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之痛：缺位的安全机制、大国的私心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

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已持续两月有余，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凸显。自11月16日胡塞武装宣布要打击与以色列有关船只以来，频繁对“关联以色列”船只展开军事行动，迄今已有多艘船只遭打击或扣留。最近一次是12月18日在红海南部对一艘化学和石油运输船“大西洋天鹅”号和一艘地中海航运公司所有的船只进行打击。红海水域是全球货运大动脉之一，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已对红海安全局势、地区安全局势、全球贸易、石油价格乃至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和服务产生冲击。红海地区和全球海运似乎正在经历一场严峻的安全危机。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0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此前一天扣留船只的画面。澎湃影像  资料图

不惧美国报复，胡塞武装为何如此“头铁”？

红海水域是全球公共水域，通航受阻肯定会牵扯到许多国家的利益。美国、法国等国家在红海西岸和波斯湾地区驻扎有大量军队。胡塞武装也无法确定因其军事行动所引发的动荡是否会超出可控范围，甚至遭到美国的毁灭性打击，但它仍然选择持续不断出击。可以从胡塞武装的意识形态和现实盘算两方面来分析其动机。

在意识形态方面，胡塞武装坚决反美、反以，这并不是在模仿伊朗或听命于伊朗，而是这个组织本来就具有的意识形态底色，也正因为此，胡塞武装才能成为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一员。

胡塞运动最初是20世纪90年代末也门北部胡塞家族发起的“宗教复兴运动”，旨在对抗伊斯兰教逊尼派中央政府。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是该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与该地区很多其他组织一样，胡塞武装经历了严重的激进化。胡塞武装随后采用了官方名称——“Ansar Allah”（安拉的支持者），“让美国去死，让以色列去死”是其口号的主要内容。胡塞武装曾在其出版物上声称“与犹太人和平相处的方法是与他们对抗，而不是与他们握手”。他们强烈批评海湾阿拉伯国家推动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种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好斗立场深深植根于胡塞武装的精神之中，这是他们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信念。

10月10日，即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仅三天，胡塞武装就威胁称，将与伊朗“抵抗轴心”协调，打击以色列。九天后，开始向以色列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但几乎所有攻击均被拦截，远程打击效果并不明显，胡塞武装不得不改变打击策略，攻击去往红海的船只，一来可以打击以色列经济，二来也能够通过其他国家进一步给以色列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胡塞武装也有其现实的政治考量，期待此项军事行动的收获能够对冲掉潜在风险。首先，胡塞武装通过对以色列的打击，强化了与伊朗的关系，获得伊朗更多支持。

其次，胡塞武装虽控制了也门首都，但未被国际社会承认。胡塞武装以实际行动显示出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并愿意为之做出牺牲，能够在国内和地区内赢得广泛支持和声誉，增强其合法性和在也门内部的领导地位，提升作为关键区域行为体的形象，并展示他们利用军事行动赢得尊重、巩固权力和控制当地和区域局势的能力,迫使国际社会将他们视为也门事实上管理者。

再次，也门局势本身仍未结束，与沙特等国的谈判仍在进行。红海的军事行动也能够威慑沙特等正在与之进行谈判的地区国家，显示出自身实力，为未来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

最后，能够将加沙问题国际化，进一步增加国际社会对美以的压力。加沙战事虽然惨烈，但绝大多数国家都只是在围观和口头谴责，说到底，这场战争并未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将加沙战火的影响外溢到红海地区则会使很多国家的切身利益受到影响。

当地时间2023年9月21日，也门首都萨那，也门胡塞武装举行大规模阅兵活动。澎湃影像  资料图

有钱有枪，胡赛武装敢于“硬杠”的底气

相较于哈马斯或其它中东地区非政府武装团体，胡塞武装具有更强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因而具有更强的攻击能力和抗打击韧性。2014年9月，胡塞武装控制首都萨那，随后宣布接管了国家政权，也接管了相当一部分国家资源，一跃而成为中东最富有和最有实力的非国家行为体。

在经济能力方面，据联合国专家报告，胡塞武装主要有六大资金来源：关税收入、国内贸易等商业性税收收入、天课等宗教税收收入、没收土地及其它财产收入、操控黑市和走私燃料收入，这些每年可为胡塞武装提供约6亿美元收入，而且还接受来自国外的大量援助性资金。胡塞武装控制着也门红海海岸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荷台达、萨利夫和拉斯伊萨等港口，该国70%的进出口和外国援助经过这些港口。

在军事能力方面，胡塞武装拥有更庞大的战斗队伍、更完整的武器种类、更充沛的武器库存以及多年的作战经验，尤其是防空经验。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2015年后收编了大量也门政府的军事人员和武器；二是来自伊朗、真主党等“抵抗轴心”成员的军事援助。毗邻曼德海峡这一地缘政治杠杆进一步放大了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

2011年后，胡塞武装影响力剧增，武装人员据称已增至约10万人。胡塞武装吸纳了政府军成建制的坦克、火炮和防空武器部队，以及战略导弹、海防部队，还有国家情报机构。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中唯一同时拥有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的。胡塞武装还拥有先进的反舰弹道导弹系统，如射程可达80至300公里的各种反舰巡航导弹、反舰弹道导弹等。因此，胡塞武装具有一定的海上拒止能力和区域封锁能力。胡塞武装背靠伊朗，有持续的外援和供应链保障。

在政治能力方面，胡塞武装在内部局势极其复杂的也门从一个边缘的反政府运动发展到现在控制了国家权力，不仅得益于伊朗的外部支持，更依赖于其务实灵活的政治能力和联盟策略。胡塞武装在权力扩张过程中，秉持务实原则，不断淡化教派色彩，灵活运用联盟策略，将尽可能多的部落和派别收于麾下，甚至一度和也门前总统萨利赫合作。此外，胡塞武装还拥有较为庞大的群众基础，胡塞武装的基本盘是也门宰德派，这一派别的人数约占也门总人数的35%。

胡塞武装的这些能力表明，有限的空袭对它的打击力度有限，无法从根本上瓦解它的武装力量。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22日，埃及伊斯梅利亚，船只穿过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澎湃影像 图

一段航道撬动整个地区局势

胡塞武装正在利用其能够控制曼德海峡通航这一地缘政治杠杆撬动整个地区局势的发展。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打击无论是象征性的还是持久性的，已经对红海安全产生了切实影响。此次红海危机的根源在加沙战争，是胡塞武装针对以色列封锁加沙的反封锁。此外，此次红海危机也反映出红海地区和中东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性和联动性。

首先，反映出地区内非国家行为体对地区局势的影响。非国家行为体在中东地区盛行已久，“胡塞武装现象”也并非个例，但“阿拉伯之春”后，非国家行为体表现出群体性崛起的态势，由弱变强，实力大增，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利比亚各路军阀、伊拉克“萨德尔运动”等正在接近国家权力中心，能够左右本国政治进程。他们对内，在部分地区享有主权，对外则能与国际行为体谈判。这一现象说明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中东任重道远，许多国家仍面临民族整合和国家重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地区秩序会不断受到非国家行为体挑战。

其次，反映出无人机等新型武器在非国家行为体中扩散对全球安全带来的深刻影响。以武装无人机为例，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是地区内最主要的无人机研发者、生产者和扩散者。无人机已成为这些国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利比亚部分武装团体、真主党、胡塞武装等都拥有较为先进的无人机设备。在无人机的加持下，胡塞武装的实力和影响突飞猛进。具备察打一体能力的Qasef-2K和Samad-3自杀式无人机，能够让胡塞武装以较低成本打击对手的纵深目标，实现非对称作战。无人机、导弹等低成本远程无人技术的悄然扩散正在改变行为体间的力量对比和行为方式，进而深刻影响地区安全局势。

再次，反映出红海地区长期缺乏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红海地区对全球经贸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却长期缺乏统一的次区域安全保障机制。红海沿岸的阿拉伯国家虽在2020年成立了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想发挥红海安全治理主体作用，但却无法发挥有效作用，只是“纸上组织”。因此，红海安全治理只能依赖在地区内拥有驻军的大国，而大国往往带有自身倾向性，寻求在地区内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以地区国家利益为最终利益。寻求统一有效的红海地区安全架构仍需推进。

最后，此次红海危机也体现出伊朗几十年来建立和维护的“抵抗轴心”正在起作用，可以在多个方向，多条战线挑战美国和以色列。随着胡塞武装在也门地位的稳固，伊朗在红海安全问题上拥有越来越强的控制力。如此，伊朗就在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两大货运动脉都具有了相当影响力。而且，伊朗在红海、亚丁湾和阿拉伯海存在的增强，能够进一步将其影响力辐射到非洲大陆和印度洋地区 。

12月18日，美国宣布已组建十国联合舰队，剑指胡塞武装，无论是护航还是打击胡塞武装，其效果仍有待观察。具有强大制空权的美国空军对胡塞武装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固然具有摧毁性效果，但对于胡塞武装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很难说能够取得完全的成功，更无法彻底铲除。解决红海危机还需回到问题的根源，尽早在加沙地区实现永久停火和人道主义救援，而不是升级和扩大对抗范围。

（马小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