为反抗奥斯曼政府的叛乱。因此，杰拉里叛乱的爆发之所以发生并不仅限于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原因，还有（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是）全球环境事件的推波助澜。很多历史学家将这段历史视为奥斯曼帝国的过渡时期，此前是帝国早期的崛起和16世纪的如日中天，此后则是19世纪帝国末年的改革尝试。但如果我们采取环境史的视角，这段历史的意义便不仅仅在于过渡和连接，而且揭示了帝国如何遭受并面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其中就包括剧烈的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人口和动物数量，以及尼罗河泛洪产生的影响。

18世纪的最后20年同样发生了重大的气候事件，尽管程度不及以往，但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亦不容忽略。1783年和1784年，冰岛拉基火山裂缝（the Laki f issure in Iceland）喷发并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气候突变。我们将在第十章看到，其后果包括印度洋的季风降水量减少，地中海地区气温骤降，中东众多河流系统的泛洪规模急剧减小，以及长达20年的饥荒、干旱和瘟疫横生的艰难时世。剧烈的气候活动无疑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18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动荡，紧随其后的欧洲各国入侵中东，还有帝国推行的坦齐马特改革。 在19世纪下半叶，帝国再次遭受了由气候变化导致的饥荒和食物短缺危机，这引起了社会各界有权有势之人的不满，并使得他们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改革。

总而言之，相较于以政治国家和军事冲突为中心的叙事模式，以气候变迁为线索来梳理奥斯曼帝国过去五百年的历史也有其独特的价值。事实上，对中东广大农村人口而言，寒冷期或者由拉基火山喷发等自然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动带给他们的感受，时常比统治权力来得更为直观和真切。强调这一点并不是为了宣称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全然由气候因素决定。 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相反，我想指出的是历史的变化发展背后有无数的动因发挥着作用，它们相互交织结成一张复杂的网络，其中当然少不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但也同样包含气候变迁等环境事件。

能源

中东对于世界能源史的研究意义也不容小觑。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即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重大的能源转型——从太阳能转换为化石能源——那么坐拥最多石油储量的中东无疑在世界能源史的故事里占据着主角地位。对于任何社会而言，如何开发和利用所拥有的能源储备都是首要任务。一方面，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全球消耗的绝大部分能源都来自中东，所以这个地区也就决定了此后人类的能源利用历史；但另一方面，早在石油被大规模使用之前，中东就在全球能源的故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19世纪之前的前工业时代，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高度依赖人力与畜劳动。无论是在摩洛哥还是伊朗，水力和风能都从未成为当地的主要能源模式。这并非由于这些区域缺少流动水源，而是畜力的广泛使用足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且成本低廉。水车靠牛驱动，货物由毛驴运输而非水运，犁田依靠的也是畜力。因此，中东对人力和畜力的使用历史对于我们了解其他地区的劳动力模式具有借鉴意义，也是我们认识前工业时代能源历史的重要一环，这些话题我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讨论。

因而放置在中东的语境中，近代史上发生的全球能源结构向化石能源转型可以被解读为：石油取代畜力成为中东最丰富和最便宜的能量来源。全球能源转型将石油问题上升为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之一。但如果我们将原油的使用消耗与畜力的历史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石油和如今中东寻找能源替代品的紧迫需求，不过是漫长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的寻找廉价能源这一故事的最新演绎。在过去，畜力的高效和低成本使得人们没有动力去开发和使用其他类型的能源（某些地方至今仍然如此），例如水能和风能。当欧洲人已经开始尝试使用水力驱动磨坊时，畜力仍然是中东和中亚地区最主要的运输手段和能量来源。因而石油与畜力类似，代表了中东新一轮能量结构的出现，而只要石油保持其储量丰富和价格低廉的属性，中东的石油国家们就不会有动力去寻找新的能源。通过把能源输出方式（不管指的是卡路里形式还是有机碳形式）作为分析单位，中东的石油政治将不再是当今工业经济所特有的问题，而是能源和社会这一古老命题的现代变体。

疾病

关于瘟疫的流行病学研究和病原学研究是最能体现中东环境史之全球意义的学科领域之一。不管是鼠疫、霍乱还是其他疫病，数不胜数的流行病曾肆虐在中东的土地上，不仅深刻改变了所到之处的人口数量，而且往往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因此历史上留存下许多有关疫病暴发的文献记载，在此基础上历史学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有的学者已经开始从更广泛的生态学角度出发，将疫病视作众多环境因素中的一种。这种研究模式的出现部分源于学者逐渐意识到疫病在中东生态环境中的历史地位，以及当时的人们如何切身感知和理解疫病。换言之，在经历过疫病流行的中东居民们看来，瘟疫属于一系列环境伟力中的一员，是和饥荒、雨水、干旱、洪灾与风流具有同等地位的存在。

例如在埃及，瘟疫常被视为自然环境中正常的构成世界生物物理循环的内在力量。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疾病的来去和饥荒、洪水、干旱、物价上涨、风暴以及叛乱等事件一样，都是自然周期中的一环。气候因素、尼罗河泛洪规模、老鼠、跳蚤和人类的相对数量分布都会影响埃及在特定时期内所暴发瘟疫的致死率和严重程度。因此，如同每年的尼罗河泛洪、粮食价格上浮、饥荒以及其他困苦，瘟疫在人们心中成为既定自然规律的显现，其暴发并非什么出乎意料的事。简而言之，埃及人把瘟疫理解为埃及自然环境的基本参数。这一看似逆来顺受的接受态度部分源自瘟疫暴发的周期性和高发病率。1347年至1894年之间，埃及每隔9年便会遭逢瘟疫侵袭。换句话说，在长达547年的时间里，埃及有193年都出现了瘟疫。埃及瘟疫暴发如此频繁归结于其贸易中心地位，埃及一年四季不断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以及随之而来的老鼠和跳蚤。 埃及的主要商业区——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和苏丹通往埃及的南部商道——也就成了疾病入侵的首要入口。因此，尽管瘟疫并不源自埃及本土，它却在埃及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与其他的自然元素一起塑造着当地社会。瘟疫的反复发生意味着瘟疫暴发对于大多数埃及人而言是一件合乎常规且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也是为何历史学家们应当更慎重地看待疫病在埃及与中东历史上扮演的角色。

另外一个例子也能说明中东研究对于全球环境史视野下的疫病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那就是一年一度的朝觐。作为近代早期和现代世界每年规模最大的人群聚集性活动，历史上多次瘟疫的暴发都与朝觐有关，这对流行病学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每年特定的日子里，为数众多的船只、成千上万的人群、随商队而来的大量动物，以及来自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病菌，都涌向阿拉伯半岛西海岸，人和动物摩肩接踵，熙来攘往。随即发生的是许多人在返回家乡后就发现他们患上了某种流行疾病。在19世纪，这通常指的是霍乱。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南亚，北美和欧洲，许多大型城市都在18世纪30年代后的数十年内历经了大规模的霍乱流行，并开始系统性地制定传染病防控措施。

朝觐是霍乱在南亚和地中海，欧洲与中东之间得以跨区域传播的途径之一。早在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修成之前，埃及就是人群（以及随行的病原体）朝觐途中的主要中转站之一，人们从这里可以去往或离开地中海世界。想要阻隔朝觐时期的霍乱传播，切断埃及和汉志之间的人口往来，埃及的港口便是关键所在。比如在1833年，两千名来自奥斯曼帝国各地的朝圣者和数百名来自黑海地区的俄罗斯鞑靼人在经由亚历山大（Alexandria）前往麦加时，被当地检疫站要求就地隔离。只有当确认他们没有感染霍乱和鼠疫等流行病后，这些人才被允许加入前往汉志的商队。亚历山大检疫站最多可容纳2 500人；奥斯曼埃及政府还会为隔离者提供食物、干净的住所和其他类型的补给。英国总领事曾于1833年参观这所检疫站时赞赏了该设施的干净、便利与舒适。

但尽管存在着诸如此类的防疫措施，霍乱在19世纪仍屡见不鲜，这是因为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规模实在太大，最终让那些负责疾病防控的检疫站不堪重负。例如在1881年，汉志爆发了一场极为严重的霍乱。亚历山大的防疫委员会采取了响应措施，命令所有从汉志返回埃及的朝觐者至少隔离二十八天，隔离地点是城内的三所防疫站。然而，朝觐者的巨大数量很快超过了三处设施能够容纳的人数极限。过度拥挤、食物和水资源短缺，以及防疫委员会强制决定延长隔离时间，都让本就严峻的局面更加雪上加霜。原本处于可控范围内的霍乱以不可遏制之势演变为一场肆虐的大规模流行病。被拘留在防疫站的人群很快爆发了叛乱，并在烧毁了一所防疫站之后集体逃离了埃及。类似的经历使得当权者们开始重视朝圣活动对于流行病预防的重要性，并促使他们在世纪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参加每年朝觐的朝圣者的健康规定。采取这些措施的主要原因便是朝觐活动对全球生态和流行病传播的影响。

结论

鉴于中东丰富、悠久和多元的文化传统，它在全球贸易网络、政治和生态中的关键地位，以及中东各个地区和各个时期留存下来的海量历史资料，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东研究能让全球环境史这门学科焕发新的生机，而环境史同样可以为中东史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奥斯曼的树下》试图搭建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的桥梁，并为我们深化探讨中东近五百年的历史开辟出新的空间。

本书第一部分围绕水资源管理的政治意义，批判了传统的东方专制理论，并指出奥斯曼埃及采取的灌溉管理模式实际上赋予了当地社群相当程度的自治和自主权。第二部分阐释了对于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庞大政体，其权力中心伊斯坦布尔和埃及相隔千里之远，当权者如何利用埃及农民的劳动、地方知识和专业技能管理埃及。正如帝国利用着农民的劳动，农民也同时将帝国的力量为己所用。第三部分考察了动物如何影响了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发展，以及在整个中东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第四部分分析了其他的非人类因素——谷物、木材、病菌和二氧化硫——如何塑造了中东及其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略显遗憾的是，由于《奥斯曼的树下》将关注点放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本书只能触及中东环境史的冰山一角。作为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路标，我希望本书能指导我们挖掘出更多的学术生长点，并为日后的深入探索铺垫道路。

中东环境史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战争对环境的影响、性别与环境、环境污染、科学与自然、殖民主义与环境、非石油类资源开发、文学与环境，还有环境保护主义及其他环境思想在中东扮演的角色。此外，尽管一些当代学者正在重新思考自然环境在伊斯兰教中的历史地位（这属于伊斯兰教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伊斯兰教和自然的话题依然存在许多值得深入讨论的空间。不管是伊斯兰教文本中涉及自然、环境控制和非人类生命体的直接讲述，还是穆斯林在现实生活中的教义实践所传导的自然观念，这些议题都能够激发学者们的探索热情。中东极端的人口异质性和丰富的文化地理特征也为环境史学家提供了契机，让他们得以思考不同的文化群体如何共享同一片物理空间。例如在土耳其东南部、叙利亚北部、伊拉克和伊朗等地，土耳其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伊朗人以及其他族群在同样的河流、高山和平原之上一同耕作与生活。不同的群体是否拥有相同的自然资源的支配权和使用权，是否行使着同样的环境控制手段？他们如何感知和理解所共处的自然环境并与之互动，每个族群的思想和行为有何特别或相似之处？更概括地说：不同的文化宗教团体与自然的相处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各自有着怎样的特点？

中东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和众多流域，并素有“三洲五海之地”之称；这片土地上蕴藏着足以撼动世界格局的石油资源，遍布着苏伊士运河等诸多从古延续至今的伟大工程；拥有着世界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棉花、咖啡等农产品，丰富多元的地貌、文化、宗教和生态环境；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理由，都让自然环境成为中东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使得任何有关全球环境的探讨都无法绕开对中东的考量。

（本文选摘自《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美]阿兰·米哈伊尔著，白贤达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12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