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最美的琴瑟和鸣,叫做王世襄与袁荃猷

2018-10-31 11:3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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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王世襄,很多人都说他一生好玩,收藏成痴。他从小玩蟋蟀、养大鹰、训鸽子、刻葫芦,就连写英语作文也都是训鸽的心得,把老师气的够呛。其一生著作30余本,将精力全部放在文物鉴定、研究和收藏上,曾为国追回万件国宝,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明式家具的研究与收藏,被奉为传奇。
人们都说,王世襄无论面对何种情况,对文物的赤子之心从未动摇,可是在他坚定不移的背后,是夫人袁荃猷的鼎力支持。是她,以自己的倾世才情,携手王世襄走过不凡的58年人生路,成就了一对羡煞旁人的神仙眷侣。
2003年10月,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决定将该年度最高荣誉奖授予中国的王世襄,旨在表彰其为发掘和传播几近湮灭的中国家具等传统工艺文化所做出的开创性卓越贡献。当这一消息传来时,王世襄老人正在医院陪护已报病危的老伴袁荃猷,但是神志依然清醒的袁荃女士与王世襄是心心相印、血脉相通,两人共同决定将十万欧元奖金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
王世襄授奖时照片
2006年6月,当中荷友好小学在武夷山市一个叫五夫的小镇落成时,王世襄则因年事已高身体赢弱等原因未能前往,而袁荃猷却于两年多前神归道山了,也就是在她和王世襄共同决定以奖金捐建希望小学的那年那月底。
袁荃猷辞世后,王世襄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几近崩塌,遂不顾九秩高龄赋《告荃猷》组诗十四首并短序。净心捧读时,人们不能不被老人这种发乎中动于情的深沉倾诉和追忆催迫得心鼻发酸,泪水涔下,特别是其中表露出那种真诚而朴实的愧疚与怀念之情,真可谓是撼人灵魂、感天动地。我们再次摘录王世襄“悼亡诗”前几首及短序如下:
出行二人同提一筐,行人见白头偕老,每有羡意,惜终有先行者。
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
待置两穴间,生死永相匹。
年年叶落时,提筐同检拾。
今年叶又黄,未落已掩泣。

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
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
相濡复相助,岁月期尚多。
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
昨夜见君来,谈笑皆自若。
言甫就医归,病痊可勿药。
梦醒喜成悲,涕泪枕边落。
何如不复醒,梦里常欢乐。
这是王世襄与袁荃猷一起买菜的提筐
潸然泪读中,不由怀想袁荃猷女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与王世襄在长达五十八年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中,相互之间到底有何助益呢?
自幼在祖父身边长大的袁荃猷,从小就在家馆中接受传统国学的滋润和教养,还有幸师从汪孟舒先生学习书法、绘画和古琴艺术,后来又得到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的悉心传授,因此培养了她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书画艺术和古文物器物的浓厚兴趣。
这是袁荃猷旧藏唐代“大圣遗音”古琴。袁荃猷善古琴,每每弹奏总有王世襄在侧,所以王世襄自称为“琴奴”。
据说,当年在燕京大学求学时,她常常到图书馆借阅相关图书典籍,诸如书画书籍和敦煌、云冈及龙门等石窟图录等,都是她案头枕边常备常翻之图籍。对此,别说袁荃猷是一位年少女生,即便当年燕京大学的男生中也是极为鲜见的,至于她绝妙之刻纸艺术和娟秀之行楷书法,那更是罕有匹比者。
由此可见,王世襄与袁荃猷当年在燕京大学从相识到相爱当是一份天赐良缘。他们自幼接受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十分相似,就连相识也是以中国绘画艺术为组纽带。在王世襄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潜心论画时,袁荃猷在该校读大学。当时,袁荃猷正因为编撰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缺少参考资料且无人指点而苦恼,在教育系主任的引荐下找到了王世襄,随后在王世襄的辅导下顺利编撰完成,从此两人也在频繁接触和相互交流学习中产生了爱慕之情。
然而,在那个战火纷飞、国难深重的岁月里,他们的爱情并不能水到渠成地进展下去。随着王世襄离京南下求职谋生,一时由于行踪未定就连书信也无法正常传递。直到王世襄穿越院南峰火线来到四川李庄就职于中国营造学社后,オ因为这里“特殊的环境,密聚的学人,可叙之事渐多,书信也频繁起来”。
其实,我们应该相信王世襄和袁荃猷都是性情浪漫的人。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是最讲究并懂得享受浪漫的,比如,王世襄以一对自己火绘葫芦片嵌镶红木圆盒盛放红豆献送给袁荃猷以表达相思之情,真是很有心的一份礼物。
从王世襄留给当年蛰居在四川李庄的诸多学人的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身着白色西装,手牵壮硕猎犬,高大英俊、风流倜傥之潇酒风采”。但是他时刻牵挂远在千里之外的热恋女友袁荃猷之内心情感,恐怕难有旁人知晓内情。
好在仅仅过了一年之后,阻隔这对恋人的日寇侵华战争结束,两人终于相见有期。该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着手在重庆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王世襄立即动心了。他明白如果自己能够参加这项工作,便可以请求派遣自己返回北京。当然,我们完全相信王世襄当时渴望参加“清损会”之真实目的,就是要为国追缴那些遭受损失的珍贵文物,这一点毋庸置疑,特别是他不顾与袁荃猷新婚燕尔而是一心侦查追缴文物之举动,更让人们对他当时从李庄急迫赶往重庆请求马衡和梁思成推介他参加“清损会”的行为表示深刻理解,因为他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的热爱可以说是深入骨髓。不过,王世襄渴望早日返回北京的另一个原因,一定是袁荃猷。
民国三十四年(1945)11月初,与恋人一年未见的王世襄,一边忙于筹备成立“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一边忙于筹备与袁荃献结婚事宜,真可以说是忙碌并幸福着。当年岁末,王世襄与袁签猷喜结连理,从此开始了两情相悦、同喜共忧、琴瑟和鸣、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长达五十八年的婚烟生活。
不过,新婚燕尔的王世襄并还没来得及与妻子度过一个所谓的蜜月时光,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侦查追缴文物上。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文物事业的袁荃献,对丈夫所从事的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每天不仅与文夫分享着追缴文物大有进展的喜说,也共同承受着追缴文物陷入困境时的惆怅,真可谓是同喜同悲,心心相连。在王世襄追缴文物的整整一年间,虽然事务极其繁忙、复杂和曲折,但是有了袁荃猷的理解和支持,他始终拥有一股蓬勃的朝气和强劲动力。
民国三十五年(1946)12月,王世襄受命前住日本交涉赔偿文物事宜,被迫暂时离开已经身怀六甲的妻子。但他出色地完成了“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之使命,第二年2月就押运着一百零七箱善本书返回国内,随即走马上任故官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一职。进入故官博物院后,王世襄更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博物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一心想着要把故宫博物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博物院。事业顺遂,家人团聚,这一时期的王世襄总感觉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量,而随着爱子王敦煌的出生,他和袁荃猷更是每天都徜徉在幸福的河流当中。
袁荃猷为王世襄作的速写,描绘王世襄在其“漏室”研读时的情景
然而,幸福似乎总是稍纵即近,袁荃猷产后虚弱,儿子出生后不久便感染上了肺结核,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和药物缺乏等原因,她的肺结核病竟然出现了危险的空洞,后来经协和医院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雅的精心治疗,才逐渐有所缓解。但是在袁荃猷卧床静养的关键的一年时间,王世襄得到了赴美国等地参观考察博物馆的机会。面对身患重病的妻子和到国外参观学习这一心存良久的难得机会,王世襄一时间陷入了两难境地。而一贯支持和理解丈夫事业的袁荃猷却没有丝毫犹豫,坚决支持王世襄前往美国等地参观学习,并宽慰丈夫说她可以把父母接来照顾自己。就这样,待王世襄从国外参观学习一年回来后,袁荃猷的病情因为有了青霉素已大有好转。但是直到王世襄晚年,他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私的人”,不该把出国参观学习的机会看得比妻子的生命还重要。
短暂的分别使夫妻俩更加恩爱,随着王世襄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顺利开展,他们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满足两人的共同兴趣——文物收藏。此后,虽然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王世襄也始终陷于政治运动之旋涡中,但是他的明式家具及各类藏品竟然多是在此期间所搜集。虽然为了搜集藏品曾导致生活常常陷入拮据,但是两人并没有为此而产生过分歧,这不能不说是袁荃猷的理解和支持让王世襄在收藏世界里如鱼得水、大有收获。
举例来说,有一次袁荃猷让王世襄到鼓楼商店去买内衣,结果王世襄路经一家小古玩店时,发现其中有一尊明青铜藏传米拉日巴尊者像,顿时爱不释手,用原本买内衣的钱把那尊铜像买了回去。而袁荃猷不仅没有怪罪丈夫,反而表示出她也非常喜欢这尊铜像,并坦诚地说:“要是我也先把他请回来,内衣以后再说。”
性格、情趣和爱好都极为相投的夫妻俩,正是在这种夫唱妇随的幸福和谐中度过了遭受冤狱的艰难岁月,并在人生磨难和同荣共辱中,探讨并最终选择了今后要走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那就是“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堂堂正正”地走自珍之路。
对此,王世襄在文章中曾这样回忆说:
荃猷深明大义,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尽人皆知。思想上的帮助尤为重要。我被文物局、故宫开除后,她提出一定要坚强,对能否坚强的道理,更是一语中的。
她说:“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还能坚强?!你有功无罪,竟被开除公职,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我们从此时起探讨选择今后要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

正是基于对丈夫一心为文物事业而甘愿奉献的深沉了解,表面柔弱的妻子袁荃猷有时也会变得十分刚直坚强,甚至面对强权也毫无惧色。比如,王世襄在“三反”运动中遭受逼供和被关押期间,袁荃猷在有关部门对王世襄进行彻底审查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后,便找到看守所负责审讯王世襄的老班长,理直气壮地慷慨陈词,历数丈夫自民国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5-1946)追缴文物的一件件往事,以及奔赴日本费尽周折运回一百零七箱善本书等经过,使看守所老班长也不由为之打动。
王世襄、袁荃猷在新居赏玩祥字紫漆鸽哨时的留影 
袁荃猷,除了是支持丈夫事业的好妻子,更是一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更是一个勇于担当、敢于迎难而上的智识聪慧之人。对此,我们且看王世襄在《告荃猷》组诗中第十首所追忆一事:
明式家具,一经图解,更见其比例之匀称、结构之巧妙,拙作中有线图多至数百幅者,均劳君绘制,常至深夜。
哲匠从来擅巧思,每经图解见神奇。
阴阳衲凿纵横线,画到西窗月落时。
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在《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这两部皇皇巨著中欣赏到的成百上千幅精妙线图,全是袁荃猷所绘。而当明式家具那种精心设计、雅而不俗、雕琢精细、攒斗巧妙的花纹图案,通过王世襄细腻的文字叙述和袁荃猷精妙的线图展示,让世界人民直观形象地观赏到结构纵横复杂、榫卯阴阳交错的明式家具之风格与神韵,谁能不承认袁荃猷非凡的自学才能和绘图天赋呢?
袁荃猷的古琴造诣也是不容小觑,她先后师从汪孟舒和管平湖这两位古琴大师学琴,每当有外宾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参观并想听一听中国的古琴音韵时,都是由袁荃猷出马演奏。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天高云淡、月朗星稀的夜晚,王世襄与袁荃猷在古老而清静幽雅的芳嘉园四合院里,彼此对坐在那张自制的黄花梨琴案前,在檀香袅袅中以“大圣遗音”伏羲式古琴,共抚一曲《潇湘水云》或《水仙操》之情景,那简直就是神仙眷侣的生活。让世人万分艳羡的还有王世襄在《题荃猷山水襄补丛林》一诗中所描述的、夫妻二人真实生活的一景:
 君画突兀山,我写丫杈树。
云生山树间,是真合画处。
袁荃猷旧藏唐代“大圣遗音”古琴局部
由此可见,在生活中妻子袁荃猷实在是一个充满情趣的人。在供职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期间,袁荃猷一直从事中国音乐史料工作,逐渐步入到国外所谓“音乐图像学”的范畴,并致力于收集乐器以外一切与音乐有关的内容和图像。她将自己过多年搜集来的资料制作成数百张幻灯片,编写成了《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一书,使其成为全国各地音乐院校讲授音乐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袁荃猷生平有两大爱好:刻纸艺术和摹绘山水景致。在她八旬高龄的时候,曾创作新稿拾旧作出版《游刃集一一荃猷刻纸》,让人们对她有了一种别样的认知。王世襄在《告荃猷》第九首诗中曾发出这样的愧疚:
 君曾一再言,平生有二好:
访古摹饰文,游山写实貌。
一自助著书,制图兼编校。
伏案年复年,勤劳致衰耗。
二好愿未酬,我痛难偿报

因为《游刃集一一荃猷刻纸》一书之出版,王世襄始终悔恨说因为自己的鼓励和“怂恿”,竟让年届八旬的老伴在近两年时间内日夜伏案劳作,致使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而先他离世。

《游刃集》封面的刻纸作品《大树图》,是袁荃猷送给王世襄的生日礼物,将丈夫一生所爱的15项玩好,像果实般藏于树冠。
我们如果打开装帧精美、设计巧妙的《游刃集一一荃猷刻纸》一书,首先看到的就是王世襄为此所作的首“怂恿”题诗及诗注:
画稿盈箱箧,朱笺刻未遑。
频遭风雨袭,时为补缝忙。
秋水眸仍澈,柔荑指不僵。
刃过皆剔透,老发少年狂
荃猷喜游刃于纸,积稿盈箧,而为国难家务所扰,久置未刻,孰意年届八句,目明指活,不减当年。为编印此集,竭数月之力而尽刻之,可谓老发少年狂矣。
试想,这又何尝不是两位老人相互勉励、扶持着为中华文化事业所进行的一种孜孜不倦努力的人生写照呢?《游刃集一一荃猷刻纸》收录了袁荃猷自20世纪40年代至出版当年近六十年间刻纸艺术之成果,共分为日作、庆贺、乐舞、文物花草和拾萃六个部分,约有六百多幅作品,真可谓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中,除了记载时代印记和传递社会生活气息之作外,占有极大比重的则是文物类刻纸,比如涉及绘画、雕塑、玉器、陶器、漆器、青铜器和画像砖石等内容的就达两百多幅,且“每选一图,虽有日稿,也要找来原器图片,以免失真”,这恐怕不仅与作者夫妇长年从事文物工作有关,还反映了袁荃猷在治学上细致和严谨的作风。
遗憾的是,《游刃集——荃猷刻纸》一书于2002年出版仅一年多之后,这位老人却没能再作刻纸作品,便带着王世襄的无限深情离他而去。回想袁荃猷与自己长达五十八年的婚姻生活,王世襄愧疚自责之情与日俱增,遂有大量感天动地的缅怀日日深情生活的诗文喷薄而出。
五十八年多祸患,苦中有乐更难忘。
西山待我来归日,共赏朝霞与夕阳。

啰唆如许,我们再来看看王世襄为袁荃猷的刻纸《大树图》所作的《大树图歌》,只想问世间夫妻有多少能够如此相伴一生。
我年三十一,荃猷廿五馀,
结缡五十栽,鬓发皆萧疏。
情趣多谐契,书画常自娱,
同砚临禊帖,淡墨学倪迁。
或展折股箑,君画我作书,
或緬濠梁趣,题诗朱砂鱼。
典钗易古斫,爱此唐桐枯,
松风与梅月,一一入我庐。
合弹平沙曲,鸿雁下寒芦,
笑我指生涩,绰注每龃龉。
老妻多巧思,事事我弗如;
不谙运规矩,家具将无图;
不工描彩绘,髹器谁能摹。
兴来制剪纸,栽刻费功夫,
物象融俗雅,格调前所无。
我生度八秩,甲戌五月初,
老妻以何寿,鄙彼玉与珠。
浏览古纹饰,取舍几踌躇,
定稿始游刃,团栾树一株。
片纸奚足贵,珍之如头颅,
枝间与叶底,处处见真吾。
为此托歌咏,与树同呼吸。
歌成老妻喜,喜谓道不孤。
婆娑欲起舞,相将至庭除,
老舞不成步,老眼半模糊,
人老情不老,呵呵笑相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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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珍集》是王世襄先生编纂的一册个人收藏品汇集,全称是《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书名寓敝帚自珍之意。全书分为古琴、铜炉、雕刻、漆器、竹刻、书画、图书、家具、诸艺、玩具十类,其中有各件俱详细标明年代、来历、材质、制作工艺和传承意义,为鉴赏者提供了详实可信的资料。书后并附有王世襄先生曾发表过的文章数篇,皆有助于读者对相关的收藏作更进一步的理解和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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