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朝老兵口述｜马进定：当时还年轻，不懂战场生死

【编者按】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1953年7月，朝鲜半岛战火熄灭。三年间，先后有约290万志愿军入朝参战。1958年10月，最后一批中国志愿军将士从朝鲜回国。值此六十周年之际，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刊发一组志愿军老兵的口述回忆文章。

采访：李瑞敏

整理：李瑞敏

时间：2018年7月15日至7月16日

我叫马进定，甘肃天水人，今年86岁了，67年前，我19岁……

选择当兵

我的家乡甘谷县安远区也召开了一次抗美援朝动员大会，召集十五到二十五岁的青年自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我们村加上我一共有三个人参会。带我们去开会的是县里的一个领导，或许是担心我们县招不上兵，在大会的间隙又来号召我们同行的几人。同去的两人中有一个刚结婚不久，说不去了，还有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怎么说都算独子，我想这事挨上我了呗，那我就去，我自己也确实愿意去。我就在安远区报了名。我们这些报了名的人，脖子里绑着红绸子花，骑着从地主富农家里收来的骡子、马，一路唢呐开道，被送了回家。

中途为了宣传还进入了一个村庄。在一个院子里，有个老太太看到我们，突然昏倒在地――她的儿子也报名加入了志愿军。我被这突然发生的事件弄得紧张起来了，开始想报名参军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当时我还年轻，其实不懂战场生死，只想着留在家里也是挨饿吃不饱，还不如当兵。那时刚解放不久，农村还是由旧干部管理，利用国民党组织的领导，或地方乡绅。当时所有人都去扶那个老太太，桌子上有摆好的几盘炒鸡蛋，那时候的炒鸡蛋是多么贵重啊。等我再从院子里进来的时候，一个旧干部把几盘鸡蛋都吃光了。

这之后我被接到乡政府，睡一床地主家收来的被子棉毡。我不敢再回家，怕回家之后家里人就不让去了，家里爹妈是舍不得让我去，怕我去了就回不来了。邻居亲戚都说别去，子弹可不长眼睛。我那时听了大家的话才隐约觉得这怕不是件好事，才开始紧张于未来可能的死亡。

甘谷县招了一千多新兵，在县上借了一个大民房开始训练，从基本的行进到打靶射击。训练了一个月之后，组织我们到县医院进行体检，同时有县政府单位开始核查家庭成分、社会关系。通过体检和政治审查的人――大都是贫下中农――继续训练，又训练了两个月，再没有时间留给我们了，一整个师直接奔赴朝鲜战场。铁罐子火车拉着一车的人昼夜兼程，吃饭的时候停在大站，大站上有准备好的补给，火车一停就送过来。我还清楚记得石家庄站送来的馒头，被子里包着刚蒸出来的馒头，还热气腾腾的，刚拿在手里，转眼馒头就已经冻住了，掰都掰不动了，那时候的天气真是十分寒冷。

直面战争

跨过鸭绿江，我们全副武装起来，每人一把步枪或冲锋枪，50发子弹，四颗手榴弹，再背上水壶和粮袋，我们正式站在了朝鲜战场上。部队这时转成了铁道兵，离前线还很远，但晚上依旧能看到南方天空的红光。美国的飞机就像一群乌鸦一样，盘旋在天上不分昼夜地轰炸。铁路修一点就被炸断了，炸断了我们就开始抢修。晚上被炸就晚上抢修，白天炸断就白天抢修，铁路不能通人就不能休息。比如说哪里有座桥炸断了，要在什么时间桥就得通，不通的话补给什么的就都停了，仗就没办法打了，必须要在一定时间里修好被炸的铁路。

那时候朝鲜已经被轰炸得满目疮痍，原来的城市炸得基本上什么也没有了，这些被轰炸过的城市，部队是不敢住的。乡间的民房也大都被飞机炸得零落倒塌，我们就住在这种被炸过的房子里，做饭就在垓上挖个锅头。后来我们部队被炸得没有地方去，民房也没有了，我们就转移到山坡上。朝鲜北部的山大都是低缓的丘陵，没有突出的高山。那些丘陵山上面长满了松树。部队不敢在没树的地方驻扎，开始的时候在山里用松树枝搭棚子，在里面扔一点大米秆子铺在地上住。后来又在树林子里面挖能够容人站立的深坑，再把松树砍倒遮住地坑口，以此来躲避炸弹。我在深坑里面受了湿潮，得了腿病，至今行走不便，但腿病主要还是累的，一旦开始修铁路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我们修铁路没有机器，只有老䦆头和洋镐，就用这些工具挖石头，然后用炸药炸，人拿筐子把石头抬出来，从早到晚就那样干，后来累到走到哪里都能睡着了。

美国的侦察机总在附近，一出来就会被飞机侦察到，一旦被发现，轰炸机很快就会到达，一直要把这个地方炸翻了才肯罢休，再照个相，用来说明轰炸的地点变了样子，这才算完成轰炸任务。

当时我们住在山沟里面，那些从城市里逃出来的朝鲜人也到山沟里来，在森林里面临时搭了房子住。我们要用什么东西也会向朝鲜人民借，部队的纪律很严，借东西用过就要及时还回去，也不允许和老百姓多说话。

我们的粮食是从东北征粮运输到朝鲜，主要是黍，像蒸大米一样蒸熟了吃。很少有蔬菜，朝鲜人民倒是有菜卖，但是人民币在朝鲜不能使用，要换成朝鲜币，要通过银行兑换，所以我们也没法买菜吃，水果更是想都不要想。国内也尽可能运菜过来，虽然觉得辛苦但其实已经很好了。还有猪肉罐头、牛肉罐头，一个班能分两个罐头。部队的待遇也并不高，普通士兵一个月发两块钱，其实也只是够吃饭，我攒了三个月的钱才买了一个手电。想和家里人联系就只能写信，就算是一来信就马上回信的速度，一年能收发两回最多了，非常不容易。

重回故土

入朝两年余，双方终于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跑早操，做内务整理，早饭后进行军事政治学习，讲形势政策。

按照协定，停战以后首先是双方交换战俘。其次是两国要在规定时间内从朝鲜境内全部撤离并受联合国检查。军队其实不容易撤走，一点一点撤军，今天要撤哪个部队，明天撤哪个部队，晚上撤哪个，白天撤哪个，按部就班地进行。我国当时向联合国上报的人数少于我们实际在朝的人数，晚上就偷着撤退，火车也不敢鸣笛。我们从朝鲜撤离，联合国在新义州检查人数。到站停车，一帮外国人来到火车上，个子高高大大，穿长衫子，戴尖尖帽子，我们都年轻，好奇心强，都探出头看外国人，他们上来数过人数后就走了。这之后过了鸭绿江，到沈阳稍事休息，再一路到黑龙江，在小兴安岭修了一年铁路。

后来由于福建还没有铁路，我们部队又负责修建江西通往福建的铁路。去福建时，部队坐渡轮从南京过长江，渡轮甲板上有铁轨，将铁罐子火车车皮一起推到渡轮甲板上过江，一个轮船上带三节车厢，过江后火车再继续从铁路上走。在福建修铁路时，打一个两千多米的隧道打了几个月。那时打隧道是用炸药打炮眼，从山两面打，万一两边错位就会把人炸死在里面，很危险。

在朝鲜时我就提出入党，一直到回黑龙江修铁路时，仍然在考验阶段，直到福建才入了党。我还曾被调到上海的军官学校学习，结果到第十天肃反来了，我们那个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1956年开始实行了探亲政策，轮流探亲，要先提出探亲申请，经上级批准后就可以回家探亲了。一个人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如果超假就会受到处分。部队处罚很严格，受了嘉奖有队前嘉奖，挨批评则有队前批评处分。请假探亲批准一个月时间，回家以后只准住十天，其他二十天是要花费在路途中的，花费在路程上的时间不算是超假，但在家里住超过十天就算超假了。我曾请了一次假回家，在家里住了十三天，已经是算做超假要被处分了，但我回到部队时假期还没到，只用了二十几天。我也犹豫过要不要说谎，但我最后还是说了实话，由于超假三天，最后被队前批评处分了。

脱下军装

后来国家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我们志愿兵没有一个具体的服役年限，但是因为国家征兵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老兵就逐渐退下来了。

我们复员是由部队统一办理手续（老人已不记得具体哪一年复员，复员证上写的复员日期为1957年7月15日），再移交档案给当地政府。当时，国家还可以统一安排工作。因为我们是铁道兵，可以继续留在铁路系统工作，但是福建的天气太热了，我不想留在那里，部队就给了我600块的安家费，还有生猪、粉条、电视机等一些物资补助。当时的政策是精简机构大量支援农村，我就回到了甘谷县。可是县政府也并不关顾我们。直到现在，也只是每个月发两三百块钱，唯一的就是死后凭着复员证领一些安葬津贴，并没有什么旁的。人们说亏了我们这些当兵的了，其实我也不求什么，我这一辈子活的是我，就已经满足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人民志愿军驻防朝鲜问题研究（1953-1958）”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学生自组团队“寻光者”访谈成果，指导老师田武雄，团队参与人：赵楚楚、史龙飞、方超、李瑞敏、赵静、朱浩颉、韩一苇、林小龙、马雯佳、田爱容、李扬、周敏、苏培英、向瑶、杨新茹、王天阳。]